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著炮聲寫日記”，巴金在朝鮮戰場前線

內容提要：巴金的《赴朝日記》（一）（二）是其20世紀50年代初兩次進入朝鮮戰場深入生活的忠實記錄，收錄于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巴金全集》第25卷，日記手稿（原件、抄件）現藏于中國現代文學館。通過對讀日記手稿原件、抄件及全集本，發現存在諸多訛誤、刪改、脫文等問題，尤其是失抄了1952年10月3日、4日兩則日記，通過校勘學、手稿學的方法可以恢復日記之原貌。《赴朝日記》是認識“當代巴金”文學創作與思想轉型的重要史料文獻，該日記所記載的兩次“入朝”在一定程度上可視作巴金在1949年之后的“原點”與“基點”?！叭氤毙袆友a缺了巴金政治履歷中的革命工作經歷，同時也成為巴金在50—60年代文學創作的主要題材和為數不多可供調用的寫作資源與生活素材。

關鍵詞：巴金 《赴朝日記》 深入生活 手稿 勘誤

巴金曾說：“兩次入朝對我的后半生有大的影響?！盵1]20世紀50年代初的兩次赴朝是巴金在1949年后最為重要的歷練之一，也留下了兩本《赴朝日記》手稿，現藏于中國現代文學館。這是巴金在朝生活最為忠實的記錄，也是我們理解“當代巴金”文學創作與思想轉型的重要史料文獻。既往研究多從巴金的思想變遷入手，[2]本文則充分利用《赴朝日記》的第一手文獻資料，通過對手稿原件、抄件及全集本的重新辨識、校勘整理與對讀研究，運用?？睂W與手稿學方法處理日記所存在的訛誤、刪改與脫文等問題，盡可能恢復《赴朝日記》的原貌，有助于更準確地理解巴金的赴朝經歷，并提供一個窺探巴金文學創作與思想轉型的獨特視角。

一 巴金《赴朝日記》手稿概況與版本問題

《人民日報》1952年3月6日轉發新華社消息《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組織作家深入生活進行創作第一批作家巴金、曹禺等將分赴朝鮮和工廠、農村》，隨后《文藝報》1952年第5號也發布通訊《全國文聯組織作家深入生活進行創作》：“全國文聯根據這次整風學習的精神，決定將組織作家深入生活、進行創作作為今后工作的中心任務”，“赴朝鮮的作家且訂立公約，保證不要求生活上的特殊照顧。作家們對于這次出去體驗生活，抱有很高熱情，決心克服過去單純收集材料的錯誤想法，而強調在斗爭中自我改造，并保證堅決完成創作任務”。[3]這是巴金赴朝的時代背景。

《全國文聯組織作家深入生活進行創作》，《文藝報》1952年第5號

1952年2月，巴金即應召赴京集中學習，參加由文學、美術、音樂等方面的17名文藝工作者組成的“全國文聯赴朝創作組”并任組長。1952年3月赴朝，10月返京。[4]1953年7月27日，《關于朝鮮軍事停戰的協定》在朝鮮板門店簽訂后，為創作需要，8月巴金再次赴朝“體驗生活”，1954年1月回國。關于這兩本《赴朝日記》的具體情況，巴金曾在致王仰晨（樹基）的信中有所交代：

一九五二年我參加全國文聯赴朝創作組到中國人民志愿軍采訪。我第一次下部隊，對軍人生活很不熟習，為了便于記憶，我隨身帶了一個小本子，簡要地記下每天的生活：一些人和事，盡可能寫的簡短，只求對自己有用。衣袋里裝著小本子，上上下下，跑來跑去，這一次我在朝鮮住了七個月，十月十五日回到北京，下了火車，我就把小本子收了起來。到第二年（一九五三）八月我再訪朝鮮，才又把它帶去。

這一回只留下五個月的日記。以后我就沒有機會再過鴨綠江。[5]

巴金[6]《赴朝日記》（一）（二）兩部手稿原件及抄件現藏于中國現代文學館，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王仰晨受巴金所托，于20世紀90年代捐贈。兩份稿本的具體情況如下：

（一）原件／手稿本?！陡俺沼洝肥指逶?，尺寸為12×7.5 cm，黑色皮質封面，豎翻活頁橫格本，雙面連續書寫。原字跡為藍黑色鋼筆書寫，另有少許黑筆、紅筆涂描刪改校對痕跡，應為出版前巴金或其侄子李致校閱時產生?！陡俺沼洝罚ㄒ唬┱墓?0頁，139面，字體較大，筆跡較工整，基本按行書寫，裝于兩層信封內（見本頁圖）?！陡俺沼洝罚ǘ┱墓?9頁，36面，字體較小，書寫稠密，筆跡較潦草，基本不按行書寫，裝于褐色牛皮紙信封（見225頁圖）。

巴金《赴朝日記》手稿（一）

巴金《赴朝日記》手稿（二）

（二）抄件／抄稿本。抄稿本系方便日記文稿的編輯排版，巴金安排助手根據日記手稿原文抄錄所成，使用方格文稿紙單面抄寫，上有大量編校字跡和排版信息，并附頁碼和注釋文字?！陡俺沼洝罚ㄒ唬?，封面1頁，正文共196頁。根據抄錄的筆跡來看，應有兩人參與了抄錄工作，根據抄稿右上角機印頁碼，5～70頁和132～200頁為同一人用藍色圓珠筆抄錄，正文71～131頁為另一人用藍黑色鋼筆抄錄。《赴朝日記》（二），封面1頁，正文共78頁。根據筆跡來看，也有兩人參與抄錄工作，根據抄稿右上角機印頁碼，202～218頁由一人用藍色和黑色圓珠筆抄錄，219～279頁為另一人用藍色圓珠筆抄錄。根據抄稿本的筆跡推斷，應有多人（至少三人）參與了《赴朝日記》手稿的抄錄工作。

《赴朝日記》抄稿示例

1985年初，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王仰晨曾致信巴金，提議編輯出版《巴金全集》（后簡稱《全集》），得到巴金同意并受委托主持《全集》編輯事宜。[7]1986年11月，李致去上海看望巴金時，巴金計劃將《全集》中日記部分交李致校看。1988年巴金開始著手《全集》日記卷的整理工作，他曾希望李致退休后能協助其做《全集》的編校整理工作，信中道：“有一個時候我倒希望你退下來幫忙我做點工作，例如整理我的日記、佚文、書信等等，還有在我不能工作的時候，代替我幫助王仰晨編好《全集》的后一部分?，F在這些都成了空想。”[8]李致此時剛當選為四川省政協秘書長，一時無法全力協助，頗為愧疚，主動請纓負責?？慈沼?。[9]

根據巴金同王仰晨、李致等人的書信推斷，《赴朝日記》的整理?？惫ぷ髋c稿本流傳的大致經過如下：1988—1989年底，由助手根據日記手稿原件陸續抄錄副本，[10]形成抄稿本／抄件，因原件字跡很小，巴金多校閱抄件；1989年12月，巴金將校閱過的抄件及原件一并寄往四川，由李致校對；1990—1991年底，將校對完畢的抄件和原件寄送北京，交王仰晨處理、發排，后兩部手稿曾暫存于王仰晨處保管，直至捐贈中國現代文學館。

對于《赴朝日記》手稿原件及抄件的處置與去處，巴金曾做出明確安排。1989年底，巴金致信李致，示意其完成《赴朝日記》抄稿后，同原手稿一并寄給王仰晨，原稿由后者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11]后又在1991年11月7日、1993年4月28日、1993年10月28日、1993年12月9日、1994年4月3日數次同王仰晨通信確定并叮囑手稿處置方式。[12]梳理以上通信，可以看出巴金對于《赴朝日記》稿本的處理是較為慎重的，最先的處置是將手稿原件存于上海，抄件則贈予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1993年《巴金全集》第25卷（日記卷上）的出版工作完成后，巴金改變原先的安排，將手稿原件贈予中國現代文學館，抄件給上海。最后，王仰晨代表巴金將《赴朝日記》的手稿原件及抄件全部贈予了中國現代文學館。[13]

就版本而言，《赴朝日記》目前公開出版的僅有199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巴金全集》第25卷的全集版本。[14]但從文獻學的視角來看，巴金的《赴朝日記》應存在至少三個版本，即全集本、手稿本和抄稿本，此外還存在一個版本，即《赴朝日記》在發排時的校樣本。盡管校樣本目前尚下落不明，但筆者在對?，F有三個版本時，發現三者在部分細節處無法一一對應，據此推斷應有部分修改是在校樣本上處理的。[15]另外，在全集本還未正式出版前，1991年冬，李致曾受四川出版界朋友所托，當面向巴金轉達出版日記影印版單行本的請求，并以魯迅日記的出版為例來勸說，巴金起先同意此事。[16]至李致返回四川后，巴金托侄外孫李舒帶去一封語氣很重的回信，談及自己的種種顧慮，最終收回出版承諾：“一句話，日記不另出單行本?！盵17]由此足見巴金對該日記的審慎態度，故1993年全集本所收錄《赴朝日記》（一）（二）（1952年3月15日—10月15日、1953年8月10日—1954年1月10日）共366篇日記[18]，乃這兩本日記的首次公開出版，即初版本，是目前學界研究引述的唯一版本，也是經過巴金本人?？吹摹岸ū尽?。因此，從版本學、手稿學或是文本發生學意義上來說，中國現代文學館藏巴金《赴朝日記》（一）（二）原稿及抄件，是這兩本日記的原初樣態，是全集本的前文本與過程性文本，攜帶著更為豐富的歷史細節，均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巴金1991年12月12日致李致信

二 《赴朝日記》的勘誤補缺

前文已對巴金《赴朝日記》現存三個版本的基本情況與產生背景做了簡要說明，從出版視角來看，手稿本—抄稿本—全集本有著順承性關系，但筆者在處理《赴朝日記》手稿的文字辨識工作，對讀、?？比齻€版本的過程中，發現不少值得勘誤補缺并進一步探討的問題。

根據巴金同王仰晨、李致、李舒的通信推斷可知，《赴朝日記》系魏帆等人抄錄，根據筆跡來看，應有至少三人參與了抄錄工作，[19]抄畢后巴金曾將手稿及抄件交給李致整理校對，發稿前巴金也親自校對過抄件。因而抄稿本雖然作為出版工作的過程性版本，但手稿的抄錄質量與之后成書質量密切相關，并且附著在文本中的校改痕跡也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可說是手稿本和全集本（初版本）之間的重要橋梁，如果沒有抄稿本的對照，很難看出全集本《赴朝日記》存在的差錯及其產生的原因。同時，抄稿本不僅僅是抄本，還是校對發排稿，因而全集本《赴朝日記》存在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其一是手稿本身存在的差錯，其二是在抄錄過程中產生的，其三是編校工作造成的。盡管大部分問題已經在手稿與抄件的校改過程中予以糾正，但仍留存或衍生出不少錯漏，并且《全集》出版過程中也“過濾”掉了不少更為真實、生動的歷史信息，因此有必要進行勘誤與補缺工作，鑒于篇幅所限，下面僅舉較為典型例證予以說明。

（一）手稿本中的筆誤與相關問題

巴金曾說這日記只是他的“備忘錄”[20]，故日記的寫作不同于作品，原只為作者本人看懂，并不為出版做準備，加之戰場前線各種條件有限，出現差錯亦是難免。手稿本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三類：

一是單純的筆誤。如將“逯斐”誤寫為“綠斐”（1952.3.31），將“瑞鈺”誤寫為“瑞班”（1952.6.6），將“平泉郡”誤寫為“平泉群”（1953.10.28），等等，此類多在抄稿的校對中改正。

二是人名的錯誤。巴金在志愿軍部隊中結識了很多官兵，但大多只知其名或姓的讀音而不知寫法，故在日記寫作時出現不少差錯，多為音同或音近的字。如“施科長”應為“司科長”（1952.3.24）、“劉相文”應為“劉向文”（1952.4.1）、“袁參謀長”應為“阮參謀長”（1952.4.13）、“王煥”應為“王奐”（1952.5.8）、“李維一”應為“李唯一”（1952.5.25）、“劉廣子”應為“劉光子”（1952.6.29）、“姚顯如”應為“姚顯儒”（1952.7.6）、“趙伯生”應為“趙柏生”（1952.8.30）、“鮑股長”應為“包股長”（1953.9.15）、“顧副科長”“顧科長”應為“谷科長”（1953.9.16）、“李倫宣”應為“李倫軒”（1953.9.30）、“李浩士”應為“李浩世”（1953.11.7）、“陳福友”應為“陳福有”（1953.12.18）等等。這類錯誤大多未能在后來的抄錄與校改中發現。[21]比較典型的如掃雷英雄姚顯儒，巴金在日記中將其姓名第一次寫為“姚顯如”（1952.7.6），之后數日的日記中都寫為“姚顯儒”，并且巴金于1952年發表在《人民文學》的散文《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22]中亦寫為“姚顯儒”，這一較為明顯的問題并未在校改中修正，據此或可推斷巴金在第一次書寫該人名時可能僅憑讀音記錄。

三是書名的略寫或簡寫。因日記的“備忘錄”性質，故日記中所記書名或電影片名部分為簡寫或是略寫，此并無大礙，但在日記公開出版時，應恢復完整的書名或注釋說明。如日記手稿將《華沙城的節日》簡寫為“華沙城”（1952.6.19），將蘇聯作家拜雷茲柯的小說《司令員生活中的一夜》記為“司令員的一夜”（1953.11.12），再如將蘇聯小說《遙遠的泰加》簡寫為“泰加”（1954.1.3），等等。

（二）抄錄過程中的錯訛問題

全集本《赴朝日記》所存在的問題，大多是在抄錄過程中產生的，因《赴朝日記》開本及字體較小，手稿辨識存在困難，另亦有抄錄粗疏的問題，故多有訛誤、脫文及衍字的問題。[23]

1．字詞訛誤，多因抄錄原稿時未能正確辨識。例如：（1）1952年4月24日手稿為“佛國山英雄范尹洲三位談了一陣”，抄稿將“佛國山”的“國”誤認為“周”。[24]（2）1952年5月9日手稿為：“到了村口，全連排隊相迎”，抄稿將“迎”誤認為“送”。盡管一字之差，句意卻有很大改變。[25]（3）1952年5月12日手稿為：“看見戰士們友愛團結”，抄稿將“友愛”訛作“發奮”。[26]（4）1952年7月3日手稿為：“后來一家敵機被我陣地上的機槍打傷才倉皇逃走了”，因巴金手稿多有繁體書寫，“才”寫為“纔”，抄錄者未能正確辨認出該字，似誤認為“燒”，在校改中被涂去，故全集本此處脫一“才”字。[27]（5）1953年12月29日：“看朝文《月光曲的故事》（?? 午飯后看德文小說Lena Wieo完”[28]，前一句日記手稿和抄稿都為：“看朝文月光曲的故事（???）”，應系校排過程中將“?”誤為“?”，且脫去“?”和“）”兩處字符；后一句手稿為“午飯后看德文小說 Lena Wies 完”，抄稿將“Wies”的“s”誤為“o”，且未在校改中修正。[29]除以上幾例外，還有多處人物姓名辨識錯誤的情況，如“葉主任”應為“棄主任”（1952.7.20，7.21），葉（葉）和棄（棄）的繁體字在手稿中形近且棄姓也稀見，或導致誤認；“黃亞和”應為“黃丑和”（1952.10.6），“黃先達”應為“黃生達”（1953.9.16），“張文寧”應為“張爾寧”（1953.12.16），“米臣”應為“采臣”，系巴金胞弟李采臣（1953.9.14），等等。

巴金《赴朝日記》1952年7月2日日記手稿及抄稿

2．脫文是抄稿本較為嚴重的問題，多為巴金助手在抄錄手稿原文時粗疏所致。因上下文出現相同字詞而跳行，發生漏抄，大多數漏抄情況都在校改中發現并補全，但仍有不少漏網之魚，導致全集本脫文。例如：（1）1952年9月9日：“在大樓后面山上散步一陣，回住處續寫《趙杰仁》，九點一刻睡?！盵30]手稿為：“在大樓后面山上散步一陣，回住處續寫《趙杰仁》，林鵬同志來談了好一陣子，送他出去后，順路到申科長處坐了一會?；貋砝m寫《趙杰仁》，九點一刻睡。”應是抄錄者看錯混淆“續寫《趙杰仁》”兩處，漏抄中間幾句。（2）1952年9月26日：“早飯后去會場聽典型報告，徐申超、李恩宏和代表劉四報告的王排長講得都很好”[31]，其中“徐申超”在手稿中為“徐申陳超”二人，在抄錄中脫去“陳”字，誤為一人。

全集本《赴朝日記》最為嚴重的脫文情況是漏抄了1952年10月3日、4日兩則日記，共計840余字，但如此明顯的漏抄卻并未在數人的校看中被發現，致使全集本中1952年10月2日之后便直接跳至10月5日日記。兩則日記內容，參見文末所附辨識稿。

（三）編校過程中的刪改問題

《赴朝日記》稿本在編校過程中刪改是較為突出的問題。巴金曾說：“作者有權否定自己的作品，雖然他不能刪改歷史。我也可以刪去《日記》和《書信》中的一些字句，只要我把原件留下來。”[32]巴金也在同李致的通信中表示日記“里面還有些違心之論”[33]。這些意見當然可以看作巴金刪改日記的主要因素，留在手稿和抄稿上的刪改痕跡也攜帶著作者隱微細膩的諸多考量。

1．具體來說，《赴朝日記》稿本的刪改問題需要分而論之，手稿本和抄稿本的刪改情況不盡相同。手稿本的刪改痕跡不多，一部分是巴金在當時書寫時留下的，另一部分是后來為出版全集，?？丛搴统鍟r產生的，二者可根據筆跡和墨水顏色稍加區分。抄稿本的刪改與全集本的面目直接相關，一些字句的刪減與手稿本同步，一些刪減僅是抄稿上做了標記。如以下幾例：

（1）1952年4月4日上午，巴金一行在一個大石洞會客廳內會見了朝鮮領袖金日成，當天日記手稿為：“我和奇坐小車先到，在洞口見到何仰天同志，他引我們去洞口客室，布置相當不壞，十點光景金首相進來，態度隨便親切”，抄稿本在校改中刪去了“布置相當不壞”。[34]

（2）1952年6月17日：“午飯時把信交給他。晚飯后散步”[35]，手稿為：“午飯時把信交給他。下午念朝文俄文。吃晚飯時聽羅科長講我的一篇文章已于昨晚廣播。晚飯后散步”（原文即如此——筆者注），抄稿本：“午飯時把信交給他。下午念朝文俄文。我的一篇文章。晚飯后散步”。該句的刪改情況較為復雜，根據筆跡來看，手稿中“吃晚飯時聽羅科長講□□□□□已于昨晚廣播”一句的刪除線是寫作之時用藍色鋼筆所畫，后來校改時在句中的“□”處用黑色鋼筆疊寫了“我的一篇文章”，所覆蓋字跡（即“□”）已難以辨認。抄稿本顯然是根據校改后的手稿抄錄，錄有“我的一篇文章”一句并在字下標注著重號，但又在后來的校改中刪去了“下午念朝文俄文。我的一篇文章。”兩處，而“我的一篇文章”究竟哪篇，仍需進一步考證。

2．抄稿本的刪改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有關“趙國忠”的內容。巴金1952年2月29日致蕭珊信中提到：“總政文化部又派了一個通信員給我，昨天來了。出發以后他可以照料我的一切?！盵36]另有巴金所作《巴金全集》第20卷的“代跋一”《致樹基》中也提及：“因為我第一次到部隊，不熟習戰士的生活，兵團政治部還派了一位干部陪同我下去，我們在一起活動了一個時期，他成為了我親密的朋友，我今天還常常想念他，我忘不了那一段生活?！盵37]以上兩處所指之人應系“趙國忠”，是解放軍總政文化部為巴金第一次赴朝期間所配備的勤務兵和通信員，巴金曾在日記中對其有諸多記載（40余處）。根據日記手稿來看，巴金對這位干部在朝期間的部分言行，是較為不滿的?？赡芸紤]到日記出版后的影響問題，巴金對日記中涉及趙國忠相關內容做了較多刪略，例如：

（1）1952年8月29日手稿為：“因女教員不聽崗哨命令跑過山崗，崗哨放槍威脅，趙國忠不以為然，在旁大發議論。我講了他幾句，他態度不大好，我屢次想幫助他進步，他完全不接受別人意見，我也無法。放槍的崗哨受到副連長的指摘?！背灞驹谛８闹袆h去了“他態度不大好，我屢次想幫助他進步”“完全”“我也無法”等詞句。

（2）1952年9月13日手稿為：“晨六點起，因趙國忠昨晚九點還在外面跟本地青年婦女談笑，我決定找他來暢談一次。把許多事情都對他講了，并勸他利用回國前的兩星期時間好好反省一下，并且把在朝的見聞寫出來?！背灞驹谛８闹袆h去句中有關趙國忠的內容，僅余“晨六點起”一句。

巴金《赴朝日記》1952年9月13日日記手稿

3．外文問題。巴金掌握數門外語，日記手稿中有多處外文內容，涉及朝鮮語、英語、法語及俄語等，在手稿辨識抄錄中多有訛誤，或刪改。如下幾例：

（1）1952年7月4日日記中，巴金曾記錄一事：志愿軍某部從陣地美軍尸體上繳獲書信數封。其中有“十八歲美國少女Marian C”給美軍陸一師七團三營Donald Dappert的信以及美軍陸一師七團三營火器連Ronald Wilson的母親和妻子“loving wife”（Bette）給他的信，妻子的信上有“唇印”并注“our kiss”, 寫道：“I love you from every bit of me .”母親的信上說：“I visited Bette, and told her to come to us Wed. I told her that you love her and that she would burn the bad letters.”因為巴金的手稿字跡較為模糊，難以辨認，抄稿本語句不通，部分字詞需要斟酌或存疑。[38]

（2）朝鮮語是巴金赴朝才開始學習的語言，故日記中有多處朝文。刪改如1952年8月9日日記：“昨夜十點起，敵機在這附近盤旋了一個鐘頭，丟了二十多個照明彈，把老百姓嚇得沒辦法，有一中年婦人背一小孩牽一小孩躲到我的洞子里來訴苦?！盵39]手稿原文并無句尾“訴苦”二字，而是：“有中年婦人背一小孩牽一小孩躲到我的洞子里來□說：‘新得拉所’?！本幮Ｕ呋蚩紤]讀者難以理解，故直接刪去了這句朝鮮話“新得拉所”并改為“訴苦”。“新得拉所”是巴金用漢字記音朝鮮語“????”，意為“辛苦了”，而日記校改中將這句表達感謝的話改為“訴苦”，疑與手稿原意不符。[40]

（3）1952年9月13日日記“回住處看‘森林中的故事’”[41]，手稿原文為“回住處看‘森林中的故事’，看 ‘Мать Летчика’”，抄稿照錄，但在校改時刪去了“看 Мать Летчика”一句。《森林中的故事》是蘇聯作家克利維茨基、克拉依諾夫合著的小說，而被刪去的“Мать Летчика”，據考證應是兩本俄語小說。“Мать”為俄國著名作家高爾基于1906年發表的長篇小說《母親》，“Летчика”則為蘇聯著名作家鮑里斯·波列伏依（Б.Н.Полевой）發表于1946年的報告文學《Повесть о настоящем человеке》（譯為《真正的人》或《無腳飛行員》），曾獲1946年斯大林文藝獎金?！哀支洄椐讧堙选币辉~意為“飛行員”，應是巴金對于這部小說的簡寫。[42]

4．因日記的“備忘錄”屬性，多有簡寫或略寫情況，故在日記編校過程中，為便于讀者的閱讀，作者及編校者增添了一些字句幫助理解，產生了不少衍文，另有少部分衍文是抄錄過程中粗疏所致，不過大多不影響對日記內容的閱讀。例如：（1）1952年5月1日手稿為“今天的運動會可說是入朝以來參加的最大最熱烈的會”，在抄錄時將“可說”抄為“可以說”，衍“以”字。[43]（2）1952年5月4日手稿為“五點鐘回來把文章寫完，重抄一遍”，抄稿本在校改中在“重抄”前增加了“準備”二字。[44]

（四）日記其他問題

1．日期問題?！陡俺沼洝肥指迦掌诘幕倔w例是：×月×日 天氣 星期×，因為日記僅是巴金個人生活的記錄，所以日記手稿中對于日期的標注體例并不規范和統一，常略去部分項。此外，因為使用習慣，巴金有時會將“二十”寫為“廿”，“三十”寫為“卅”，在抄稿本的校改中都做了統一處理。

2．字詞表述。日記在校改中，規范并統一了相關字詞的表述，如“付連長”改為“副連長”、“通信連”改為“通訊連”、“宣教科”改為“宣傳科”、“電筒”改為“手電”、“十一時”改為“十一點”、“小時”改為“點鐘”、“阿斯匹靈”改為“阿斯匹林”、“什志”改為“雜志”等等。

3．標點問題。手稿原文有標點符號，但并不完整、規范和謹嚴。如書名號巴金用雙引號標示，部分未標雙引號，但在校改中補上了書名號，但也因此造成一些訛誤。例如1952年7月16日手稿為“平明寄來的梅傳等?？疵穫骱统Z會話”，抄稿在校改中寫為“梅蘭芳傳”并加上書名號“《》”，此處應有誤。據考，此時并無《梅蘭芳傳》一書，日記中“梅傳”應指1952年5月由平明出版社發行的由梅蘭芳述、許姬傳記的《舞臺生活四十年》（第一集）一書。

4．注釋問題。日記原文沒有注釋，巴金等在校改抄稿時補充了部分注釋，主要是對日記中簡化詞語的解釋，例如“志政”即“志愿軍政治部”，“志后”即“志愿軍后勤部”。因急于出版，注釋工作較為粗糙且未完成。

5．數字問題?！陡俺沼洝烦Ｉ婕爸驹杠姺枺徒鹪谌沼浿卸家园⒗當底钟涗?，在抄稿本的校改中統一改為了中文數字。

三 日記內外：巴金的朝鮮戰地日常

1952年3月，巴金在沈陽的軍區招待所等待著入朝的信號，翻閱著隨身攜帶的蘇聯作家西蒙諾夫為斯大林格勒保衛戰而創作的長篇小說《日日夜夜》，也“正慢慢地在接近”“作品里的那種氣氛”。[45]根據巴金的日記、書信及其他相關材料，可以大致復原巴金兩次赴朝的考察行程與日常生活。

兩次赴朝的大致行程如下：1952年3月中旬抵朝鮮后，巴金率創作組一行先后在平安道成川郡香楓山志愿軍后勤部駐地、檜倉郡志愿軍總部、政治部駐地考察參觀，并于3月22日在志愿軍司令部礦洞內會見了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等。4月初赴平壤參觀訪問，4月4日在平壤一巖洞內會見朝鮮首相金日成。4月6日創作組離開平壤，分三路赴志愿軍各部。4月至10月，巴金先后在志愿軍19兵團部、65軍、63軍等部隊各師團連進行考察訪問，10月中旬，從志愿軍19兵團回國。1953年8月，巴金為創作，再次赴朝體驗生活，先后在志愿軍19兵團、停戰代表團、志愿軍46軍等各部收集創作材料，1954年1月回國。

1952年4月1日，赴朝創作組在中國大使館門前合影

在朝期間，除去例行會見志愿軍各部司令員、首長與朝方人員，巴金最為重要也是最為繁雜的工作便是輾轉各地，深入志愿軍各部連隊體驗生活，訪談志愿軍英雄人物典型，聽“典型報告”，陸續寫作散文、通訊及速寫等寄回國內發表，并為小說創作收集整理相關素材，形成了三本“朝鮮前線采訪筆記本”[46]。巴金1952年發表的散文《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記敘了陳三、郭恩志、蘇文俊、王永章、姚顯儒、劉光子、張渭良、李江海、李吉武等數位戰斗英雄的事跡，[47]這在《赴朝日記》手稿中都有簡要的行程記錄，如1952年7月14日：“晨六點三十分起，早飯后在宿舍看俄文書。朱科長陪王永章、賈振倉來談，十一點半王、賈辭去。”除了計劃好的訪談，巴金收集素材的另一方式便是抄材料，如1952年8月13日：“晨五點起。上山念俄文，早飯后去宣傳科還張渭良材料，并借用劉光子材料，拿回來抄寫。又取回《英雄們》抄稿校對一遍，照李科長意見，抄李吉武、劉光子的兩段修改了一下。仍交還給宣傳科?！弊鲈L談與抄材料，成為巴金在朝期間最主要的工作。

從動機或是目的來看，巴金的兩次赴朝不盡相同。第一次入朝，巴金是作為“全國文聯赴朝創作組”組長并代表中國文聯或新中國文藝工作者去朝鮮戰場訪問考察的，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并具有外事屬性。而第二次赴朝，是巴金出于文學創作的強烈愿望主動要求的。1953年8月，第二次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前夕，巴金在北京辦理赴朝手續，焦急等待中給蕭珊去信，袒露再次赴朝的心跡：

最使我心煩的就是最近幾個月上海的生活把我的精神消耗得太厲害。在朝鮮七個月的印象似乎全給磨光了。我想從事創作是因為我心中有許多感情，我非寫出一部像樣的東西來才不白活，否則死也不會瞑目。至于別人的毀譽我是不在乎的。但要寫出一部像樣的作品，我得吃很多苦，下很多功夫，忙對我創作沒有妨礙。可是像平明那樣的人事糾紛或者舒服的生活會使我寫不出東西來的。老實說，我不愿意離開你們，但為了創作，我得多體驗生活，多走多跑。[48]

“寫出一部像樣的作品”是巴金第二次赴朝的內驅力。因此從這兩本《赴朝日記》手稿中所記錄的在朝行程來看，第一次日程更多是被安排好的，第二次則輕車熟路，日程上更有自主性，也更有意識或者說更加急切地去廣泛收集創作素材。僅就兩本日記筆跡的疏密齊整情況，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印證兩次赴朝巴金筆跡背后之“心跡”。

盡管在朝日程繁雜，但巴金仍保持相對規律的生活習慣，每日堅持學外語、閱讀、創作、寫日記。巴金早年曾就讀于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后赴法國、日本學習，掌握數門外語并翻譯過多種外文著作，語言天分極高，但也勝在勤奮。根據筆者統計，《赴朝日記》手稿中共記有250余處“念俄文”，基本每日早、中、晚都要學習俄文。[49]此外，1952年6月，巴金在開城志愿軍65軍政治部，開始集中學習、閱讀朝文。例如，1952年6月9日：“飯后散步一刻鐘，去聯絡部找李、金兩位朝鮮同志學習朝文?！?月2日：“在學校門外聽教師教《國語》（??）課，順便糾正我的讀音。”巴金日記所記學習、閱讀朝文共計有130余處之多，似很快便能進行交談與閱讀，足以看出巴金學習朝文的勤奮與熱情。此外，為學習朝鮮語，巴金還閱讀了不少朝文圖書，如《古典物語》、《朝鮮史譚》、《月光曲的故事》（???）、《金日成傳》以及朝鮮語辭典、會話讀本等。曾陪同巴金采訪的志愿軍193師宣傳科長王奐記述巴金晨起早讀的場景：“翌日清晨，窗外又傳來朗讀外語的聲音，我連忙起床出去一看，只見巴金正手捧著俄語讀本，坐在屋后的廊臺上，像學生念書般地誦讀著。他是照例早我們一個小時起床，5點到7點開飯前進行學習的?！盵50]另有魏巍1952年8月6日所記：“昨晚被一種聲音驚醒。原來，巴金在被窩里念朝文，一邊用電筒照著。這老先生真不得了，是一個有毅力的人！我整日睡眠比他多，他有空就抓緊學朝文和俄文。”[51]讀書亦如此，巴金在1952年7月24日日記中寫道：“九點睡，在床上用手電照著念了《當代英雄》和《兒時回憶》（俄文）各一段，到十點半鐘光景，才睡著。”

閱讀書目是認識巴金朝鮮經歷的重要線索，巴金在日記中簡要記載了他這一時期的閱讀生活。據日記所示，其在朝期間所閱讀的文本主要為報紙雜志、文學作品、戰斗報告和英雄事跡三類材料。首先，《人民日報》《參考消息》《文藝報》《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等國內報紙和文藝雜志，因遠在朝鮮戰地的緣故，無法及時讀到，多為幾日或是數期一同送（寄）來閱讀或在別處借閱。1953年7月30日，巴金第二次赴朝前，曾特意囑托蕭珊“以后《文藝報》、《人民文學》如未寄到，請按期代購”[52]，因之，雖在朝鮮，巴金仍對國內政治狀況與文藝界動態較為熟悉。此外還有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創辦的《志愿軍》報、《抗美前線》、《陣地文娛》等報刊以及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勞動新聞》等。

更多是圖書，尤其是譯著。巴金在日記中記載了不少圖書名目，其中，大多為俄蘇文學，例如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阿·托爾斯泰《兩姊妹》、克利維茨基、克拉依諾夫《森林中的故事》、高爾基《母親》、鮑里斯·波列伏依《真正的人》、丹欽柯《文藝·戲劇·生活》、拜雷茲柯《司令員生活中的一夜》、普希金《茨岡》、西蒙諾夫《日日夜夜》、郭爾巴朵夫《寧死不屈》等，以及但丁《神曲》、歌德詩劇、梅里美小說、安娜·西格斯《第七個十字架》、杜米屈里烏的《農民起義》、薩多維亞努《泥棚戶》、法斯特《都會一角》《沒有被征服的人》、亞伯拉罕姆斯《怒吼》等。巴金的閱讀書目中還有不少表現志愿軍赴朝作戰題材的作品，大多是剛剛完成寫作和出版的作品，如里加等《臨津江邊 抗美援朝短篇選集》、楊朔《三千里江山》、魏巍和白艾《長空怒風》、立高《不可阻擋的鐵流》《無堅不克》、藍占奎《英雄畫像》等等。

巴金在朝期間所讀圖書，一部分是赴朝時隨身帶去的，其次是書店所購，日記中記錄有至少七次購書經歷，如1953年8月27日：“進城去在開城書店購書四冊，回宿處看書?！备嗟臅鴦t是國內親友陸續寄來的，如1952年5月26日巴金致信蕭珊，“請囑咐采臣，仍代購俄文書，錢不夠你可交一點給他”[53]，1952年9月12日日記手稿：“收發室送來平明寄來書四包，不少新書和再版書。”其中大量的書是平明出版社發行的。在巴金數十年的編輯生涯中，平明出版社意義重大，雖僅存約六年（1949.12—1955.11），但在當代出版史上也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54]作為平明出版社的董事長與總編輯，巴金親自主編了“文學譯林”和“新譯文叢刊”，盡管業內有“趨時”之風，搶譯趕譯蘇聯文學，尤其是斯大林獎金獲獎作品，但巴金的把關“從根本上提升了平明出版社文學翻譯的審美質素和經典意識”[55]。巴金在日記中所提及的閱讀譯作多出自“文學譯林”和“新譯文叢刊”這兩項譯叢。

克利維茨基、克拉依諾夫著《森林中的故事》，平明出版社1952年版

除以上讀物外，還有一種戰場特有的心理戰宣傳品。巴金在日記手稿中曾兩次提及。1952年8月1日記：“今天下午一點后敵機來散過一次宣傳品，即朝文《自由世界》七月廿六號一期?！钡o具體內容記載；另一是1952年10月3日，正值中秋，“飯后在主任屋子前面平臺上曬太陽，敵機一架低飛散發傳單，正落在這個溝里。敵人進行的中秋宣傳攻勢不過如此，傳單上有母親思念兒子的圖畫和中秋拜月的畫，文字寫得不佳，頭一句是‘八月中秋月光明’”。朝鮮戰場上，美軍曾利用空中優勢展開心理戰，向志愿軍大量投擲各類宣傳品，志愿軍也以宣傳彈回擊。[56]

閱讀之外，巴金在朝觀影也頗為豐富。根據日記中所錄片名來看，多為蘇聯等國的戰爭題材電影譯制片，例如《曾經有個小女孩》（1944）、《勇敢的人》（1950）、《攻克柏林》（1950）、《民主德國》（1950）、《海鷹號遇難記》（1951）、《庫爾地之光》（1951）、《民族英雄尤拉也夫》（1952）、匈牙利電影《兩個世界》（1952）、朝鮮電影《少年游擊隊》（1951）等。還有中國上海電影制片廠、東北電影制片廠及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制作的電影或紀錄片，例如《團結起來到明天》（1951）、《走向勝利》（1951）、《白毛女》（1951）、《1952年國慶節》（1952）、《交換病傷俘》（1953）、《停戰協定簽字》（1953）等。應當說，巴金在朝期間文娛活動比較豐富，在觀影之外，還經常在各處觀看演出或劇目。

《赴朝日記》亦牽涉不少歷史的“線頭”。如1952年4月10日所記：“在山下休息，看到3月25日《文藝報》。有批評路翎的文章?！蔽恼录粗戈惼笙荚凇段乃噲蟆?952年第6號發表的《一部明目張膽為資本家捧場的作品——評路翎的〈祖國在前進〉》一文?！蹲鎳谇斑M》是路翎在20世紀50年代初以抗美援朝為背景的戲劇創作，巴金在日記中特意記下這篇批評文章，在后來浪潮中，巴金在《人民文學》發表了《談〈洼地上的“戰役”〉的反動性》（1955）一文。[57]另如1952年7月12日日記：“和李蕤談沈從文‘問題’，為著一些小的枝節問題爭論到十二點。”1949年后，巴金是老友中為數不多仍牽掛沈從文前路的人，每次赴京都會在沈從文家中敘談。雖無從得知巴金同李蕤為沈從文的何種“小的枝節問題”以致爭論到十二點，但亦可推想巴金對于當時沈從文之境遇的不滿與擔憂。[58]再如1953年11月5日日記：“晚看法斯特小說很受感動。”在當時法斯特是國內極有影響力的美國左翼作家，1953年還獲得斯大林國際和平獎，很受國內出版界的歡迎，巴金也曾組織平明出版社翻譯其《沒有被征服的人》《都會一角》《孩子》《海盜與將軍》等作品。當1957年的“法斯特事件”襲來，巴金也不得不寫下《法斯特的悲劇》[59]一文，卻又因文中夾帶的“同情”而招致更大的沖擊。[60]1986年，李濟生、李小林編選《巴金六十年文選》時，巴金特意強調收入《法斯特的悲劇》一文及給《文藝報》讀者的復信[61]，并在信中鄭重解釋道：“法斯特的‘悲劇’其實就是我的悲劇?！盵62]

《赴朝日記》囊括了巴金長約一年多時間朝鮮生活的全貌，詳細記錄了巴金在朝期間的具體行程與日常生活，從考察訪談、飲食起居、工作學習到人際交往，每一處被有意或無意記下的細節，都值得去梳理與推敲，發掘其所攜帶的紛繁歷史信息，它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視角去理解和認識巴金的朝鮮之行。以上僅是巴金在朝期間工作日常與文化生活（閱讀史、觀影史）的簡要梳考，對于巴金1949年之后的人生道路來說，這一年多的前線生活固然有其特殊性，但卻也昭示著一種自覺的歷史行動與文化選擇，亦不乏某些內在的遲滯與堅守。無論是深入部隊基層體驗生活，還是想方設法學習俄語、朝鮮語，閱讀并翻譯蘇俄及東歐文藝作品，巴金都用自己的行動踐行著一個舊時代的進步文化人蛻變為新中國文藝工作者的勇氣與決心。這是巴金的“個人歷史”，亦是“時代見證”。

四 “跨到新的時代來”與“當代巴金”的生成

對于巴金這樣在讀者與知識分子中極有聲望的著名作家，如何爭取引導并將其有效納入新中國的體制系統與文化軌道，是新中國成立前后文藝界所面臨的重要課題。巴金一行的“赴朝”，是20世紀50年代初北京文藝界整風學習運動背景下，全國文聯根據中央領導指示所采取的重要舉措，僅就巴金個人的歷史選擇看，也有更為真切直觀的歷史細部，值得進一步梳理。應當說，巴金的“赴朝”行動，離不開當時文藝界主要領導之一的丁玲的關心和幫助。新中國成立之初，丁玲發表了不少重要的演講與雜文[63]，號召作者與讀者：“我們何必一定要經過一些曲折的道路而不直截了當的跨到現在的時代呢！”[64]丁玲的觀點是極為顯豁的，坦言巴金的作品已不再為“新的時代”所需要，“在前進的道路上”，必須跨過這些舊的藩籬，“糾正”其“不實際的思想作風”。[65]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文藝界負責人在團結舊時代作家群體的同時開始策略性地轉向說服與改造。[66]

這些文章發表后，丁玲曾于1950年先后兩次給巴金寫信解釋，自言為行文中的“疏忽”而感到“歉疚”。[67]她在信中鼓勵巴金繼續“寫下去”，并表示“你若是愿意走動走動，我歡迎你來北京，或者由我們送你到東北去看看”。[68]巴金也確實在“走動”，1951年7月巴金參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據地訪問團皖北蘇北分團，[69]這是巴金“第一次在國內參加這樣有組織的參觀訪問活動”[70]。1952年1月7日，丁玲再次致信巴金，告知了赴朝事宜，期望他能夠借此收獲“新生活”、“新體會”以及“新鮮的作品”：

這封信要寫要寫的拖了許久了。我自從整風以來就想著怎樣抽出一批能創作的同志去進行生活和創作。這種思想也同喬木所給我們的指示是一樣的。現在準備調集一批人去朝鮮，工廠。……因此我極希望你能抽出一段時間來，如果不能去朝鮮，則去工廠也可。因此我魯莽的［地］把你的名字列在調集作家的名單之內，這種希望和魯莽我以為可以得到你的諒解的。你是否能設法來滿足我們的希望呢？[71]

丁玲1952年1月7日致巴金信手跡

以上丁玲致巴金的三通信便是巴金赴朝的“前史”與“直接動力”，也是兩本《赴朝日記》手稿的“策源地”，更是我們洞悉“當代巴金”思想脈絡與情感結構的重要史料。對于巴金這樣“戀家”的“溫情主義者”而言，去朝鮮、上前線，深入部隊生活，面對新的題材與創作，顯然是一個并不容易且風險不小的“歷練”，也難免有躊躇與惶惑的心情，這在臨行前同蕭珊的數封通信中有非常坦誠的告白。[72]但為“使自己成為一個更有用的人”，他要“放棄一切到朝鮮去”：“現在分組大致已定，羅菡子、家寶都去工廠，這是組織上分派的，我到的那天，家寶就勸我下工廠。我想還是去朝鮮好，可以鍛煉一下，對自我改造也有幫助。丁玲他們也贊成我去朝鮮。所以決定去了?！盵73]根據丁玲信中“如果不能去朝鮮，則去工廠也可”的表述，即在潛在的價值序列中，“去朝鮮”是比“去工廠”更為革命與進步的選擇。1951年，巴金曾在開明版《巴金選集》自序中談及：“現在一個自由、平等、獨立的新中國的建設開始了。看見我的敵人的崩潰滅亡，我感到極大的喜悅，雖然我的作品沒有為這偉大的工作盡過一點力量，我也沒有權利分享這工作的歡樂?！盵74]此種心理對于當時大部分國統區作家或知識分子來說，是較為典型的，當革命勝利的果實以現代民族國家的建立與統一呈現時，沒有解放區經歷或是同解放區關系不那么密切的作家，在面對新中國的喜悅時，多自慚于沒有“革命”經驗。

因而巴金“放棄一切到朝鮮去”是時代驅動下，為了彌補或代償其所“虧欠”的革命經歷，在一種特定的心理邏輯下所采取的歷史行動，同樣巴金也獲得了與之所匹配的政治資歷。1953年9月第二次文代會上，巴金順利當選中國作協副主席，但卻并未出席，而為了“寫出一部像樣的作品”，在文代會召開前便第二次赴朝。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10月29日，巴金致蕭珊的信中曾提及上海老友李健吾未參加第二次文代會，鄭振鐸在會上對此提出了意見，進而巴金說：“健吾是個有修養的作者，如能克服自己的缺點，前途未可限量。不幫忙他進步，把他關在門外，這是損失?！盵75]巴金的潛意識或言外之意是，他因“入朝”已然鍛煉成為“進步者”，從而“跨”過了橫亙在新舊時代之間的“大門”，但他的老友李健吾卻還是在門外躊躇。前后之心態的轉變，足見赴朝對于巴金的重大意義。

應當說，兩次“赴朝”構成了巴金在1949年之后的原點與基點，正如巴金所言兩次入朝對他的后半生有大的影響。一方面，兩次“入朝”經歷補缺了巴金政治履歷中的革命工作經歷；另一方面，這也成為巴金在50—60年代文學創作的主要題材與為數不多的可供調用的寫作資源。

巴金是以全國文聯赴朝創作組的名義在朝體驗生活、改造思想的，然此行更為直接或具體的任務便是收集前線素材，進而創作表現與歌頌中朝人民愛好和平、英勇戰斗精神主題的文藝作品。這些作品的創作與發表過程，不少都能在巴金的兩本《赴朝日記》以及三本“朝鮮前線采訪筆記本”中尋見蹤跡。在50—60年代，巴金根據其赴朝收集的大量素材，接連創作了大量以抗美援朝為主題的作品，多為通訊、報告文章或短篇小說等體裁，并陸續結集出版，主要包括：通訊散文集《生活在英雄們中間》（1953）、散文集《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1953）、短篇小說集《英雄的故事》（1953）、散文集《保衛和平的人們》（1954）、短篇小說集《明珠與玉姬》（1956）、小說集《李大?！罚?961）等，以及創作于1961年卻未公開發表的中篇小說《三同志》（初收于《巴金全集》1993年版）。

巴金《朝鮮前線采訪筆記本》

其中，收錄于小說集《李大?！分械亩唐≌f《團圓》“雖然在巴金整體創作中地位并不明顯，卻是巴金關于抗美援朝題材創作的代表性作品”[76]，講述了志愿軍戰士王成英勇犧牲后，其妹妹王芳在政治部主任的悉心幫助下頑強戰斗，最終與養父王復標及親生父親王主任在朝鮮戰場上團圓的動人故事。1964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根據小說改編成電影《英雄兒女》搬上銀幕，轟動一時，成為國人關于朝鮮戰爭最為經典的影視記憶，影片中王成“為了勝利，向我開炮”的臺詞至今仍為觀眾所銘記?！秷F圓》并非即時性寫作，而是巴金從朝鮮回國數年后應《上海文學》約稿而作。影片中主人公原型曾一度引起熱議，但據巴金自述：“我在朝鮮戰場走訪過許多部隊，英雄的事跡使我感動，我寫了幾篇真人真事的散文，以后又集中概括了許多形象，才有了《團圓》里的王成。”[77]因此很難講巴金在朝采訪對象中誰是具體原型，且《赴朝日記》中并沒有與小說人物直接對應的形象與事件，但所描繪的部隊生活與故事細節不少都能在日記中覓得蹤跡。也因此，這在某種程度上成就了《團圓》的“典型性”與“真實性”。其成功是“對創作資源的重新利用，增加了小說《團圓》展現民間社會倫理的空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作家過去作品圓潤和抒情的風格。但讀者明顯感到，這是烽煙四起的朝鮮戰場，而不再是傳統社會的大戶老宅”，應當說這是巴金在當代難能可貴的創作探索，盡管“作家藝術周旋的余地實際不大”。[78]

總體來看，抗美援朝題材的作品在巴金當代階段創作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盡管它們后來從動機和真實性等不同層面受到研究界的貶抑與質疑，巴金本人也承認“這些年我的確犯了一個錯誤，就是拼命寫自己不熟習的東西”，“因為我不熟習我所寫的部隊生活，我不理解那些土改后參軍的青年戰士的心靈”。[79]但難以抹殺的是他對于寫作對象的深厚感情，更難否棄巴金為這些創作所付出的努力，這是洞悉巴金等一代知識分子在當代的創作轉軌與情感結構的典型標本：

寫完了《三同志》，我對自己的前途絕望了。但是我并不后悔為寫這廢品花去的時間，和兩次入朝的生活體驗。這一年的生活我并不是白白度過的，我不是在替自己辯護，雖然沒有寫出什么作品，我卻多懂得人間一些美好的感情。[80]

這也并非巴金的虛言與情感的矯飾，《赴朝日記》手稿雖多為流水賬，較少感情流露，但仍有心緒難抑、瀉于筆端的時刻，如1952年8月的一個雨夜：

我在床上想著陣地生活，聽見土落下的聲音，聽見滴水濺水的聲音，也想到洞子塌下的事，想到自己的家的時候也有，但更多想到戰士的生活，對戰士的心情好像有了更深的體會。到十二點以后才睡著。[81]

“聽著炮聲寫日記”[82]，當巴金寫下此句時，牽念的是與己有關的“無窮的遠方”與“無數的人們”，而更多這樣的時刻并未能訴諸筆墨而是長久蘊蓄在巴金的心中，始終難以找尋到恰切的出口。

巴金 《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人民日報》1952年4月9日

在《赴朝日記》中，巴金尤為詳細地記錄了《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下稱《會見》）一文寫作的源起、過程、發表及刪改等情況。這是1952年3月巴金赴朝后創作的第一篇文章，也是一時之名文，曾先后發表在1952年4月9日《人民日報》、1952年4月11日《志愿軍》報[83]，后結集出版。圍繞這篇文章還有一段頗有意味的故事。巴金在1952年4月19日日記中寫道：“回來看見九日的《人民日報》，會見彭總文已發表，卻給刪去了兩三段”，“今天在黃處見到十一日《志愿軍》，上面刊登了會見彭總的全文”。即在該篇文章發表伊始，便產生了兩個版本，巴金對此“耿耿于懷”。1958年4月，在一篇談論散文創作經驗的文章中，巴金借助《赴朝日記》中記載的“證據”講述了《會見》一文的寫作如何“一揮而就”與刊發之始末細節，[84]點明了《人民日報》版《會見》的刪改情況：“可能是新華社在發電訊稿的時候作了一些必要的刪節：虛點取消，‘晚會結束后’也改為‘晚上’，‘花木蘭’，‘跨過鴨綠江’，連彭總戒煙的小故事也都刪去了。在第九段上，‘我忘記了時間的早晚’下面，還刪去了……”[85]可見，作為職業編輯的巴金，對于此種“刪節”極為敏感，同樣他也不無春秋筆法地說：“但是新華社的刪改也很有道理：至少文章顯得‘精煉’些?！盵86]

巴金 《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志愿軍》報1952年4月11日

之后《會見》一文被“打進了冷宮”，這篇創作談《談我的“散文”》也在收進《巴金文集》第14卷（1962）時，被巴金將文中“其實我也有過‘一蹴而就’的時候”一句后所涉《會見》一文的內容盡數刪去，而為使文章不因刪節而突兀生硬，巴金在該句后增補了自己“二十幾歲”時寫作之“認真”與“痛快”。[87]1979年巴金在散文集《爝火集》后記中舊事重提，將這篇創作談曾被自己親手刪去的文字逐一抄錄，頗有立此存照之意。有意味的是，文中巴金特意強調1952年3月22日的日記，直言“我的日記里寫得很清楚”：

我們坐卡車到山下大洞內，在三反辦公室等了一刻鐘，彭總進來，親切慈祥有如長者對子弟。第一句話就是“你們都武裝起來了！”接著又說：“你們里頭有好幾個花木蘭？”又問“你們過鴨綠江有什么感想？”我們說：“我們不是跨過鴨綠江，是坐車過來的。”他笑著糾正道：“不，還是跨過的?！迸砜傉勗捝钊霚\出，深刻，全面。[88]

巴金《赴朝日記》1952年3月22日日記手稿

但查對巴金《赴朝日記》當日手稿，卻跟上文所稱抄錄自日記的文本有所出入：

坐卡車中，到山下大洞內，三反辦公室，等了一刻鐘，彭總進來，親切慈祥有如家長者對子弟，第一句話：“你們都武裝起來了”“你們里頭有好幾個花木蘭?！薄澳銈冞^鴨綠江有什么感想？”談話深入淺出，深刻、具體、全面。[89]

不同之處主要在于巴金的日記手稿中并未完整記錄對話細節，尤其是關于“跨過鴨綠江”一句。而與這篇創作談所記述會見一事相近的文本，則是巴金1952年4月11日發表在《志愿軍》報上的未刪改版《會見》一文，或者說就是出自該文而非日記。另查其他幾位創作組成員所記“會見”一事，如李蕤《難忘的會見》[90]、羅工柳的日記[91]、西虹的日記[92]等，都未有此對話的記載。巴金的《會見》初稿寫成后曾交創作組成員審讀并提修改意見，這段對話應不是巴金的杜撰或是想象，但僅有巴金將這段記下并寫入《會見》一文，這或許便是小說家的“敏銳”與“筆法”：

他問我們：“你們跨過鴨綠江有什么感想？”

一個同志說：“我們覺得是離開祖國了。”

另一個同志說：“我們不是跨過鴨綠江，我們是坐車過江的?！?/span>

他帶笑的糾正說：“不，是跨過的。”[93]

巴金鄭重其事記下的這段對話，不是簡單的寒暄?！翱纭痹谶@里也并非指向一個具體的動作，而是被抽象為一種昂揚激越的新的時代精神與理念追求，是去召喚與重塑一個全新的主體。臧克家曾于1950年撰《為什么“開端就是頂點”》一文：

當他們一步跨過那個區域的分界時，就等于從一個世界跨到了另一個世界；有的，在原地被解放了，他們通過了的那個被解放的時間，就等于從一個世紀躍進到另一個世紀！一切完全不同了；一切完全變了，他已經處在一個迥乎不同的嶄新的天地里了。[94]

這就如同丁玲“跨到新的時代來”，如同胡風的“時間開始了”般，只有“跨”過舊的藩籬，才能進入新的時代。巴金念茲在茲的，亦是“跨”過這道橫亙在個體與時代之間的“大門”，從而完成自身在新舊時代間的精神“跨越”與文化轉軌。

1952年，巴金在朝鮮

20世紀50年代初的這兩次赴朝，可說是巴金在1949年之后一切的原點與基點，巴金的生命歷程、創作道路與情感結構也因赴朝達成某種內在的“轉軌”。正如其所言，巴金一生中，“寫作與生活是混在一起的，體驗生活不單是為了積累材料，也還是為了改變生活”[95]，而這兩本《赴朝日記》手稿，便是明證。

附錄 失抄巴金赴朝日記兩則（1952年10月3日、4日）

十月三日 星期五[96]晨六點起。念俄文，八點通訊員來通知去飯廳早飯。飯后在主任屋子前面平臺上曬太陽，敵機一架低飛散發傳單，正落在這個溝里。敵人進行的中秋宣傳攻勢不過如此，傳單上有母親思念兒子的圖畫和中秋拜月的畫，文字寫得不佳，頭一句是“八月中秋月光明”。十點回宿舍看書，午睡約半小時，下午正坐在屋子前面念朝文，聽水聲，看山下風景。路坎同志來通知，要我搬到余科長屋子里去，等到趙國忠打好鋪蓋卷，路科長幫我拿提包，搬到了下面余科長的屋子里面，在那里閑談了一陣，路科長去后，余科長拿來兩份《人民日報》（27、28），剛看完，就聽見號聲，便到飯廳去，人民軍金代表也來了，晚飯時喝了六杯葡萄酒，小半杯白蘭地，略有醉意。飯后和金代表、陳主任同去聯絡部坐了一陣，到晚會會場坐了一個多鐘頭，后來支持不住，就和陳主任、余科長走出來，回到住處，吐了兩口，喝兩三口茶，洗了臉即睡，時間不過七點半。

十月四日 星期六 昨夜睡得早，到十點半就醒了。披衣出去望月，月色很好，真想在外面多站一會。晨六點起，念俄文，去伙房參觀，見到從七〇部來的炊事員老郭。早飯后和陳主任、汪部長、余科長同去司令部，翻了山，也不覺得十分吃力。見到李政委和曾副司令，在李政委房里坐了兩三個鐘頭，聽見七〇部二日的戰斗獲得全勝，捉了六十個俘虜，繳獲輕重機槍各幾挺的消息，很高興。和李政委同去新建的抗美堂，坐了一陣，看同志們在布置歡迎祖國慰問團的會場?；貋砗完愔魅蜗铝怂谋P棋，晚飯時見到謝副參謀長和吳處長，喝了好幾杯白葡萄和一杯半白蘭地，飯后同去抗美堂，余科長先回政治部。我和陳主任、汪部長即由抗美堂直接回政治部。和李政委告別時，他說要記住十九兵團，我說我愿在十九兵團當一小兵?；氐秸尾浚靹偤?，汪部長去看電影去了。我和陳主任到了住處，門都上了鎖，無法進屋，陳主任約我同去看電影，看完《民主德國》，胡可和羅工柳兩位同志來了。握了手，講了兩句話，因酒意未消，口渴難耐，和陳主任先□離會場，在他住處喝了兩大碗茶，回住處不過七點半鐘，余科長已滅燭睡了，即睡。

注釋：

[1]巴金：《致樹基（代跋）一》，《巴金全集》第2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頁。

[2]參見周立民《朝鮮的夢——巴金在1952》，《巴金的似水流年》，中國書籍出版社2014年版；程光煒《文化的轉軌：“魯郭茅巴老曹”在中國：1949—1981》第六章，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李存光《巴金傳》第28、31節，團結出版社2018年版；等等。

[3]《全國文聯組織作家深入生活進行創作》，《文藝報》1952年第5號。

[4]參見賈玉民、張玉枝《巴金赴朝有關史實正誤》，陳思和、李存光主編《珍藏文學記憶（巴金研究集刊卷九）》，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314～320頁。

[5]巴金：《致樹基（代跋）》，《巴金全集》第2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612頁。

[6]中國現代文學館藏巴金《赴朝日記》（一）（二）手稿登記號為“DGDG003754”“DGDG003755”，巴金《赴朝日記》（一）（二）抄件登記號為“DGDG003779”“DGDG003780”。

[7]李致1986年11月23日日記：“《日記》也交給我，由我負責校看。”參見李致《我與巴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12頁。

[8]李致編：《巴金的內心世界：給李致的200封信》，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7頁。

[9]“巴老的失望，是我的痛苦。我一時找不出好辦法，便主動提出幫助他?？慈沼洝Ｓ幸淮挝疑∽≡?，?？础陡俺沼洝?。原稿寫在一個很小的筆記本上，字比小螞蟻還小。我要戴上四百度的老花鏡，加上放大鏡才看得清楚。由此可見當年巴老在戰地生活的艱苦。我這次?？?，時間和精力集中，任務完成較好?！眳⒁娎钪隆恫恢绾螐浹a》，《我與巴金》，第153頁。

[10]參見巴金著，王仰晨編《巴金書簡——致王仰晨》，文匯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頁；李致編《巴金的內心世界：給李致的200封信》，第389頁。

[11]參見李致編《巴金的內心世界：給李致的200封信》，第389頁。

[12]參見巴金著，王仰晨編《巴金書簡——致王仰晨》，第337、381、395、396、400頁。

[13]據中國現代文學館征集文物、文獻資料清單（第0002761—0002766號）所示，《赴朝日記》（一）（二）“原稿”及“代抄稿”的登記編目時間為“1999年1月”，捐贈者為“王仰晨”，征集人為“劉屏”。

[14]據稱，人民文學出版社即將推出新版《巴金全集》（30卷32冊）。

[15]1987年9月2日，巴金曾致信王仰晨：“我今天又收到了《日記》（上）的校樣?！度沼洝肺也患毧戳耍l稿前我校過一遍抄件?！眳⒁姲徒鹬?，王仰晨編《巴金書簡——致王仰晨》，第363頁。據該信可知，在手稿、抄件和全集本之間，還有一個出版前的校樣本。另據中國現代文學館征集文物、文獻資料清單（第0002761—0002766號）所示，王仰晨代巴金所捐贈的同批次文獻資料中，除去《赴朝日記》（一）（二）手稿及抄件，同時還包括巴金為《巴金全集》多卷所寫《致樹基（代跋）》原稿以及《巴金全集》第18—24卷校樣，沒有載有《赴朝日記》的第25卷校樣。

[16]參見李致《我心目中的巴金》，《我與巴金》，第85頁。

[17]參見李致編《巴金的內心世界：給李致的200封信》，第403頁。

[18]根據日記的起止日期，《赴朝日記》應有368篇，但1993年全集本缺失1952年10月3日、4日兩篇日記。

[19]參見巴金著，王仰晨編《巴金書簡——致王仰晨》，第167～168頁。筆者曾致電魏帆，魏帆抄錄《赴朝日記》一部分是在上海巴金家中，巴金在一旁指導，可隨時咨詢；另一部分是帶回中國現代文學館抄錄。兩冊抄稿本中字跡較為工整、稚嫩的，應系魏帆所抄。

[20]參見李致編《巴金的內心世界：給李致的200封信》，第403頁。

[21]因《巴金全集》日記卷出版較為倉促，這些錯訛未及校正便匆匆出版?？筛鶕徒鹑沼浘唧w內容，聯系前后文相關表述及巴金其他文本中提及的相關事例，參照黃谷柳、魏巍、徐光耀等人的赴朝日記，并查閱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編《中華著名烈士》第二十八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政治部編《長城兒女》（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譚錚《中國人民志愿軍人物錄》（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版），胡光正、馬善營編《中國人民志愿軍序列 1950.10—1953.7》（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陳忠龍主編《中國人民志愿軍人物志》（修訂合卷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相關文獻及工具書，可確證日記手稿中人物姓名之訛誤。另參見賈玉民《〈巴金全集〉有關“抗美援朝”部分勘誤》，《黎明職業大學學報》2018年第2期。賈玉民先生在未查對巴金《赴朝日記》手稿及抄稿的情況下，僅憑借全集本并廣泛搜尋參考相關文獻便進行了大量的勘誤工作，本文參考了相關內容，在此致謝。

[22]巴金：《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人民文學》1952年第10期。

[23]感謝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任杰老師和西藏民族大學文學院王奎老師對于手稿辨識工作的幫助。

[24]巴金：《赴朝日記》（一），《巴金全集》第25卷，第22頁。《人民日報》1951年6月3日曾刊文《佛國山上的英雄們》：“佛國山在議政府以北約十五華里，左側與京（漢城）元（元山）鐵路、京壤（平壤）公路緊緊相連，右側是通往楊州的公路?！眳⒁娪谥t、林鵬、趙虹《佛國山上的英雄們》，《人民日報》1951年6月3日。佛國山地處交通要道，具有重要戰略地位，1951年5月，志愿軍583團9連同美軍展開佛國山阻擊戰。1952年4月，巴金至583團訪問。

[25][26][27]巴金：《赴朝日記》（一），《巴金全集》第25卷，第29、30、51頁。

[28]原文如此，參見巴金《赴朝日記》（一），《巴金全集》第25卷，第142～143頁。

[29]Lena Wies即德國作家特奧多爾·施篤姆（Theodor Storm，1817—1888）的一篇傳記故事，巴金曾翻譯施篤姆數篇作品。感謝中央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學院趙天成老師對該部分手稿辨識工作的幫助。

[30][31]巴金：《赴朝日記》（一），《巴金全集》第25卷，第85、92頁。

[32]巴金著，王仰晨編：《巴金書簡——致王仰晨》，第347頁。

[33]李致編：《巴金的內心世界：給李致的200封信》，第403頁。

[34][35]巴金：《赴朝日記》（一），《巴金全集》第25卷，第13、43頁。

[36]巴金、蕭珊：《巴金家書》，李小林編，浙江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頁。

[37]巴金：《致樹基（代跋）一》，《巴金全集》第20卷，第708頁。

[38]感謝蘇州大學文學院教授季進老師對此部分手稿辨識工作的幫助。

[39]巴金：《赴朝日記》（一），《巴金全集》第25卷，第66頁。

[40]此外，還有一處朝文，1952年8月28日日記：“昨晚寫日記時，老太太端了一個木盤，裝了四個桃子進來給我們吃，我說不要，她說：‘????,????,???,’態度誠懇，我無話可說，只說 ????? 而已?！边@句朝語在手稿原文和抄稿中都為：“?????，?????，???”，應是在校樣中刪去了“?”，但并不影響表達，意為：朝鮮人，中國人，一家人。感謝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李炚奎（Kwangkyu Lee）對朝（韓）文部分手稿辨識工作的幫助。

[41][43][44]巴金：《赴朝日記》（一），《巴金全集》第25卷，第87、26、27頁。

[42]感謝首都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俄語系教授劉文飛老師和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黃小軒老師對俄語部分手稿辨識工作的幫助。

[45]巴金、蕭珊：《巴金家書》，李小林編，第31頁。

[46]巴金“朝鮮前線采訪筆記本”（三冊）現藏于中國現代文學館，登記號分別為“DGDG013124”“DGDG013125”“DGDG013126”，規格22×17cm，皮面硬殼日記本，封面印有“工農日記”“工作與學習”“民主日記”等字樣。

[47]巴金：《生活在英雄們的中間》，《人民文學》1952年第10期。

[48]巴金、蕭珊：《巴金家書》，李小林編，第72頁。

[49]手稿和抄稿本在巴金等人校看時，刪去了不少“念俄文”“念朝文”相關的表述，對于此類刪改，筆者認為一方面可能是考慮到每日日記出現多次“念俄文”“念朝文”過于重復，另一方面可能出于對自我在朝日常生活的修飾。

[50]王奐：《巴金在朝鮮前線》，《新文化史料》1996年第2期。

[51]魏巍：《四行日記：魏巍文集 續二卷》，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年版，第48～49頁。

[52]巴金、蕭珊：《巴金家書》，李小林編，第72頁。

[53]巴金、蕭珊：《巴金家書》，李小林編，第47頁。

[54]參見周立民《多印幾本可讀的書——巴金和平明出版社》，《閑話巴金》，四川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

[55]操樂鵬：《平明出版社的文學譯介與出版活動考釋》，《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年第1期。

[56]參見徐焰《朝鮮戰場上的糖彈“心理戰”》，《帷幄春秋》，國防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57]1955年在對同樣主動赴朝體驗生活的路翎所創作《洼地上的“戰役”》的批判中，巴金寫了《談別有用心的〈洼地上的“戰役”〉》（后發表時被康濯等人改為《談〈洼地上的“戰役”〉的反動性》），自言雖然為“我沒有寫出我應該寫的文章而感到苦惱”，但路翎“這里沒有一點真實，這里充滿了惡毒的謊話”。參見巴金《談〈洼地上的“戰役”〉的反動性》，《人民文學》1955年第8期。

[58]“不用說，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不僅在今天，在當時我就有這樣的看法，可是我并沒有站出來替他講過話，我不敢，我總覺得自己頭上有一把達摩克利斯的寶劍。從文一定感到委屈，可是他不聲不響、認真地干他的工作。”參見巴金《懷念從文》，《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2期。

[59]巴金：《法斯特的悲劇》，《文藝報》1958年第8期。

[60]參見周立民《巴金與法斯特事件》，《南方文壇》2020年第6期；于慧芬《“法斯特事件”中的“世界”與“中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4期。

[61]《巴金同志來信》，《文藝報》1958年第11期。

[62]巴金：《給李濟生的信（代跋）》，李濟生、李小林編：《巴金六十年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854頁。

[63]例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1949）、《在前進的道路上——關于讀文學書的問題》（1950）、《“五四”雜談》（1950）、《跨到新的時代來》（1950）等，后結集成冊，題為《跨到新的時代來》，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大量發行，這是丁玲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本雜文集，在當時文藝界頗有影響力，如1952年在四川參加土改的沈從文曾給兒子沈龍珠復信強調：“這幾天讀了些書，有本丁玲著的論文雜集子，可告姆媽看看。值得看，教書有用處。”參見《沈從文全集》第19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76頁。

[64]丁玲：《跨到新的時代來》，《文藝報》第2卷第11期，1950年8月25日。

[65]“巴金的作品，叫我們革命，他的革命既不要領導，又不要群眾，是空想的，跟他走是永遠不會使人向前走的，今天的巴金，他自己也就正在要糾正他的不實際的思想作風?！眳⒁姸×帷对谇斑M的道路上——關于讀文學書的問題》，《中國青年》1949年第23—24期連載。

[66]參見胡喬木《文藝工作者為什么要改造思想？》，《人民日報》1951年12月5日。

[67]“（我有一篇講演，為了應群眾的要求，讀了冰心和你的作品，不知看見沒有。我對你的作品的分析當然是很不夠的。）將來有機會還想在談市儈文學，和低級趣味中再談到。因為我覺得你的文章所觸到的社會問題雖不夠深刻，但卻沒有市儈味，迎合低級趣味的東西，而是有理想的，有熱情的，寫作的態度也是較嚴肅的?！薄吧显挛以幸黄恼掠痔岬侥?，這篇文章不知你看過沒有，名字叫《跨到新的時代來》。這里有點疏忽，我想將來再找機會寫篇文章彌補。我個人覺得你的文章是好的，是起了橋梁的作用，是起進步的作用的。即使在現在也還有它的作用的。”參見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整理《寫給巴金》，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53～55頁。

[68]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整理：《寫給巴金》，第54頁。

[69]祝猛昌、張康玲：《新中國成立初期大規模訪問老根據地：過程、影響及啟示》，《鄧小平研究》2021年第2期。

[70]李存光：《巴金傳》，第228頁。

[71]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整理：《寫給巴金》，第55～56頁。

[72]巴金1952年2月28日致蕭珊信：“這兩天心很不定，行期逼近了，我的一切都未準備好。這一次好像是大張旗鼓地出國，出去后也許先在城里活動一下，甚至會有大場面，甚至要講話，這些都是在上海動身前沒有想到的。丁玲說這就是鍛煉。我看起初一個時期不容易過。”“我現在做的都是我不習慣而且不會做的事?！卑徒?、蕭珊：《巴金家書》，李小林編，第25～26頁。

[73]巴金、蕭珊：《巴金家書》，李小林編，第16～17頁。另參巴金《致樹基（代跋）一》：“一九五二年一、二月我在上海接到家寶的信，他說丁玲要他動員我參加全國文聯組織的赴朝創作組，我征求過蕭珊的意見，她同意我去朝鮮，我便給家寶回了信，過了春節我就去北京報到。這個組由丁玲領導并主持學習，她當時是中宣部文藝處長。參加學習的人有二十幾個，多數是赴朝的?！薄栋徒鹑返?0卷，第708頁。

[74]巴金：“自序”，《巴金選集》，開明書店1952年版，第10頁。

[75]《巴金全集》第2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48頁。

[76周立民：《〈團圓〉的寫作、修改及其他》，《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集刊》第9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版，第11頁。

[77]陸正偉：《〈英雄兒女〉幕后的故事》，《永遠的巴金》，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04～305頁。另參見周立民《〈團圓〉的寫作、修改及其他》。

[78]程光煒：《文化的轉軌：“魯郭茅巴老曹”在中國：1949—1981》，第273～274頁。

[79]巴金：《致樹基（代跋）一》，《巴金全集》第20卷，第707、706頁。

[80]巴金：《致樹基（代跋）一》，《巴金全集》第20卷，第707頁。

[81]巴金：《赴朝日記》（一），《巴金全集》第25卷，第73頁。

[82]巴金1952年5月2日日記手稿。

[83]巴金曾在《談我的“散文”》（《萌芽》1958年第9期）一文中指出：“我的文章最初在《志愿軍》報上所發表，后來才由新華社用電訊發往國內。可是新華社在發電訊稿的時候作了一些刪改?！贝朔N說法似有誤，應是巴金記憶有偏差，根據具體發表時間來看，《人民日報》于1952年4月9日即發表此文，而《志愿軍》報于4月11日才發表。

[84]筆者對讀《談我的“散文”》一文所引用的日記和《赴朝日記》手稿原文，發現文中所引1952年3月20日、22日、25日的日記，同日記手稿原文的表述有所出入。

[85][86]巴金：《談我的“散文”》，《萌芽》1958年第9期。

[87]巴金：《談我的散文》，《巴金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476頁。

[88]巴金：“后記”，《爝火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77頁。

[89]巴金1952年3月22日日記手稿。

[90]參見李蕤《難忘的會見》，《在朝鮮前線》，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1953年版。

[91]參見《羅工柳朝鮮戰地攝影速記日記》，羅安、盧家蓀整理，解放軍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9頁。

[92]參見西虹《抗美援朝戰地日記》，長征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6頁。

[93]“不是跨過的”應為“不，是跨過的”，脫去“，”。參見巴金《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志愿軍》報1952年4月11日，第7版。

[94]臧克家：《為什么“開端就是頂點”》，《人民文學》1950年第5期。

[95]巴金：《致樹基（代跋）一》，《巴金全集》第20卷，第707頁。

[96]手稿原文此處為“十月五日 星期四”，有誤。手稿中此處“五”的寫法不同于巴金的習慣筆法，且有涂改痕跡，同時“十月五日”與“星期四”亦不匹配，故根據日記內容及前后日記推斷，巴金誤記了該天日期和星期，1952年10月3日為中秋節，星期五。此處將“三”錯記為“五”，或許是影響日記漏抄的原因之一?！陡俺沼洝凡o記錯日期的其他例子，可能與巴金一行即將回國、連日飲酒宿醉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