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故宮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在神武門展廳一層，展出了一件特別的文物——舊木箱，上面劃痕密布，疊壓封條，一把老鎖銹跡斑斑，向人們訴說著那段慷慨悲壯的歲月：

1933年山海關淪陷后，為防日寇劫毀，故宮博物院1.3萬余箱文物精品，從北平遷存上海、南京，后在紛飛戰火中，分三路南渡西遷十余省。抗戰勝利后，又經歷了東歸、遷臺和北返，歷時二十多載，輾轉數萬里，顛沛流離中完成了世界文物史上規模最大、行程最長、歷時最久的“國寶長征”，創造了戰爭環境下保護人類文化遺產的偉大奇跡。

奇跡背后，是故宮守寶人在破碎山河中的不離不棄，是逃難同胞為國寶讓路的深明大義，是國際友人在大轟炸中的凜然守護……

“文化一亡，永無補救”

1933年2月5日，夜幕低垂，故宮博物院大門打開。一大批人力車夫拉著排子車，匆匆進入神武門。

太和門前廣場上，擺滿了貼著封條的大木箱。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易培基身披斗篷，現場坐鎮指揮，一件件木箱被有序運出太和門，經過午門，直奔北平西站。

沿途全線戒嚴，兩旁軍警持槍而立。火車站里，兩列全副武裝的火車，正靜靜等待這些木箱抵達。100名東北憲兵在車外守護，車廂內遍布持槍憲警。這些木箱里裝的，是故宮精挑細選的文物，是舉世無雙的國寶。它們，要與日寇的炮火“賽跑”。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易培基就開始醞釀故宮文物南遷一事。

易培基是故宮博物院的締造者之一。1924年，他在北洋政府任教育總長，與同是國民黨元老的李煜瀛一起，策動馮玉祥驅溥儀出宮。故宮收歸國有后，清室善后委員會成立，易培基是其核心成員。1928年北伐成功后，易培基被委任為故宮博物院第一任院長。

清室善后委員會曾于1924年召集上千人，用了5年多時間，第一次摸清了故宮的家底——117萬余件文物。其中，像王羲之《快雪時晴帖》、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宋徽宗《聽琴圖》等，很多都是絕世珍品，是中華民族千年文脈的見證。

易培基深知，日本人侵占了中國東北，狼子野心絕不滿足。平津一帶難免發生戰火，故宮文物在劫難逃，必須早做準備，必要時搬離北平。“國亡，尚有復國之日，文化一亡，則永無補救。”

故宮文物南遷，牽扯各方利益。易培基不敢聲張，秘密安排員工挑選重要文物整理裝箱，并反復叮囑：不要聲張，如果有人問起，就說是為了整理庫房。但故宮人員龐雜，消息還是不小心泄露了。

一時間，輿論四起。

許多北平市民不贊成南遷。東北淪陷，華北人心動蕩，運走這么一大批文物，豈不是在向老百姓宣告，國民政府即將放棄北平、放棄華北？不要國土，不要人民，還成什么國家？北平街頭打出橫幅：“文物南遷就是逃跑！”“堅決反對政府放棄北平古都！”

學界名流也紛紛站出來反對。胡適認為，在國際人士的監視下，未必有人敢破壞文化古物。況且，故宮文物數量巨大，遷移并非易事，萬一發生意外誰負責？徐志摩給國民政府呈文，請求故宮文物“無論巨細，概不出故宮之門。”魯迅則寫打油詩諷刺當局：“文化一去不復返，古城千載冷清清。”

最激烈的反對者，莫過于古物陳列所前所長周肇祥。他聯合各界成立了“北平市民眾保護古物協會”，自任主席，不斷派人給支持南遷的工作人員打騷擾電話：“當心你的命！”并揚言一旦文物起運，就在火車站、鐵路沿線放炸彈。

作為易培基在湖北學堂的同窗好友，時任故宮博物院秘書吳瀛勸易培基，不要操之過急，“古物一出神武門的圈子，問題非常多，責任既重，閑話也多，內外的敵人，都等待著，我們最好不做此事！”易培基反駁道：“大敵當前，國家到了這樣的地步我們都不應考慮這些問題，推卸責任！”

一片爭議聲中，1932年，中央政務會議討論處理故宮文物辦法，其決議之一竟然是：呈請中央拍賣故宮古物，購飛機500架，以充國家抗敵之資。

易培基得到消息后，“不勝駭異”，連忙給坐鎮北平、節制北方八省的張學良拍電報：“故宮所藏關系全國文化，中外觀瞻所系，乞公設法勸阻，始終保全。”

當時，張學良背上了“不抵抗將軍”的罵名，出面勸阻，很可能會背上新的罵名。但作為故宮博物院理事，張學良支持文物南遷。他及時出面斡旋，終止了這項荒唐的決議。據說，后來張學良與易培基在碧云寺旁的一所小別墅里，談了一整天，敲定了文物轉移的具體方案。

1933年年初，日軍僅用3天時間就占領了山海關。長城腳下的北平，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

危急關頭，南京行政院正式批準了“國寶南遷”的決定，密電故宮博物院：“先行選擇最要部分，分別由平浦等路逕行運至滬。”財政部緊急撥款6萬元作為文物遷移費用，以應急需。

“北平安靜，原物仍運還”

故宮文物數量巨大，裝箱、搬遷都是大工程。

當時，故宮有古物、圖書、文獻三館。各館自行裝箱，其他散在各宮殿不為三館提管的，由秘書處裝箱。文物裝箱難易不同。據時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科長的莊尚嚴回憶，最容易裝的是圖書，其次是圖冊檔案，最難裝的是古物。“如瓷器，有的其薄如紙，有的其大如缸，又如銅器，看其形狀似乎堅強，可是一碰就碎。”

故宮工作人員，很多都像莊尚嚴一樣，是剛出校門不久的學生，“沒有一個人對裝箱稍有經驗”。他們只得師法前人——打開庫房，找幾個乾隆以來、由景德鎮運到宮中原封未動的裝瓷器的箱子，打開來看看是怎么包裝的。接著又去琉璃廠各大古玩商店，打聽他們如何把古玩裝箱出口，并請老師傅們上門演示。

裝箱日久，莊尚嚴和故宮同人逐漸掌握了其中要領。比如裝瓷碗，碗與碗之間用棉花隔開，再用厚棉花把兩三個碗裹一起，外面用紙包好、用繩扎牢，包外寫明文物號數、件數。裝箱前，里面先墊一層稻草、棉花，再把包好的瓷碗一層層鋪好，用棉花、稻草緊緊塞滿所有空隙，最后把蓋子蓋好釘牢，使箱子成為一個整體，里面每包都不活動。這樣用心的打包，是故宮文物在歷經萬難、跋山涉水后，依舊安然無恙的關鍵。

起初，故宮為了省錢，用的是裝過紙煙的舊木箱。木板很薄，手扶上去晃晃悠悠。棉花也是回籠的“黑心棉”，味道極難聞。裝箱的員工們有意見：這樣弱不禁風的箱子裝文物，路上萬一有閃失，誰來擔責？

于是，故宮把“黑心棉”換成新棉花，專門定制了一大批長1米，高、寬各0.5米的新木箱。一車一車空木箱、棉花，聲勢浩大地往神武門里拉。整個故宮叮當作響，一片繁忙。據當時在故宮古物館任職的那志良回憶，“剛剛裝箱的時候，大家并沒有十分緊張，以后時局愈來愈壞，大家才趕裝起來。”

歷時近一年，故宮總共打包了13427箱64包文物，包括散氏盤、嘉量等青銅重器，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宋徽宗《聽琴圖》等書畫名品，以及文淵閣《四庫全書》《古今圖書集成》等珍貴古籍。

山海關失陷后，文物南遷已是箭在弦上。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緊急決議：首批文物2118箱于1933年1月31日起運。行政院通過了這項決議。

當天，箱件都已捆扎停當，等待起運。不料，周肇祥竟然作妖，帶著群眾在太和門前高喊“誓與國寶共存亡”，并煽動拉運工人罷工。鬧了一天，結果一件箱子也沒能運出故宮。

易培基又氣又急，趕緊給故宮博物院理事、時任代理行政院長的宋子文拍了一份求助電報。宋子文當時正在熱河，電令北平市長周大文，拘拿周肇祥，關押10天。

文物南遷的日子改為2月5日。行政院密電張學良和北平市政府派軍警沿途保護、隨車押運。為穩民心，行政院還通過報紙向北平各界承諾：“北平安靜，原物仍運還”。這才有了文章開頭那一幕。

2月5日夜，首批文物2118箱從故宮起運。時任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科長歐陽道達描述當時情景：“倉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際，間不容發。”在那志良的記憶中，“當時非常寂靜，除了車輛聲之外沒有任何聲音。沒人說話，也沒人唱歌，有非常凄涼的感覺。”

那志良是首批文物押運人員之一。時年25歲的他，第一次離開北平。臨行前，他的嬸母抓了一包黃土送給他。老太太告訴他，這是家鄉土，帶上它，無論走到天涯海角，都不會忘記北平。

2月6日清晨，兩列滿載著故宮文物的火車從北平西站出發，在軍隊的護衛下一路向南。那一刻，沒有人能料到，這些文物中的大多數，也如同隨車押運的那志良一樣，再也沒能回到故地。

“滬上寓公”

首批文物的總押運官，原本是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時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副館長的馬衡。但由于馬衡主持古物館的古物裝箱，無法脫身，只好換人。

易培基想來想去想到吳瀛，幾次親自上門說服。吳瀛雖然不大支持文物南遷，但念及多年同窗情誼，最終慨然應允。1933年2月5日，他率領幾名故宮同人隨首批南遷文物從北平出發。

據說，當時日本關東軍已派特務偵察情況，準備在文物南遷途中用飛機轟炸。好在故宮早有預防，運送路線沒有從北平直奔上海，而是舍近求遠，繞道鄭州，再走徐州，最后前往上海。沿途經過的地方政府都有軍警分段護送，日軍的轟炸計劃最終落空。

路經徐州一帶時，遇上土匪劫車，1000多人在鐵路附近埋伏。幸虧地方軍隊及時發現，和土匪打了一仗。“匪眾知道泄露劫寶行為了，而且官方有備，所以退去。我們自然格外兢兢。”吳瀛在《故宮塵夢錄》里回憶道。

2月10日，火車緩緩駛入南京下關車站。這時，吳瀛突然接到一個消息——第一批文物，不去上海了。

原來，就在前一天，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國民黨元老張繼在南京中央政治會議上提出緊急提案，建議將故宮文物改運洛陽與西安。他的理由是：“古物運往上海，存入租界，受外國人庇護，是國恥。”

故宮文物遷滬原是宋子文的主意，而這次中政會議，宋子文恰好不在南京。張繼的理由冠冕堂皇，與會人員又無法反對，議案就這樣通過了。

時任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來南京車站接車時，通知吳瀛：列車暫時停靠在站上，先不要卸車。行政院已經打電報到洛陽、西安，如果回電說有地方存儲，立刻轉運過去。

吳瀛哭笑不得，但又毫無辦法。他從軍政部借了大批油布，蓋在火車頂篷上，同時借調了500名官兵，加強防守。2118箱國寶就這樣裝在火車里、停在鐵軌上，原地待命。那志良形容當時是“抬著棺材找墳地”。

等了將近一個月，宋子文回到南京，國民政府才最終決定：古物、圖書照舊運滬，文獻則暫留南京。

3月5日，1054箱古物、圖書抵達上海外灘金利源碼頭，存入上海法租界的一座庫房里。其余1064箱文獻檔案，則運存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大禮堂。

此后三個多月的時間里，又有四批文物先后運到上海。除了故宮自己的文物，還有古物陳列所、國子監和頤和園的一些文物，加起來一共有19621箱72包零8件。

就在文物遷到上海不久，故宮發生了一件大事。

有人控告易培基非法侵占、盜賣故宮文物，南京最高法院對易培基進行審查。易培基為自證清白，向理事會提出辭職。他在北平、上海、南京的房產被查封，財產也被沒收，不得已逃到上海避難，于1937年在上海郁郁而終，年僅57歲。

新中國成立后，這起“故宮盜寶案”被證實是一樁“憑空捏造”的冤案，但在當時卻把故宮推向了風口浪尖。故宮博物院理事會召開緊急會議，選舉繼任者。故宮博物院理事于右任推舉馬衡為故宮博物院代理院長，全體通過。

馬衡是北京大學教授、國學門考古研究室主任，1924年受聘于清室善后委員會參加清點故宮的工作。他不但是故宮博物院草創時期的元老，而且是有名的金石學家，有很高的社會聲望，擔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可以說是眾望所歸。然而，馬衡卻再三婉拒。

馬衡之孫馬思猛在《金石夢 故宮情》一書中道出個中原委：“爺爺深知當時故宮博物院內人事關系復雜，且前院長易培基又陷入所謂‘侵占故宮古物案’，該案尚未了結。故宮博物院院長職務一向是為世人關注，并為一些人所覬覦的職務。”

最后，身為理事會理事的蔣介石發話，“既然大家一致推舉，我看馬先生就不必過謙了吧。”無奈之下，馬衡向理事會提出三個條件：就任院長只理院務，不問“易案”，對故宮文物進行重新點查造冊；以無黨派人士身份任職；對故宮博物院進行全面改組，院長對院內人事安排有處置權。故宮博物院理事會一一通過照準，馬衡這才于1934年4月正式出任故宮博物院院長。

馬衡上任時，文物南遷已告一段落，對遷滬文物進行點收成了頭等大事。故宮文物從北平起運時，由于事起倉促、時間緊迫，賬冊記載相對簡單。這次點收規定，每件文物的質地、色彩、尺寸、款式都必須寫在文物單上，一式兩份。一份裝箱時封在箱子里，一份裝訂成冊，匯集為《存滬文物點收清冊》。這份冊子成為故宮南遷文物最完整的賬冊。

清點文物時，需要給每件文物編號。清室善后委員會曾按《千字文》順序，即“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為文物編號。馬衡一改前例，把故宮1.3萬余件木箱分為四大部門，編成四個代表的簡字。古物館箱用“滬”字，圖書館箱用“上”字，文獻館箱用“寓”字，秘書處箱用“公”字，連在一起，所有文物便成了——滬上寓公。

“寓公”在古代指失掉領地而寄居他國的貴族。把遷滬文物比作“寓公”，在莊尚嚴看來，是馬衡“對這些無價國寶幽了一默，而事實確實如此。”

上海氣候潮濕、人員復雜，文物遷到這里是權宜之計。1936年，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決議，在南京籌建分院及永久性庫房。教育部把金陵名勝朝天宮，撥給了故宮博物院。1937年1月1日，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正式成立，在上海存放了四年的故宮文物被全部運到那里。

國寶的漂泊之旅眼看就要結束，然而，僅僅七個月之后，日寇的鐵蹄就逼近了這座六朝古都。

“文物前腳剛撤，炸彈后腳就到”

1937年8月13日，日寇進軍上海，南京岌岌可危。

剛剛落戶南京的國寶，不得不再次漂泊。南京朝天宮庫房有1.9萬余箱文物，數量龐大，一下子肯定運不完，故宮博物院理事會決定，水陸并進，分批遷入西南大后方。

8月14日，第一批故宮文物在長江碼頭裝船，準備從水路運往漢口。這批文物只有80箱，卻是珍品中的珍品，里面有甲骨文、鐘鼎、范寬《溪山行旅圖》、李唐《萬壑松風圖》等。

莊尚嚴再次臨危受命，隨同國寶踏上漫漫西遷路。在他身后，慘烈的戰事已經拉開序幕。據當時的工作人員回憶，文物運到長江邊時，東邊隆隆的炮聲已清晰可聞。由于碼頭上擠滿了逃難的南京市民，故宮雇用的英國“太古輪”堅決不肯靠岸。緊急關頭，押運文物的故宮職員向大家說明了原委，逃難的同胞深明大義，立刻讓開碼頭，讓國寶先走。滿載文物的輪船順利逃脫了日寇的魔爪，難民們卻與古老的南京城一起等來了一場浩劫。

7天之后，莊尚嚴秘密將這批文物帶到長沙，存放在新建的湖南大學圖書館地下室。還來不及喘氣，日軍就開始轟炸長沙。日軍或許是得到了故宮文物存放的消息，對著圖書館連發一枚重磅炸彈和七枚燃燒彈。圖書館被夷為平地，只剩下幾根殘柱。

幸運的是，轟炸前幾天，馬衡就已經通知莊尚嚴緊急撤離，調出10輛公交車，將文物轉運到貴陽，輾轉存入貴州安順一個叫“華嚴洞”的天然山洞里。

華嚴洞，洞深壁厚，冬春干燥，是貯存文物的好地方。莊尚嚴和故宮同人在洞里建起木制房屋，作為庫房。此后五年，縱使外界炮火連天，安順幾次告急，故宮文物在這里也是安然無恙。

一次，馬衡來華嚴洞視察，與學生兼屬下莊尚嚴在戰亂中相逢，分外高興。一日酒后，馬衡登高在巖壁上寫下：“卅二年（1943年），鄞邑馬衡偕伍蠡甫自陪都來，整理故宮書畫，與其事者，莊尚嚴、鄭世文也”。

莊尚嚴則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叔平師因事至安小住月余，一日酒后忽發逸想，老頭子竟攀梯登三丈許，亟崖大書百余字，可作紀念。”

但“老頭子”和莊尚嚴都沒有想到，這是他們最后一次一起暢快喝酒。

1944年11月，“黔南事變”爆發，貴陽告急，存放在華嚴洞的故宮文物再次面臨危險。莊尚嚴和故宮同人連夜將文物轉運至四川巴縣，在飛仙巖臨時倉庫秘藏了一年多。

回過頭來再說存于南京的故宮文物，第一批文物運到長沙后，馬衡收到行政院指令，所有故宮文物，盡可能搶運到大后方。搶運分兩路進行：一路走水路，在南京碼頭裝船，沿長江向上游行駛；一路走陸路，在浦口裝火車，向西北運。

走水路的一支，到1937年11月打包好了近萬箱文物。當時，南京不斷遭到敵機轟炸，城內異常混亂。大家不分晝夜地搶運，“在庫房工作的，遇有警報來臨，他們還可進入山洞去躲避，在碼頭上、車站上，裝車船的人，便只有在車子下面，破屋檐下，躲避一時，警報過后，馬上續裝。”

近萬箱文物先后于11月19日、12月3日，搭載英國輪船從南京下關碼頭出發。許多押船的故宮人都是臨時接到通知上船。由于沒時間整理行李，大家都手忙腳亂。有人匆匆回家，看看什么東西都舍不得，索性什么東西都不要了，拿起桌上的一把折扇，忍淚離開了家門。

目的地本來是漢口。然而，12月13日南京淪陷，武漢已經不安全，這批文物又不得已繼續向西再向西，于1938年5月22日抵達重慶，分藏安達森洋行、川康平民商業銀行等7個庫房。

1939年春，日軍在重慶開啟了持續數年的無差別轟炸，即不分軍事目標還是平民區全部轟炸。

安達森洋行的老板是瑞典人，他不但把自己庫房存儲的臘肉和百貨全部搬走，騰出地方存放中國國寶，還在日軍轟炸時，把瑞典國旗插在房頂，甚至把國旗平鋪在空地上。瑞典是二戰中立國，日軍不敢貿然轟炸，存放在這里的3000多箱故宮文物得以幸存。

躲過重慶曠日持久的大轟炸后，這一批文物又轉運四川樂山。在緊急打包裝船過程中，故宮職員朱學侃一腳踏空，墜入艙底犧牲。

走陸路的一支，是西遷途中最驚險艱辛的一路，由那志良負責。

1937年11月，7000余箱文物搭乘專列從南京出發。出發沒多久，就在鄭州車站遭到日軍轟炸，幸虧司機沒有棄車逃命，果斷發動列車，帶著文物專列沖出火海。此后，那志良一行把文物安置在寶雞，眼看局勢日緊，又用300輛軍用卡車帶著文物，翻越3000米高的秦嶺，于1939年6月到達四川峨眉縣。

不料，存放好的文物又遭到火災威脅。

1943年6月8日，峨眉縣一百姓家中失火。由于四川農村的房子多為竹木結構，沒過多久，周圍一整片房子都燒了起來，火勢向西門蔓延。而西門外，就是存放故宮文物的武廟。火勢兇猛，搬走幾千箱國寶肯定來不及了。

那志良急忙找來當地保長，勸說家住西門前的村民把自己家的房子統統拆掉，以抵擋火勢蔓延。村民們都不愿意。那志良向大家承諾：“武廟里藏的都是故宮國寶，不能有任何閃失，如果火燒不到西門外，故宮給大家賠償！”

聽到是故宮的國寶，駐守士兵和峨眉百姓一起動手，拆除了武廟周圍的房屋。剛剛拆完，大火就沖出了西門。而此時，武廟周圍已經拆出了一片“隔離帶”，庫房里的故宮文物安然無恙。

就這樣，紛飛戰火中，故宮文物舟車顛簸上萬公里，輾轉大半個中國，一次次地躲過了日軍轟炸、翻車、火災等種種意外，堪稱奇跡。馬衡感慨，“像這一類奇跡，簡直沒有法子解釋，只有歸功于國家的福命了。”

“做到一半的復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10日，華北戰區侵華日軍受降典禮，在故宮太和殿廣場隆重舉行。北平各界20余萬民眾，見證了這一榮耀時刻。

身在重慶的馬衡，開始積極張羅文物回歸。他籌劃將分藏四川巴縣、樂山和峨眉三地的故宮文物，盡快集中到重慶，然后按照先前的承諾，全部運回北平。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國民政府最終決定將文物遷往南京。

1947年5月31日，首批文物從重慶啟運，走水路東歸南京。由于石鼓體大箱重，不便裝船，交通部派10輛汽車，裝載石鼓等笨重文物共62箱，由陸路直接運往南京。那志良負責押運。

石鼓，是一組十件外形似鼓的花崗巖刻石。每件高二尺、直徑一尺多、重約一噸，上面鐫刻著幾百個文字，即“石鼓文”。“石鼓文”刻于先秦時期，是我國最早的石刻文字，人稱當今漢字的“祖宗”，被康有為譽為“中華第一古物”。

石鼓原本存在國子監，隨故宮文物一路南渡西遷。從北平出發時，“石皮已與鼓身分離，敲起來有嘭嘭聲，如果石皮脫落，只剩下石心，石鼓就一點價值沒有了。”因此，從一開始，故宮人就對石鼓的包裝、運輸格外小心。

不承想，運石鼓的車輛在回南京的路上翻了車。當時一位司機為了省油，在下坡時關了油門，恰巧在轉彎時，對面駛來一車，速度極快，司機在驚慌中急打方向盤避讓，車頭撞在山壁上失去控制，車上的人紛紛跳下。車摔得破爛不堪，裝文物的木箱，全部掉到山溝里。

石鼓是否受損？開箱檢查時，在場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包裝一層層掀開，發現第一件石鼓安然無恙。大家長舒一口氣，又去打開第二個包裝箱，發現第二件石鼓也沒有損壞。就這樣，連續打開十件石鼓箱，發現所有石鼓都完好無損。

“這不啻為一場奇跡，也讓我們心有余悸。”那志良在《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一書里寫道：石鼓裝車的時候，因為它本身很重，沒有將石鼓捆扎在車上，倒機緣巧合地讓它們逃過此劫。如果當時將石鼓和車子捆在一起，這件稀世文物就一定被毀了。

1947年7月26日，石鼓抵達南京。1947年年底，水路運送的文物也到達南京。至此，1.6萬余箱文物輾轉萬里的西遷之旅，宣告結束。

還有2900多箱文物一直滯留南京。

1937年12月，這2900多箱文物都已經碼在南京下關碼頭，準備裝入預約好的太古洋行輪船。但由于日軍不斷轟炸，輪船不敢靠近碼頭，直接開走了。這些文物不得已又被運回朝天宮保存庫。

日本占領南京期間，朝天宮保存庫被用作傷兵醫院，庫門被打開。據說日本人有意把里面的文物運回國，當時汪精衛政府的幾位部長出面阻攔，把這些文物運到中央研究院、地質調查所等處，與其他機關的文物保存在一起，抗戰勝利后陸續收回，尚無重大損失。

北平淪陷后，留守故宮的人員處境也極為艱難。時任故宮博物院總務處處長的張庭濟帶領留守人員，在日偽統治下苦撐了八年。除損失一些圖書、銅缸等，故宮留平文物基本無虞。1944年，日軍從故宮劫走91座銅燈亭、1尊銅炮，準備制造炮彈子彈。還沒來得及運回國，日本就宣告投降，這批文物也被從天津追回。

西遷文物有沒有損毀？那志良和故宮同人開箱逐件清點，并按照原始清冊一一核查。令人欣慰的是，幾十萬件文物輾轉大半個中國后，只有幾件損壞到不可修復，其余幾乎沒有損毀。

這幾件損毀文物，據《故宮文物南遷》一書記載：“在重慶合記堆棧，因樓板斷塌，破損3件瓷器；在寶雞火車站，汽車過鐵路卸庫時與火車發生碰撞，黃瓷大盤、鐘表玻璃罩因震動破碎；在漢中庫房裝箱檢查時，一名士兵手榴彈不慎墜地，發生爆炸，當場炸死士兵1人，重傷2人，彈片傷及文物4箱，1件乾隆款白地青花瓷盤被炸碎，大號彩花大瓷瓶瓶口炸缺2寸許，瓶身破裂。”

文物清點結束后，國內局勢急轉直下。馬衡看到復員北平已經沒有希望，便把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工作交給時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徐森玉。莊尚嚴、那志良、歐陽道達等留守南京分院，馬衡則回到北平，主持故宮本院的復員工作。

1947年9月3日，也就是日本正式無條件投降兩周年的日子，馬衡在北平廣播電臺做了一場關于《抗戰時期故宮文物之保管》的演講，回應社會關切。末了，他透露了一個心愿：“這一批文物能夠回到南京分院，只算做到一半的復員工作。運回北平，恢復到‘九一八’以前的狀態，那才算是完成復員工作。”

然而，馬衡的心愿始終沒有達成。

兩岸三地

1948年11月，淮海戰役打響。國民黨節節敗退，國民政府日暮途窮。

蔣介石有意退守臺灣的想法在國民黨內部傳開，故宮文物再次面臨遷徙。11月10日，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的多名理事，包括外交部部長王世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任李濟、徐森玉等，在故宮博物院理事長、行政院院長翁文灝的官邸開了一個小會，商討文物的去留問題。

會上“決議”：將故宮文物遷運臺灣，先選精品，其余根據交通形勢盡可能移運。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文物和圖書也一并遷臺，具體事宜由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秘書、教育部次長杭立武負責。行政院很快通過了這些“決議”。

隨后，行政院命令馬衡盡快將北平故宮里的國寶精選裝箱，空運南京。但馬衡有心把國寶留在故宮，留在北平。他假裝回復照辦，轉頭就拖延時間，再三交代手下：“包裝一定要細致謹慎，不要慌，不要求快！”裝箱進度十分緩慢。

1948年年底，馬衡下令將故宮對外出入通道全部關閉，嚴禁通行，以致選裝的文物無法運出。行政院多次函電催促，馬衡以“機場不安全,暫不能運出”為由一拖再拖。拖到北平和平解放，故宮文物一箱也沒運出。

除了搶運國寶，國民政府也大力“搶救”平津學術教育界知名人士，鼓勵北平文化名流南遷赴臺。被列入“搶救”名單的有大學校長、文化界人士、知名學者等，馬衡也在其中。教育部派飛機前來接運，馬衡以病后健康未復婉拒登機。

馬衡遲遲不南下，國民政府只得將遴選故宮文物的重任交給徐森玉，并明確指示，盡量將南京文物全部運往臺灣。如果實在帶不走，也要選擇一類文物，將二類文物留在大陸。

徐森玉曾明確表示反對文物遷臺。他給友人臺靜農的信里寫道：“袞袞諸公妄以為臺灣為極樂國，欲將建業文房諸寶悉數運臺，牽率老夫留京十日，廁陪末議。期期以為不可，未見采納。”雖然反對，但又無可奈何，于兩難之間，徐森玉只得大膽“調包”，將一批一類文物換成二類文物，“以次充好”運往臺灣。

而彼時，莊尚嚴接受了國民政府的命令，準備押送第一批文物前往臺灣。馬衡從北平得知后，立即致信莊尚嚴，勸他務必攔下南京文物。

一邊是國民政府的命令，一邊是多年恩師的托付。莊尚嚴身在南京，就在國民政府眼皮子底下，不得不聽從命令。

馬衡動了肝火，給莊尚嚴再去一信：如果不愿阻攔文物赴臺，就斷絕二十多年的師生關系。

1948年12月22日清晨，莊尚嚴隨772箱文物登上“中鼎號”登陸艦，從南京下關碼頭出發，駛向臺灣基隆港。

據徐森玉之外孫女王圣貽回憶，國寶啟程前，徐森玉自知留不住莊尚嚴，只能拉著他的手千叮嚀萬囑咐：“現在這些文物要分開了。從今以后，我負責看管一半，你負責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臺灣去看管好這批家當。”莊尚嚴點頭：“先生放心，人在文物在。”

莊尚嚴帶著文物在臺灣安頓下來，收到了一封馬衡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話：“此后故宮文物在臺，兄須好自為之。”莊尚嚴見信，感慨萬千。抵御外侮的年代，師生二人尚可一起談詩、喝酒，日本早已投降，兩人卻無話可說。這成為他晚年“最不愿被觸及的內心隱痛”。

直到1949年1月28日，國民黨政府先后分三批從南京運往臺灣的文物共計2972箱，占南京所藏文物的六分之一。

據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一書記載：“南遷書畫9000多件，運臺5458件，其中就有書圣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南遷銅器2787件，運臺2382件，其中就有銘刻字數最多的西周重器毛公鼎。”臺北故宮博物院，便是在這些文物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文物運臺后，國民政府聘請徐森玉赴臺主持文物管理。徐森玉為避此劫，稱病返回上海躲了起來，并從此脫離了故宮。守護故宮南京分院遺存文物的重擔，由此落在了歐陽道達身上。

歐陽道達臨危受命，為避免文物在戰亂中再遭劫難，命人把朝天宮保存庫的大門用水泥全部筑死，直到南京解放。1950年1月，歐陽道達親自押運首批故宮南京分院文物1500箱抵達北京西車站，十件石鼓也同車運抵。

此后，留存在南京故宮分院的南遷文物，陸續返運回北京故宮博物院。后來由于“文革”，有2000多箱大約10萬件官窯瓷器滯留南京。時至今日，這批南遷文物仍分居兩岸三地，即臺北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

而故宮的守寶人，也隔海相望、天各一方。

新中國成立后，馬衡仍任院長一職，并為故宮收購了大量珍寶。1952年，馬衡從故宮離任，改任全國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1955年在北京病逝。他的子女遵照遺言，將其畢生研究所藏的文物、圖書、拓片等，全部捐給了故宮。

護送文物遷臺的莊尚嚴，后來再也沒能回到北京。他出任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直到1969年退休，為故宮工作了45年。有人送他一方圖章，上面刻著“老莊老運好”。“莊”是“裝”的諧音，“運”是運氣的“運”，又是運輸的“運”，莊尚嚴愛不釋手。

莊尚嚴晚年病重，在臺北榮民總醫院搶救，彌留之際，嘴里反復念叨著兩個字，聲音含混不清，身邊的人都聽不清楚。莊靈湊到父親的嘴邊，反復傾聽，才終于聽清了那兩個字——北平。

莊尚嚴四子莊靈曾說：“父親最大的遺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親自帶著這批遠渡重洋來到臺灣寶島的故宮文物，重新回到北平故宮。”

參考書目：那志良著《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吳瀛著《故宮塵夢錄》；馬思猛編著《金石夢 故宮情》；莊尚嚴著《前生造定故宮緣》；杭立武編著《中華文物播遷記》；祝勇著《故宮文物南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