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學術路途上的人與書

張歡：張老師好。您以前也談過自己的個人經歷與學術道路，但很少提到碩士畢業后在深圳的兩年工作情況。您為何走出校園以后又回來呢？

張均：我1997年從武漢大學碩士畢業，導師於可訓先生考慮將我留校。但出于兩重原因，我放棄了這個機會。一是經濟的壓力。我是農村學生，讀書期間一直捉襟見肘，做過家教、編過書，對錢的事情就考慮得比較多。二是當時對學術還沒建立那么強的信念。其實我由工科考到中文系讀研，主要目的是寫小說，并不清楚“研究生”做什么。這也是出身“寒門”的缺陷：視野不夠開闊，知識局限。不像我有些優秀的同事，中學時就立志做古文字學研究，我在那時，都不知道世界有一門學問叫“古文字學”。所以，我最終選擇去了深圳三九集團工作。這家公司比較關注文化，出資辦過《新周刊》。我去的部門是企業宣傳部，主要是辦一個企業內刊，做編輯，有時也做一些優秀生產案例的采訪與報道。

大概半年之后，我就打算離開了。一則因為工作過于簡單，一個喜愛文學的高中生就足以勝任，二是深圳比較特別，幾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都在“搞錢”二字之上，講“身家”，講投資。文化，如果不是那種能“搞錢”的文化，在這里往往被認為沒有什么價值。當時我正熱愛肖洛霍夫、馬爾克斯、海子這樣的作家，終于發現自己與深圳難以“合拍”。的確，長期捉襟見肘的生活，使我不得不經常考慮錢的問題，但如果要把我的人生的主要部分都用來“搞錢”，也終非我所愿。于是，就選擇了考博，1999年來到廣州讀書，走了以前沒有想到的學術道路。

張歡：看來每個人的學術機緣真的有很大不同。從您的回憶看，這段工作經歷與學術關聯似乎不大，那這段經歷對您后來的學術研究到底有沒有影響呢？

張均：兩年深圳生活的收獲還是比較大的。一是幸運地碰到部門領導、前輩作家李延國先生。他是20世紀80年代知名的報告文學作家，寫過《在這片國土上》《中國農民大趨勢》等作品，2021年獲“中國報告文學創作終身成就獎”，早期一些當代文學史都有專門篇幅介紹他的創作。他對我讀博非常支持，我離開深圳后，他還連續3年支持我每月900元的讀博補貼，相當于當時中山大學博士補貼的3倍。我對他的支持終生感激，他還讓我意識到：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種，總有人與你聲息相通，能“看見”你內心堅持的事物。二是對時代的認識。批評界往往認為“70后”作家是“夾縫中的一代”，未能像“50后”那樣趕上“啟蒙”“革命”之大時代，只能寫一些個人的“小確幸”。學術研究也是如此，似乎“70后”也在夾縫中，有些多余。我的感覺不太一樣。我在深圳的時候，深圳人口是700萬，現在人口是2000萬，這個城市，是這四十年中國最好的縮影。深圳給我打開了一個新的視角，即“70后”從記事起，正好與“啟蒙”“革命”之后另一個可名為“改革”的大時代同步。它有自己的邏輯，其成功與輝煌，皺褶與幽暗，皆非啟蒙能比，而堪與革命相提并論。我的本科同學幾乎全部在科技企業工作。他們很多都從底層“逆襲”，重新書寫了自己的命運。有十來位同學創辦了企業，有的同學的公司已經上市。當然，文學不必做“成功人士”的記功簿，但也不能唯將失敗認作自己的“高價值”題材。這些普通人的命運“逆襲”，本身也是“改革”偉大故事的縮影?！案母铩苯?0年了，這也是中華民族逆天改命的50年，它不是另外某個大時代的“尾聲”或遙遠的回響，不可被描述為“后啟蒙”或“后革命”。它需要自我命名，而非被其他時代所命名。在此意義上，我覺得深圳給予了我理解自己時代的眼光，也影響了我對當代文學的判斷和期待。

張歡：在您重新進入校園后，為什么走上今天這樣的學術道路？在您的成長過程中，對您影響較大的學者有哪些？他們的研究對您有何啟發？

張均：借用某種說法，在中文系“鄙視鏈”中，現當代文學往往處于“底部”。但我很熱愛這個專業，因為它不是為遙遠的“經典”添加注腳，而是對我們置身的時代發言：為什么今天年輕人不讀小說而讀非虛構？《南京照相館》與《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釵》孰優孰劣？如何評價《洛桑的家事》與《額爾古納河右岸》？如何看待《白鹿原》與曾經生活于斯土的“沉默的大多數”？如此等等的疑問，經常突如其來地在腦子里蕩來晃去，讓人激動，讓人總是希望叩問我們的時代，也讓人對更好的文化建構、更理想的社會秩序抱有期待。所以，最終選擇以學術為志業，與我們專業內在的思想的可能性關系密切。

回望過往，我受過不少學者的啟發。最直接的是兩位導師：於可訓教授與程文超教授。碩導於先生是有幸才能逢得的“人師”。他下過鄉，做過知青、工人、車間主任，經歷過古人所言“窮愁憂患”，待人溫暖，同理心強，能夠理解不同處境中的人生。他主要從事文學批評。他以別林斯基等大批評家為模范，但并不依傍時尚概念或權威意見，而是深入作家的“精神史”，深入作品本身，達到“詞當合其人之境地以觀之”（劉熙載：《藝概》）的批評境界。這種方法，承續傳統批評“知人論世”之法，但兼有批評家自身豐富深沉之人生體驗，打通“人”“我”，自成體系。這些對我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博導程文超先生是另一類型。他去世比較早，才49歲，有很多學術計劃未及完成。文超先生治學，比較強調“二十世紀”這一宏觀框架，注重百年視野。他自我期許很高，有明確的建立獨立理論體系的意愿。他在去世前完成的《欲望的重新敘述》一書，對“文化”概念提出了創造性的解釋，將“文化”理解為因應特定語境的話語實踐。我后來思考“實踐敘事學”并據之開展本事研究，可以從這里找到源頭。當然，在中山大學讀書時，今年剛過世的黃修己先生也給我們博士生上過課。他有關“干貨”（史料）、“硬傷”的說法，對我也有非常直接的啟發。

張歡：這幾位老師是您在讀書期間的師法對象，您最初進入學界，主要寫的是作家論，但引起學界關注的則是那本《中國當代文學制度研究（1949-1976）》，中間差異其實是比較大的。在這中間有沒有前輩的影響或學術上的某種機緣？

張均：我最初本來是按兩位導師的路子做文學批評，但很快發現不好持續。直接原因就是，博士畢業兩年后文超先生英年早逝。當時我已在中山大學工作，我注意到，批評文章的發表，多是約稿、組稿，作品還未正式出版，批評文章已經準備到位。在此情形下，若不在某個特定“圈子”之內，散兵作戰，是比較困難的。而且，以活著的作家為研究對象而又想堅持“好處說好，壞處說壞”，似乎并不那么容易（近年我僅偶做批評，但已引發兩位著名小說家的不同意見）。我當時很感困惑。正好這時洪子誠先生的《問題與方法》提供了制度研究的“路線圖”，而其時跟著於先生做的“中國當代文學接受研究”課題可以改造為文學制度研究，于是，我就此轉向，從此走上史料研究的道路。

在此過程中，洪先生的著作起了很大作用。當然，對于洪老師這個平易、深沉的前輩，我很晚才得認識，但讀他的《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來他發表《關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國文學》，出版《問題與方法》，都在當時青年學者中產生了廣泛影響，如黃發有、斯炎偉、武新軍等。不少年輕人由此從批評現場逐漸退出、轉向文學史研究，我也是其中之一。洪先生給我們開啟了文學制度這一嶄新領域，以前不知道稿費、刊物、作協組織、會議等也可成為“研究”的對象。洪先生的親身示范，以及他“隱身”于歷史邊緣而形成的冷靜、睿智而不依附的思想態度，以及“關注某一‘文學事實’是如何成為這樣的‘事實’”的歷史化處理方法，都成為我努力學習的對象。但也只能是“努力學習”，畢竟，經過歷史動蕩而形成的切膚之感，是很難學習的。

而在“歷史化”層面，程光煒先生對我也有很大影響。我認識程先生比較早，但跟他較近距離的接觸，是2008年到中國人民大學訪學，參加了他主持的“重返八十年代”的課堂。在那個課堂，我發現一種“以過程為方法”的方法，即重點不在于論證一個作家（作品）究竟有多么杰出，而在于他（它）何以會成為我們所熟悉的這個“形象”，其間有怎樣的話語力量介入其中并形成或對話或博弈的相互關系。這樣的“歷史化”過程，大約是落了地的知識考古學方法。依據這種粗淺理解，我也寫了篇關于史鐵生如何成為“重要作家”的文章，后來被人大復印資料轉載。有段時間，我曾考慮是否要跟著程先生做“八十年代文學”研究，但當時已著手做20世紀50-70年代文學制度研究了，也對周揚、胡風、丁玲等文學派系的運作產生強烈興趣（這項研究目前擱置了），所以最終未做調整，而主要集中在20世紀50-70年代這個領域。

自1994年跨專業進入中文系讀研至今，給過自己激動與啟發的師友并不限于以上所列。唐小兵主編的《再解讀》、李楊的《抗爭宿命之路》與《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蔡翔的《革命/敘述》等，都是我常翻常新的案頭書。而對于諸位優秀批評家的新著，我也十分喜愛，因為其中的超拔識見往往為我所不具備。人生苦短，沿途所遇見的書與人，都令我心生感激。

二   在自我否定中前行

張歡：目前您為學界比較了解的，可能是當代文學系列研究（如制度、報刊、本事等），其實您第一本專著《中國現代文學與儒家傳統》是以現代文學為研究對象的。相較后來幾本書，此書被提及的頻率好像稍微少一些，您能就此談談嗎？

張均：如果放在今天，我就不會再出版這本博士論文了。我一直把它看作自己的“學術彎路”。當時年輕，沒有意識到史料工作的價值，也輕率地不以前人研究為然。路子不正，卻也不太聽老師的批評，實為教訓。如果說，很多學者是通過博士論文來確立研究的基礎和方向，我則通過它搞清楚了那樣的文章不可以寫。當然，這本書也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問題，如梁生寶身上的“君子范”，可以見證儒家社會主義的內在脈絡。但總的說來，我現在較少寫這種把全部重心都壓在自我闡釋上的文章。我甚至對同學說：假如一篇文章不用史料就可以寫出來，那這樣的文章最好不寫。當然，學術路徑難妄斷優劣，我并不認為不下材料功夫就不好，只是以我現在的趣味與習慣，是比較少這樣做的。

張歡：說到史料，您在今年“中國當代文學的學科化問題”會議上的發言題目就是《當代文學史料工作中的“事”與“理”》，請問何謂“事”、何謂“理”？二者在您過往的學術研究中呈現什么關系，您現在對此又有何思考呢？

張均：我的發言主要是講我自己的困惑。其實，重視史料工作是一回事，但把史料發掘完畢之后怎么寫，則是另一回事。比如，在搜集完《林海雪原》本事資料以后，文章就有兩種寫法，一種是說曲波因為舊事難忘，所以想寫這部小說，然后我們通過史料，將他怎么起意寫這篇小說、怎么去找材料又怎么以刪增損益的方式撰成這部小說的過程，全部捋清楚，讓讀者明白其來龍去脈。這是以“事”為邏輯搭建整篇文章的寫法。還有一種，也是我目前采取的寫法，即通過一個內含于史料中的具體文學史問題（譬如左翼-社會主義文藝如何講述“反面人物”的故事、“舊小說”機制如何在“紅色經典”中落地生根等問題），來重新選擇史料、組織論述。這是以“理”為邏輯的寫法。以前我很少做以“事”為邏輯的研究，認為這樣寫缺乏有力量的理論闡釋，難有識見。所以，我的每篇本事論文都會有一個具體理論問題，然后按照問題討論的需要，挑選出有助于論證的材料，隨后按論證之需要，將它們分解、安置到不同論證位置，然后形成完整的論文。在我的認知里，會認為這樣的論文具有更優的問題價值。

但這兩年，我則感覺以“理”為邏輯也有問題。（1）“理”把“事”打亂了。很多史料本身即可顯示完整、飽滿的事件本身，但若以“理”的邏輯來研究，很多材料就會被砍掉，因為它不符合問題論證的需要。如此一來，“事”就會受損，難以完整。（2）我們談的“理”，可能剛發表時尚覺創新，五年后就感覺沒有太大意思了，20年后甚至感覺沒有再讀的必要。相比于“事”，“理”可能更經受不住時間的淘汰。也由此，這兩年我就比較懷疑依“理”不依“事”的做法是否真的妥當。上次杭州開會，會間程光煒老師來提示我，說我的研究可以在“事”與“理”之間加一個“人”。這是醍醐灌頂的提醒。當然，加進“人”之后，以作家個體精神史來結構本事的發掘、修改與藝術效果，顯然可以加大“事”的比例，而且“人”“事”“理”更見貫通。在后面的新時期文學本事研究中，我想以此改變一下。

張歡：這讓我想起，您不止一次提到“我經常尋找自己研究中的缺陷”，您可以再談一下這個問題嗎？

張均：我這樣說并非暗示我的研究很完美，以至于需要費力“尋找”才能發現缺陷，其實只是客觀描述我的窘迫。這種窘迫，源于我的工科出身。與科班出身的學者相比，我的理論素養、方法訓練，都明顯存在差距。李漁有言：“強而后能者，畢竟是半路出家，止可冒齋飯吃，不能成佛作祖也”（《閑情偶寄》），我大略就是這種情形。有一段時間，我投出去的論文多數石沉大海，申報國家課題屢報不中。一同畢業的博士同學都拿到第二個國家課題了，我第一個還沒拿到。在此情況下，我也陷入焦慮，但比較理智。我的選擇是，提高自己，提高論文的質量。舍此之外，別無他途。所以，我很少埋怨編輯或評委。不是因為埋怨于事無補，而是這里面存在一個確鑿無疑的事實：即你的稿子（本子）沒有讓編輯（評委）產生愛不釋手的感覺。實則編輯與評委都是優秀的學者，如果我們的稿子（本子）沒有憑借新觀點、新材料或新方法（哪怕是其中一“新”）召喚出這些優秀學者內心深處的學術熱情，顯然是我們自己存在問題。

事實上，假若我們的研究真有那么一點“新”意，編輯是不會錯過的。我印象較深的一件事情是，2012年我寫出第一篇本事研究論文（即《〈暴風驟雨〉的史實考釋》），大概4月份通過郵局掛號寄給“《文學評論》編輯部”，結果7月份文章就發表出來了，幾乎是收到即上刊。今年5月份到長沙開會，遇到當年收稿的編輯老師，他還記得13年前我的這篇投稿。這樣說也非炫耀（我給《文評》投稿還是以石沉大海居多），而是想表明，我們投出的稿子（本子）確實存在優劣之分。所以，怎樣避免寫出壞的稿子或平庸的稿子，怎樣通過不斷反思，不斷發現缺陷也不斷琢磨改進，就很有必要。與此同時，在“三新”（新觀點、新材料、新方法）之外，對文章的寫法也應多有考量。一個編輯，每天閱稿無數，必有疲倦之感，如果文章讀好一陣都讓人摸不清你的思路和邏輯，那被棄讀也屬正常。所以，要把文章寫得“好讀”，要讓人讀了兩三頁之后還清晰知道你的邏輯，在寫法上就須費心。不少師友認為我的文章邏輯比較清晰，有工科生邏輯。其實不盡如此，只不過是我不希望讀者在我的文章中“迷路”。所以，寫的時候較多“一、二、三、四”之類標識，也忌諱將文章平鋪到底，而是適當使用設問、反問，制造“波瀾”，讓邏輯線清晰浮現。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會有意迎合。實際上，對于我認為能夠言之成理的觀點，我還是盡量堅持的。最近兩年，我都遇到因不愿修改某些觀點而失掉發表機會的情況。

這種自我反思還涉及整體的研究領域與研究方法。譬如，我做文學制度、文學報刊研究大概有十年時間，做到中途就意識到此種研究比較“外圍”，不太能涉及文本形式及其背后的作家精神史。于是，就開始尋求能兼容史料研究與“再解讀”“重返八十年代”的新路子，此即文學本事研究。這項研究與報刊研究在時間上有所重疊，到今天也超過十年了，我又開始感覺到它的缺陷了，即“事”與“理”的糾葛問題。在后面的新時期文學本事研究中，我會考慮補足程光煒老師提出的“人”的因素欠缺的短板。

張歡：您的文章的確有可讀性強的特點，您2024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方法》頗受青年學生的喜愛。截至目前，該書在豆瓣平臺上被打出了9.4分，也“出圈”到小紅書等社交媒體，有的帖子以“文學考研必讀書”來介紹之，這是您當初設計此課程時預料到的嗎？

張均：這個的確沒有想到。其實我寫教材堪稱冒險行為，一則自己知名度并不廣，二則中山大學地處嶺南，多數讀者未必有興趣關注這種出自非學術中心的教材。但之所以寫，最直接原因是希望幫助我們中大的同學。此前我接觸過一些成績優秀的同學，他們出去參加推免面試，有時也會鎩羽而歸。究其原因，則與我們的教學未把學生帶到“研究現場”有關，所以考慮開課并編教材，沒想到教材能得到中大以外同學的關注。這些關注、肯定和批評，對我都是鼓勵。這本教材與洪子誠先生的《問題與方法》、與北京大學出版社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概要》都有關系。最初開課時也考慮按照《概要》的設置，依照“十七年文學”“朦朧詩”“先鋒小說”等問題分頭梳理，但后來想到，研究生不僅需要了解前沿研究的進展，更需直接“操刀”，需要“在游泳中學會游泳”，而這些年，當代文學研究方法的競爭與迭代都很引人注目。于是，就改以方法為主，兼涉問題。

當然，寫作此書，也與我自己學術根基不夠深厚有關。做任何研究，都要事先了解前人的積累、創造和未盡之處，心里要有一本賬，要能兼顧“上下左右”（王瑤語），要能“瞻前顧后”（胡喬木語）。但這個“賬本”，我一直沒能做出來，所以也想通過編寫教材，給自己上點難度。我有個特點，就是遇到不懂的問題，還是比較高興，希望能把它弄懂。當然，寫的時候對各種代表性研究方法必然需要適當評述。我的基本考慮，對前人研究不宜太過輕薄，也不宜太過崇拜，實話實說即可。這本教材因此沒有“學術腔”，沒有特別追求穩妥，而是如實道來，有些觀點與別人也不盡一致。

三  學術研究的“人民”視角

張歡：您目前正在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紅色文藝與百年中國研究”，能否介紹一下為何關注此問題以及如何研究此問題呢？

張均：拿到這個項目是個意外，非常感謝我至今都不知道名字的評委們。不過對此問題我一直有思考。近40多年來，“重新發現20世紀中國革命”日益成為緊迫問題，這在文藝領域比較突出。今天，對于左翼-社會主義文藝的質疑、反思比較充分，甚至部分“歷史化”研究也主要是“通過從對象內部把握它來達到否定它的目的”，那么，左翼-社會主義文藝有沒有自身值得肯定的比“債務”更重要的“遺產”呢？應該說，學界的回答非常乏力。故我一直有個愿望，希望能對此開展“正面強攻”式的研究。這個重大項目與我的心愿正好契合。不過，我不太贊成“紅色文藝”的概念，這種完全著眼于意識形態功能的命名某種程度上是有所簡化甚至扭曲的。所謂“紅色文藝”，依然有其對“真”與“美”的追求，并不僅僅止于“善”或政治目標。所以，我一般都稱之為“左翼-社會主義文藝”。不過，“百年中國”概念特別好，它明確提出：要從實踐維度研究左翼-社會主義文藝，不能把它們當作孤立、封閉的文本，或僅視作作家心靈的寄托。其實，來自現實并重返現實、介入現實是其突出特征。比如，為何左翼-社會主義文藝強調集體、勞動與平等？從實踐視野就容易得到解釋。從1950年代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工業化重塑國運，通過農業集體化為工業化提取農業剩余，還要應對“冷戰”威脅，在此背景下，如果文學不提倡平等而倡導門第，如果不贊揚勞動而稱頌“霸道總裁”，如果不銘記犧牲而虛無歷史，那中國必無逆天改命之可能。所以，只有在“百年中國”視野中，才能揭示左翼-社會主義文藝的所以然及其內部演變。這個課題目前進展比較順利，預期可在2026年初步完成。與此同時，我們團隊也編選了一部9卷本、450萬字的《百年社會主義文藝資料匯編（1921-2021）》，現已交付出版社，預計在2026年出版。

張歡：剛剛提及“人民文化”，就我的感受，您的研究似乎一直對“人民”有親近之感，有一個為“人民”追求權利的出發點。這可能不完全是由書面閱讀所建立的感受，而更多與自身的經歷相關。也有同行對這個詞持有與您不完全相同的認識，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張均：“人民”概念在學界存在爭議，但“大眾”“庶民”“民眾”“群眾”等也各有其意識形態含義。鑒于此，我仍使用這個概念。它有兩方面的優點。一方面，它不僅是對事實的指認，還包含著希望——希望普通人不僅自認為“勞力”，而仍要對未來懷有希望：把自己當作社會的平等的一分子，參與創造一種可能的未來。另一方面，左翼-社會主義文藝資源今天仍可激活、轉化，如“人民史觀”“人民主體”“人民文化”等。至于有同行對“人民”概念有所懷疑，原因有二：一、“基層”內部并非同質整體。當年讀研究生時，有個同學就表示，無法理解高加林為何一定要離開農村，其實種地也未嘗不可。后來聊起，才發現他們家也種地，但是在國營農場種地。國營農場與陜北村莊都是“基層”，但完全是兩個世界。二、思想選擇之異。出身相似者走上不同的思想道路，歷來多見，而近40多年“新自由主義”風靡全球，追隨此種理論并將“人民”概念指認為意識形態，再正常不過。但我頗記得霍布豪斯的說法，“自由而無平等，名義上好聽，結果卻悲慘可憐。”我相信，沒有經濟上的相對平等，自由就只能是奢談。故我仍愿堅持“人民”視角，關注“沉默的大多數”的真實狀況，關注文學之于他們的表述，包括敞開與遮蔽，包括未來可能生活的構想。

張歡：明白了您關于“人民”的潛在期待，這也是您的研究深具“草根情懷”的原因。有人認為您的研究“有理性也有情懷”，那么，您如何理解當代文學研究的價值與責任呢？

張均：很多人以為文學研究的責任主要在于幫助讀者理解經典作品，這是比較淺層的價值。其實，多數家喻戶曉的作品，讀者難道真的看不懂以致需要一代代研究者反復解釋？其實不然，古如《古詩十九詩》《靜夜思》，近如《故鄉》《百合花》，多數優美文本實在無須連篇累牘的解釋。故當代文學研究的價值尤其在于為讀書人提供思想。文學作品不是研究者的“主人”，而是對話的對象。研究者不必貶低作品，也不必崇拜作品，而是在研究者、作品、現實之間建立“三邊對話”，藉以揭示文本的生產機制，揭示特定時代文化生產的內在邏輯，進而重新勘定我們與時代之間的關系。這樣的研究當然不及電視劇那樣擁有無邊無際的觀眾，但在專業學生和有思考力的讀書人中間，它啟人思考的能力可能超過作品。就我自己的閱讀經驗看，讀毛尖《凜冬將至》的思想收益要大于流行電視劇，讀溫鐵軍《八次危機》的思想收益要大于《李順大造屋》。其實，不少當代作家讀書過少，也是嚴重的問題。譬如，《“漏斗戶”主》《李順大造屋》對于農業集體化作出了自己的評價，但作家是否深入思考過集體化的發生邏輯以及當年中國的歷史境遇呢？相對而言，研究者讀書更多，更有責任將豐饒的思考帶給年輕人。譬如，研究者可以指出哪些作品存在建設性思考，當今中國應該建構怎樣的主流文化，人民、政府、市場在新的文化建構中應該達成怎樣的平衡關系，等等?？梢哉f，當代文學研究是當代中國社會積極的參與者和建構者。

張歡：從目前節奏來看，“本事研究”和“紅色文藝與百年中國研究”或許會在不長的時間里逐漸被完成，您現在對后續的研究有設想嗎？

張均：雖然設想比較多，但目前明確的一點是，我的左翼-社會主義文藝研究可能難以為繼了。近年來，聚焦20世紀50-70年代遇到了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在學界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所以，等重大項目結束以后，我在這方面的研究可能會大幅收縮。這其實不符合我希望在一塊“根據地”上長期“深耕細作”的學術初衷，但學術研究也需要順勢而為。我將來的研究，從方法上講，將更多地偏向史料工作，希望能在“理論減法，史料加法”上有所進益。

張歡：作為年輕人比較關注的中年一代學者，您對青年學者有什么建議嗎？

張均：我的學術生涯長期與逆境相伴，所以對今天“內卷”局面能感同身受，有三句話想送給年輕人。一、無論多么艱難，還是要有一定的“出世”的心境。不要太深地陷入學術工作，而是要時時抽身出來，要明白學術只是大千世界之一，且是不那么重要的“之一”。我老家的農民，至今也不知“學術”為何物。我的本科同學，多數認為人文學術的價值略近于零。這樣說，并非要否定你我的研究，而是希望適當以“他”觀“我”，可能更多一些平常心，更少一些得失心，更能與目下的數據化生存達成適當的平衡。二、“不要為負能量所裹挾”。這是前輩學人吳承學教授的話，我想轉贈給年輕的朋友。我這次去景德鎮，買了一只陶瓷小豬，為什么買呢？我覺得這豬吧，頭腦單純，埋頭吃食，它不知道這個世界很復雜、很兇險，但這又何嘗不可呢？這個世界的負能量本來就足夠密集，若能不知道，還是不知道的好。做好自己，“只問耕耘，不問收獲”，反而可能有更大的收獲。切不可對此種彼種的內幕有太大興趣，進而被負能量所裹挾，不信任學術，最終害了自己。三、不忘初心。文學研究，在今日社會已是邊緣職業，愿以身入局者，多有無法磨滅的“初心”。我自己做研究，基準點是我的父母以及與我一起度過童年、少年時光的伙伴們（他們目前絕大多數仍在農村），而不是現在我身在其中的高知群體，或我有所接觸的其他群體。我想，每個人投入文學研究的基準點各不相同，但都是我等最初的出發點，須臾不可忘卻。如果有一天，我們過多地為非學術事務所牽扯、所淹沒，我們也會大概率地失掉自己。這三句話，我自己也常常不能做到，但愿與諸君共勉。

（作者單位：張均，中山大學中文系；張歡，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