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教授合影。左起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

在眾多的回憶和媒體宣傳中，說到西南聯大學術自由，常常舉聞一多、羅庸兩位教授（或者加上游國恩為三教授）同時開講《楚辭》課為例，說兩位教授“擺擂臺”似的拿出各自壓箱底的本事，像商家招徠客人一樣吸引學生來聽課。

任繼愈（1941年研究生畢業）說，西南聯大“辦學方針實事求是，教學方式百家爭鳴，不強求納入一個模式。同一課程，如‘唐詩’，聞一多與羅庸兩人觀點不同”（《我心中的西南聯大》）。熊德基（1943年畢業）也說：“以中文系開的課程為例，《莊子》一課，聞一多開，劉文典也開，講法自然各有千秋。先后開《楚辭》課的就有聞一多、游國恩、彭仲鐸等先生，當然也是各具特色。……這類例子不勝枚舉。若是選修課，同學們可以自由選擇。”（《聯大的回憶與思考》）聯大中文系名師云集，在這種氛圍之中，聞一多、羅庸“擺擂臺”同時講授《楚辭》成為了聯大學術自由的經典橋段，被后來人津津樂道，傳播遐邇。

但據鄭天挺1944年6月1日日記：

飯后，清常告以昨日中國文學系情形。膺中、一多皆欲開《楚詞》及中國文學史一，相持不下。事前皆以語莘田，而未加準備，遂成僵局。佩弦調停，同時并開，此例殊不相宜，然而已決定矣。奈何！奈何！

又趙西陸提出論文，請升講師，推四人審查。嘯咸辭，莘田云：“請為我分謗。”會散，澤承等相互云“此難通過之”，表示此事傳之于外，必多口舌。而今甫還，又必有是非也。

莘田上學期欲開四小時課，下學期不開課，欲指導研究論文。一多聞之，亦云：“我亦效法。”佩弦云：“我亦不開課，或僅教大一。”國文系中，老教授惟四人，而今甫休假，此事傳于外，亦將貽人口實。

清常甚忠于莘田，而不敢自言。然昨晚莘田談開會事，未及此數則，或不如是之嚴重乎？當婉言之。

朱自清在5月31日日記里，只記到：“開系務會，決定下學年開兩門課：普通詩詞與宋詩。”可惜沒有說到調停聞一多、羅庸同開《楚辭》課事。

鄭天挺于前1942年7月23日日記，記與楊振聲討論北大中國文學系教學，重以文學，還是重以文學史事。楊振聲曰：“由文學以入文學史，其勢順，其功易，由史以入文學史，終屬隔膜。故必于文學有認識、有素養始能研究文學史，否則難成功。”故“主張國文系仍就語言文字發展，文學史研究可讓之清華，因一多、佩弦于文學素養甚深也”。鄭天挺評曰：“其言深有識見，可令人深省并加以勉勵，然不足為外人道也。”于后1944年11月11日日記，記羅庸代理系主任時，為解聘王年芳，“膺中疑一多與王年芳接近，有故意使系中發生問題，排主任而去之意”。這多少也透露出羅庸與聞一多之間并不和諧，所以兩人之間爭開相關課程也就不足為奇了。

據西南聯大校史記載及學生后來回憶，“歷代詩選”課，“唐詩”先后由羅庸、陳寅恪、聞一多講授過；“專書選讀”課，《詩經》先后由聞一多、羅庸講授，《楚辭》先后由聞一多、羅庸講授。

王康（1944年畢業）1964年撰寫、1978年改定《聞一多》，第十一章《在艱苦的時刻》寫到：

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學生不多，教授不少，好些課程都由幾位名教授輪流講授，內容各有側重，各有所長，都是各自多年研究的成果。課堂人不多，邊講授邊展開討論，氣氛活潑，頗能做到教學相長。聞一多歡迎同學們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因此，他開講的課，正式選課的學生不多，旁聽的卻逐年增加，象《莊子》一課，門外、窗外也常擠著不少的人，有的教授和校外人士，也常常擠在學生中間來聽他的課。

1981年復作《聯大的學風》：

西南聯大組成后，三校人才薈萃，教授云集逾百。他們各有專長，學術觀點并不一致，學派淵源各不相同，會聚一堂，未免文人相輕，但也正可齊放爭鳴，各抒所見。……有些共同必修課，常會有兩三位教授同時開，如中外通史、普通物理、化學、數學等；有些專題課則由名家輪換開講，如《詩經》、《莊子》以及新的科技專業等，內容大致相近，重點各有不同，講法和學術體系更是各有千秋。這樣，學生就有幸能對一門學問聽到不同的講解，思路不致僵化，可以起到啟發思考，開闊眼界，引導深入鉆研的作用。……有些專題課，常有兩三位教授相互協商輪換開講，這對學生來說就有挑選的機會，選修自己喜歡的或大家公認教得好的課。

李賦寧（1941年畢業）1987年作《回憶我在清華和西南聯大的幾位老師》：

聞先生對《詩經》多有創見和新論，善于啟發學生的思維，并能引導學生進行獨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見解。后來在昆明西南聯大，聞先生又講授《楚辭》課。他對古代楚文化和神話故事有許多新的解釋，受到廣大學生的熱烈歡迎。

李埏（1940年畢業）1988年作《西南聯大的選課制及其影響》：

有一年《楚辭》這門選修課，同時開出三個班，聞一多、游國恩、羅庸三位教授分別講授，此外彭仲鐸、唐蘭教授也先后開過這門課。這樣開設課程，結合學生的自由選修，便無形中在教師之間展開競爭。

張懷瑾（1946年畢業）2005年作《學習〈楚辭〉的契機》：

我在西南聯大學習期間，除了完成公共必修課，中文系的教授每學期輪流開設各種不同的選修課。當時有三位舉世聞名的《楚辭》專家：羅庸（字膺中）、聞一多、游國恩（字澤承）。他們開設的課程，我都必選。給我影響最大者，是我在三年級選修羅膺中先生開設的“《楚辭》（上）”，聞一多先生開設的“《楚辭》（下）”，每周上課三小時，一學期三學分。這兩門課程上下銜接，各擅所長，并無雷同之弊。

我恰恰正是樂于選習這類課程，取長補短，互相包容，化為自己的血肉，另著新篇。羅膺中先生講《楚辭》,著眼于語言的結構及其變遷。……聞一多先生講《楚辭》，更多地關注古代神話藝術，特別是《離騷》《天問》，闡釋古訓，受益良多。

通過三人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①有的課程，出現兩三位教授或同時或輪換開講的現象；②據李埏文，聞一多、羅庸同時開《楚辭》課，分別講授，展開競爭；③據張懷瑾文，聞一多、羅庸同時開《楚辭》課，同時講授，羅庸先講一個半小時，聞一多續講一個半小時，各擅所長，無雷同之弊。但是，都沒有以“擺擂臺”喻之。

據《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學史料》三“教學、科研卷”所載聯大《各院系必修選修學程表》，茲取文學院中國文學系聞一多、羅庸歷年所開課程錄如下：

1937年至1938年度上學期，聞一多《詩經》《楚辭》，羅庸國文讀本、國文作文、杜詩、先秦文；

1938年至1939年度，聞一多《楚辭》《爾雅》，羅庸國文讀本、中國文學史（二）、漢魏六朝詩；

1939年至1940年度，聞一多未開課，羅庸唐詩、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三）；

1940年至1941年度，聞一多《詩經》、古代神話、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一），羅庸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二）、詞選；

1941年至1942年度，聞一多國文壹C、唐詩、《楚辭》，羅庸國文壹E（讀本）、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三）、《詩經》、詞選；

1942年至1943年度，聞一多國文壹C、《周易》、樂府詩、中國文史問題研究，羅庸國文壹E、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一）、杜詩；

1943年至1944年度，聞一多國文壹E、唐詩、《詩經》，羅庸未開課；

1944年至1945年度，聞一多國文壹D、《莊子》《楚辭》《爾雅》，羅庸漢魏六朝詩、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一）、《楚辭》；

1945年至1946年度，聞一多國文壹、《詩經》、樂府詩，羅庸近代文選、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二）、《論語》《孟子》。

其中1944年至1945年度，羅庸有“《楚辭》，文Ⅲ，上”，聞一多也有“《楚辭》，文Ⅲ，下”。據課表顯示，羅庸的《楚辭》課安排在上學期，聞一多的《楚辭》課安排在下學期。但實際上，聞一多在上學期就已經開課了，1944年9月25日《云南晚報》刊出《學府風光》文，曰：“今年旁聽者最多的課程，是張奚若教授的政治思想史、聞一多教授的《楚辭》、傅恩齡教授的日文，以及雷海宗、蔡維藩、吳晗諸教授的歷史課程。”這讓人頗生疑慮。或者，張懷瑾所謂羅庸《楚辭》（上）與聞一多《楚辭》（下）“每周上課三小時，一學期三學分。這兩門課程上下銜接，各擅所長，并無雷同之弊”，結合鄭天挺日記“佩弦調停，同時并開”來看，就是說二人應該是同一天內前后接著上課，每人一個半小時，即類似于“你方唱罷我登場”，給人以互較高低之觀感。

汪曾祺（1943年畢業）1997年作《唐立廠先生》：

唐先生說話無拘束，想到什么就說。有一次在系辦公室說起聞一多、羅膺中，這是兩個中文系上課最“叫座”的教授。聞先生教《楚辭》、唐詩、古代神話，羅先生講杜詩。他們上課，教室里座無虛席，有一些工學院學生會從拓東路到大西門，穿過整個昆明城趕來聽課。唐立廠當著系里很多教員、助教，大聲評論他們二位：“聞一多集穿鑿附會之大成，羅膺中集啰唆之大成！”他的無錫語音使他的評論更富力度。教員、助教互相看看，不贊一詞。

從中也可以看出兩人學風之異矣。

任繼愈說：

百家爭鳴成為西南聯大的學風。北大中文教授羅庸開唐詩課，第二年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聞一多也開唐詩課。聞一多講選修課《楚辭》，第二年羅庸也講《楚辭》。兩人講授的風格、內容各異，同學受益很多。

周法高（1941年研究生畢業）說：

西南聯大中文系里，北大和清華的老師和學生在初期相處得并不太融洽，小的摩擦總是難免的。記得1940年秋季聞一多先生本來是開《楚辭》的，這一年要開唐詩；而唐詩本來是羅庸先生開的，于是羅庸先生說：“那么我就開《楚辭》好了。”由此也可看出羅庸先生的博學。

任繼愈認為聞一多、羅庸“兩人講授的風格、內容各異，同學受益很多”，周法高看到北大與清華的老師“相處得并不太融洽，小的摩擦總是難免的”這一層，但所據僅聞一多、羅庸開《楚辭》、唐詩課，也只是說羅庸“博學”而已。周祖謨在《往事自述》里說：“膺中先生學問尤為淵博，經學、小學、金石學都能辨章源流，示人以門徑。”這種“淵博”之學，殆即唐蘭所謂的“集啰唆之大成”也歟？

其實，從學風之異發展到互為爭勝，反映出的是更為深層次的原因：初看是講課效果之爭、個人學術之爭，實際是學術傳統之爭，歸根于北大與清華之爭。即如鄭天挺與楊振聲討論國文系是“由文學以入文學史”，還是“由史以入文學史”之討論，清華聞一多、朱自清、陳夢家、余冠英等，皆深于文學素養，而北大羅常培、羅庸、魏建功、唐蘭等，或偏語言文字，或偏訓詁考訂，折射為兩校之間的學術傳統之爭。

早在1946年1月30日《申報》刊載沈石《西南聯大群相·樹椏上聽課》一文，即對西南聯大自由的學風做了深度的解讀。文章說：

聯大最好的現象，在學術空氣濃厚，由于高度的自由學風，促使師生向學術上探求，由于教授的衛道和力學精神，在學生面前做了絕好的榜樣，鼓舞學生砥礪向上。……特別是名教授的講學，特別是具引力、有意義的講題，聽眾來得更形擁擠。不僅校內的同學，校外的也遠道前來，不僅教室里堆滿了人，有些更抓住窗格、爬上樹椏。有好幾位教授的課通常是人滿的，如金岳霖先生的《知識論》、雷海宗先生的《中國通史》《西洋近古史》、劉文典先生的《莊子》、羅庸先生的《唐詩選讀》《杜詩》，馮芝生先生雖然口吃，但選他課的特別多。……

在某一次學術講演上，聞一多先生講“伏羲的傳說”，門口、窗外、窗格上、樹椏上堆滿了人，聞先生從山東某縣發現的人首蛇身的石刻，講到原始時代的圖騰，說到女媧伏羲，素描看古代男女的風流事，闡述了《詩經》中的《鄭風》一章。

據上述材料，可知聞一多、羅庸二人的選修課課堂，都是頗受同學們歡迎的。各擅所長，風格不同，內容各異，但這只是課堂的表象而已。

翻檢各類回憶錄及研究文章，最早提出類似于“擺擂臺”的，可能是劉兆吉（1939年畢業）。他在畢業五十年后的1989年作《話南開大學和西南聯大的優良學風》一文，說到：

我最欣賞的是聯大選課自由和學術民主。聯大規定：學生凡必修課學完，成績及格的可以選你愛好的任何課程，沒有院系的限制。我本人除了學教育學、心理學這些本系課外，還選了外系聞一多的《詩經》《楚辭》、朱自清的《陶淵明詩》《宋詩》、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劉文典的《莊子》《文選》、錢穆的《中國通史》、陳夢家的《文字學》、王力的《現代語法》。……

許多教授在學術上各有專長，學術觀點有同有異，如聞一多、羅庸都開《詩經》課，兩人的觀點和教學方法各有所長。學校不強求一致，兩人的課同時開，由學生任選，其他學科也有類似的情況。

只說到聞一多、羅庸同時開《詩經》課，由學生任選。后于1995年又發表了《抗戰時期聯合大學的經驗及其啟示》一文。文中提到：

教師當時實行聘任制。全任教師，每周上課不得少于八小時，如無課可教即不能續聘。所以安排教師都有課上，又成了聯合大學的難點。……為了解決課程少、教師多的矛盾，西南聯大教務處采用了“對臺戲”的方法，如《詩經》，是文學院特別是中文系必開課，原來清華由聞一多講授、北大由羅庸講授，兩位都是權威，各有所長。學校讓兩位教師都開《詩經》課，學生可以先自由聽課，兩周內必須確定選一位教師，教師在選課證簽字后，交注冊組，就不能變動。注冊主任是潘光旦先生，有法必依，非常嚴格，聽說“對臺戲”就是他發明的。

筆者也選這門課，兩個教授的課都聽過。開始兩位教授都很緊張，擔心選課的人數太少。真像“對臺戲”的名角演員，極力爭取觀眾。學術上友誼之爭使教師有機會相互借鑒，備課更加充分，堂堂都是好課。學生吸取兩位老師之所長，受益更大。“對臺戲”不失為一種可供參考的好方法。

這里表述為學校同意聞一多、羅庸同時開《詩經》課，“學生可以先自由聽課，兩周內必須確定選一位教師”，并將這一現象稱之為“對臺戲”。趙瑞蕻（1940年畢業）1998年寫了《離亂弦歌憶舊游——紀念西南聯大》一文。說到：

必修課外，開了許多選修課，甚至一門相同的課，由一至二、三個教師擔任，各講各的，各有其特色，這就有“唱對臺戲”的味兒，起著競賽的互相促進作用了。每個教授必須擔任三門課，而且上課時很少照本宣讀，主要講自己的專長、研究心得。……

我還去聽羅庸先生的“杜詩”。羅先生是《論語》《孟子》和杜詩專家，有精湛的研究。他聲音洪亮，常講得引人入勝，又富于風趣。那天，我去聽課，他正好講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一詩。教室里坐滿了人，多數是中文系同學，我與外文系幾個同學坐在最后邊。

趙瑞蕻的文章呼應了劉兆吉“唱對臺戲”說，但是沒有提到具體的課名。2001年5月，劉兆吉在《致張寄謙先生書》里，又說道：

如清華聞一多、北大羅庸同時講授《詩經》，當時稱“唱對臺戲”，我都聽過。講授內容和方法各有千秋，但互相尊重，而不是互相詆毀。聯大教授學術觀點論爭，不傷友情，非常可貴。

這里指出的還是聞一多、羅庸同時講授《詩經》課事。

但是，據前西南聯大《各院系必修選修學程表》可知：①聞一多、羅庸沒有同時開設過《詩經》課；②羅庸開設《詩經》課是1941年至1942年度，與聞一多同時開設《楚辭》課是在1944年至1945年度；③劉兆吉是1939年畢業的（畢業后經黃鈺生推薦，到重慶南開中學工作，直到1946年8月任四川教育學院教育系副教授，期間未曾回過昆明），趙瑞蕻是1940年畢業的（1941年冬到重慶南開中學工作，次年到中央大學外文系任助教），聞一多、羅庸同時開設《楚辭》課時，他倆早已不在昆明矣。

1998年楊立德作《西南聯大師生的敬業精神》研究文章，說：

選修課，對于學生的成才和知識的拓寬，是有極大好處的。例如《楚辭》課，羅庸教授和聞一多教授都開，但側重點不同，聞一多是從研究古代神話的角度講，羅庸則以《楚辭》是《詩經》過渡到五言、七言詩的過渡階段講。

包括文勝利《略論西南聯大的辦學經驗》等文章，也只是說二人講授《楚辭》重點不同。

我們現在能找到的最早提到“擺擂臺”并與此事相關的，在劉兆吉“對臺戲”之前，是朱自清1948年8月12日逝世后，沈從文于當月19日寫的《不毀滅的背影》一文。他說：

在清華、聯大、“委員制”習慣下任事太久，對所主持的一部門事務，必調和折衷方能進行，因之對個人工作為損失，對公家貢獻就更多。熟人記憶中如尚記得聯大時代常有人因同開一課，各不相下，僵持如“擺擂臺”局面，就必然會覺得佩弦先生的折衷無我處，如何難能可貴！（載《新路周刊》1948年第一卷第十六期）

結合朱自清、鄭天挺日記及沈從文回憶：①1944年5月31日的系務會，主題是研究討論下一年度的課程設置；②聞一多、羅庸事先都曾向系主任羅常培提出要開設《楚辭》課；③因此前未有同時并開一課之先例，遂起爭執，鄭天挺日記“相持不下”“遂成僵局”是次日聽張清常所述，沈從文所記“有人因同開一課，各不相下，僵持如‘擺擂臺’局面”為五年后回憶當時情形；④最終經朱自清“調和折衷”，決定“同時并開”。彼此對照，互為注腳。由是可知，當時之當事人所謂“擺擂臺”者，實乃指聞一多、羅庸在系務會上為爭奪開課權“相持不下”之場景，而非“同時并開”后授課內容、學術風格如“唱對臺戲”般之較量也。

顧頡剛“層累的”學說，確實是一大卓識。從鄭天挺日記來看，所謂清華聞一多、北大羅庸在1944年至1945年度同時開設《楚辭》課，本質上屬于中國文學系在教學課程設置過程中的一個“烏龍事件”，因為朱自清的折衷調停，所以“同時并開”，給人以教師輪流講授、各擅所長，學生自由選修、開闊眼界的印象。藉由當年畢業的學生在幾十年之后的回憶與訪談，再經他人的引述暨報刊、影視的鋪演和流轉，歷史的事實與記憶的書寫，因著情感的認同與現實的需求，傳來傳去，傳成了一樁美談，凝定為一樁近代教育史上倡導學術自由的典型案例。噫！ 課程設置之用心未必然，而聽者聞者之用心未必不然，其此之謂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