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不忘做書人——讀汪耀華的《出版往事》
近讀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汪耀華新著《出版往事》,啞然失笑中抱以愧怍:這本書名前綴其實還有“散落在書頁上的”七個字,若是省略,那就聚焦不了書中敘述的23位書業前輩的真情故事。至于“讀書不忘做書人”,似乎也有瑕疵,該是“讀書不忘寫書人”為妥;可寫書人沒有背后的做書人,好書便不能面世,讀書過程也像缺少油鹽醬醋,味道不那么鮮美了。
汪耀華開宗明義地說:本書所寫,大致為出版人的出版故事,有些曾長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的則是難得披露,卻多少能給人一種精神力量和生活的感受。說實話,汪耀華研讀了不少出版史料,挖掘做書人的真實故事,可謂碎金閃爍,遺珠可拾,一代代出版人的精神世界躍然紙上,讓讀者對張元濟、陳原、范用,以及趙家璧、曾彥修等出版前輩懷以無限敬意,更想到中華文脈傳承相連,他們對中國文化和思想的貢獻將永遠為后人牢記。
商務印書館1897年創辦于上海,1954年遷北京,與北京大學同時被譽為“中國近代文化的雙子星”。商務印書館的創立標志著中國現代出版業的開始。難能可貴的是,商務善待員工為出版業楷模。1932年1月29日,商務印書館上海總廠被日軍炸毀,受到毀滅性的打擊。當時商務上海各機關員工有3700余人,大多數人多年倚為生活的總廠被毀而且室家財物也同遭此劫。“他們都紛紛擠到商務印書館設在安全地帶的發行所來要求救濟。”“所以我們第一件工作便是分頭向各銀行的后門鉆入,去商量暫借若干現款,藉以救濟正在流離失所的同人。結果即于商務印書館被第一炸彈而發火的一小時內,宣布發給各同人每人救濟費十元。第三天宣布每人加發半個月薪水。”雖人心各異,矛盾交織,但商務“以人為本”,撒下讀書種子,留住文化根脈,值得當今出版業深思。
《出版往事》中有一篇寫陳翰伯出版生涯的趣聞,他青春辦報,皓首出書,從1958年至1966年的八年開創了商務印書館的再度輝煌,1978年7月任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代局長,直到1979年12月任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首任主席,這個“代”字的官銜卻沒去掉,之后的局長(署長)分別是邊春光、宋木文、杜導正、于友先……其實,作為我國出版“首領”,何人所能“代”?《中國大百科全書》《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先后出版,都凝聚著陳翰伯的功績,他倡議創辦三種雜志:北京出版《讀書》、上海出版《辭書研究》、香港出版《開卷》,他為這三種雜志組織編輯班子,商定編輯方針,幫助安排出版。他為《讀書》雜志匡定了11條批語,為《辭書研究》歸納了10條辦刊方針。這些業績,無人可代。但人無完人,有人在肯定他成績之余,也評說起缺點:他“有時對事情考慮也有不周的地方”“我覺得他的缺點是,似乎少了一點幽默感”“翰伯有時正直到令人吃驚的憨態。”書中還寫到如此見聞:有人回憶,1972年,北京流傳一個笑話(有人一口咬定是真事)。出版口的負責人在向周總理匯報時,總理說:“可以印《三國演義》嘛!”匯報的人說:“那個嘛,作者還沒有修改出來呢!”不管有沒有這件事,周總理確實點名調回四個人,即出版口的陳翰伯和陳原,文物口的王冶秋,《人民日報》的袁鷹。當時,陳翰伯落實政策返京時帶回了補發的800元工資,用一部分補發的工資買了三頭牛,贈送給了當地農村。陳翰伯的這些細小瑣事,大體還原那個時代出版家的個性、心境與真誠,體現出一身正氣、兩袖清風的書生報國的情懷。
本書中,汪耀華寫到與三聯書店總經理沈昌文、新華書店總店總經理汪軼千、《出版工作》主編滕明道、《中國出版年鑒》及《出版參考》主編方厚樞、《新聞出版報》總編輯謝宏等京城出版界大家的友情與交誼,倡導“做書,是出版人一生的事業”的人生觀,講述“不唯學歷講能力,不拘一格評人才”的真實例子。
在《據事修史樹典范的方厚樞》一文中,講述老署長宋木文是方厚樞的老領導也是好領導。方先生1987年申報副編審職稱,因學歷僅是“初中肄業”,未評過“編輯”,英語也只識幾個字母和會說少量單詞,擔心評不上。當時,老署長任編輯出版專業高評委主任,在評審時提議、全體評委通過,破格評定了方先生的編審職稱。1991年11月,新聞出版總署在北京國際飯店舉行頒發政府特殊津貼證書儀式,老署長主持頒發證書的座談會,經他征得黨組其他同志同意,按專業任職經歷、學識水平和實際貢獻,使白以坦、王大山和方厚樞以特例同其他老專家們一同名列第一批入選:人民出版社副編審白以坦,因校對《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無一差錯而被稱為“校對王”;榮寶齋王大山(無高級專業職稱),因鑒定古字畫和現代名人字畫善辨真偽而享譽京城書畫界;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編審方厚樞,長期在國家出版機關工作,因自學成才,有“活字典”和“資料庫”美稱,并在辭書、年鑒和出版史研究中成績突出。準確地說,方先生在一個介于“斷層”的空間中,有真才實學,脫穎而出,發揮出他的才干,為出版史留下了珍檔。在之后的寫作中,他也不回避、不跟風,保持著一個史家的直率和認真。這是時代的賦予,也是做書人的幸運,尤其有宋木文這樣慧眼識“千里馬”的伯樂。
說到讀書、做書,《出版往事》還提到其他故事,像《鄭士德記憶中的發行要事》《聽李昕做書引發的故事》《古舊書里討生活》,講到讀書、買書、藏書、賣書、販書、捐書的閱讀流程和閱世人生,讀來興趣盎然。有趣的是,汪耀華提到一本《書販笑忘錄》(中華書局2018年4月出版),記錄著13位當代舊書商人的人生閱歷,提及潘家園、古籍、拍賣等等,很多年來一直是書友們尋覓、鑒賞、舉牌的代名詞。從13人的經歷中,幾乎可讀出這個行當的大致輪廓。其中的人生往事、艱難不幸或賺錢藏寶,都是尋常人樂以知道的故事。這本書記載著在人們身邊的那些書販們的不凡故事,讀來不僅容易產生同感,而且感覺還差“后回”。但愿人們能從這本《出版往事》讀出更具象、更新鮮的感受。
(作者系人民日報社原高級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