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三年前，我和王山同志（前《中國作家》主編）曾前往某省景區參加一次關于人類與河流關系的會議。不久后，我寫了一篇散文《山里的青年》，發表于《新民晚報》。

在那篇散文中，寫到我和王山同志認識了當地一名優秀的導游，他獲得過省里的導游獎；熱忱地建議我倆一定要認識一下他大學的學兄，也是他所尊敬的青年——在景區兒童活動中心工作的老師。熱忱的導游之所以尊敬他的學兄，用他自己的話說，乃因學兄“人特別好，各方面都是我學習的榜樣”。于是，我倆就認識了他“學習的榜樣”——端的是一名樣貌儒雅、文質彬彬，談吐篤誠的青年。又因他倆的熱忱建議，我和王山認識了他倆共同的朋友，一位開豆腐坊的姑娘。在遠離都市喧囂的景區，青年之間竟有那等真摯友誼，使我和王山深為所動。

兩名青年和那位姑娘形象都好，都是本省二本師范的畢業生，都在大城市闖過人生，都因為不同的緣故（主要是父母的身體原因）回歸當地，重新開始他們平凡而又平靜的生活。當然，他們并不諱言的最主要原因，是大城市的高房價和他們實際上并不高的工資，去除了一切必需開銷，每月所剩無幾。然而他們并不自卑，并不覺得自己便是人生的輸家了。恰恰相反，我和王山，一個早已承認自己是老頭和一個堅定拒絕自己是半老頭（王山）的長者，從他們的話語和表情中，感受到的分明是一種極難得的人生淡定、清醒和從容自信。

是啊，相對于似乎連空氣中都彌漫著浮躁分子的北京而言，那三個青年使我倆著實意外了。那一處景區是真實存在的，那三個青年是真實存在的，一些因那景區的存在而在家門口就能掙到一份錢的曾經的山民是真實存在的，一位有回報社會之心的民企老板是真實存在的，連那一幅對聯也是真實存在的：

山靜似太古

日常如小年

北宋唐庚的這兩句詩，由那三名青年的老師以古味十足的字體寫成對聯，貼在那時的兒童活動中心的門兩側，讓人浮想聯翩：王山同志還把那副對聯照了下來。那被學習的榜樣給我們老哥倆留下了更深刻印象——因為他的工作與兒童有關；因為他工作在貼有那么一副對聯的房間里。

我在《山里的青年》這篇散文的末尾寫道——真希望有一位好姑娘愛上那樣的好青年；真希望有編劇關注到他們那樣一個群體，并創作一部電視劇，為他們的人生鼓勁。

自然，我的第一種希望只能是個人祝福而第二種希望不太會引起關注。于是，現而今，我親自將他們“寫”入了三十集的電視中。

也自然的，“寫”是指創作。這將是我創作的最后一部電視劇。

為什么是電視劇而不是小說呢？毋庸諱言，現如今看小說的人更少了。我想要為他們的人生鼓勁的心念卻日益強烈——所謂創作沖動是也。某些作家每每將自己的某部作品獻給某人或某一群體；那么，我之最后一部電視劇本，便是獻給以上那樣的農家兒女的。我任三屆政協委員期間，“三農”問題是關注和調研的重點，對于農村和農民是間接了解的。現而今，還要加上農家兒女的就業問題，這是近年來突出的中國問題，那么便是“四農”問題了。教育資源之不均衡，注定使絕大多數農家兒女難以考上優質大學。他們即使孜孜以學，能考上省內的一般大學亦屬不易。而那樣的文憑，注定了將使他們在大城市的求職處于不利之境。保安、快遞員、工地勞動者中，多有他們的身影。但他們很快就會到了不年輕的歲數，漂泊感會使他們過早地疲倦了。

那么，后來他們都去哪兒呢？人生怎樣了呢？

好現象是——隨著中國旅游事業的快速發展，某些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極可利用的農村，逐漸成為旅游熱門地，確實為一些居村農民及他們的兒女提供了就近掙一份工資的機會。但是，一些者，不多也。

未來，隨著縣域經濟的發展，機會將會多起來嗎？機會多了，收入會多嗎？我替我所關注、關心的農家兒女們祈祝著。

一個更好的現象是——某些宜居農村不但成了中老年城里人經常租住的地方，也吸引一些有志于創業的青年成了那里的新居民，他們帶著電腦、自拍設備、音響設備或畫夾及種種創作之念成了那里的新居民。

我之創作與市場無關，我有幸是一個能夠我手寫我心的作家；我之創作與任務無關，我也有幸是一個可以完全自主地進行創作的作家。

杜甫晚年有詩言：

在家常早起，憂國愿年豐。

我并不憂國——我相信中國之未來。在年近八十的歲數，還能一字字一行行地在A4紙上“寫”出一部劇本來，為自己所關注的農家兒女們的人生鼓勁，實乃大欣然也，夫復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