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長篇小說《老實街》的問世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許多研究者以為，王方晨就此實現了由鄉土題材向城市題材的轉變。實際上，王方晨用他近年來的創作證明，在他的小說中，城市或鄉村、歷史或現實向來不是問題的重點。向人的精神世界開掘才是他創作的目的。王方晨樂于寫人、善于寫人，且越來越執著于探尋人的精神世界。對此，他毫不諱言：“我認為自己所關注的從來都不是那些表面的東西。看問題要看本質。寫作的本質是什么？在我這里，應該是努力發現人類生存和這個世界的終極意義。”[1]2025年，其短篇新作《快雪時晴》[2]的發表，更加深了我們對他近年來短篇小說創作的閱讀和理解。

一、廣場上的“孤獨者”

人是文學的永恒命題。一百年前的文壇，文學研究會作家呼吁“為人生”的寫作，一百年來，一代代中國作家拓展著這一話題的維度。時至今日，王方晨筆下的“孤獨者”，為人的存在、人的解放——這個新文學自誕生起就關注的命題，交出了當代的答卷。

（一）“孤獨”的呈現

稍加留心便可發現，王方晨熱衷于在小說中營造文學地標——“塔鎮”“老實街”“英雄山北廣場”。近年來，他的故事仍然在這些熟悉的地帶展開。《鄉土傳說》《新婦女生活》繼續著“塔鎮”故事，《快雪時晴》《“歷史上那段時間”》《紅杰老舅》則延續著“英雄山北廣場”的傳奇。

小說中，無論是“村”“鎮”“街”“巷”，往往都具有一種“廣場”的屬性——這里是人群的聚集地，是故事開展的中心。“上至社會精英，下至販夫走卒”匯集于此，“英雄山北廣場”是“本城鮮活的肺腑”[3]。廣場似乎永遠有人，永遠熱鬧，“這里有大塊到奢侈的天空，明亮迷眩的陽光，條暢的風吹，應該還有熱鬧，而熱鬧里不光有歡樂，還有拍案驚奇。”[4] 人們在此享受喧囂和藏身于眾人之間的安全感。

喧囂的廣場之上，話題的中心往往是一些格格不入的“孤獨者”。他們是廣場上的“另類”，是人群中最“與眾不同”的那個。小說中，王方晨不遺余力地刻畫他們的特殊。《快雪時晴》中的老竹就是典型。他是歷下區柔佛巷的“另類”，中學起，一手好字就將他和其他人區分開。他是街坊們眼中一個能靠寫字過一輩子的人。人們期許他靠寫字改變人生，可老竹一門心思地只寫字。同樣，《“歷史上那段時間”》里的退休教授老齊也是一個“異類”。歷史教授的身份讓他與廣場上的其他人拉開距離。老齊的“不一般”是廣場上人們的共識，在他們眼里，老齊“哪是凡人？其乃半仙！”“往人群中一站，老齊就是英雄山北廣場的定海神針。”以老劉為代表的眾人由衷地認可老齊的“高人一等”。

廣場有廣場的熱鬧，村莊也有村莊的話題中心。王方晨筆下，村莊也有“老竹”式的人物。《鄉土傳說》中，反復出走又回到村莊的金冒庵“跟每個邊子村民都不同”[5]，在吵鬧的村莊，他有著和普通人不一樣的“沉靜氣度”，“一切都預示著金冒庵的與眾不同”。回村后，神秘的他當上了村莊里的義務護堤員，在空中筑起小木屋，“每個人都在想，那是他的世界，離我們何止兩丈。我們似乎永遠也到不了那里。”在《新婦女生活》里，林檎的特殊是從名字開始的，她是村子里唯一有自己名字的女人，不是某某家的。“林檎的每回出門，都會惹人注目。”“這個幾乎常年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女人，向來是所有人默默關注的對象。”[6]她過著和村子里其他婦女完全不同的生活。丈夫死后，她堅持每天精細地梳頭，準時出門去喝粥，“像她這樣很少間斷去喝粥的，為村中的唯一。”

他們的特殊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其他人的“造神”。無論是不上班、一心寫字的老竹，還是退休教授老齊，在街坊口中，他們都是“神一般的存在”“神一般的人物”。熱衷于造神的人們，終于把“老竹們”，和英雄山北廣場的常客“老劉們”區別開來。廣場的敘事里，只剩下作為集體的“我們”和作為個體的“他”。他們是熱鬧之外的存在，是廣場上的“孤獨者”。

（二）“孤獨”的緣起

在王方晨早期創作中，表現人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不同體驗，人的迷失、困惑和異化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可在近些年的小說中，這些“孤獨者”則大多是具有獨立精神世界的個體。《鄉土傳說》中有這樣一句話：“這人結束漫長的漂泊，積累錢財，就是為了創建這樣一塊獨屬自己的領地。”高高建起的小木屋拉開了金冒庵和村莊其他人的物理距離，也為他筑起了一塊精神領地。

這種孤獨的狀態，更多源自他們自足的精神世界。托克維爾有一種說法：“每個人都只顧自己的事情，其他所有人的命運都和他無關。對于他來說，他的孩子和好友就構成了全人類。至于他和其他公民的交往，他可能混在這些人之間，但對他們視若無睹；他觸碰這些人，但對他們毫無感覺；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他只為自己而存在。”[7]王方晨筆下的“孤獨者”正是如此，他們置身廣場，可他們的世界只有自己。正是因為他們的精神世界有著清晰的邊界，他們很難與其他人建立相互的聯系。

《快雪時晴》中，老竹熱愛書法，一輩子就做這一件事。街坊們人人都覺得一手好字能幫助他過上好日子，眼見老竹的作品在拍賣會上價值不菲，街坊們都想“若他在紙上寫下的那些字都還留著，按這價格去算，肯定是一筆巨大的財富。”外人的世俗眼光永遠無法理解老竹對藝術純粹性的堅守。《“歷史上那段時間”》里，老齊的身份也成為他與外界交往的屏障。對廣場上的人來說，他是受人尊敬的“歷史學專家”“高校博導”，可外人眼里的“歷史學家”，在他自己看來只是學界可有可無的人。他的過往無人過問，他的失落和孤獨亦無人理解。盡管《新婦女生活》花了大量筆墨雕琢林檎的生活有多么精細，可讀者一看便知，真正不同的，從來不是表面上的喝粥梳頭，而是她與一眾婦女完全不同的思想境界。丈夫離世，這個農村孀婦悄無聲息地、無人引導地“覺醒”了。兒子們商議輪流贍養母親，林檎的態度是“定要自己過活”，這是村里向來不曾有過的想法。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一個個地成為加繆筆下的“異鄉人”。他們的孤獨狀態是他人“造神”的結果，更是他們的精神追求與現實社會嚴重錯位的結果。

（三）“孤獨”作為無言的抗爭

對小說主人公而言，與其說他們是被動的孤立狀態，不如說他們主動選擇了疏離人群。他們用沉默的方式抵抗著外界的同化。這些“孤獨者”幾乎都是少言寡語的，他們沉默但堅定，無言卻執拗的。《鄉土傳說》里的金冒庵是安靜而倔強的，像村民們熱望了六十年的一零五國道，“這也是一條倔強之路，活像我們村的金冒庵。”《快雪時晴》里老竹的人生從不缺人指點，但他的抉擇從未被影響。廣場上日日都有人爭論，但“老竹空書有趣，但有人想看，他未必想寫，也不大跟人交流，屬于最容易被無視的一類。”[8]老竹主動疏離里人群，也躲避開里世俗觀念的影響。

焚字是老竹的抵抗，“空書”亦是老竹的抵抗。唯有這樣，他傾心的藝術才不會被人用世俗的價值衡量。書法不必再出現于拍賣場，不必成為比較的工具。好友阮阿慶病重，老竹為他燒了僅存的一幅字。面對妻子的猶豫“化了就沒了”，老竹卻堅定稱“有”。在他心里，字早已不存在于物質層面。他以毀滅物質的方式對抗著藝術的消亡，也讓他的藝術得到了永恒。物質載體可毀，但藝術是不朽的，正如王羲之《快雪時晴帖》所承載的，藝術精神超越時空，成為永恒。他的人生境界也如他筆下的字一般“快雪時晴”。

于是，“老竹”們的孤獨更是一種曲高和寡式的主動選擇，他們執拗地守護著自己的精神世界，“在人們看來，心理自身又仿佛有一種內在的生活。人們認為這種生活是非常珍貴、非常精致的花朵，如果曝露給社會世界各種殘酷的現實；它就會枯萎；只有被保護和隔離起來，它才會盛放。”[9]孤獨之于他們，是一種無法走出又不愿走出的狀態，某種程度上走出孤獨的處境，意味著放棄自己的堅守。此前，有人把王方晨比作“孤狼”式的作家，如今看來，這位“孤狼”式的作家又塑造了一批“孤狼”式的人物。

二、精神圖景的美學呈現

在藝術形式上，王方晨形容自己“是完全敞開式的”。的確，他的小說形式給人以鮮明的自由和開放感，他似乎無意營構一個個封閉的、引人入勝的故事。在他的筆下，結構、語言、時空都是無拘束的，這種“敞開”只服務于一個目的——呈現人的精神世界。

（一）敘事重心的轉移

王方晨的小說故事性并不強，這是因為他的重心不是故事而是人物。他一直避免自己的小說讀起來很像一個故事。“我真的認為，寫好小說的前提，就是你在寫作中一定要忘記你是在寫一個故事。”最終呈現的效果也是如此，作品讀罷，留下的是一個個有性格的人物，是優雅從容的林檎、是念著“歷史上那段時間”的老齊、是把字寫滿了空中的老竹，而不是一個個令人難以忘懷的故事。

這一點也體現在人物命運的安排上，在王方晨筆下，即便這些主人公是眾人眼中的“異類”，是最與眾不同的存在，甚至是“神一般”的人物，屬于他們的故事也不是一波三折的。人物的命運、選擇，不是為了波折、精彩的故事服務，而是他們自身的性格、內心世界的自然結果。《快雪時晴》中，老竹的每一個選擇都出乎意料，卻又在情理之中，他的故事、他的人生都由他的性格主導著前進。《歷史上的那段時間》里，老齊沒有如“老劉們”的期待般，找一個足以與他相配的高知、高干、退休女廳長、身價上億的女富豪作為伴侶，而是與一個普通女子共享世俗的幸福。《鄉土傳說》里的金冒庵也沒像村民們設想的那樣，效法先輩，在邊子村搞個書院。他們的行動只忠于自己的內心。

他小說的主題常常是不點透的，故事也多采取開放式的結局。或許，這源自他對現實的深刻認知，生活本就不是電影劇本，無疾而終才是常態。這么做的結果是，他的小說反倒有了更多的言外之意和可闡釋性。《鄉土傳說》《快雪時晴》等故事的結局，就如他們生活中日常的一個瞬間，“老竹在空中寫呀寫。他能寫到生命終了。”對讀者而言，王方晨的故事，像在另一個空間憑空劃開了一段裂口，通過這個裂口，讀者得以窺見了他們的一段生活，這裂口從何處開始，從何處截斷都是隨機的。

這種對故事性的弱化，對精神世界的專注，也使他的故事常呈現出平靜溫和的質感。常常是故事讀罷，小說的韻味才會隨著人物緩緩透出。

（二）個體精神與時代的相互映照

過往的創作里，能明顯看出王方晨對現實的興趣，他致力于表現鄉村的荒誕、呈現社會的某種“真實”。而近些年的幾部小說，他沒有耗費太多筆墨呈現外部的世界。而是選擇在個體精神與時代的相互映照中，訴說著現代人的故事。這樣一來，時代變革借由個體的精神得到了體現，個體的精神也在時代的變革中得到凸顯。

一方面，寫活了人也就寫好了時代。小說里，王方晨對現實、社會的呈現沒有太大的執念，而是執著于表現藝術的真實，當人物的精神世界立體穩固、人物的生命變得生動鮮活，由具體的人構成的鄉鎮、城市、社會、時代也便順理成章地具有了藝術的真實。此前就有學者說過，“王方晨能抓住生活的質地，關鍵還在于能抓住人物的性格。”[10]人物的精神世界仿佛菱鏡一般，折射著外在的世界。“不論書寫鄉村還是城市，王方晨努力的方向都是以文學的方式表現生存的時空，本質上都是表現人的生活。”[11]《新婦女生活》對時代變化的描寫頗為有趣。林檎的覺醒似乎是突然的，仔細推敲則發現作者早埋下了伏筆，多處細節暗示丈夫生前林檎的不自由，丈夫的離世讓她的轉變成為可能。更重要的是，她的覺醒方式又是恰如其分的，在這樣一個傳統的村莊，林檎不是一個女斗士，她沒有像知識青年一般激昂式的吶喊抗爭，她從未想過要帶領村莊的女性顛覆既有的秩序，她只是過好自己的日子，一遍又一遍告訴王魯氏她的名字。女人們匯集在她的院子里，時代的變革在此悄然發生。

另一方面，時代的變遷又能反襯出人物精神世界的恒定性。《快雪時晴》里，短短幾十年時間，街坊們對老竹的態度有了幾次轉變。年輕時在帆布廠，街坊們認為一手好字能幫他被廠長招婿。時代變了，“下海”才是風潮，街坊們覺得字不能再寫了，“費紙墨費光陰，除了不大不小的名聲，什么也換不來”。幾十年過去了，老竹的字在拍賣會上賣出了高價，“連忙在家翻箱倒柜，期望僥幸搜得一幅老竹的筆墨”。在時代的洪流里，人們對書法藝術的態度一變再變，唯有老竹，安靜地寫他的字。這種對藝術的堅守在時代的洪流中顯得尤為珍貴。

（三）古典雅致的美學風格

王方晨小說總體上呈現出一種古典雅致的風格，這一特點體現在語言、意象、節奏等諸多方面。這出于他個性深處天然地對漢語之美的追求和堅守，在近些年的小說里，古典雅致的美學風格也自然而然地參與著人物精神世界的搭建。

小說中，古典意象十分常見，這是人物內心世界的外化，映照出他們內在的沉靜從容。他傾心于在現代小說里使用古典意象。《新婦女生活》中主人公“林檎”的名字出自《本草綱目》，她生活的小院成了農婦們的桃源。《鄉土傳說》中神秘的金帽庵返鄉后，沒能撿起老本行當木匠，而是成了村民眼中的“先生”，他“看花，看草，看白云、飛鳥。聽風，聽水。上身藍褂，下身黑褲，跟長在身上一樣合適。腳蹬黑布鞋，纖塵不染，因為腳下是瀝青路。他走出家門，能讓全村瞬間靜息下來。”在這些意象的作用下，金冒庵只是在河堤行走，都讓人們覺得“他會隨時迎風飄起，就像他不是邊子村的，他來自另一個隱秘的天地。”“我們隱隱感到，邊子村將因他而改變。”《快雪時晴》里，人物的名字來自梅蘭竹菊，老竹就生活在古典意象搭建起的空間，“吃泉，喝泉，寫字用泉。”“從水邊濃密的竹枝下走出來一只長腿白鷺。”一句話就宛如一幅生動的水墨畫，這一切都暗示著他精神世界的純凈無瑕，也透露出他多年來堅守藝術的力量來源。

此外，舒緩雅致的講述方式也參與著他們內心世界的構建。在這方面，小說從講述上為他們建立起隔絕熱鬧廣場的屏障。在一個急切浮躁的時代里，描寫到主人公時永遠是遲緩的、輕盈的，《“歷史上的那段時間”》“老齊站在人群中。他渾身散發著拿鐵咖啡的幽香，緩緩把目光轉向英雄山頂的玉簪。暖風吹拂他的銀發，頭上好像有光。”他們的安靜與喧囂熱鬧的外在世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老竹和琴師阮阿慶的交往，讓小說的典雅發揮到了極致。相伴十五年的妻子離世，或許讓老竹意識到世間沒有什么可以永恒。愛人如此，筆下的字亦如此。他將字紙燒作灰燼，撅折毛筆，倒去剩墨，只留下一間空屋，一個對著空氣寫字的人。直到琴師阮阿慶的出現，老竹在外人眼中的奇怪動作，他一眼就能看出這是在寫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琴師只一個“好”字，就讓兩人的故事如伯牙子期般開啟。這種精神世界的共鳴，足以為他們抵御世俗的一切侵擾。相遇的這天，原本雨霧迷蒙、大雪將至，知音出現，“快雪時晴”，“大雪沒下，蒼穹透藍，除了老陽，好像什么都被風吹跑了。”

三、溫情立場與悲情底色

王方晨的創作是有鋒芒和批判精神的，早些年有人用“冷眼下的繁華”形容他的都市小說。[12] 《玉米人生》里，他直白地揭露生活的殘酷本質，《大馬士革剃刀》中，以美德著稱的“老實街”，也有“出籠”的惡念滋長。然而，近年來王方晨的作品里卻表露出柔和的痕跡。過去的憤怒和鋒芒在近幾年的小說中悄然轉化為了一種新的境界，溫和敦厚。他自己用“老境”形容這一變化，“或許也是一種文學境界”。[13]

（一）悲憫的溫情

小說中，被視為“異類”的孤獨者幾乎都迎來了難得的溫情時刻。2021年的《麥河的恩典》主人公“她”是失去女兒和丈夫的老太太，一次偶然的機會，注意到了正在行竊的年輕人麥河，她忍不住阻攔麥河的行為，可彼時的她“已經風燭殘年，人生再不需要額外的糾纏，孤獨差不多就是命運最好的饋贈。”與麥河的交集甚至讓“她隱隱感到了一種威脅。”同為孀婦，林檎的遭遇就大為不同。也許是作者不忍看林檎形單影只地度過余生，她日復一日的梳頭喝粥，終于感染了村里的婦女，她那尚未被辨識出的覺醒，被視為“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吸引著其他人，此前冷清的院子如今有了婦女們的歡笑聲，“像本來就為天下婦女所共有。”在她的帶頭下，婦女們開始享受生活，感慨“日子真真好了呀”。女人間滋長的生命力像院子里的植物一般絢爛奪目，“隨著眉豆的生長，有著黑漆院門的農家小院，迎來了一個瘋狂的綠色的夏天。每天的陽光，都好像前所未有的炫目。漫天飛舞著白花花的玉片。好像一夜之間，院墻上就爬滿了眉豆秧。眼見得綠色的院墻像是獲得了生命，時時蠕動著，不停地膨脹。都說怕不是眉豆秧下藏了條活青龍。”她們不知不覺地迎來了“新婦女生活”。

《快雪時晴》中的老竹是王方晨格外憐惜的人物，即便老竹從未被街坊們理解，卻在人生的不同時期遇上難得的知音。對于老竹而言，他對寫字的執著只需要一個人懂就夠了。老竹的妻子菊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你寫你的字。”與菊在一起，他不需要獲得外界的認可，“不需要參加書法展，就像因他有菊。”妻子逝世后，老竹無比孤獨的日子里，遇到了另一個自己——阮阿慶。他曾是京劇院的首席琴師，拉琴于他正像寫字對于老竹。“北廣場上，老琴師靈心慧性，開口叫出了‘空書’。從第一天見到老竹，老琴師就自認為這位空書藝術家所寫下的每個字，都是為自己而寫。”兩人之間沒有太多言語，也無需太多言語，就足以在喧囂的廣場結為精神上的聯盟。

（二）抹不去的悲情底色

即便小說用溫情時刻撫慰著讀者，讀罷王方晨的小說，依然能感受到一種難以抹去的悲情。在溫情的映照之下，悲情不僅未能被消解，反而顯得更加深重。

小說的悲情并非來自人物的苦難遭遇，而是來自人本身的困境，人的困境是永恒的。可以說，小說里的人物并未經受多么重大的劫難，他們絕不算社會的底層，他們生活無憂，是退休干部、是小有名氣的、有一技之長的人。可他們走不出自身的困境。歷史教授老齊仿佛困在了他口中的“歷史上那段時間”，表面上他喝咖啡、聽音樂，可實際上，咖啡館里一首凄婉哀傷的《托賽里小夜曲》貫穿著老齊的生活。對這些人來說，他們的悲情來自于一種深刻的“無力感”，他們在日益變化的時代里成為“另類”，他們的不被理解幾乎是宿命性的，而抵抗和堅守幾乎注定了失敗的結局。他們越是執著于自己的精神追求，在功利的現實社會越顯得無力。有研究者精準地指出“他筆下的悲劇有時是一種無法解脫的悲劇，本原的悲劇，也是我們認為他的小說可被看作是哲學的原因。”

正如老實街被拆毀的命運、隨老實街的拆毀而風流云散的孩子們一樣，“老竹們”努力地在行將消逝的時代里想要抓住些什么，卻注定兩手空空。老竹意識到，所有的東西都會消逝，陪伴他的妻子、筆下的字，他最終選擇了放棄紙筆，改寫“空書”。小說的最后，阮阿慶的胡琴被人撅折了，在醫院中，他們在“死了也是活著”的共識下，一個在空中寫字，一個在空中拉琴，“他寫天，寫地。他拉二黃、西皮、反二黃、反西皮、南梆子。什么都拉。”這一刻，藝術在他們人生中永恒了。同樣也是這一刻，小說的悲壯感達到了巔峰。

結語

文學研究者熱衷于以“分期”“轉型”的方式切入某個作家的創作史，致力于捕捉某種創作上的變化，尋找種種證據，以證明轉型的存在。然而，與這種變化同樣重要的，是作家的不變的堅守和文學立場。正如王方晨所說，有了這樣的意識，無論是何種題材、何種表現方式，“那些具體的生活環境，鄉村、城市，古代、現代，過去、將來，那些時間的、物質的空間”都已經不再重要，它們都只構成“小說的外殼”[14]，外殼之下，人類精神世界的勘探才是他唯一的目的。幾年前的一場訪談中，王方晨說：“對生存的理解，是作家的利器”[15]，這是他對于作家這一身份所做的注腳。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作家需要不斷克服創作者的悖論：一方面，作為職業創作者，他必須從普通生活里掙脫出來，建立起自身獨特的觀察視角和藝術風格。另一方面，他又需要無限度地觸摸時代，深入普通人的心靈世界，去思考和感受，這個時代的人在想什么，他們追求什么，他們如何存在。正是在對這些問題的解答中，才能精準深刻地繪制出現代人的精神圖景。王方晨近年來以《快雪時晴》為代表的短篇創作，因之為當代文學發展提供了觀念和審美的重要啟示。

注釋：

[1] 王方晨：《我看這世界，眼角總是含著一顆清冷的淚滴》，《朔方》2017年第12期。

[3] 王方晨：《“歷史上那段時間”》，《長城》2024年第1期。

[4] 王方晨：《麥河的恩典》，《作品》2021年第4期。

[5] 王方晨：《鄉土傳說》，《天涯》2025年第5期。

[6] 王方晨：《新婦女生活》，《芙蓉》2024年第2期。

[7] 【美】理查德·桑內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繼宏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扉頁。

[8] 王方晨：《快雪時晴》，《中國作家》2025年第6期，《小說選刊》《小說月報》2025年第7期、《新華文摘》2025年第18期選載。

[9] 【美】理查德·桑內特：《公共人的衰落》，李繼宏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第4頁。

[10] 陳曉明：《寫出有質地的生活——王方晨<老實街>漫議》，《文藝爭鳴》2018年第4期。

[11] 房偉、奚倩：《“文人抒情”小說：另一種當代中國都市書寫——評王方晨的系列小說<老實街>》，《文藝爭鳴》2018年第4期。

[12] 楊新剛：《冷眼下的繁華——王方晨都市小說主題淺探》，《濟南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

[13] 王方晨：《我看這世界，眼角總是含著一顆清冷的淚滴》

[14] 王方晨：《我看這世界，眼角總是含著一顆清冷的淚滴》，《朔方》2017年第12期。

[15] 王方晨：《人心幽暗深不可測,但我將竭盡一生,取火照亮》，《莽原》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