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藏自治區成立60周年，《民族文學》適時推出“文學中的西藏”專號，既有對經典之作的回望，也有對新作的發掘。其中，青年軍旅作家次仁倫珠創作的小說《鷹王》令人耳目一新。

這篇作品采用了一個典型的“闖入者”的敘事視角。小說中的“我”作為將門子弟，之所以從內地來到父親曾經工作過的雪域高原，并不是出于軍人的奉獻情懷，而是為了尋找故事，實現自己的“作家夢”。作者用濃墨重彩的筆觸書寫“我”與班長次仁頓珠之間的相處。面對次仁頓珠，“我”一直沒有特別的好感，或認為其言行舉止諂媚，或認為其好說大話。但對“我”來說，在神仙灣哨所，“你別無選擇”，只能日復一日“忍受”與次仁頓珠的相處。也就是在這個過程里，“我”通過次仁頓珠了解到了“鷹王”的故事，也由此引出了小說里最重要的一個動物隱喻。

“鷹王”的故事首先關涉到一個父子關系的隱喻。在《鷹王》里，一共出現了兩組父子關系，分別是“我”與“我”的將軍父親、次仁頓珠和他的牧人父親。老鷹為了讓幼鷹學會飛翔，會在其仍在“嬰兒學步”的時候便抓著它們向高處飛，然后松開爪子。對于幼鷹來說，要么在那一刻“長大成人”、學會飛翔，要么就只能走向不可避免的死亡。不管是“我”還是次仁頓珠，在成長的一些關鍵節點上，父親都如同老鷹一樣，并沒有因為父子關系而對子女“手下留情”。只不過，次仁頓珠接受了這樣的“殘酷父愛”，而“我”還在一種懵懂無知之中對之感到不理解，甚至是排斥。

次仁頓珠向“我”講述了父親當年教他成為真男人的故事。在次仁頓珠14歲那年，他的父親教他去訓鷹。在他的想象里，訓鷹是要和鷹拳腳搏斗，這也是大部分讀者的想象，可是，次仁頓珠的父親教給他的，竟然是“熬鷹”——人與鷹互相折磨，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不睡。“熬鷹”的故事如同一個預告，也如同一個寓言。在小說的后半段，當敵人和危險出現的時候，亦沒有我們想象中的槍林彈雨，而是“熬”。這種“熬”考驗的不僅是肉體，更是精神。作者通過對“熬”的細節的準確描寫，讓我們感悟到次仁頓珠和“我”的不易，更讓我們想象到無數邊防軍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所面臨的危險挑戰。

宣傳報道中常會將高原戰士比喻為“雪域雄鷹”。透過《鷹王》，我們或許還可以將這些戰士們稱為“熬鷹”——如果我們暫且將“熬鷹”作為一個名詞。對于那些駐守雪域高原的官兵們來說，他們不僅遠離城市的繁華喧囂，還要忍受極端天氣帶來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特殊的地理位置賦予他們肩上的責任以更多的重量。但是，千千萬萬駐守雪域高原的官兵沒有輕言放棄、心生懈怠，而是帶著高度的使命感直面眼前的一切，哪怕是隨時為之付出生命。正因為經過這種“熬”，那些好男兒才由此淬煉成為當之無愧的雄鷹。小說中的“我”正是在守護著這片雪域高原的時光里，實現了屬于自己的一場“長大成人”，由此懂得了身上這身軍裝的重量，懂得了作為軍人的堅守。

在這個過程里，次仁頓珠無疑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仍記得在第一次下山的時候，“我”出于試探，問次仁頓珠是喊他“班長”還是“哥”。次仁頓珠讓“我”喊他“哥”，這聲“哥”雖然沒有讓“我”完全信服，但至少感覺他應該不是那種古板的人。彼時的“我”大概沒有想到，這位讓“我”喊哥的藏族班長，會成為“我”的重要引路人。次仁頓珠用他的言行舉止踐行著他說過的那些“大話”，一步步擊潰了“我”的不相信、不理解、不信服。當次仁頓珠在關鍵時刻用他的生命托舉了“我”的生命、用他的犧牲保全了“我”的安全，“我”也就永遠地成為了次仁頓珠，永遠地與這片曾帶給“我”高原反應、帶給“我”雪盲、帶給“我”痛苦的雪域高原產生了聯結。當“我”的將軍父親終于給予“我”認可，在“我”的病床前說要帶“我”離開的時候，我選擇了留下。

當然，“我”能夠從當初那個想要離開、甚至為了離開而裝病的新兵，成長為此時的“雄鷹”，不僅僅是由于班長的犧牲觸動了“我”，也在于“我”用“我”的堅守、“我”的“熬”，證明了“我”的成長。

讀罷《鷹王》，閉上眼睛，腦海里浮現出次仁倫珠在小說里描寫的那些只屬于雪域高原的風景和風俗，想象著邊防軍人是如何面對生活的枯燥乏味與暗流涌動的危機。這種“浮現”之所以成為一種可能，正在于次仁倫珠以他自身作為一名駐守雪域高原的藏族軍人的親身經歷作為基礎，真實且豐富的生活經驗讓他對于這些細節的描寫手到擒來。那些對于他來說作為“日常”的事物，即使是單純地被白描出來，對于我們這些沒有類似體驗的讀者來說，就已然是一種“奇觀”，一種令我們為之感動的崇高書寫。

（作者系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軍事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