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西南聯大博物館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舉辦的特別展覽《烽火·弦歌——西南聯大與抗日戰爭》，展出了我們近期捐贈的一枚印章，禁不住心潮涌動，回憶綿綿，至為感奮和欣慰。

這枚印章是聞一多先生篆刻后贈予他學生李國香的。而李國香正是家父。這枚印章的特殊珍貴之處，在于邊款一側有“抗戰勝利紀念”“三四、八、三一 昆明 一多”的銘文。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是公歷1945年8月31日，正值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后不久，距今整整80年。

方寸印章，邊款寥寥15字，時間、地點、人物、內容、情感，一目了然！它不僅是聞先生抗戰期間蓄須明志、剛毅堅卓、刻章紓困直至迎接勝利之浩然風骨的歷史物證，也是聯大師生愛國情懷的精神象征，其價值可謂永恒。

家父是西南聯大外文系1946級畢業生，聞一多先生是父親讀大一時的國文老師。聞先生在古漢語課上講《左傳·鞌之戰》時的生動形象和語調，家父一直記憶猶新。父親有一次回憶說，聯大師生生活條件極端困苦，當時就有“不得了”與“了不得”之說：一句是生活上窮得“不得了”，另一句是精神和學問上志存高遠“了不得”！

家父出身貧寒，在重慶、昆明讀高中和大學，因買不起長途車票，竟連續9年未能回家探親；祖父因病離世，他也只能垂淚遙望，在夢中相會。當年的西南聯大，連一座公用澡堂都沒有，4年期間家父沒花錢在街上澡堂洗過一次澡……

像聞一多這樣的國學大師，為了生存，也不得不在授課之余擠時間“掛牌治印”，補貼家用。但在做學問上，聽課的學子和講課的老師都絕不敷衍。聞先生有一次在課堂慷慨陳詞吐露心聲，勉勵學生不辱使命，自強不息，要為未來活下去、奮斗下去！他說：“人生存的欲望應該是非常強烈的，你看馬路上斷了腿還在爬行的乞丐，我們也許認為他活著已沒什么意義了，不！他還在向前爬……”（1982年2月22日李汀日記）

還有一次父親回憶：當時有一部電影叫《一曲難忘》，是波蘭作曲家肖邦的傳記片，講述了肖邦和女作家喬治·桑的愛情和在戰亂中為祖國抗爭的故事，結尾鏡頭是肖邦患肺病仍在激情彈琴，一口鮮血噴在了琴鍵上，生命戛然而止。聞先生說他非常喜歡這部電影，看過三遍。（1982年5月26日李汀日記）

聞先生擅長金石篆刻，聯大教授浦江清專為他寫了駢文“廣告”，曰：“浠水聞一多教授，文壇先進，經學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幾人知己；談風雅之原始，海內推崇……”對此，西南聯大的梅貽琦、馮友蘭、朱自清、潘光旦、蔣夢麟、楊振聲、羅常培等12位著名教授聯名推介，一時聞先生“治印”傳為美談。

另有一個傳聞，聞先生對聯大師生和友人刻印不收費用。出于對聞先生的崇敬，20歲出頭的學生李國香就不知深淺試著找先生求印，沒料到聞先生欣然允諾了，然而此后卻又無聲無息。這讓家父愧疚給先生添了麻煩，聞先生可能是太忙無暇顧及，抑或因求印者諸多而忘卻。總之家父再未去催要。

抗戰期間，聯大學生救國熱情高漲，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美軍飛虎隊來到昆明，滇緬遠征軍啟程，許多學子投筆從戎奔赴沙場，不少同學擔任了盟軍翻譯。父親的英文、法文成績都很好，經外文系主任陳福田先生和同班同學蔣燕華（蔣夢麟之女）的推薦，1944年至1945年，家父一邊讀書一邊在昆明的陸軍總部后勤部擔任了兼職的美軍翻譯，雖沒有正式軍銜，但有個“少校”職級。陸軍后勤部的主要任務是為前線部隊保證供給，在翻譯崗位上，家父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昆明一片歡騰。出乎意料的是，不久后聞一多先生把刻有“抗戰勝利紀念”的圖章交給了家父。這讓久盼無果的家父喜出望外，真正感受到了聞先生的人格魅力！聞先生非但沒有忘卻一位普通學生的心愿，還選擇了最好的時機，在印章側壁刻上了值得永遠紀念的文字。

抗戰勝利后，讀大學四年級的家父和中文系學生楊伯達（筆名戈揚）聯合創辦了一份文學刊物《兩周文藝》，辦刊費用是家父當盟軍譯員的遣散費。父親曾回憶，囿于經費不足，刊物僅出了5期就中止了。這幾期刊物轉載過聞一多、郭沫若等人的文章，還發表過自己的小說、戈揚的詩歌《搶火者》等，聞先生對《搶火者》評價很高。只可惜1946年家父大學畢業返回甘肅老家途中，丟失了一件行李，其中就有幾份《兩周文藝》。

大學畢業后家父先在蘭州教授英文，后轉向中國少數民族維吾爾語言文史和突厥語的教學與研究。他先后在蘭州大學、西北民族學院任教，成為新中國成立后這個領域的拓荒者。他篳路藍縷，傾注30年心血，終于在20世紀80年代撰出世界上第一部《維吾爾文學史》，被學界認為是“我國第一部系統論述維吾爾文學發展歷程的專著，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家父還從事維吾爾文學和外國文學作品翻譯，多有譯著出版，成就斐然。

在教學上，家父可謂桃李滿園，分布在北京、新疆、甘肅等地的畢業生，在各行各業為增進民族團結和建設邊疆做出了貢獻，許多學子成為知名專家、教授、出版社社長和各級行政領導。1987年，甘肅省政府授予家父“教書育人獎”。家父曾對我們說，自己在教學和學術研究上的成就，是與母校西南聯大的教育分不開的，他感恩自己的母校。

1990年家父因病突然離世。為紀念父親，在戈揚先生指點下，我們家人曾在北京、昆明、重慶等地圖書館、紀念館，查找《兩周文藝》，可惜未果。我們還與研究西南聯大校園文化的專家李光榮（西南民族大學教授，曾出版《西南聯大與中國校園文學》等6部專著）取得聯系，問詢是否發現過《兩周文藝》，李光榮拍了一張圖片發來，是他在云南搜尋資料時做的卡片，取自當年《十二月》刊物封底介紹，如下：“聯大兩周文藝社主編（附新詩專頁）下期（第三期），有李廣田的批評，楊周翰的介紹，斯紀的小說，戈揚的詩等。”上邊的“斯紀”正是家父的筆名。李光榮給我留言：“原件沒有找到。隨時注意吧，會有希望的。”

能清晰、準確地說明聞一多這枚印章原委者，是我的二舅李松年先生。1947年底，李松年離開蘭州去南京求學，出發前，家父將聞一多先生送的印章，轉贈給了未婚妻（我母親李荷荷）的二哥李松年，以激勵他志存高遠、努力奮斗，并在印章的另一側壁刻上“送松年 斯紀于蘭州”幾字。

二舅于1949年考入南開大學企業管理系（當年叫工商管理系），實現了他考取名校的愿望。新中國成立后他從軍和轉入中國人民大學，1957年二舅響應組織號召，從直轄市天津去了四川成都，在一所市屬中學當了一名數學教師，兢兢業業，一直到退休。

2015年，88歲高齡的二舅李松年因病住院，在病榻上對我們深情地講述了聞一多先生給家父刻印的經過，說這枚印章他一直珍藏身邊。我們聽了很興奮，認定這枚印章很有紀念意義，問二舅是否宣傳一下，或把印章捐贈給相關博物館收藏？

但二舅未置可否，從態度上看似有不舍。二舅說，這枚印章是你們父親李國香與自己相知交好的一個紀念，當然也是聞先生和李國香師生之誼的物件。至于是要捐贈，還是留給家人當“傳家寶”，老人家沒有表態。不久后，二舅就去世了，這枚印章從此就收藏在我的表妹李欣家里。

2024年春節我去昆明旅游訪友，又一次參觀了西南聯大博物館，看到了家父全班同學在聯大校門口的照片，看到了聞一多先生刻章的圖文，看到了西南聯大紀念碑，看到了青草坪上聞先生的石雕像……我再度萌發了把這枚印章無償捐贈給聯大博物館的念頭，并很快與表妹李欣、兄長李深達成了共識——把印章捐贈給西南聯大博物館珍藏，讓它回歸于曾經誕生的地方，讓但凡能與它相逢的參觀者，由此想到聞先生的風骨，回憶時代風云，感念西南聯大師生的精神情懷，由此更加熱愛祖國，不忘“中興業，須人杰”的歌詠，這該是最為美好和有意義的選擇。

2025年4月6日，一個裝載著這枚印章和其他聯大紀念物的紙箱從北京寄往昆明西南聯大博物館。

不久后，我們收到了博物館的回復與收贈證書，回復說：“衷心感謝您對西南聯大博物館的信任與支持！您的肯定是對我們最珍貴的鼓勵，能為保存、守護這些珍貴物品盡一份力量，我們非常榮幸……感恩感謝，這是小家的珍藏，也是大國的歷史，您的托付我們一定不會辜負，一定會保護好這份珍貴的聯大記憶，傳承好不朽的聯大精神！”

此時此刻，我們想到，要把這些真實的經歷告知遙遠天國的聞一多先生，也告知家父李國香，告知二舅李松年……告知許許多多不曾相識卻能心靈相通的人們，相信他們一定能感覺到心的顫動，這是我們后輩最虔敬的心愿。

（作者：李汀，系中國作協影視文學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