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旅影視作品:要關注風景之中的人與文化
近年來,一批文旅影視作品熱播,呈現美麗的地域風光,有效拉動了取景地或故事發生地的旅游經濟。然而,在這一創作趨勢之中,部分作品的景觀呈現與人文內核相互割裂,使作品難以有效傳遞情感溫度與思想深度。
一些作品“見景不見人”,過度強調風景展示,甚至將其凌駕于敘事邏輯之上。創作者往往濫用空鏡與航拍,過度堆砌風光畫面。鏡頭中雖充斥著山水樓閣等精致美景,卻缺乏鮮活的人物與真實的質感。例如某部微短劇中,冗長且缺少劇情支撐的風光展示屢屢打斷敘事節奏,嚴重削弱了作品的整體連貫性。人物塑造也因此被邊緣化,角色淪為風景的附庸,主要承擔景點介紹功能,缺乏獨立的人格魅力與情感深度。另一些作品則陷入“有人無魂”的困境。文旅內容變成與地域文化脫節的偶像劇套路,人物雖然在風景中活動,卻往往止步于打卡拍照,對當地的歷史文脈和居民的真實生活狀態“視而不見”。以某微短劇為例,美麗的風景只是美好愛情故事的背景板,難以引發觀眾深入探究的熱情。更值得警惕的是創作者對文化符號的淺表化運用。作品對非遺、民俗等本應富含歷史與情感的元素進行簡單拼貼,當成故事的視覺背景板,而未能與人物的命運抉擇、價值觀念形成有機互動,更別說展現一方水土背后的生活哲學與精神力量。這種處理方式使作品難以傳遞深層的地域文化內涵,影響了藝術感染力和傳播效果。
出現這種現象的根源,在于創作理念的偏移。一些創作者將商業邏輯凌駕于藝術規律之上,過度追求“一部劇帶火一座城”的即時效益,將影視作品簡化為加長版旅游宣傳片。也有一些創作者原創能力匱乏,只得依賴速成模式,采用“風景填充”的技術手段來彌補敘事建構和人物刻畫的蒼白。還有一些創作者對地域文化的理解過于淺表化,并未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歷史脈絡,更忽視了其精神內核與當代生活的深刻共鳴和情感聯結。
這種創作傾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必須引起重視。在藝術層面,它導致“審美降級”,使原本應當承載豐富內涵的現實題材,退化為一系列風光明信片的拼接,削弱了影視藝術應有的敘事深度與情感沖擊力。在文化傳播層面,則容易形成“地域認知固化”。觀眾通過劇集所獲得的,可能只是被簡化,甚至被扭曲的地域形象,忽略其真正的多樣面貌與深層的現代化轉型。更值得警惕的是產業層面的反噬效應。當同質化作品大規模涌現,觀眾容易產生審美疲勞。自《去有風的地方》獲得市場成功后,“文旅+愛情”模式的跟風創作扎堆。但這些作品大多未達到預期熱度,也證明了缺乏創作積累和人文支撐的風景展示難以吸引觀眾。長此以往,這一現象不僅會造成創作生態的惡化,也可能使“文旅聯動”的模式失去可持續的發展動力。
文旅題材影視創作要想走出創作誤區,關鍵在于讓“風景”“文化”與“人心”有機融合,巧妙地將自然景觀與地域文化融入敘事主線,通過人物的成長軌跡和情感歷程,展現當代中國人的精神追求,折射城鄉互動、傳統與現代交融的時代圖景。在這一創作理念下,觀察現有的文旅影視作品,大體可歸納為三種典型的旅行者形象,即釋放型主體、中介型主體和回歸型主體。其塑造思路或可為今后創作提供啟示。
釋放型主體往往因現實生活的壓抑、不順利而踏上旅程。例如《外婆的新世界》中的孫玉萍和《出走的決心》中的李紅,都是長期受困于家庭角色與社會成見的中老年女性。她們的出走并非單純逃避,而是掙脫束縛、重構自我的生命歷程。從這個角度看,鏡頭里的自然人文景觀不僅是人物旅程中的環境背景,更是外化與投射其情感波動、思想演進與精神覺醒的流動鏡像。山川、草原、河流甚至天氣的變化,既映襯著她們情緒的起伏,也象征著人格的舒展與生命力的復蘇。景觀由此被賦予人格化的敘事力量,成為旅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同行者。中介型主體往往具備跨越地域的雙重視角與文化感知力。《我的阿勒泰》中的李文秀正是這樣一個典型。她以寫作者的身份重返草原,既保持著都市文明的思維方式,又不斷深入理解游牧生活的文化肌理與精神內核。她不僅“看見”草原,更將這種觀察轉化為都市人容易產生共鳴的表達,在不同地域、民族之間搭建起理解的橋梁。從這類人物新奇而略帶疏離的視角出發,觀眾得以重新審視那些習以為常的自然景觀與民俗日常。他們所看到的,不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阿勒泰,更是一個經由文學之眼重新發現的精神原鄉。這種講述方式不僅提供了文化轉譯與情感連接的路徑,更在美學層面構建起一種“陌生化”的詩意。“回歸型主體”的旅程往往始于現代都市生活的精神困境,而終于對文化根源的再發現與自我認同的深化。《北上》中的謝望和與夏鳳華正是通過回歸運河故鄉,完成了一場從疏離到融入的文化身份重構。他們的返鄉之旅呈現出三個清晰的遞進層次。在空間維度上,是從他鄉到故鄉的地理位移;在時間維度上,是與家族歷史記憶的重新連接;在精神維度上,則重新嵌入通過大運河的活態文化符號串聯起來的社會關系網絡,實現個人價值與集體記憶的深刻對話。人生唯有知曉自己從何而來,才能明白該向何處去。這種讓人物帶著現代文明的成果,重新審視并創造性轉化傳統文化資源,最終在變革的時代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的“回歸—重構—聯結”敘事模式,展現了立足傳統、面向未來的生存智慧。
文旅創作的價值,不僅在于展現山河之美,更在于發現并講述風景中那些有血有肉的人與他們的故事。唯有將自然景觀、地域文化與人的命運、情感深度融合,讓“景”成為“人”的延伸與映照,作品才能真正傳遞出一方水土的生命力與精神內核。也正因如此,文旅敘事才能超越視覺奇觀與旅游推介的局限,升華為具有時代意義和情感厚度的中國故事。未來,我們期待更多作品以人為鏡、以景為媒,在展現中華大地壯美遼闊的同時,更深刻地書寫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與文化自信。這既是文旅融合創作的方向,也是其承載文化使命、凝聚時代共識的意義所在。
(作者:白昕桐,系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助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