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偵探小說是清末民初之際從外國引進的小說文類。百年來，從引進、模仿，到創造、發展，中國偵探小說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作為一種觀念，中國偵探小說以其法治精神給予中國人現代文明思想的教育；作為一種文體，中國偵探小說表現了中國生活和法治體系；作為一種方法，中國偵探小說對中國小說的現代化進程作出了貢獻。偵探小說是世界性的文類，需要世界的視野，中國偵探小說更是中國的小說，中國大地是其生命之源。中國當代偵探小說隨著世界偵探小說的發展潮流而前行，用世界的視野講好中國故事，在豐厚的歷史文化中尋找創作資源，并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偵探邏輯思維。其發展路徑和創作形態對中國當代文學創新發展來說，也具有積極意義。

關鍵詞：中國偵探小說 價值評估 講好中國故事 法治精神

如果將1841年4月愛倫·坡發表的《莫格街兇殺案》視為世界偵探小說的第一部作品，那么中國引進偵探小說的時間并不算晚。1896—1897年，《時務報》英文編輯張坤德翻譯了柯南·道爾的4部偵探小說在該報上發表，拉開了中國翻譯外國偵探小說的大幕。在這股外國偵探小說的翻譯熱潮中，中國譯者幾乎將能見到的世界上的偵探小說都翻譯了進來。阿英在《晚清小說史》上曾有這樣的評價：“如果有人問，晚清的小說，究竟是創作占多數，還是翻譯占多數，大概只要約略了解當時狀況的人，總會回答：翻譯多于創作……而當時譯家，與偵探小說不發生關系的，到后來簡直可以說是沒有。如果說當時翻譯小說有千種，翻譯偵探要占五百部上。”在如此短的時期內，集中翻譯如此多的偵探小說，放在世界文學史上也并不多見。

中國作家創作的第一篇偵探小說究竟是哪一篇，很難判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偵探小說就在這股翻譯熱潮中開始了自我的發展歷程，成為中國現代文學中新的文類。經過百年的發展，中國偵探小說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創作形態。與中國現代其他類型文學相比，中國偵探小說創作算不上波瀾壯闊，但卻影響深刻,具有創造性。其發展路徑和創作形態對中國當代文學創新發展來說，也具有積極意義。

一、作為一種觀念：法治精神

隨著晚清偵探小說的熱譯，對于偵探小說有多種評述，其中最為深刻的論述是周桂笙提到的兩個問題，一是人權，二是證據。人權和證據的核心價值就是法治精神的彰顯。也就是說，偵探小說不僅僅是一種小說文體，還是一種學問、一種觀念。

周桂笙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是對清末民初以來中國思想啟蒙運動的呼應。從嚴復、梁啟超等人所提倡的國民性改造，到后來的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所發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其核心思想都是努力地告訴國人什么是科學與民主，什么是救國強國之道。與那些思想啟蒙者們努力地通過世界哲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的觀念推介科學民主不同，偵探小說實際上開辟了中國思想啟蒙的另一個通道，那就是世界文學。文學也許難以達到如哲學等學科那樣的理論性和思辨性，但是因其感染力所產生的思想啟蒙的社會效果也不可忽視。對于通過文學開展思想啟蒙，此時的有識之士同樣很重視，梁啟超推動的“小說界革命”、五四新文化思想家所進行的文學革命，都努力地將文學改造作為思想啟蒙的路徑。而此時偵探小說的引進和熱譯，從文類上幫助文學啟蒙的愿望成了一種現實。1905年，周作人將愛倫·坡的《金甲蟲》翻譯成中文，易名《玉蟲緣》發表在《女子世界》上，而介紹這篇小說給周作人的正是在日本留學的魯迅。隨著中國思想界的啟蒙呼聲越來越強烈，偵探小說的法治精神也越來越多地被提了出來。“托諸小說家言……啟發民智之宏愿……雖非正式的教科書，實隱隱有教科書的編法”“期將以理想之醞釀，濟之以寓言諷勸之力，使人人獲有偵探智識之益，而潛弭人心之惡機，且以造成中國將來之偵探事業，扶持人道于垂危。”到了民國初年，“啟發民智之宏愿”“扶持人道于垂危”已成為很多評論家、偵探小說作家、編輯的思想共識。從市場閱讀狀態看，偵探小說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這樣的社會效果。晚清時徐念慈根據小說林社出版的書做了統計，銷路最好的是偵探小說，“約十之七八”。吳趼人也說：“乃近日所譯偵探案，不知凡幾，充塞坊間，而猶有不足以應購求者之慮。”清末民初之際是中國現代科學民主思想發展的重要時期，偵探小說有宣傳普及之功。

偵探小說宣揚的是一種法治，而不是人治；要求的是科學實證，而不是主觀臆斷；講究的是一種人權，而不是皇權，強調的是法治精神。這樣的文體思想內涵，使得偵探小說與中國傳統的公案小說有所區別。同時，也給中國偵探小說的創作做出了原則性的規范。在之后的中國偵探小說發展中，無論是現代偵探小說、當代公安法治小說，還是當代偵探懸疑小說，盡管有不同的表現形態，法治精神都是辦案標準和判案標準。

偵探小說畢竟是從外國引進的文類，所彰顯的法治精神如何與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協調是評估中國偵探小說創作必須面對并回答的問題。在價值判斷上，法治精神強調以法律為準繩、以事實為根據來判斷，而傳統的倫理道德則常常用人性的善和惡來判斷。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常常被視作偵探小說在中國難以發展的原因，但實際上不能成立。法治的建設是為良知善意提供標準，而人性的善惡又恰是法治建設的參照。良法善治，法治建設與傳統的倫理道德不是對立的兩種觀念，而是相輔相成的文化資源，體現的是中國特色、中國優勢。這是一個認識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應該說，中國百年偵探小說對這一問題的認識和實踐有個發展的過程。1949年之前的中國現代偵探小說，有不少作家常常將法律和良心對立起來看待，就如中國現代偵探小說代表作家程小青說過這樣的話：“在正義范圍之下，我們并不受呆板的法律的拘束。有時遇到那些因公義而犯罪的人，我們往往自由處置。因為在這漸漸趨向于物質為重心的社會之中，法治精神既然還不能普遍實施，細弱平民受冤蒙屈，往往得不到法律的保障。故而我們不得不本著良心權宜行事。”什么是“良心”，那就是中國道德。由于將法治與道德對立起來看，在很多現代偵探小說作品中就出現了法律和良心的“兩元價值觀”。由于對犯罪者同情，有些私人偵探就幫犯罪者抹去證據，甚至還私放罪犯。這一切所作所為都被作者稱為“正義”，卻是對法治精神的傷害，對偵探小說文體的傷害。1949年之后的公安法治小說雖然也有個別情況，但法治精神與國家意識、人格意識基本統一。特別是新時期以來，無論是公安法治小說還是偵探懸疑小說，無論故事情節如何設置、人物情感如何傾斜，對法治精神的堅持和維護都成為小說的核心觀念和創作原則。良法善治成了中國偵探小說思想的主要內涵和創作思路，為世界偵探小說創作作出了中國貢獻。

二、作為一種文體：尋求證據鏈的文學推理

愛倫·坡的《莫格街兇殺案》之所以被視為世界偵探小說的開山之作，是因為這部小說創建了一種新的小說文體：（1）以案件偵破作為小說情節；（2）以尋求證據作為發展線索；（3）以涉證求證作為思維邏輯；（4）以設案開頭、破案推進、說案結尾作為小說結構。用文學的形式尋求證據鏈，偵探小說顯示出不同于其他類型小說的文體特色。中國偵探小說在西方偵探小說影響下產生，但中國的體制不同于西方，中國百年偵探小說走出的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從發展波段上看，中國百年偵探小說大致上分為三個時期：1949年之前的現代偵探小說、1949年之后的中國公安法治小說和新時期以來的偵探懸疑小說。

現代偵探小說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將偵探小說的文類引進了中國，讓法治精神、法治思想在文學中影響民眾、影響社會。在現代中國，人們最喜歡閱讀的偵探小說是英國作家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集》和法國作家勒白朗的《亞森·羅頻案》，各大書局都熱衷翻譯這兩個系列的作品。中國現代偵探小說作家大多是這兩套外國偵探小說書系的翻譯者。雖然模仿的痕跡明顯可見，中國的偵探小說卻由此誕生了。

值得肯定的是，雖然中國偵探小說是在翻譯模仿中產生，但是，中國的創作者們都努力地使得偵探小說中國化。中國現代偵探小說作家中比較優秀的是程小青和孫了紅。程小青是從翻譯柯南·道爾的小說起步，走的是《福爾摩斯探案集》的路子，其代表作是系列小說集《霍桑探案集》。孫了紅是從翻譯勒白朗的小說起步，走的是《亞森·羅頻案》的路子，其代表作是系列小說集《俠盜魯平奇案》。大約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他們的作品在各類雜志上連載，逐漸取代了那些外國偵探小說的譯作，成為中國現代偵探小說中最受歡迎的作品。中國讀者從那些外國譯作轉向對他們的作品的接受，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作品中的中國元素的描述。程小青的小說主要以上海市民生活為素材，市民生活表現得相當充分，其中所反映出來的市民意識更是得到共鳴。現代上海是中國金融、經濟、文化的中心，產生過影響全國的社會運動，其中發生的各種事件都成了程小青小說的故事背景。例如五四運動在他的小說中就常常被提及。他的小說《血匕首》可以視為一篇描述五四運動的小說，表明了上海市民對五四運動的支持態度。在中國化情節構造的道路上，孫了紅走得更深入。他不僅寫中國世俗的生活，還以中國世俗文化為元素寫偵探故事，如《血紙人》運用心理學等現代科學知識寫中國世俗文化中的因果報應。孫了紅也是現代偵探小說創作的創新者，他將當時流行的神秘恐怖電影的表現手法移植到小說創作中，使小說具有鏡頭感和現場感。由于市民階層是當時中國主要的閱讀群體，這些符合市民階層品位的小說成為暢銷書。

公安法治小說在1949年以后的中國偵探小說發展過程中占據主體地位。中國公安法治小說一個重要的貢獻是賦予了偵探小說中國特色。

中國公安法治小說記載了中國的時政、社會變化的歷史。將刑案偵破與時代風云變幻結合起來描述是從柯南·道爾的《福爾摩斯探案集》開始的。他的小說寫了世界各地各類人群的生活與歷史，將偵探小說推向政治、經濟、文化等更為深廣的領域，使得偵探小說具有了更為深刻的社會批判力和人生思考性，也給偵探小說帶來了強勁的生命力。中國的公安法治小說具有同樣的特色。1949年以來，中國公安法治小說的發展史圍繞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史。中國公安法治小說很少是單純的刑案偵破，更多的是通過刑案偵破表現社會治理，因此，刑案偵破的過程常常和社會思考聯系在一起。偵探小說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延綿發展，得益于中國公安法治小說的承接和發展；中國偵探小說之所以有了活力，得益于中國公安法治小說與中國的社會歷史緊密相連。

公安性是呈現中國公安法治小說中國特色的最重要的特點。與那些寫警察破案的偵探小說不一樣，中國公安法治小說寫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刑偵方式。在武和平的小說《鑄劍》中，被抓獲的犯罪分子問公安局局長魯沂蒙他們是怎樣被抓獲的，魯沂蒙回答：“抓獲你們也絕非梁州一地警察之功，靠的是公安部指揮下的舉國警務協作……正是這種警察沖在前、百姓做后援的警務合作共同體，才是你們最后噩運的終結者：一面是警察的千軍萬馬，一面是百姓的千家萬戶。你縱有天大本事，能逃出這樣的天羅地網嗎……”即政府指導、公安部門與群眾協作的偵破方式。中國公安法治小說最能體現中國特色之處就是對中國刑偵方式的文學書寫。在中國的刑偵破案的環節中，警察是核心。彰顯警察精神也就是中國公安法治小說的核心所在。作家呂錚在《名提之真相小組》中用八個字“洞悉黑暗，篤信光明”概括了警察精神。“洞悉黑暗”是知道丑美善惡，以法律為準繩判斷是非。“篤信光明”是相信社會正義和堅守崗位職責。邪不壓正是警察破案的精神動力，守護正義是警察破案的行動準則。警察是普通的人，但更是法律的堅守者和正義的維護者。以證據說話，是警察精神的基本準則。“除了證據，不要相信自己，更不要相信別人”，這是呂錚小說《混亂之神》的封面語。尋找證據、落實證據構成了中國公安法治小說主要的情節鏈。武和平在小說創作中還提出刑案偵破的“足跡學”的概念，他認為，只要是人，必定留下足跡。辦案警察如果深入研究腳印，不僅可以掌握犯罪嫌疑人的行蹤，還可以揣摩其心理活動，從而加速案件的偵破。武和平的《血案疑蹤》《預備警官》和《鑄劍》等小說最精彩之處也就是通過現場證據的查詢，運用“足跡學”直擊犯罪者的心靈軟肋。

中國公安法治小說表現出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偵探小說敘事形態，是世界偵探小說發展史上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公安法治小說有很多有待改善之處，很多作品的人物設置和敘事模式還顯得單調，那種“老鷹捉小雞”的創作理念還占據一定的地位。不過，中國公安法治小說正處于變革時期，優秀作品正在不斷呈現，且發展勢頭強勁。21世紀以來，武和平的小說《鑄劍》、張成功的“黑色三部曲”、穆玉敏的長篇小說《欲念謀殺》、程琳的《人民警察》三部曲、朱維堅的“打黑除惡”系列創作等均具有代表性。

新時期以來，中國偵探懸疑小說迅猛發展，將中國偵探小說的發展推向了新的階段。新時期以來的中國偵探懸疑小說的出現與世界偵探懸疑小說敘事形態的變革有很大關系。中國偵探懸疑小說的貢獻是接受和運用世界偵探小說的敘事方式并結合中國本土生活，構造出中國式的偵探懸疑小說，在傳承中體現出中國偵探小說的創新性。

繼愛倫·坡和柯南·道爾之后，世界偵探小說的發展大致上分為兩條路徑，一條路徑是側重于偵探小說的邏輯推理制定出較為嚴格的設迷、破迷思路，可稱作“科學程式派”。“科學程式派”可分為本格派和新本格派。本格派最大的特點是寫實推理。美國作家范·達因制定的“偵探小說二十條準則”與英國作家羅納德·A.諾克斯制定的“諾克斯十誡”是本格派小說所遵循的原則。本格派小說有很多類型，其中密室殺人、暴風雪山莊（荒島模式）成就最高。新本格派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推理小說界。島田莊司是開創者，綾辻行人、小野不由美、京極夏彥、西澤保彥等人是主要創作者。新本格派遵循的是1994年綾辻行人制定的“新本格七大守則”。新本格派不再執迷于邏輯推理的嚴密合縫，而是追求小說的神秘性；不再執迷于小說結構的完整性和寫實性，而是呈現“碎片化”，近似于“二次元”藝術審美；不再執迷于小說嚴肅推理，而是向詼諧推理過渡。京極夏彥創作的《魍魎之匣》《狂骨之夢》等“百鬼夜行”系列、西澤保彥創作的《聯殺》《死了七次的男人》《人格轉移殺人事件》等作品都被視為新本格派的代表作品。另一條路徑是注重于偵探小說的故事氛圍與獵奇感官刺激。這一條路徑又被稱為“人文懸疑派”。“人文懸疑派”又可分為變格推理、社會懸疑、文化懸疑、言情懸疑、科幻懸疑、恐怖懸疑等，只要不在本格派與新本格派范圍之內的懸疑小說似乎都可以納入。日本作家東野圭吾可以看作這兩條路徑的集大成者。

中國偵探懸疑小說更多接受了“人文懸疑派”小說的影響，整體而言，21世紀之后的中國偵探懸疑小說大致分為三大類：（1）新概念恐怖小說；（2）文化懸疑小說；（3）社會派懸疑小說。新概念恐怖小說將恐怖作為一種敘事元素，追求小說的氣氛。代表作家有蔡駿、鬼古女、丁天、那多等。文化懸疑小說與《達·芬奇密碼》的傳播有很大關系。2004年《達·芬奇密碼》譯介入我國，引起了新一輪的懸疑小說閱讀狂潮，培育了大量熱衷文化懸疑推理故事的讀者群體。到了2005年，借著《達·芬奇密碼》的余熱，以往作為小眾文學存在的懸疑小說，突然迎來了一次大的出版風潮，許多作家紛紛向這種新類型文學發力，使這一年被媒體稱為“中國懸疑小說年”，涌現出了蔡駿、那多、鬼古女、周德東等代表性作家。社會派懸疑小說的重心并不是對破案技術與技巧的重筆墨書寫，而是探究案件背后的社會成因、人性善惡、欲望權力等種種問題。周浩暉的《死亡通知單》、雷米的“心理罪”系列小說、紫金陳的《壞小孩》、秦明的“法醫秦明”系列小說等都是代表作品。近些年來，東野圭吾的小說在中國產生了很大影響，對中國偵探懸疑小說的創作有很多啟發。

新時期中國偵探懸疑小說出現了很多優秀作品，其美學形態與世界偵探小說接軌，展現出敘事時間的倒錯和纏繞、敘事線索的多條和穿插、敘事視角的內聚焦和外發散、敘事推理的未知和已知、敘事心理的探索和推演、敘事氣氛的調節和設懸等敘事技巧。中國偵探懸疑小說敘事方式既吸收本格派小說的營養，又在社會分析上有所側重。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偵探懸疑小說對人文歷史的追求和描述呈現出中國特色。中國偵探懸疑小說大多在中國古代典籍和神話傳說中汲取營養，神話傳說、魏晉志怪、唐傳奇、明清筆記等常常是作家創作的源泉，也是故事情節演繹的本體，例如蔡駿、那多等人的小說。中國偵探懸疑小說扎根于中國社會生活，其描述與剖析讓作品散發出濃濃的中國味、本土味，例如紫金陳的小說。與國外偵探小說相比，中國的偵探懸疑小說更注重社會教育，既強調法律的原則，又表現社會向善的氛圍，良法善治是很多優秀作品的主旋律，既與世界接軌，又有中國特色。在影視劇改編的推動下，中國偵探懸疑小說產生了更廣泛的社會影響。

三、作為一種方法：為文學創作構造一套方程式

用世界的眼光反思自我、規劃未來，是清末的思想啟蒙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思想。偵探小說自清末引進中國后，也被納入這樣的時代思潮中。在與中國傳統小說敘事形態的比較中，人們發現偵探小說有很多不同，因此便為中國小說創作引進了新的敘事形態。

偵探小說是一種十分講究敘事形態的文類。偵探小說一進入中國，中國文人們就注視著這一中國傳統文類中從未有過的小說類型，敏銳地指出了偵探小說敘事形態的特點，并從中看到了中國傳統小說敘事形態變革創新的可能。俠人說：“唯偵探一門，為西洋小說家專長。中國敘此等事，往往鑿空不近人情，且亦無此層出不窮境界，真瞠乎其后矣。”定一說：“吾喜讀泰西小說，吾尤喜泰西之偵探小說。千變萬化，駭人聽聞，皆出人意外者。”“層出不窮”“千變萬化”“瞠乎其后”，這就是當時中國人讀偵探小說的感想。眾說紛紜中，中國作家、評論家們總結出三點。這三點對中國小說現代敘事形態的變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一是求實意識。傳奇意識在中國傳統小說創作觀念中根深蒂固，所謂“其事不奇，其人不奇，其遇不奇，不足以傳”。為了達到奇的效果，小說故事常常表現出幻化，甚至是妄化。在偵探小說的閱讀中，中國人認識到此類小說與中國傳統的求奇意識不同，有一種以實求真的思維。評論家管達如曾有這樣一段評說：“中國人之作小說也，有一大病焉：曰不合情理……偵探小說，為心思最細密，又須處處按切實際之作，其不能出現于中國，無足怪矣。”小說寫實事，寫今事，一直是晚清以來中國思想界要求文學進行社會啟蒙、改造國民的要求，也是中國小說敘事形態現代化轉型的重要標志。偵探小說為這樣的認知實踐可能性提供了范本。晚清以來,中國小說越來越趨向寫實，至五四時期形成寫實主義的創作思潮，為偵探小說的求實意識作了觀念上的鋪墊。

二是第一人稱。偵探小說之所以被視作求實的小說，重要一點在于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中國傳統小說受“說話”藝術的影響很深。“說話”藝術采用全知型敘事視角，說話人無所不知，無事不曉，一人盡知天下事。這樣的敘事視角能產生敘事的故事性和戲劇性，但是也引起人們的質疑：你怎么知道這些事，你怎么知道他是這么想的呢？第一人稱敘事視角的出現就彌補了這個缺憾。1907年，觚庵（俞明震）評價《福爾摩斯探案集》說道：“余謂其佳處，全在‘華生筆記’四字。”福爾摩斯思維之縝密、判斷之準確、破案之神奇，不是因為福爾摩斯是個超人、神人，而是華生所見、所聞和認知判斷。一切都是“我”的經歷，是“我”的感知，是“我”有依據的事實記錄。更為重要的是，第一人稱敘事為小說設定了多條敘事線索，提高了小說閱讀的興趣，也加強了小說結構的密度。在偵探小說譯作的閱讀的推動下，中國作家用第一人稱進行小說創作逐步流行起來，其中吳趼人的小說表現得很突出。他的小說很多都是用第一人稱創作。對吳趼人小說創作的嘗試，當時就有人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全書布局以‘我’字為線索，是其聰敏處，省力處，亦是其特別處。”到了五四時期，第一人稱的小說創作已成為一種流行體，例如魯迅的小說中第一人稱的創作占有很大的比例。中國小說的敘事視角從“說話”的“全知型”向第一人稱的“半知型”過渡，是中國小說審美形態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標志之一，其中偵探小說起到了一定作用。

三是懸念。懸念的設置是偵探小說文體的標識。懸念的設置說明了小說的敘事時間可以折疊，敘事空間可以倒置。中國傳統的“說話”藝術追求的是故事的完整性，即流水型的敘事時間和因果型的敘事空間。偵探小說的時空設置給中國人帶來了新鮮感，并產生了沖擊力。1903年8月，偵探小說進入中國不久，翻譯家周桂笙就向中國讀者指出了偵探小說時空設置的特別之處。他指出，不是先介紹書中人物、事件的來龍去脈，而是將小說事件中關鍵處放置于小說的開頭，“憑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從天外飛來，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亂起”。這就是偵探小說的懸念的設置。這樣的創作方法，很快就被中國作家所借鑒。不到一年，1904年12月，吳趼人同樣在《新小說》中連載《九命奇冤》，開頭就是對話，然后敘述故事，一直到小說的第九回才將情節與開頭對話相連接。

偵探小說在中國小說敘事形態現代化發展中有著重要的作用，在之后的中國小說發展進程中更是被作為一種創作方法而被各類文體兼并運用，其中在類型小說的創作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例如懸念的設置幾乎是現代武俠小說的標準開頭，而王度廬、古龍的小說則可以看作武俠小說的偵探文體。偵探小說的創作形態在科幻小說創作中也被廣泛運用。2023年獲得第81屆雨果獎“最佳短中篇小說”的海漄的《時空畫師》就是一篇兼容偵探小說與科幻小說元素的代表作。偵探小說為中國小說創作提供了一種方程式思維，其敘事形態對中國小說敘事形態的現代化轉型來說既是認識論，也是方法論。

四、中國偵探小說創作的當代意義

1.用世界的視野，講好中國故事

中國偵探小說是外來引進的文類，發生發展的過程中都接受世界偵探小說的營養，現代偵探小說主要接受柯南·道爾《福爾摩斯探案集》和勒白朗的《亞森·羅頻案》的影響。21世紀80年代中后期，歐美的“硬漢派小說”、日本的社會推理小說更成為中國市場上的暢銷書。謝爾頓的《天使的憤怒》《午夜情》，羅賓科克的《昏迷》《獅身人面像》以及日本作家森村誠一、松本清張、水上勉等的作品在中國非常走紅。這些小說對中國偵探小說的敘事形態變革和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21世紀以來，世界偵探小說發展迅猛，中國作家幾乎將世界偵探小說的各種流派的作家作品都引進中國，并從中汲取創作養分。百年中國偵探小說的發展歷程告訴我們，在中國偵探小說發生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具有世界性視野都至關重要。

中國百年偵探小說的發展歷程同樣告訴我們，中國偵探小說的生命力在于在世界的視野中講好中國故事。偵探小說能夠在中國扎根發展，是中國文化的彰顯和中國生活的描述，是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創作之路。沒有中國老百姓的喜聞樂見，沒有與中國社會的契合，再高明的敘事形態在中國也難以存活。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偵探小說首先是中國的，沒有中國性，中國偵探小說就失去了生命力。

2.在豐厚的歷史文化中尋找創作資源

世界偵探小說的發展歷程也提示我們，任何國家要想在世界偵探小說格局中占有地位，并能影響世界的偵探小說發展前行，創造性地表現民族意識和民族生活都起著關鍵的作用。愛倫·坡、柯南·道爾的作品等古典偵探小說的發生發展與歐美的工業革命和實證主義社會思潮有直接的關系；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歐美“硬漢派小說”“犯罪小說”的興起可視為人性中心論在偵探小說中的表現。在這些小說中，偵探與罪犯不僅僅是執法和犯法的兩極，還是兩種人性形成的對手的搏擊。日本偵探推理小說有如此成就，與其美學心理有關。中國悠久歷史傳統為中國偵探小說作家提供了一個豐富的寶藏。如何在現代偵探小說中講述中國歷史文化，有個作家的作品值得提及，那就是荷蘭作家高羅佩創作的《大唐狄公案》。這部寫中國唐代狄公破案的偵探小說，在西方社會引起了關注。作者是外國人，對中國歷史文化喜愛卻不深入，只能從中國公案小說中尋找故事資源，寫出了具有中國公案小說形態、西方偵探小說味道的偵探小說。中國偵探小說作家與高羅佩相比，在文化底蘊和歷史修養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更應該為世界偵探小說作出貢獻。近些年來，中國偵探小說正走向海外。2018年，周浩暉的《死亡通知單》在美國上市，這是美國的道布爾迪出版公司首次推出的中國驚悚小說，相關媒體均給予了報道。2022年，中國作家陳漸創作的《大唐泥犁獄》登陸日本，僅三個月后，日本寶島社榜單“2022這本推理小說了不起”就將這部小說列入其中。同樣以大唐《蘭亭序》《璇璣圖》《長恨歌》等故事為背景的《大唐懸疑錄》在我國臺灣地區出版時引爆閱讀狂潮。據透露，這部融合了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推理小說即將在日本推出。中國偵探小說走向世界正在起步。將中國生活、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引入世界偵探小說發展序列中，產生具有世界性影響的中國特色的偵探小說流派，應該是中國偵探小說作家們努力的方向。

3.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偵探邏輯思維

在紫金陳等人的小說風行之后，偵探懸疑小說在中國當代形成了一種創作風潮，如石一楓的《借命而生》、王小槍的《黃雀》、班宇的《漫長的季節》、鄭執的《生吞》等。在影視劇的推動之下，這些小說都產生了很好的社會影響。注重人性的變化與生成，挖掘人性深處的幽暗意識，這些小說實際上很難用程式化的類型文學加以界定，雅俗文學的美學融合使得中國當代偵探懸疑小說越來越精英化。在懸疑中闡釋矛盾人性，在偵探中展示個體人生，日本東野圭吾的《白夜行》等小說對中國當代偵探懸疑小說產生了影響。然而，中國當代偵探懸疑小說的邏輯思維與日本、英美的偵探小說并不一樣。除了強調偵破者的個人素質和辨別感悟之外，中國當代偵探懸疑小說還強調集體主義精神、社會倫理的剖析和時代現場的歷史敘述，并以此構成互為依存的偵探推理邏輯圈。這樣的偵探推理邏輯建立在中國法制體系基礎上，與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發展進程緊密相連，偵探小說的邏輯思維也由此形成中國特色。

〔本文注釋內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