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 賓：

宋聲泉（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盧 楨（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武兆雨（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顧奕俊（浙江財經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講師）

謝尚發（上海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羅維斯（南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馬海波（青海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胡 哲（遼寧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張永新（中國現代文學館助理研究員） 林 崢（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韓旭東（天津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副教授） 危明星（中國藝術研究院馬文所助理研究員）

主持人： 康春華（《文藝報》記者）

互聯網技術和新媒介帶來了文學形態和傳播路徑的劇烈變化。我們關于“文學”的觀念面臨著諸多的沖擊和挑戰。近期，關于“大文學觀”的討論，就是其表征之一。什么是“大文學觀”？在“大文學觀”的視野下，文學的邊界有何變化？如何以“大文學觀”來推動當代文學研究的發展？聽聽青年學者、評論家們怎么說——

在彌散的、動態的“泛文學性”的新可能里重建新時代的文學根脈

主持人：請談談你如何理解“大文學觀”。

宋聲泉：2000年前后，“文學終結論”的聲浪已在世界范圍內此起彼伏，自18世紀以來逐步體系化的“文學”概念遭遇了總體性危機。時至今日，文學的觀念危機在媒介極速變革的現實面前進一步加劇。隨之而來的是，傳統的評價體系、學院派的批評話語、經典化的篩選機制，在面對海量、速生、交互的新文藝形態時捉襟見肘。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不斷被強化的啟蒙與審美功能也遭遇信任危機，它不再被視為那個不言自明的精神高地。文化精英群體或是“看不上”一些新生的、粗礪的、常常還充滿商業氣息的文藝形式，視之為文化墮落的表征；或是感慨個人的閱讀速度在集體的創作狂歡面前微不足道，根本“看不完”那以指數級增長的文本洪流；更深層次的困境是“看不懂”，技術的黑箱隔離了文科出身人士從底層代碼邏輯進入話題本質的可能。

在這個意義上，“大文學觀”的提出絕不僅僅是一種學術上的權宜之計，更是積極回應時代變革的文化突圍；既要呼應大時代、重建文學的現實影響力，也要適應新時代、跟上技術迭代進步的新狀態。它不能滿足于在思想文化界內部進行的討論，更應該產生社會效應，形成立足于新時代的文學大討論，甚至關聯到對數十年來固有文學教育學科體制的探尋。20世紀的“文學”話語建立在印刷工業文明的物質基礎上，而“大文學觀”當著眼于數字技術、信息科技的新浪潮，努力打造基于文學主體性的“文學+”新形態，在追求新技術賦能新文學的同時，亦當警惕作為國民精神之魂的文學淪為“技術+”餌料而遭遇不同新類型文本瓜分殆盡的風險。在彌散的、動態的“泛文學性”的新可能里重建新時代的文學根脈。

盧 楨：“大文學觀”給予我們一種關系思維，它啟示我們，單純依靠“美學自足”已經無法全然揭示文本的真實樣貌。想要真正激活文本的意義潛能，就要打通個體的生命時間和外界的公共空間，并將文學經驗附著在一切共時性的、歷時性的文化話語空間之中。

“大文學觀”既來自文學之問，也對應著當前的文化之問。將窺探文學同全景體察文化相結合，或許正是“大文學觀”的可能性所在。同時還應認識到，“大文學觀”是一個動態的、生長式的理念范疇，它并非靜態的理論范式，而是銜接傳統文學觀念與當代文學實踐的“橋梁性概念”，其內涵隨著文學場域、生活場景、時代命題、大眾審美的變化，必然會經歷動態的調整，向世人彰顯出一個極富包容性的框架。“大文學觀”回應了當代文學“如何反映復雜社會現實”的迫切需求，其“大”不意味著無邊界的泛化，因為文本之所以成為文本，在于文本的形式切中了大眾閱讀傳播的習慣，文本的內容契合了大眾生活的具體褶皺。如果脫離了大眾生活，就不足以支撐“大文學觀”的概念生成。

今天，很多學者已經提出，我們在倡導“大文學觀”的同時，也要避免概念的泛化和模糊化，避免技術話語對文本人文性的消解。這種判斷是允當的。再有，就文學研究而言，“大文學觀”視野督導評論者做文學研究時，也要避免僅以文學視文學，要把歷史觀、社會觀、科技觀等多維觀念綜合融入文學批評與評論，形成一個開放式的、蘊含對話性的空間。

武兆雨：“大文學觀”意味著在更為宏闊的視域中審視文學的相關問題，其視野涵蓋社會歷史、文化經濟、媒介信息等多個維度，構建起文學與其他藝術形式及技術領域之間的有機聯系。同時，“大文學觀”也可視為一種重新觀照傳統文學的方式、進入文學研究的方法。

新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十幾年來小說創作中對“物”的書寫的重視，能夠勾連出文學的內外、古今等多重命題。其一，新世紀以來作品對于“物”的掘發、重審，建立起文學與現實經驗、社會生活的緊密聯系。“物”所承載的觀念與信仰，以及圍繞“物”展開的消費與審美行為，與特定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息息相關。文學經由“物”的書寫，被還原為一種與外部世界具有高度契合性的精神活動。此外，“物”的范疇極為廣泛，景物、動物、藥物、文物、器物等紛紛進入敘事視野，從而構成文學與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考古學等不同知識資源的對話。這不僅拓展了文學敘事的邊界，也為文學跨學科、跨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支點。其二，中國古代素有寫“物”的傳統，有“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的博物精神，當下“物”的書寫意味作家們試圖激活中國自身的敘事資源。這種自覺的“物”書寫還蘊含著古典文化中關于“物”的哲學思考，諸如“格物”“齊物”等等。作家們在繼承古典文學書寫“物”的傳統基礎上，又將關于“物我關系”的思辨置于現代生活的復雜經驗中，予以了重新闡釋與美學生發。可以說，“物”的書寫，是當下文學走向開放與貫通的一個微觀路徑，也為“大文學觀”視野下的當代文學提供了更多想象的可能。

顧奕俊：我注意到先前《中國作家》雜志開展了有關“純文學與大文學觀”的討論，有學者拋出疑問：“大文學觀”是否是作為“純文學”的對立面提出的？當然，21世紀初關于“純文學”的論辯，確實說明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形成的典型文學觀的內在弊病，但就我個人所見，不能因此就將“純文學”與“大文學觀”割裂開來。“大文學觀”的提出，恰恰需要首先厘清現在的文學形態、特征及邊界。

建構“大文學觀”，要明晰文學圈子里有什么，包括哪些曾經也屬于文學圈層內部，只是現在被忽視了、被遮蔽了、被摒棄了。此外，“大文學觀”從理論命名到實踐貫徹，最終還是根植于是否有相匹配的文學創作。當下一個很突出的問題在于，文學理論批評建設與文學創作之間存在著肉眼可見的“距離差”，這也導致文學理論批評很多時候往往是在空轉。“大文學觀”的持續展開，還是有賴于這個時代所產生的真正強勁有力的寫作者與文學作品。

“大文學觀”符合中國的文學傳統，也切合當下的文學與文化現狀，并帶有一定的前瞻性

主持人：如何從歷史維度理解“大文學觀”的價值與意義？

謝尚發：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演進的過程中，始終存在著關于“文學史觀的對立統一”的概念糾纏，我們可以將之稱為“文學史的辯證法”，即“純文學觀念的建構與通俗文學的地位問題”。自清末民初“文學史”觀念的引入，到各種文學史教材的初步編纂、學科知識體系的進一步建構，再到學界吁請對“純文學觀”的擴展，實際上構成了一道文學史觀念發展的亮麗風景線，這其中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分分合合，又最為引人注目。“十七年文學”時期，革命歷史題材與農村題材兩大書寫系統及其所創造的文學譜系，本身就帶有純文學與通俗文學融合的特點，尤其是《鐵道游擊隊》《野火春風斗古城》等作品。但進入到八十年代之后，對“純文學觀”的呼吁和重建，又一再地將通俗文學推出去，對彼時已經取得不錯成績的科幻文學、兒童文學，實際上采取了忽視的態度。

借鑒歷史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歷史的觀念”的變化，我們不難看出，“史的多樣性”在漫長的歷史河流中，也經歷了從政治史（布羅代爾所謂“激烈變動的歷史”）慢慢地轉向經濟史、社會史（布羅代爾所言的“節奏緩慢的歷史”），終至于布羅代爾等法國年鑒學派提出了“歷史研究的長時段”觀念，強調去關注那些“幾乎靜止的歷史”，某種程度上開創了關注宏大歷史或歷史地理內容的研究范式。此類歷史觀念所演化出的“史”的新側面，又在20世紀末到如今逐漸地突破。“新史學”的研究觀念與“微觀史學”的觀念再次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與路徑，廁所的歷史、注腳的歷史、流氓的歷史等，紛紛成為學者們開掘的領域，誕生了一批有影響的成果，歷史研究的范圍被大大地拓展了，圍繞著普通人、平凡人，甚至是小人物，而展開的各種研究路數，呈現了“歷史底層的日常生活”。

討論“大文學史觀”及其可能性，只需要側目于“史的多樣性”便不難理解，純文學與通俗文學的糾纏實則意味著“純文學史觀”某種程度上的“凈化”的追求，是自縛手腳的表現。而如今我們討論“越界或破圈”，是在呼吁文學史的視野向更多樣的文藝樣式敞開，特別是要關注那些表現普通人生活的作品，它們構成了“最豐富的文學史”。時間維度上“大文學史觀”應該建構“古今一體”的文學譜系，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一再建構的“斷裂史觀”背后描摹出一條“整體史觀”的線索；空間維度上不但要提倡打破文體與題材的壁壘，更應該強調民族文學的融合，甚至把世界華文文學等納入進來，同時把傳播媒介所更新的領域作為關注的對象給予文學史的研究。專業化、純文學，人為建構的特點過于鮮明，而“大文學史觀”本身恰恰呼吁著“走向普通人”的特質，這也是其可能性最為根本的理由。

羅維斯：“大文學”并非一個全新的概念。早在1909年和1918年就有日本學者和中國學者相繼出版了以“大文學”命名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中國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也針對文學史書寫問題提出“大文學”的概念，以解決純文學觀與中國文學具體實際之間的齟齬。這些關于“大文學”的探討和實踐，是站在一種回溯歷史的角度進行研究對象的擴容。而“大文學觀”則著眼于當下，面對互聯網和新媒介環境下各種新興的文學形式，尋找新的文學定義和研究范式。“大文學觀”的提出，似乎是在更新文學的內涵、擴大文學的外延。

實際上，文學的外延一直伴隨著新技術、新媒介的出現而擴大。曾不被視為藝術的電影、電視劇、流行音樂等早已被納入文學研究的視野。博客文章、網絡游戲等形式也受到一些文學研究者關注。而當下微短劇和一些自媒體視頻其實也包含文學成分。此外，許多網民自發的寫作風潮其規模已遠大于傳統媒體的文學征文，議題也由網民設計并直指某些時代癥候和集體情緒，其中不乏優秀之作。人們對文學的需求和熱情并未消退，只是原有的文學定義和既有文學研究框架已不足以涵蓋層出不窮的新興文學形式。因此，我們重提“大文學”以對抗“純文學”帶來的困境。

“純文學”觀念的出現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西方文學觀念的引進有關，而中國文學自古以來就不“純”。未來隨著新技術的發展和人類生存樣態的改變，也會不斷衍生出更多新的、不“純”的文學形態。“大文學觀”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國的文學傳統，也切合當下的文學與文化現狀，并帶有一定的前瞻性。

“大文學觀”的核心是要打破文學批評、文學研究和文學寫作的封閉性，倡導一種跨學科、跨文體、跨文明的整體性視野

主持人：“大文學觀”在民族、地域、流派等維度的文學研究方面是否具有啟示意義？

馬海波：在全球化與地方性交織、文化交融與認同焦慮并存的今天，我們如何重新審視、解讀和定位生長于中國廣袤民族邊疆地區、植根于多元族群文化的文學創作？或許，引入并構建一種“大文學觀”的視野與方法是一條可行之徑。

“大文學觀”的核心是要打破文學批評、文學研究和文學寫作的封閉性，倡導一種跨學科、跨文體、跨文明的整體性視野。這一方法要求我們需將文學置于廣闊的社會、歷史、地理、民族、宗教、民俗等文化場域中考察，理解文本背后的“文化動力學”。在此視野之下，中國文學應被視為一個由多族群、多地域、多形態文學共同構成的、相互關聯的有機整體，是多重性敘事，而非單一性敘事。在此意義上，“大文學觀”是一種綜合視野，它要求我們像觀察一片森林的生態系統一樣去理解文學，既要理解文學自身具備的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又要理解文學與人類社會其他要素之間的水乳交融。

民族文學、邊疆文學以其雜糅性、交互性、多元性、民間性等，構成了中國文學不可或缺的瑰麗圖卷。當“大文學觀”的“探照燈”射向民族文學、邊疆文學時，它們瞬間成為理解中華文明的關鍵性樞紐。“大文學觀”使我們認識到，民族地區、邊疆地區是各族文明交匯互動的前沿地帶。譬如解讀阿來的《塵埃落定》時應將其置于西部多族群文化走廊的宏大背景下，看到權力、宗教、商業與文明在特定時空下的劇烈互動。“大文學觀”要求我們讀出文本背后的文化密碼與文明邏輯。在范穩的《水乳大地》中，瀾滄江峽谷里各種文化的沖突與交融，是一部微觀的“跨文明接觸史”。紅柯《西去的騎手》是對現代性進程中生命強力與英雄主義的一種呼喚與重構。

在“大文學觀”的引領下，民族地區特別是邊疆地區因其邊界性，而成為心靈互動的溫床。在這里，文化的碰撞、雜交和再生頻繁發生，其生命力也最為蓬勃。邊界代表的是一種跨界的、比較的、對話的思維，能夠打破固有的文化定見。民族文學、邊疆文學以其先天的跨界特質，成為溝通不同文明、促進各民族心靈相通的最佳媒介。

胡 哲：關于“大文學觀”一直是東北文藝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地域文學與“大文學觀”則是通往這一命題的有效路徑，從東北作家群、東北解放區文學、社會主義文藝，直到當下的新東北文學、新東北電影、東北網劇等等。文學觀念隨時代的變化呈現出流動性的狀態，因而“大文學觀”的時代意義將成為我們審視的重要對象。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大文學觀”與當代文學的歷史視域、時代訴求與方法路徑也隨之而變，這就要求我們站在歷史與時代的高度，以宏闊的歷史視野與敏銳的時代意識展開研究。“大文學觀”的實踐路徑應是“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重新思考新時代“大文學觀”的理論范式和研究方法，應注意其三個面向：一是文學“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得到確認，二是“新文學”的觀念得以傳承，三是以中國式現代化的話語思維思考文學表達與研究。

首先，在“大文學觀”的視野中，文體的包容性極為重要，無論是網絡文學、科幻文學，還是非虛構寫作、影視劇本，只要具備情感的溫度、思想的深度與語言的美感，都可以被視作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次，“大文學觀”應強調文學與哲學、歷史學、社會學、心理學、藝術學等學科的深度對話。最后，“大文學觀”不只是對過去中國經驗與中國實踐的總結，也是對未來世界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張永新：從我自己的研究視角看，大文學視野中提供了一種重新認識當代文學流派研究的可能。流派作為一種研究視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現代文學研究以及純文學視野所建構和規范，當這種視角應用于當代文學作家群體的研究時，多多少少呈現出削足適履的情況。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序言分別提及“山藥蛋派”“荷花淀派”，但從其措辭中卻能夠發現他對這兩個流派并沒有表現出充分的確證。這種不確證不僅是因為他所寫作的流派史是現代文學的而非當代文學的，而這兩個作家群體直到當代才發育成熟，更在于他敏銳覺察到當代流派的復雜性與獨特性。

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這兩個流派在新時期初期的命名過程中，地方作協、文聯等力量深度介入。它們的命名完全不同于現代文學流派由作家自身、批評家或研究者命名的方式。在十七年時期這兩個流派的形成過程中，同樣可以看到這種體制性力量的基礎性作用。那么，以大文學視野來透視這些流派，就需要考察當代流派形成的制度性因素是什么，這些創作的濃郁地方色彩如何形成，地方文學風格又如何與一體化的主流文藝話語維持張力關系。這些是當代文學流派爭議背后更需要關注的問題，也有助于思考當代文學乃至當下文學的地方生產狀況。

每一個研究領域有著各自的問題關切與研究方法，未能形成我們這個時代對文學的“總體性”理解

主持人：當下青年文化生活中，有哪些值得關注、可以被納入“大文學觀”討論范疇的現象？

林 崢：我認為文學一定要打開，尤其是當代文學研究，應有意識地與現實對話。我同意“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也就是說，即使你做的不是當代的研究，但你的選題、問題意識也要從對于當下現實社會的關懷和思考出發，包含對于當下問題的回應和對話。

尤其是當代的文化本來就是整體的，具有泛文化的屬性。因此，我對于“大文學觀”有兩個主張：一是要把大的社會學、歷史學、政治學、思想史的視野帶進來。二是研究的對象不止于文學文本，各種文藝樣態、各種媒介文化都可以被視為文本、納入考察。

結合我最近一直在做的研究，我聚焦于城中村、山寨、打口這幾個關鍵詞，這些都是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地區伴生的看似負面的社會經濟現象，但我希望結合文學藝術作品討論，將它們提煉為一種具有理論意義的概念，最終提出一種我所謂的“塑料袋美學”，即一種自下而上的、具有可塑性和創造力的、生氣淋漓的美學。這個研究的困難在于隨著研究對象、研究視野的變化，需要探索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文學史的研究方法是我們中文系出身的人非常熟悉的，但如何把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等方法與文學研究相結合，是我需要進一步在實踐中去摸索的。

韓旭東：科幻文學是值得被納入“大文學觀”討論的新現象。借用宋明煒“中國科幻新浪潮”的觀點，中國年輕一代科幻新作以人文主義和現實主義為標準的評價體系逐步被后人類思維淡化，不確定性、隨機性和偶然性成為支配宇宙空間運行的邏輯，平行路徑的敞開和涌動讓善惡倫理界限、物質本體的界定標準均發生變化。此外，由于科幻小說具有元敘事性質，即作家可以在虛擬的文學世界中談論現實中根本不存在的技術幻覺，以突破人類想象力的極限。因此，科幻小說便成為虛構中的虛構。電子游戲思維則是解讀青年創作的新切口。從發生學的角度看，被網絡媒介轉型影響的青年作家，在創作過程中難免將打游戲時的虛擬現實體驗代入到創作中，如肌肉神經記憶、空間沉浸感覺或數字情感算法等。在游戲維度中，世界取代環境，人設取代人物，腳本取代情節，這也正是“大文學觀”所強調的跨媒介敘事和跨學科思維。

當經典現實主義世界觀不足以生發刺激當代文學史向前推進的動力時，探索形式本體或數字技術在文本中的藝術性轉換，或許可以成為以小作品見“大”文學史的透鏡。

危明星：據我觀察，社交媒介小紅書展示了“文學如何嵌入生活”的三種新形態：第一種是從日常生活中“生長”起來的原創文學類型，如小貓文學和這兩年小紅書舉辦的身邊寫作大賽中涌現出的作品。“小貓文學”以趣緣社交重構親密關系，身邊寫作大賽旨在引導原創“生活文學”，二者都共享小紅書等社交媒體平臺“參與式”的媒介邏輯。第二種類型是作為“美好生活”構成要素的“文學”。在這一類作品中，視頻是創作者最青睞的形式，而文學則是構造“美好”的中介，其詩性的背面是商業性。這種一體兩面的“文學”形式，正是新媒體時代文學最常見的樣態之一。第三種類型可稱為散落的文學知識碎片，它們既反映出新媒體時代讀者對文學教育中“閱讀暴力”的反彈，也折射著文學教育和出版體制的弊端。

以上三種文學類型可以在“大文學觀”的視野下加以整體觀照。“集文字、聲音、視覺與體驗于一體”的文學形式，是新媒體時代的“大文學”。目前研究界總體呈現出現代文學研究、當代文學研究、網絡文學研究各行其是的局面，每一個研究領域有著各自的問題關切與研究方法，未能形成我們這個時代對文學的“總體性”理解。以匯聚多種文學形態的新媒體平臺小紅書作為觀察的切口，可以考察新媒體時代普通人的文學生活。小紅書上的三種文學形態，既是新媒體時代文學樣態的縮影，也代表著新媒體時代文學嵌入生活的三種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