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舫，《人民日報》（海外版）副總編，中國人民大學文藝理論博士，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出版有《大春秋》《回家——在韓中國人民志愿軍烈士遺骸回國紀實》《不安的繆斯》《在響雷中炸響》《紙上乾坤》等。

導  讀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義勇軍進行曲》誕生90周年。作家李舫以細膩筆觸講述了聶耳從一個熱愛音樂的青年成長為革命音樂家的歷程，同時展現了《義勇軍進行曲》誕生的前前后后。這不僅是一部關于音樂與歷史的作品，更是一曲對民族精神的深情贊歌。

國 之 歌

李    舫

80年前，中國人民歷經14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贏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90年前，《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于民族危亡之際，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像沖鋒的號角，激勵著中華兒女前赴后繼、共御外敵。無論是在硝煙彌漫的抗日戰場，還是在風雨如晦的艱難時日，這首激昂的旋律，始終是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旗幟。

從田漢在獄中寫下歌詞，到聶耳飽含激情地譜曲，它誕生于中華民族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期間。在戰火紛飛、局勢動蕩的年代，無數仁人志士為了民族解放事業，以筆為刀劍、以歌為號角，用藝術的力量喚起民眾覺醒。聶耳在創作過程中，將底層勞動人民的吶喊、抗爭融入音符，使《義勇軍進行曲》具有動人心魄的力量，成為全民族抗戰精神的集中體現。

站在當下，回溯往昔，國歌飽含的民族精神從未過時。它時刻提醒著我們，和平來之不易，必須倍加珍惜。

在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新中國成立76周年、《義勇軍進行曲》誕生90周年的今天，重溫國歌背后的故事，更深刻理解民族精神內涵，傳承先輩們的愛國情懷與奮斗精神，在新時代繼續奏響屬于我們的奮進之歌。

你用歌聲喚醒了一個民族起來抗爭。

——艾青

引子

1935年7月26日，農歷六月二十六。

這一天，中華民國《云南日報》刊印得比平日里晚了許多。翻開散發著油墨香的報紙，一條消息格外刺目——《歌曲制作家聶耳在日溺斃，滬聶友將予追悼》。消息這樣寫道：

《大路》等影片歌曲制作者聶耳赴日游歷，本月十七日在神奈川路洛陽練習游泳溺斃，滬友聞訊，同聲痛悼，擬下月開追悼會， 并奏其生前所作各曲，以表哀思。

報道不起眼，可是，卻如巨石落海，在中華大地掀起軒然大波。

在西南邊陲云南，這條消息更是如同一枚炸彈。聶耳的三哥聶敘倫此時正在昆明，他見到報紙，恍若晴天霹靂，壓根兒不敢相信這是真的。聶敘倫放下手中的活計，徑直狂奔至郵局，給聶耳上海的朋友們發電報核實：

報載聶耳在日溺斃，是聶耳否？祈速電復！

兩天后，上海的回電來了——

是聶耳，已火葬。

一

1932年11月6 日，一聲汽笛長鳴，火車冒著黑煙，“哐當哐當”從北平出發了。

3年前，17歲的聶耳從上海赴北平（今北京）求學未果，結束了在北平3個月的生活，準備再次返回他熟悉的上海。窗外，是秋天的田野，縱橫曲折的河流穿越田野，陽光澄澈，鳥兒飛翔。這是多么可愛的家國、多么美好的山河啊！怎么能容得日寇肆虐？聶耳的眉頭漸漸皺起。

聶耳抵達上海的第一件事便是迅速找到田漢，將北平左翼劇聯負責人帶給田漢的書面工作匯報與信件轉交給田漢。這天，他在日記里隱晦地寫道：下著雨，借雨衣，坐順便車到老大處，找到由北平介紹所要找的人，做了所要做的事。很滿意。日記中的“老大”，指的就是田漢。

聶耳結識田漢，是在 1932年4月22日，那時，他還是明月歌團的“聶紫藝”。這一年，田漢34歲，聶耳20歲。雖然聶耳與田漢相差14歲，但兩人都有相見恨晚的感覺。他們都有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對貧苦大眾有著十分的同情，兩個人彼此話語投機，相談甚歡。聶耳為田漢那慷慨磊落的氣概所吸引，田漢則看到了聶耳身上樸素真摯的氣質、追求卓越的情懷。這種樸素真摯的氣質打動著田漢，這種熱烈真切的意愿更感染著田漢。

田漢在后來回憶道：“他想找中國共產黨，想學習更多的革命理論，他熱愛音樂，他想知道通過音樂能為革命事業做些什么。”聶耳與田漢的相遇，并通過田漢與中共地下黨組織取得聯系，這些決定了他終將成長為革命音樂家的命運。

這段時間，聶耳上足了發條，馬不停蹄地運轉：參加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及其影評小組組織的各種活動，以黑天使的筆名在報刊上發表《下流》《和〈人道〉導演者的對話》《十九路軍一兵士》等文章。這些文章，集納了他對于中國前途命運的憂慮，對中國文藝的深切思考。

大革命失敗后， 1929 年下半年， 中共中央在宣傳部之下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中央文委”，由潘漢年負責。在臨時中央存在期間，設有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陽翰笙任書記，委員有杜國庠、田漢、周揚、夏衍。1933年3月，為了擴大革命文藝的傳播與影響，占領觀眾最多的電影陣地，拍攝進步影片，“黨的電影小組”正式成立。在中央文委的直屬領導下，黨的電影小組一共拍攝了74部左翼電影，對推動中國電影的進步發展發揮了重大作用。

經過革命斗爭的錘煉與黨組織的培養，聶耳的階級覺悟與政治水平不斷提高。聶耳也是在此期間，逐步參與到進步電影的攝制工作中。1933 年12 月26日，由金焰等人介紹，聶耳到聯華影業公司一廠工作，參與電影制作和電影配樂，年底擔任影片《除夕》的場記。這一時期，聶耳與夏衍、田漢等中共黨員及任光、安娥等左翼音樂家積極聯絡，研究討論發展大眾化音樂和成立音樂研究會的事。

在相同的道路上，面向相同的未來，他們的關系愈加密切，聶耳的生活充滿了陽光，充滿了熱情。

二

1933 年元旦剛過，山海關的槍炮聲揭開了長城抗戰的序幕。

1月1日深夜，日軍突然侵犯山海關，隨后10萬日寇進攻熱河。 山海關將士彈盡糧絕之時，蔣介石卻在南方“剿共”前線，準備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

日本一意孤行，直接宣布以長城為“國境”，熱河當屬“滿洲國”。1933 年1月3日，日本攻陷山海關。2月21日，日軍進犯熱河。3月1日，承德陷落，中國軍隊分退多倫及長城各口，日軍又跟蹤追擊，并進犯灤東。中國在喜峰口等處，亦曾予敵以重創，然而因兩軍軍備之懸殊，至5月間遂將長城各口放棄，東路亦僅守灤西。5月31日，簽訂《塘沽協定》，停止國民黨政府對日本侵略軍的自動抵抗， 規定中國軍隊撤出長城以南大片地區，并將這一地區劃為“非武裝區”。

熱河陷落，東北抗日義勇軍更陷于勢孤援絕的境地。盡管如此，矢志抵抗日寇者不絕如縷，聶耳在時代的洪流中，奮勇向前。

1933 年，聶耳開啟了瘋狂而豐沛的創作。《開礦歌》《饑寒交迫之歌》和《賣報歌》，是他最早公開發表的3部音樂作品。

與此同時，聶耳為舞臺劇《揚子江暴風雨》創作的《碼頭工人歌》和《前進歌》，為孫瑜導演的《大路》譜寫的《大路歌》和《開路先鋒》，《桃李劫》中傳唱至今的《畢業歌》，《新女性》中6首新女性組歌，以及《金蛇狂舞》《翠湖春曉》等民族器樂曲，都是這一年完成的。這一年，可謂聶耳創作的井噴之年，短短一年內他創作了 19 首歌曲，其中《翠湖春曉》《金蛇狂舞》《碼頭工人歌》和《畢業歌》更是流傳至今。

白色恐怖愈加嚴峻，聶耳的信念愈加堅定。

聶耳更加勤奮地創造著革命時代的革命音樂，創作真正反映勞苦大眾呼聲的藝術作品。從1933年到1935年，短短兩年多的時間里，就創作了三十幾首歌曲。1934年，他的音樂更加具有戰斗性，他全部作品的十之八九就是在這一年完成的。他自己作曲自己主演的獨幕歌劇《揚子江暴風雨》也在這一年上演了，獲得了廣泛好評，對聶耳是一個很大的鼓舞。但他并不以此自滿，而是更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決心在音樂上深造，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中國人民的音樂事業。

此時，一個重要時刻終于到來，聶耳實現了神圣的夙愿！

其實，早在北平期間，聶耳已經向黨組織遞交過入黨申請書，左翼戲劇家聯盟北平支部通過考察他在左翼文藝工作中的積極表現，討論過了他的入黨問題，認為他經受住了多種斗爭的鍛煉和考驗，符合黨員必須具備的素質和條件，準備吸收他成為黨組織里新的一員。可是，那時候，北平正處于抗日斗爭最激烈的時期，加上聶耳很快就返回上海，黨組織沒來得及為聶耳辦理入黨手續。

聶耳并不知道，他返回上海親手送達黨組織的這些文件里，就有一份北平劇聯對他在北平期間的進步表現所做的詳細介紹。這份介紹的結尾真誠地寫道：

建議上海劇聯盡快吸納聶耳入黨。

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直是聶耳夢寐以求的事情。早在聶耳就讀于云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期間，他就經同學介紹，秘密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在團組織的領導下，他參加過很多革命活動，曾秘密印發傳單，到街頭宣傳演出、聚眾游行，還到國民黨監獄去探望地下黨身份的老師。聶耳從中學時候起就一直按照革命者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時刻鞭策自己積極進取，不斷地用行動向黨組織靠攏。

1933 年 1 月初，就在反動派文化圍剿最嚴重的時刻，在革命斗爭最尖銳的關頭，上海中國左翼劇聯負責人和黨團書記趙銘彝找到聶耳，開門見山地問：“黨組織考慮接收你為中共黨員，你是否有意愿加入？”

聶耳聽罷，恨不得跳起來：“加入共產黨，我愿意！”

趙銘彝擔心隔墻有耳，趕緊按住聶耳，不讓他說下去。

聶耳早就準備好了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沒想到心愿實現得這樣快。 第一時間交上簡歷后，他迫切期待在黨旗前莊嚴宣誓的那一刻早日到來。他每天都在暗暗祈禱：

請讓這神圣的時刻，隨明天新生的太陽，一起到來吧！

終于，聶耳迎來他生命中盼望已久的重要時刻：1月底的一天， 上海聯華影業公司第一制片廠攝影棚中一個隱秘的角落里，田漢、 趙銘彝和夏衍出現在聶耳面前。

這3個來自中共黨組織的重要人物的出現，讓聶耳激動得想要放聲歌唱。然而，迫于情勢，聶耳期待已久的入黨儀式只能因陋就簡，秘密進行。不能開燈，因為怕引起別人的注意；沒有黨旗，因為攜帶不進來；不能大聲言語，因為隔墻就可能藏著反動政府的“耳朵”。當然， 再多的困難也阻礙不了聶耳迫切的心情。

門窗緊閉的陰暗角落，自有中國共產黨的精神去照亮；缺少黨旗， 可以現場動手繪制；不能高聲語，那就讓唇齒間壓低的聲音，化作心中雷鳴般激蕩的音響。

一切就緒，激動人心的時刻到來了。

在攝影棚那個最昏暗的角落里，在監誓人夏衍的見證下，聶耳舉起臨時匆忙手繪的黨旗，壓低聲音，跟著介紹人田漢和趙銘彝，一字 一句，對著黨徽莊嚴宣誓。

宣誓完畢，聶耳同其他3個人壓低嗓音，唱起《國際歌》：

起來，

饑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

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斗爭！

……

4位同志將手緊緊握在一起。“同志！”聶耳聽到這兩個字，淚水奪眶而出。他的雙手因為激動而滾燙、發抖，這是志同道合的深情，是心心相印的友誼。

至此，聶耳成長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成長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三

1933 年 6 月的一個黃昏，一個賣報的“小毛頭”餓得頭暈眼花， 被擠擠搡搡的人群裹挾著，一頭栽倒在地上，摔得頭破血流。

一位青年趕緊擠過去，把她扶起來，還買下了她手里所有被弄臟的報紙。

這個青年就是聶耳。

自那以后，在霞飛路（如今的淮海中路）的人潮里，聶耳總與“小毛頭”小小的身影不期而遇。彼時的霞飛路，車馬轔轔，行人熙攘，喧囂裹著市井的煙火氣漫過街道。而小姑娘就混在這熱鬧里，懷里抱著疊得整齊的報紙，一面腳步輕快地穿梭，一面清亮地喊著報名——那一聲聲吆喝，被她念得婉轉又順口，像含著露珠的童謠，在嘈雜里生出別樣的悅耳。在聶耳聽來，這哪里是尋常的叫賣，分明是一首帶著生活溫度的動人曲調，輕輕叩著他的心弦，讓街頭的尋常時光，也浸滿了詩意的回響。

聶耳很喜歡這個賣報的小姑娘，同她攀談起來，小姑娘出身于上海日資紗廠工人家庭，因家境貧困從來沒有名字。聶耳創作了《賣報歌》以后，為她取了個響亮的名字“楊碧君”。

后來，聶耳才慢慢知曉“小毛頭”身上所壓著的困頓：家境早已被貧寒壓得喘不過氣，父親的病逝又抽走了家里唯一的頂梁柱，只剩母親在家中日復一日地操勞，全家的生計，竟都系在她懷里那疊薄薄的報紙上。

可這街頭的生計哪有容易二字？她小小的身影混在一群男報童里，叫賣聲再清亮，也難敵旁人的爭搶，常常只能攥著沒賣完的報紙，在人潮里孤零零站著。聶耳看在眼里，便常常停下腳步，陪著她一同向過往路人吆喝——他的聲音混著小姑娘的脆響，在霞飛路的煙火氣里，匯聚成溫暖的曲調。那時的聶耳，自己的收入也不過是勉強糊口的微薄之資，可這份同是底層人的共情與心疼，讓他總忍不住伸出手，想為這苦水里泡大的孩子，多撐一點點光亮。

有一天，聶耳見到“小毛頭”，就對她說：“干脆我幫你寫一首賣報歌吧。這樣別人叫著賣，你可以唱著賣， 一定會比別人賣得更多的。”

那時節，聶耳心中正燃著一簇火苗——他要為街頭奔波的報童寫一支歌，這念頭像春日里的新芽，在他的心底瘋長。聶耳于是尋到安娥，將這滾燙的想法細細道來。安娥懂他這份心意，不多時便將歌詞寫就，紙頁上的文字，恰似報童穿梭街巷的身影，鮮活又帶著倔強。聶耳接過歌詞的那一刻，旋律仿佛早已在他胸中盤桓許久，指尖一碰琴鍵，那些跳躍的音符便順著心意流淌而出，沒費多少功夫，《賣報歌》的曲調便落了紙，成了往后歲月里，能跟著報童腳步一同回蕩的溫暖回響。

聶耳揣著剛譜好的曲譜，邀了友人周佰勛一同尋到“小毛頭——那個在街頭巷尾抱著報紙奔跑的小小身影，原是這曲歌謠最該遇見的人。兩人站立在小姑娘面前，輕輕唱起這支為她而作的歌。歌聲未落，小姑娘眼里泛起淚光，她忍不住拍手雀躍，脆生生說道：“聶先生，要是能把‘幾個銅板能買幾份報’唱進去，我就能挑著報擔邊走邊唱啦！”

聶耳當即點頭應下。回去后，他立刻找安娥細說這樁趣事，兩人一同斟酌，將那句詞改成了“七個銅板就買兩份報”——這帶著市井煙火氣的字句，恰似把小姑娘的日常裝進了旋律里，讓這支歌從此有了街頭巷尾的鮮活溫度。

從此，在上海灘，“小毛頭”唱起了《賣報歌》：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報， 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聞真正好，七個銅板就買兩份報。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大風大雨里滿街跑，走不好，滑一跤，滿身的泥水惹人笑，饑餓寒冷只有我知道。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耐饑耐寒地滿街跑，吃不飽，睡不好，痛苦的生活向誰告，總有一天光明會來到。

“小毛頭”就唱著這首《賣報歌》去賣報，果然，賣出去的報紙 比以前多得多。這唱盡了報童心酸的歌曲朗朗上口、動人心弦，不久便在上海開始傳唱，很快風靡起來，傳遍大街小巷，傳遍大江南北。

后來，聶耳又把“小毛頭”介紹到華聯影業公司當了演員。從此，“小毛頭”開始了嶄新的生活。

聶耳關心關注的，還有很多同“小毛頭”一樣窮苦無助的人們。

1933 年的上海，黃浦江的潮水拍打著碼頭，發出低沉的嗚咽聲。 江邊的漁村里，破舊的木板房在風中搖搖欲墜，屋頂上的茅草被風吹得七零八落。

漁民徐福蹲在自家門前，手里捏著一根粗糙的麻繩，正在修補一張破舊的漁網。他的妻子坐在一旁，懷里抱著剛出生的一對龍鳳胎， 臉上掛著疲憊卻溫柔的笑容。

“小貓、小猴，你們看，這是你們的爹。”她輕聲哄著懷里的孩子， 聲音里帶著一絲苦澀。

徐福抬起頭，看著妻子懷中的兩個孩子，眼中閃過一絲復雜的情緒。他伸手摸了摸兒子小猴的臉，又輕輕捏了捏女兒小貓的小手，嘴角勉強擠出一絲笑意：“孩子們，爹一定會讓你們過上好日子。”

然而，好日子似乎遙不可及。漁霸何仁齋的催租聲像一把利劍， 懸在徐福的頭頂。為了還債，他不得不冒著暴風雨出海捕魚。那是一 個漆黑的夜晚，狂風卷著巨浪，像一頭猛獸般吞噬著海面上的一切。 徐福的小船在風浪中顛簸，最終被無情的大海吞沒。

徐福的妻子聽到噩耗，癱坐在地上，淚水無聲地滑落。她抱著兩個孩子，喃喃自語：“我們該怎么辦？我們該怎么辦？”

為了活下去，她不得不撇下小貓和小猴，到何仁齋家做奶媽抵債。 兩個孩子被留在破舊的漁屋里，由年邁的祖母照顧。小猴在一場大病后變得癡傻，小貓則像一只野貓般機靈潑辣，帶著弟弟在漁村里艱難求生。

10年后，小貓和小猴長大了。他們和何家的少爺何子英成了朋友。子英聰慧善良，常常教小貓讀書寫字，而小貓則用清脆的嗓音為他唱起漁村的童謠。3個孩子在漁村的沙灘上奔跑嬉戲，笑聲回蕩在海風中。

然而，命運并未眷顧這個破碎的家庭。祖母去世了，小貓和小猴失去了最后的依靠。何仁齋的漁業公司壟斷了漁場，漁民們再也不能出海打魚。小貓和小猴走投無路，帶著失明的母親流浪到上海，投奔靠賣藝為生的舅舅。在上海的街頭，小貓和小猴用沙啞的嗓音唱起了《漁光曲》。歌聲哀婉凄惻，像一縷輕煙飄蕩在繁華的都市上空。路人駐足聆聽，卻無人伸出援手。直到有一天，留學歸來的何子英出現在他們面前。

“小貓、小猴，是你們嗎？”子英的聲音里帶著驚訝和心疼。

小貓抬起頭，眼中閃過一絲希望：“子英少爺，是你！”

子英從口袋里掏出100塊錢，塞到小貓手里：“這些錢你們先拿著，我會想辦法幫你們的。”

然而，這100塊錢卻給小貓和小猴帶來了無盡的麻煩。他們被誣陷偷竊，最終被捕入獄。母親在家中聽到消息，驚慌失措中碰倒了油燈，引發了一場大火，火焰吞噬了她和舅舅的生命。

與此同時，何家也陷入了絕境。何仁齋的情人與奸夫勾結，搞垮了漁業公司。何仁齋在破產的打擊下選擇自殺，子英改良漁業的夢想也隨之破滅。

故事的結尾，小貓、小猴和子英一起出海捕魚。病弱的小猴在一次意外中摔傷，傷勢日漸加重。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躺在小貓懷里，聽著姐姐一遍又一遍地唱著《漁光曲》，癡癡傻傻地笑著，最終閉上了眼睛。

1934年6月14日，電影《漁光曲》在上海首映。影片中，聶耳扮演的漁民在風暴中掙扎求生的場景讓觀眾潸然淚下。任光為電影創作的同名主題曲《漁光曲》哀婉動人，像一縷輕煙縈繞在每個人的心頭，也縈繞在聶耳的心頭。

“聶先生，您的音樂太感人了。”王人美在首映式后對聶耳說道，“每一段旋律都像是在訴說漁民的苦難。”

聶耳微微一笑，目光投向遠方：“音樂不僅僅是旋律，它是生活的回聲，是人民的吶喊。我希望，通過這部電影，能讓更多人看到底 層百姓的苦難。”

《漁光曲》上映后，連續 83 天場場爆滿，成為當時中國電影史上的奇跡。1935年，影片在莫斯科電影節上獲得榮譽獎，成為中國第一部在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的電影。

然而，聶耳并未停下腳步。他知道，漁民的苦難只是冰山一角，還有更多的吶喊等待被聽見。他要用音樂，去喚醒更多的人，去迎接那個屬于中國人民的黎明。

四

同聲若鼓瑟，合韻如鳴琴。

只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所思所言才能不謀而合，田漢與聶耳，恰是如此。

加入中國共產黨，對聶耳一生道路的選擇、音樂的鍛造、思想的升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這時的中國風雨如晦。田漢和聶耳都在思考：究竟如何才能筑起中華民族最堅不可摧的長城?中華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何處?

田漢在這時寫下了一篇文章《站在日出前的中國》，表達堅定的民族信念：

近代一切文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一天天立體化，近代戰爭也由平面的戰爭進為立體的戰爭。萬里長城誠如蕭伯納翁在張學良將軍的私人飛機上所見，只不過是一版“矮墻”而已。在敵人的近代武器下，這一版“矮墻”的運命是決定了的。但最后的勝利是不決定在敵人的武器，而決定在全中國廣大勞苦民眾的意志。但凡他們不肯做奴隸，他們是必能把帝國主義強盜踢出去的，不管它的飛機大炮是多么厲害。因此，只有組織了民眾自己的力量，才是真正能防衛中華民族自己的家的萬里長城！誰不許民眾自己起來，誰就是“自壞長城”以迎敵。

田漢的激情深深感染著聶耳。除了忘我地進行音樂創作，聶耳更加積極地參與革命活動。

1933年，在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指導幫助下，上海的左翼文藝工作者先后成立了“中國電影文化協會”“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等組織，聶耳都在其中擔任了重要職務。此外，聶耳還經常通過具有工會性質的聯華影業公司同人會，帶領同事與資方勢力進行斗爭，旗幟鮮明地反對其反動的制片方針。

聶耳頻頻參加進步活動，成了聯華影業資方的眼中釘。

1934年1月，聯華影業終于找借口將他解雇。

然而，聶耳沒有畏懼，就在這個月，在距離春節僅有短短6天的那個夜晚。聶耳在日記里寫下一句話：

    一九三四年是我的音樂年。

這句話，是新的一年里，聶耳同音樂相約的誓言。

此時的聶耳剛遭聯華影業公司的惡意解雇，正經歷人生中的第三次失業，生活極為困頓，身體健康情況不佳。然而，他現在有著更宏大的理想。并未因為短期的困難而影響心情，他忙于練琴、讀書、創作、演戲，并對新一年的音樂之途滿懷希望。

田漢這個時候以更加積極的熱情投身中國進步文藝的創作中。1934年年初，他創作了表現義勇軍不屈精神的抗戰話劇《水銀燈下》。在這部劇作的結尾，田漢借著劇中義勇軍士兵之口喊出中華兒女激情澎湃的心聲：

不！中國并沒有完！

義勇軍戰士在劇中高喊：“弟兄們，中國并沒有完，只要我們大家一條心，中國是不會完的。只要大家不肯做亡國奴，中國不會亡的。聽，敵人的槍越響越近了，我們不要等著他們來，我們要沖上前去。”

1934年春天，好消息來了，沉淀了兩個月的聶耳在好朋友任光、安娥的幫助下，得到一個入職著名的上海東方百代公司的機會。

上海東方百代公司，坐落在徐家匯的一片綠陰深處，這是一座三層法式小洋樓，紅瓦坡頂，紅磚墻面，煞是好看。

百代唱片公司是最早在中國建廠灌片的跨國唱片公司。19世紀90年代末，一位名叫樂濱生（E.Labansat）的法國人在上海擺攤播放唱片起家，幾年后創立了PATHE公司，也就是百代公司。1908年，法國商人在上海開設東方百代公司，經營唱片銷售業務。1917年，東方百代公司開始在徐家匯一帶購買土地，陸續建房，建起中國第一家唱片制造廠，正式生產紅色片芯的唱片，唱片商標是一只報曉的雄雞。1930年，英國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接手法商東方百代公司，定名為“英商東方百代有限公司”，開始大量灌錄都市流行歌曲唱片，迅速成長為中國規模最大的唱片企業，引領著中國流行歌壇的潮流。

1934年春天，安娥和任光將聶耳帶到他們工作的上海百代公司， 向見錢眼開的英國老板大力舉薦聶耳，這位目前上海不可多得的音樂英才，一定會為百代公司賺個盆滿缽滿。英國老板很高興，答應給正處于第三次失業期的聶耳一個機會。聶耳有備而來，他挑選了自己比較得意的兩個作品，在百代唱片公司的錄音棚里配樂演唱，灌注唱片。

不久，百代唱片公司正式錄用聶耳。公司立馬安排他進音樂部， 讓他幫助任光做錄音工作，此外還要教歌、抄譜和作曲。很快，“拼命三郎”聶耳憑借出色的工作表現被提升為音樂部副主任。

事實上，聶耳進入百代唱片公司是上海左翼戲劇家聯盟安排的。 百代唱片公司屬于外商企業，盡管當時反動派的文化“圍剿”已是硝煙彌漫，百代唱片公司卻很少受到當局的出版審查，公司只管盈利。 另外，百代唱片公司的設備和錄音技術是當時中國比較先進的，唱片發行的數量非常龐大。這有利于上海左翼劇聯灌制、銷售更多的進步音樂唱片，從而擴大左翼文藝的社會影響，來抗擊反動當局的文化“圍剿”。

進入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后，聶耳和任光、安娥一起堅持拍攝進步電影，堅持演出進步戲劇，并借電影音樂或流行歌曲之名，出版了一大批進步歌曲唱片。

1934年，田漢的劇作《揚子江暴風雨》公演，聶耳為劇中的主題歌配了曲。在這部被稱為中國最早的新歌劇中，聶耳顯出作為歌劇演員的才能。

5月，聶耳在“百代”牽頭成立了一個民樂團，取名為“森森國樂隊”。樂團成員只有5人，但每位成員都會好幾種樂器。樂團成立的初衷是為歌唱者在灌唱片時做伴奏，而實際上卻是聶耳在對民樂伴奏和合奏等形式進行改革性試驗和探究。森森國樂隊編創并公開演奏了許多民族器樂曲，讓傳統民樂煥發出新的藝術生命。其間，聶耳為森森國樂隊創作和改編了4首民樂合奏曲，分別是《金蛇狂舞》《翠湖春曉》《山國情侶》《昭君和番》。《金蛇狂舞》熱情洋溢、節奏激昂，如金蛇舞動般充滿活力；《翠湖春曉》抒情明朗，以優美旋律展現遙遠故鄉的美好風光與向往之情；《山國情侶》富有民族特色，融合民間音樂元素，傳遞出別樣風情；《昭君和番》則在旋律中蘊含著歷史故事的韻味與情感。

6月，聶耳為田漢編寫的舞臺劇《揚子江暴風雨》譜寫了4首插曲，分別是《碼頭工人歌》和《苦力歌》（后改名為《前造歌》）、蒲風作詞的《打磚歌》和《打樁歌》。這4首歌，均以底層勞動人民的生活為藍本，旋律中飽含著他們在沉重勞作時的苦難、對剝削壓迫的憤懣以及不甘屈服的抗爭精神，生動展現出聶耳以音樂為武器反映社會現實、喚起民眾覺醒的創作意圖。這4首歌中，最出色的、影響也最大的，是《碼頭工人歌》。

7月，聶耳為電通影片公司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配樂作曲。

8—9月，聶耳在聯華影片公司第二制片廠拍攝的影片《大路》中 擔任全部配樂工作。

10月，聶耳為藝華影業公司拍攝的影片《飛花村》的主題歌《飛花歌》、插曲《牧羊女》作曲配樂。

聶耳還與陳伯吹共同創作兒童歌曲《小野貓》，與柳倩合作完成《雪花飛》等。這一年，聶耳在音樂創作上收獲豐厚，在評論上也不放松，他以化名撰寫了《一年來的中國音樂》（1935年1月6日刊于《申報》）和《看俄國歌劇雜談》兩篇評論。《一年來的中國音樂》是聶耳關于音樂評論的一篇重要作品，文章從多個方面綜合性地評論和總結了這一年的中國音樂，文中滲透著聶耳對新興音樂的新見解。

在1934這一年里，聶耳創作了 9 首電影歌曲，4 首民族樂曲，2首兒童歌曲，2篇音樂評論。

沒錯，1934年就是聶耳的“音樂年”。

五

1934 年秋，在《桃李劫》熱映之際，田漢著手為上海電通影片公司創作電影劇本《風云兒女》。

這部作品講述了抗戰時期，只顧享樂的詩人辛白華最終因為摯友梁質夫的犧牲而投入抗戰的故事，顯然田漢志不在兒女情長，而是中華民族抗戰。《義勇軍進行曲》是電影的主題歌，是劇中男主角、詩人辛白華《萬里長城》長詩的最后一節。

田漢完成劇本創作不久，就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很多年后，夏衍回憶說：“記得1935年，田漢同志被捕，留在我手邊的是一個電通公司決定了要拍的、寫在幾頁十行紙上的《風云兒女》的影片梗概。”上海電通影片公司很重視這個劇本，請夏衍撰寫電影臺本，請聶耳為主題歌作曲。于是，夏衍將這個影片梗概改寫成電影文學劇本。

被捕入獄的田漢并未放棄手中的事業，他在獄中寫下了《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義勇軍進行曲》歌詞原是寫在一張包香煙的錫紙的襯紙上，襯紙被茶葉水濡濕，字跡模糊。夏衍和電影編導孫師毅從襯紙上一字一字地抄下來。

1934年的上海，秋意漸濃，黃浦江畔的風裹挾著潮濕的氣息，吹拂著這座不夜城。夏衍站在電通影片公司的窗前，望著遠處朦朧的江景，心中卻無法平靜。

夏衍的手指輕輕摩挲著那張紙，仿佛能感受到田漢在獄中奮筆疾書時的熱血與激情。他知道，這不僅僅是一首歌詞，更是一把火，一把可以點燃千萬人心靈的火。他深吸一口氣，轉身走向書桌，開始仔細研讀每一個字、每一句話。

“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夏衍低聲念著，聲音雖輕，卻仿佛帶著千鈞之力。他的腦海中浮現出無數畫面：青年學生走上街頭，工人罷工，農民拿起鋤頭，士兵挺起胸膛……這些畫面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波瀾壯闊的抗日圖景。

就在這時，門外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緊接著是敲門聲。夏衍打開門，只見聶耳站在門口。

聶耳見到夏衍的第一句話就是：“聽說《風云兒女》的結尾有一個主題歌？”夏衍將劇本交給聶耳，聶耳迫不及待地翻到最后，打開歌詞頁，輕聲念道：“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他的聲音漸漸高昂，眼中閃爍著激動的光芒，“這詞寫得太好了！它表達了我心中的情感。”

聶耳又將歌詞念了兩遍，毫不猶豫地對夏衍說：“作曲交給我，我干！”等不及夏衍開口，聶耳已經伸出手來同夏衍握手了。“放心吧！交給我！”他迅速地重復了一遍，又說，“田漢先生一定會同意的！”

夏衍同意了，聶耳又跑去找到導演許幸之，主動請纓：“把作曲任務交給我吧！我保證好好完成！”兩個青年雖然是第一次見面，但共同的理想卻讓二人一見如故，相談甚歡。許幸之不僅把作曲任務交給了聶耳，他還敏銳地發現聶耳具有表演才能，與劇本中的男二號梁質夫的形象和氣質都有共同之處。于是，許幸之直截了當地問道：“除了作曲之外，還有一個任務要配給你，你干不干?”聶耳回答得也很干脆：“什么任務？你說吧！”許幸之簡單給聶耳講了《風云兒女》的劇本故事，重要配角梁質夫是一個富有革命理想的熱血青年，還沒有找到合適的演員。許幸之說：“我一眼看中了你，無論是從氣質、性格還是體態外形上，這個角色由你來扮演最為理想。怎么樣？”“行！”聶耳本來就熱愛表演，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可惜，聶耳后來因為被迫緊急出國，最后未能出演梁質夫，這一角色最終由顧夢鶴扮演。

聶耳逝世后，夏衍回憶當年的場景，無比感傷地說：“聶耳這位同志，永遠不知疲倦。不論什么工作，都‘搶’著去做。”

聶耳還給他講了一個小故事。為創作《義勇軍進行曲》，聶耳廢寢忘食，夜以繼日，一會兒在桌子上打拍子，一會兒坐在鋼琴面前彈琴，一會兒在樓板上不停走動，一會兒又高聲地唱起來。房東老太太可不答應了，以為聶耳發了瘋，不敢讓他繼續住在家里。向聶耳下逐客令。聶耳只好再三向她表示對不起，證明自己很正常。好說歹說，房東老太太才相信了聶耳，終于她息了怒。

許幸之聽了試唱后和聶耳交換了意見：“整個曲子譜得很好，激昂、輕快，但‘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的起句顯得低沉了一些，而最后一句‘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還不夠堅強有力。是否應當減少一些裝飾音，形成一個堅強有力的煞尾？”

聶耳經過一番思索之后，便拿起桌上的鉛筆，修改起來。修改后，兩人不約而同地合唱。起句比原先激昂得多了。聶耳潛心構思，不斷吟誦《義勇軍進行曲》簡短鏗鏘的歌詞，感到末尾原句“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前進”一句不是很順，便改為“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末尾，順應旋律在“前進，前進，前進”之后加上“進！”從而改為：“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由于增加了疊句，最后三個“前進”以鏗鏘有力的休止符來煞尾，把那堅決、勇敢、跨著輕快的步伐挺身前進的情緒，表現得更加明快、強烈。

這時傳來消息，因為聶耳的進步思想和革命行動，國民黨當局要逮捕他。中共黨組織為保護這位年輕有為的革命文藝戰士，特安排聶耳先到日本，然后再去西歐、蘇聯學習。

這大約是他們的最后一次合作了。

六

1935年4月15日，聶耳踏上了開往日本的輪渡。

從決定離開上海，到真正離開上海，留給聶耳的時間所剩無多。從1932年11月8日抵達上海，轉眼間兩年零5個月過去了。這近900天時間，是聶耳一生中最忙碌的時刻。

出行前的緊張日子里，聶耳還帶著《義勇軍進行曲》曲譜，邊唱邊打拍子，征求了音樂界同仁、青年學生、工人等很多人的意見。

盡管在日本的日子異常忙碌，聶耳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的信念，還有自己的任務。革命的星火與精神的炬火，原是聶耳音樂創作的魂魄所系。當時代的疾風驟雨漫過山河，聶耳在混沌中迅速辨明前行的方向，從此將個人的生命，與家國的沉浮、民族的危亡緊緊纏繞，此后再也不曾分開——他筆尖流淌的每一個音符，便都成了與家國命運同頻的心跳。

聶耳還記得上一次見到田漢時，田漢對他的囑托，他仿佛聽到田漢對他說：“這是我為你的旋律寫的詞，你看看是否合適。”他仿佛看到田漢微笑著說：“這是我們共同的創作。你的旋律給了我的詞生命，而我的詞也讓你的旋律有了靈魂。”

與祖國遠隔重洋，他卻始終不能忘記故鄉的一切。

聶耳深吸一口氣，重新坐到鋼琴前。他的手指在琴鍵上跳躍，旋律與歌詞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他仿佛看到田漢站在一旁，輕聲哼唱著，仿佛已經看到了無數人在戰火中高唱這首歌，奮勇向前。

然而，命運卻并未給予他們太多的時間。

聶耳抵達日本，安頓好自己，第一時間便投入《義勇軍進行曲》曲子的創作和修改。可是，這些在他的日記里沒有一個字的記載。

觸動聶耳為《義勇軍進行曲》譜曲的，其實是一段悲憤的往昔。

1933年初，榆關失守，熱河失守。2月18日至2月28日，當熱河的風還裹挾著戰火的余溫，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負責人王化一、杜重遠和遼吉黑民眾后援會負責人朱慶瀾等人，便已帶著沉甸甸的擔當，踏過硝煙彌漫的土地。他們同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與遼吉黑民眾后援會一道，率領百余人的隊伍，肩頭扛著械彈，帶著服裝與慰問品，一步步走向抗戰前線——那片如今被稱作建平縣朱碌科鎮、敖漢旗四家子鎮的土地，曾見證他們站在隊伍前列，用目光檢閱將士們的堅毅，用掌心傳遞后方民眾的期盼，讓每一份慰問都化作抵御外侮的力量，融進山河不屈的脈動。

在這里，聶耳親眼目睹了東北義勇軍將士前赴后繼、浴血殺敵的場景，被其精神所感動、激勵和鼓舞。當時將士們進行操練，義勇軍軍歌、誓詞中的“血肉筑成長城”等口號被填入古曲《滿江紅》，成為后來的《義勇軍誓詞歌》。

可是，聶耳對自己的作品還不滿意。從上海啟程遠赴日本，聶耳將《義勇軍進行曲》未完成的曲譜帶在身邊，在初稿基礎上反復琢磨修改，最終完成曲譜定稿，并將凝結著心血的定稿寄回上海電通影片公司，讓這段跨越山海的旋律，成為中華民族覺醒的號角。

《義勇軍進行曲》和《馬賽曲》《國際歌》在曲調上有類似之處，聶耳坦言：歌曲的創作“是受了它們一些影響的，不過（它）比《國際歌》更明快，比《馬賽曲》更激昂。”

電影《風云兒女》前期拍攝完成后，田漢的主題歌歌詞并沒有確定歌名；聶耳從日本寄回來的歌詞譜曲的名稱也只寫了三個字——“進行曲”。影片的投資人、遼吉黑民眾后援會會長、東北義勇軍總司令的朱慶瀾，在“進行曲”三字前面加上了“義勇軍”三個字，這部作品終于有了自己的名字——《義勇軍進行曲》。

1935年5月9日，由袁牧之、顧夢鶴領銜的電通公司歌唱隊在位于上海徐家匯附近的百代唱片公司錄音棚里錄制了《風云兒女》的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

5月10日，《義勇軍進行曲》歌譜在《中華日報》上發表。5月16日，《電通畫報》創刊號刊出《義勇軍進行曲》歌譜。之后，賀綠汀邀請當時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擔任樂隊指揮的蘇聯作曲家阿龍·阿甫夏洛莫夫配器，將《義勇軍進行曲》灌成唱片公開發行。

1935年5月24日，電影《風云兒女》在當時的上海金城大戲院首映，唱出了中華民族心底“最后的吼聲”的《義勇軍進行曲》迅速傳遍全國，唱響大江南北，激勵四萬萬同胞奮勇抗戰。

七

隨著《風云兒女》的上映，《義勇軍進行曲》很快就唱遍了全國，鼓舞在抗戰炮火中的中國人民“前進！前進！前進！進！”

1935年底爆發的一二·九運動中，全國各地的學生、工人、愛國人士和支持中國的國際友好人士在集會上和游行隊伍中都要齊唱《義勇軍進行曲》。

抗戰期間，國民黨中央廣播電臺每天定期播放《義勇軍進行曲》。國民黨軍校把《義勇軍進行曲》定為軍歌，張學良于西北練兵時，特別強調了士兵齊唱《義勇軍進行曲》的重大意義。

1935年7月，《義勇軍進行曲》傳到東北后，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全軍學唱，并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軍歌。

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草擬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主張停止內戰，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對日作戰。

10月4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兼政治委員楊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鐵巖與第二軍政治部主任李學忠、第二軍第二團政治委員曹亞范等率部在濛江縣那爾轟附近老龍崗召開會師慶祝大會。楊靖宇為了振奮軍威，經中共南滿特委、軍黨委討論決定：將關里傳過來的《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代軍歌。楊靖宇非常喜歡這支歌，特意命令第一軍政治部將歌曲翻印，發給各團政治部組織教唱。部隊在整編過程中，軍部警衛團組建了一個號兵班，宋鐵巖將政治部宣傳隊收留的一部分遼寧民眾自衛軍軍樂隊的遣散人員集中起來，組建了一支小軍樂隊，并由號兵班配合，練習演奏代軍歌《義勇軍進行曲》。當楊靖宇聽到《義勇軍進行曲》那令人振奮的旋律時激情難抑，特從密營小屋趕到山坡，觀賞配器不全的小軍樂隊。他鼓勵說：“別看沒有像樣的銅管樂器，小號就不錯嘛，也能鼓勁兒啊！下次和第二軍會師時，一定讓你們上場演奏，讓世人都知道：我們抗聯也是一支有文化的軍隊，抗聯有了軍樂，軍樂也是打擊敵人的有力武器。”

1936年12月，抗日將領王德泰、曹國安先后壯烈犧牲，楊靖宇親自為兩位抗日英烈主持追悼會。為重振軍威，在追悼會上，他指揮將士們唱起了激越奮進的代軍歌——《義勇軍進行曲》，并號召全軍：“一個英烈倒下去，千百個英雄站立起來，丹心不滅，紅旗不倒！為著民族抗敵御侮的共同事業，我們要冒著敵人的炮火奮戰不息！”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后，《義勇軍進行曲》成為“八百壯士”孤軍營內鼓舞士氣的戰歌之一。同年7月31日，因主張抗日救亡而被捕的沈鈞儒、鄒韜奮、李公樸等救國會七君子獲釋時，和數百名前來迎接的群眾一同高唱《義勇軍進行曲》。

1938年，臺兒莊戰役中，中國官兵在觀戰的美國駐華海軍副武官卡爾遜的帶領下高唱《義勇軍進行曲》。

《義勇軍進行曲》是聶耳年輕而短暫一生中最后的作品，也是他不朽人生的絕響。這首歌一誕生就成為中華民族戰斗的號角，對激勵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八

在日本的日子里，海，成為聶耳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日記里，聶耳還記錄了差點就與悲劇擦肩而過的意外：“本預定明天動身的，為了李様要等大坪自東京的來信，只得多延一天，后天清早出發，游熱海、箱根，夜車到京都。也許橫田姐妹也會同游熱海。”如果他按原計劃7月16日去了箱根，也許這場悲劇就不會發生了。

聶耳生命的最后兩天，在日記里對自己的“三月計劃”完成情況進行總結。

聶耳在日記里記錄了最后的日子，可他并不知道，他將遠離這個他無比熱愛的世界。

他在7月15日的日記里寫道：

下雨。在家睡覺，看書，收拾好行李，決定明日出發。

每每翻看聶耳這天的日記，我都不免會產生這樣的設想：假如聶耳7月16日離開藤澤去了南朝鮮，那么，聶耳的人生將會怎樣？聶耳在接下來的日記中寫道：“橫田姐回來，她已請了兩天假陪我們玩，在先我不大明了這種情形，還是堅持明天走。后來一想，在人情上實在有些過不去，于是決定多延一天。”

就是多延的這一天，把聶耳的生命永遠留在了藤澤鵠沼海灘。

7月17日，當他們再次去鵠沼海濱游泳時，悲劇發生了，藤澤鵠沼海濱竟成了聶耳的“終焉之地”。

這天早飯后，聶耳又同劇團一些人去海濱。海岸寬闊，有的人只在淺水處玩，有的人游到深水處。到了午后，“新協劇團”的人陸陸續續回到住處。可是，大家一直不見聶耳回來。他們派人去找，都沒有找到聶耳。

7月17日這天與聶耳一起下海游泳的友人，只有李相南、房東的姐姐濱田秀子及其9歲的兒子松崎厚，一共3個人。可是，他們都不知道聶耳的下落。

18日早上，聶耳的遺體在海邊被發現。

電報轉到保田海岸，大家都很悲痛，推舉張天虛和鄭子平兩人立即趕到鵠沼料理后事。他們到鵠沼后，把聶耳的遺體送到火葬場火化，把骨灰收在一個瓷罐里送到東京寺廟寄放。

陽光如常，熱烈地照耀著鵠沼海灘，然而，斯人已遠。

哀慟的氣氛開始在鵠沼海濱蔓延，并擴散到整個藤澤，悲傷就像漫堤的河水，緩緩地將一切淹沒，又將一切掩蓋。在張天虛等朋友的操持下，日本警方火化了聶耳的遺體，骨灰暫存在橫濱。

聶耳遇難的消息迅速傳到了中國。眾多的愛國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為失去這樣一位音樂天才而深感痛惜，紛紛在《晨報》《電通》《中華日報》《新音樂月刊》《大公報》等數十種報刊撰文紀念，共同懷念這位在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吹響了警醒號角的先鋒斗士。

1935年7月26日，《云南日報》以《歌曲制作家聶耳在日溺斃，滬聶友將予追悼》為題報道：“大路等影片歌曲制作者聶平赴日游歷，本月十七日在神奈川路洛陽練習游泳溺斃，滬友聞訊，同聲痛悼，擬下月開追悼會，并奏其生前所作各曲，以表哀思。”

九

1936年8月，聶耳的三哥聶敘倫專程去上海迎回了聶耳的骨灰和遺物。1937年10月1日，聶耳的英魂安葬在昆明西山。他的親人和朋友用法國詩人可拉托的詩句為他送行：“我的耳朵宛如貝殼，思念著大海的濤聲。”

“聶耳，你走得太早……”田漢佇立聶耳的墓前，心中涌起無盡的悲憤，無盡的感慨。陽光透過樹梢，灑在青石墓碑上，映出聶耳那年輕而又充滿才華的面容。他的音樂，曾經在中華民族最動蕩的年代激蕩著無數人的心靈，如同一縷清風，吹拂過每一個渴望自由的靈魂。

“我的朋友！你離開了我，但你的旋律依然在我的耳邊回響。”田漢輕聲自言自語，眼中閃爍著淚光。他回憶起與聶耳攜手創作的日日夜夜，那些激情四溢的時刻，如今卻成了永恒的追憶。聶耳的音樂不僅僅是音符的組合，更是對生活的熱愛，對理想的追求。每一首曲子都蘊含著他對祖國的深情，對人民的關懷。

然而，命運卻如此無情。年輕的聶耳在最美的年華隕落，帶走了無數的夢想和希望。田漢的心中充滿了惋惜，為什么如此有才華的人，竟然要在洪流中被浪濤卷走？他想起那些為自由而戰的日子，聶耳的旋律如同號角，激勵著人們奮勇向前，追求光明的未來。

“我會把你的音樂傳承下去，讓更多的人聽到你的聲音。”田漢知道，聶耳的精神將永遠與他同在，激勵著他繼續為理想而奮斗。田漢輕輕撫摸著墓碑，感受到一股溫暖的力量。他深吸一口氣，仿佛聶耳的靈魂在耳邊低語，鼓勵著他繼續前行。

在這片寧靜的墓地，田漢默默祈愿，希望聶耳的音樂能夠跨越時空，永遠流傳下去，成為后人心靈深處的共鳴。無論歲月如何變遷，聶耳的旋律將永遠銘刻在歷史的長河中，激勵著一代又一代人追求自由與夢想。

是的，聶耳的音樂卻并未隨著他的離去而消失。《義勇軍進行曲》迅速傳遍大江南北，成為無數人心中的戰歌。每當田漢聽到這首歌，他都會想起那個在鋼琴前奮筆疾書的年輕人，想起他們共同的夢想與信念。

“一個人的死常常容易考驗他生前給人印象的深刻程度。”田漢在文章中寫道：

但凡你忠心為人民服務，人民就是那樣忘不了你，始終記憶猶新地紀念你，盡管你的壽命并不怎么長。

多年后，當《義勇軍進行曲》被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時，田漢站在天安門廣場上，聽著那熟悉的旋律，心中百感交集。他知道，聶耳的音樂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而他們的夢想，也在這一刻得到了永恒的延續。

“聶耳，你聽到了嗎？”田漢輕聲說道，眼中滿是欣慰與自豪。

1935年，隨著《風云兒女》在各個影院的播映，《義勇軍進行曲》立即在觀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成為流行極廣的抗戰歌曲。

在《義勇軍進行曲》的傳唱中，愛國人士、社會活動家劉良模先生起到了關鍵作用。“1936年6月7日他在上海西門公共體育場，指揮近千名民眾歌詠會會員和數千名聽眾一起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等救亡歌曲，把到場彈壓的警察都感動得掉下了眼淚，成為當時報紙上紛紛報道并載入了史冊的一件盛事。”

1940年，劉良模到美國留學，在當地組織華僑青年合唱團大力推廣中國抗戰歌曲。劉良模結識了黑人著名歌手保羅·羅伯遜，并用中英文教他唱《義勇軍進行曲》。據劉良模先生介紹：“從那以后，羅伯遜就把《義勇軍進行曲》作為他到美國各地舉行的音樂會上經常唱的節目之一。美國人民也十分喜愛這支歌，他們把這支歌叫作《起來》。后來，我們華僑青年合唱團同保羅·羅伯遜一起錄制了一套中國抗戰歌曲和中國民歌的唱片，唱片總名稱就叫《起來》。出售這套唱片所得的錢，就作為支援中國人民抗戰之用。”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義勇軍進行曲》在東南亞地區廣為傳唱。美國、英國、法國、印度及南洋各國的廣播電臺也經常播放該曲。蘇聯、法國、捷克等國家，還將《義勇軍進行曲》灌錄成唱片并翻譯成不同語言，很多國家將歌名翻譯為《起來》（Chee Lai）。

1944年，馬來西亞的一支由青年組織起來的抗日隊伍將《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中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改為“馬來西亞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后，將其作為抗日游擊隊隊歌傳唱。

同年，美國好萊塢米高梅公司拍攝了一部《龍種》，《義勇軍進行曲》英文版被選為電影插曲。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該曲作為代表中國的歌曲演奏。

1944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前夕，美國廣播電臺編選了“盟國勝利凱旋之歌”,《義勇軍進行曲》入選。英國、法國、蘇聯、印度等世界反戰同盟國廣播電臺多次播放《義勇軍進行曲》，讓這雄壯的歌聲以鋼鐵似的堅強、鉆石般的透亮享譽全球，成了一首名副其實的世界反法西斯戰歌。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同盟國集會時，《義勇軍進行曲》被選為代表中國的歌曲。美國將該曲與美國的《美麗的美利堅》、法國的《馬賽曲》等歌曲定為同盟國勝利之日的音樂節目廣播歌曲。

1954年2月，史學家、文學家郭沫若為聶耳墓地撰寫了墓志銘：

聶耳同志，中國革命之號角，人民解放之聲鼙鼓也。其所譜《義勇軍進行曲》，已被選為代用國歌，聞其聲者，莫不油然而興愛國之思，莊嚴而宏志士之氣，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鵠的。聶耳乎，巍巍然，其與國族并壽，而永垂不朽乎！聶耳同志，中國共產黨黨員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風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鵠沼之海濱，享年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敵國，為憾無極。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猶未能明焉！

十

1948年12月31日，新華社刊播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

1949年1月1日，天剛蒙蒙亮，充滿油墨芳香的《人民日報》出現在人們眼前。

剛剛過完 55 歲生日的毛澤東在西柏坡寫下氣勢磅礴的新年獻詞 《將革命進行到底》。文章的第一句就是：

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后勝利，這一點， 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

面對蔣介石的“莫名同情”，毛澤東義正詞嚴地予以駁斥：“中國人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凡是勸說人民憐惜敵人，保存反動勢力的人們，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敵人的朋友了。”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后來描述說：毛澤東的宣言中充滿譏諷刻薄之詞，有濃烈的火藥味。

毛澤東在這篇新年獻詞里充滿信心地宣布：迎面而來的1949年，將是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年，人民的解放戰爭將在這一年獲得最后勝利，并且將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一個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文章的結尾，他堅定地寫道：

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壓迫，一百年以來的帝國主義壓迫，將在我們的奮斗中徹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極其重要的一年，我們應當加緊努力。

毫無疑問，這篇意味深長的新年獻詞，預示著中國道路之方向。果然，如毛澤東所言，元月還沒有結束，故都北平就變換了旗幟。國民政府華北“剿匪”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將軍，率幾十萬部隊宣布和平起義，接受共產黨的改編。這位“寧做戰死鬼，不做亡國奴”的抗日名將，以義舉一舉推動了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6月，北平的夏天來得比往年更早一些。中南海的湖水在陽光下泛著粼粼波光，勤政殿的朱紅色大門敞開著，仿佛在迎接一個嶄新的時代。殿內，134名來自23個黨派團體的代表齊聚一堂，氣氛莊重而熱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這里召開，新中國的藍圖即將在這座古老的殿堂中徐徐展開。

新中國成立之初，還沒有條件召開全國人民代表會議。事實上，此次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就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這次會議的任務是擬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其名額，起草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共同綱領》和新政協組織條例，制定評選國名、國旗和國歌方案等等。總之，是要把所有開國的一些大政方針草案準備好，拿到正式會議上去通過。為了區別于1946年召開的那次政協會議，當時的人們通常把1949年6月到9月的這次會議叫作新政協，后來叫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這次政治協商會議共設六個小組分別進行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各項準備工作。其中，由馬敘倫任組長、葉劍英和沈雁冰任副組長的第六小組，負責擬定新中國國徽、國旗和國歌方案，并為此設立“國歌初選委員會”。委員會除了田漢、沈雁冰、錢三強、歐陽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鴻等當時文學、科學、美術和戲劇界的大師外，還另聘馬思聰、呂驥、賀綠汀和姚錦新四名音樂家擔任顧問。

國歌的評選卻一度陷入了僵局。

7月15日，《人民日報》刊登國歌征集啟事。來稿非常踴躍，到截止日期的8月20日，共收到應征稿632件。盡管有632首應征稿，但沒有一首能讓人滿意。大家一致認為，這些歌曲都不夠理想。

新政協籌備會負責評選國歌的小組一直沒有征集到理想的方案。他們已經打算放到以后再說，但馬上就要舉行開國大典，沒有國歌畢竟是一件難堪的事情。

有人提出異議：“《義勇軍進行曲》中的‘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是否還適合現在的國情？”

徐悲鴻堅定地搖頭：“正是這句歌詞，提醒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歷史的苦難。革命尚未徹底成功，我們仍需努力。”

教育家馬敘倫堅決支持徐悲鴻的提議：“歌詞不能改，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為新中國付出的努力，以及為新中國付出努力的犧牲者！”

9月25日晚，中南海豐澤園的燈光格外明亮。毛澤東、周恩來與一眾代表圍坐在一起，討論國旗、國歌、紀年、國都等重大議題。參加者有郭沫若、沈雁冰、黃炎培、陳嘉庾、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

徐悲鴻再次提出了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的建議。

人們的意見仍不統一，許多委員表示贊成，一部分委員提出需要修改歌詞。

周恩來環視眾人，緩緩說道：“這首歌曲激勵了我們無數革命志士，它的旋律和歌詞都充滿了力量。如果修改歌詞，反而會削弱它的感染力。”

毛澤東點了點頭，目光堅定：“歌詞不改，就用它作為代國歌。”

與會者一致贊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代國歌。會議結束時，毛澤東站起身，帶領眾人合唱《義勇軍進行曲》，座談會在這首激蕩人心的歌曲中結束了，可是，激昂的旋律在豐澤園中回蕩，仿佛預示著新中國的曙光即將照亮這片古老的土地。

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正式開幕。毛澤東站在主席臺上，聲音洪亮而有力：“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會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宋慶齡隨后發言，她的聲音溫柔卻充滿力量：“今天是一個歷史的躍進，孫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勝利實現，有了最可靠的保證。”

會議最終通過了關于國旗、國歌的議案。《義勇軍進行曲》被定為代國歌，五星紅旗成為新中國的象征。一個新的國家，從此在世界舞臺上昂首挺立。

夜幕降臨，中南海的湖水在月光下泛著銀色的光芒。勤政殿的燈火依舊明亮，仿佛在為這個嶄新的時代守夜。司徒美堂站在湖邊，望著遠處的燈火，喃喃自語：

“一個新的中國，終于誕生了！”

他的聲音隨風飄散，融入了這片古老而年輕的土地。

十一

1949年9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前夕，為紀念為中國的民族獨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拋灑熱血、勇敢犧牲的烈士，一座巍峨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在中國北京的中心——天安門廣場拔地而起。

就在新中國開國大典這個前夜，毛澤東主席以一個詩人的氣魄、一個革命者的悲壯，為紀念碑起草了碑文：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年以來，三十年以來，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至中華民族五千年漫長歲月，為中國的民族獨立和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拋灑熱血、勇敢犧牲的精神，血脈相連，賡續不絕——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用洪亮的聲音向全世界莊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著，毛澤東按動升旗電鈕，五星紅旗冉冉上升。

伴隨著五星紅旗，《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響起。“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聽到這激昂的旋律，天安門廣場一片沸騰，整 個北平城一片沸騰，新中國一片沸騰！

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這部作品由晉察冀軍樂隊演奏，為了讓整個慶典都充滿這首歌曲的激昂旋律，樂隊總共演奏了十余次。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關于國歌的《新華社答讀者問》，原文如下：

《義勇軍進行曲》是十余年來在中國廣大人民的斗爭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經具有歷史意義。采用《義勇軍進行曲》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時的國歌而不加修改，是為了喚起人民回想祖國創造過程中的艱難憂患，鼓舞人民發揚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愛國熱情，把革命進行到底。這與蘇聯人民曾長期以《國際歌》為國歌，法國人民今天仍以《馬賽曲》為國歌的作用是一樣的。

1982年，《義勇軍進行曲》被正式命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正式將《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寫入憲法。

1935年，《義勇軍進行曲》在民族危亡的關頭誕生，便迅速成為中華民族追求自由和解放的號角。時隔十四年，《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征和標志。這首歌鏗鏘有力的節奏、明亮雄偉的旋律、鼓舞人心的歌詞，時時激勵中國人民的愛國主義熱情。

這首在中華大地上歌唱了近90年的歌曲，像一支戰斗的號角鼓舞了中華民族兒女去抗擊外來的侵略，解放全中國、建設新中國、走進新時代。

斯人遠矣，歌聲猶在。

聶耳，用他的音樂完成了生命的凱旋。

參考書目：

1.《毛澤東年譜》（1－9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12月。

2.《聶耳全集（增訂版）》，聶耳，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年2月。

3.《中國近代史》，蔣廷黻，中華書局，2021年8月。

4.《少年時代的聶耳》，聶敘倫，1981年12月由新蕾出版社出版。

5.《二十世紀中國史綱》，金沖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5月。

6.《俄羅斯之東亞新政策》，飛生，《浙江潮》第 1 期。

7.《緬懷聶耳》，鄧象漣（未查到當時發表文章的報刊）。

8.《憶聶耳在昆明、玉溪》，李樹德。

9.《憶聶耳》，田漢（該文最早發表于1935年聶耳逝世后，但具體刊物沒有明確記錄。推測可能發表在左翼文藝刊物如《電通》《聯華畫報》，或者報紙副刊如《申報》《大公報》。后來這篇文章被多次收錄在聶耳的紀念文集和傳記中）。

10.《聶耳》，云南省博物館，云南出版集團，2016年。

11.《聶耳為國而歌》，云南省委宣傳部，云南美術出版社，2021年5月。

12.中國音樂欣賞叢書《聶耳音樂作品》，汪毓和編著，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年2月。

13.《永生的海燕》，夏衍，1955年7月18日《人民日報》。

14.《憶聶耳》，許幸之，1982年2月15日《人民日報》。

15.《講述中國歷史》，（美）魏斐德，岳麓書社，2022 年 5 月。

16.《聶耳圖傳》，時遂營編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12月。

17.《聶耳圖傳》，青山編著，長城出版社，2012年。

18.《聶耳——從昆明走向世界》，昆明市文史研究館，人民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