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一個無所用心的人，也或多或少能隱約感覺到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一系列變化：全球交往與貿易的彌散化、科技的日常性普及、彈性工作與碎片化的生活方式，它們造成的后果之一，無疑是使得持久的社會關系、穩固的自我意識以及連續性的歷史意識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對于敘事而言，用桑內特的話來說：“這個世界并沒有給故事敘述提供空間，無論經濟上或社會上都是如此。”在這種情形中，我們時代的敘述者尤其是小說寫作者會面臨一種令人苦惱的尷尬局面，因為并沒有某種形成完全共識的文化規范，任何一個敘述者囿于自身的見識與閱歷也都很難建構出持續性與總體性的敘事——他們不得不立足于自身，從而成為一個個面目各異的敘述者。

張彤《折疊篾刀》是一部充滿雄心，在中篇的篇幅中體現出長篇氣象的作品。它通過大學老師吳玉琳的視角講述一對年屆中年、各自奔馳在自己生活軌道中的姐妹回鄉辦理父親喪事過程中，重新認識自我、父母以及世界的故事。這是一個非常有技巧和耐心的敘述者，也符合作品中人物的身份。但是，吳玉琳更多充當了一個旁觀者、共情者與思考者的角色，情節的推動者是姐姐吳玉珊。在這對姐妹因為共同親人離去而重新開始緊密起來的聯系中，關于父母一代的人生史漸次浮現出來，并且解釋了緣何兩人至今在情感生涯中一直顛踣不定的緣由——吳玉珊這個離婚多年、獨立撫養大兒子的職業女性，在五十多歲的時候忽然陷入姐弟虐戀的困局中；吳玉琳一直單身，同自己的導師也發生過關系，但一直沒有真正遇到愛情。究其原因，來自成長生涯中原生家庭留下的創傷記憶。

原生家庭的創傷書寫并不新鮮，甚至在某些敘事中成了一種機械降神式的陳詞濫調。不過《折疊篾刀》倒并沒有淪為一種虛頭巴腦的精神分析學的低劣圖解，而是讓不同代際錯綜復雜的家庭、婚姻、愛情的生命歷程彼此之間相互映照，最終讓人物盡量謀求同自我與世界之間的理解與原宥。上世紀60年代初，吳氏姐妹的父母吳笠生、林美蘭本是運河邊渡口驛小鎮上前途無量的大學生，卻因為戀愛意外懷孕而被迫退學回鄉，吳笠生由才華橫溢的設計師成了小鎮篾匠，聰慧多藝的林美蘭則成為民辦教師。這種落差讓他們的命運陡轉，吳笠生成為一個苛刻而家暴的男人，也讓姐妹倆在后來學習生活中勤奮刻苦，一心想逃離家庭。這些回憶的前情，部分解釋了姐妹二人現在處境的由來，卻又并沒有簡單地進行歸因。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而并非全然被動的客體，天賦與性格同樣也會參與到人生選擇之中，而兩個人最后回到故鄉進行療愈的時刻，也顯示出個體本身的成長，這是敘述的復雜與小說的豐富之處。

相比中年敘事的沉靜，李浩然的《雄性動物》則是一個充滿動感的青春敘事。同樣涉及代際沖突的主題，這個小說的敘述者則要簡單許多。這倒不是說故事本身簡單，而是敘述者對于復雜故事大刀闊斧的處理。叛逆離家出走兩年的沈特帥回到獅城參加武術比賽，避開了父母，在從小一起長大的表哥處暫住。表哥就是那個敘述者“我”，整個關于他們童年時期一起學武的經歷，沈特帥與父親的沖突都是通過“我”講述出來的。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出現了一處敘事視角的斷裂，就是沈特帥從“我”的宿舍溜出去，跑到自己家門口坐了一會兒，抽了支煙。那段情節其實并不在“我”的知曉范圍內，敘述者采用的第三人稱描述當然可以解釋為知根知底的“我”的猜想，但也正是這個敘事的縫隙讓人看到個體敘述者的限度，不僅對事件，同時也是對深層情感。

這個小說可以說是將“青春文學”包裹在徐皓峰式的武館故事當中，從而對前者進行了升級。小說中的每個人物都生氣勃勃，盡管看上去似乎行為乖張，卻都不讓人討厭，反而洋溢出一種喜氣洋洋的氛圍。沈特帥在同陌生人和師父的溝通中，了解到“鐵獅拳”的歷史，那是一個“子傳父”的故事，進而也為后面同自己父母間的和解奠定了情感基礎。敘述者將人物的深層情感通過行動表現出來，避免了慣常的感傷與心理活動，從而讓小說整體呈現出溫暖的格調。

崔鳳敏《鳳凰木》的敘述者“她”是一個在婚姻生活中飽受磨難的女人，家務、生產與養育的日常瑣事被視作理所當然，她為此甚至失去了獨立的自我，全然成為家庭的附庸，而得到的只是來自丈夫的漠視和婆婆的刻薄。最終她忍無可忍，憤而出走，又在對孩子的情感羈絆中舉步維艱，如同大雨泥濘中的踽踽。這是一篇關于女性意識覺醒的小說，但是敘述者“她”被痛苦困擾已久，因而無法站在一個公正的敘述立場。小說中的丈夫與婆婆幾乎是性格單一的刻板形象，毫無任何正面的因素。這實際上遮蔽了家庭與親密關系更為復雜糾結的維度，也忽略了社會結構層面的壓迫，仿佛“她”所遭遇的一切苦難都來自無情而寡義的個人，而擺脫這一切也只能靠個人，其結果也如同小說所顯示的充滿困頓。

念扎邊桑的《關于海的回憶錄》是一個詩性的、理念性的敘述者“我”——“我”攜帶著來自藏北高原的文藝氣質——小說中將其解釋為受到寫詩的哥哥的影響。“我”偶然認識了一個來自海邊的女孩，兩個人因為關于湖與海的差異結識又分離，構成了一種關于地域文化與認知差異的隱喻：“她對我說，住在海邊的人認為，探索海的對岸以及海本身是一件重要而又自然的事情，人們在海上航行，垂釣，沖浪，海不是一個懸置在人們生活之外的存在。而對我來說，牧人越過雪山，踏過草地，但唯獨未曾穿過湖面，也未曾試探湖面以下的世界，湖對于我來說是值得敬畏的，是一直存在并將繼續存在下去的。”

“我”在假期踏上尋訪大海和女孩的旅途，并且終于在海邊再次相逢，兩個人在假面舞會的文藝氛圍中將湖與海聯結在一起。只是“開學不久我們再一次分手了，但這次再沒什么特別的事情發生，或許這次是因為我知道了這是時常發生的事情，特別是在年輕時的夏天。”所有這一切都是時過境遷后的回憶，回憶總是帶有反芻和反思的意味，從而讓這個浪漫氣質的敘述者得以展開他對于文化、命運和人生的悠游與徜徉。這個敘述者與其說是展開對過往生活片段不乏柔情的回眸，毋寧說是在抽象與寫意的敘事中與內心的理念展開對話與確認。

這四篇小說是當下小說現場的個案，它們表現出的迥異面孔，凸顯出我們時代文學的共性問題，類似于趙毅衡所說的“苦惱的敘述者”的問題。即，在任何一個社會與文化急劇變革與轉型的時代，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對于敘述者而言，既有的形式有很大部分可能趨于失效了，敘述者必須建構出屬于自己的“有意味的形式”。他（她）或者企慕并仿效史詩時代的總體性，盡力去創造出一個繁復而完整的世界；或者化繁為簡，以強悍的生命力去整合駁雜而喧囂的事物；或者承認個體的有限，進而將某種情境推向極端，創造出片面的洞察；或者回到內心，以明確的觀念對抗含混蕪雜的信息，營造出一種換喻和情緒……這些路徑并無是非對錯，也難說高低上下，都會有自己的認同者與受眾，也唯有如此的多樣性探索，才能維系文學創造的活力與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