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重與溫暖
作家話語的從容與穩健,緣于其對文學的自信。文學自信的背后,是對自己文人身份的認可和自重。“文人是有力量的”“聲音是有重量的”,是作家立身的底氣。
文學上的自信,使作家不擔心自己身份“貶值”,其堅定地認為,作家是民族精神、人類文明的繼承者、提煉者和弘揚者,代表著社會的良心、德行、愛和品格。只要人類不消失,這種“物種特征”就不會消失,作家是自有其位置在的。所以,作家在精神家園耕耘之時,要對“終極理想”,或曰民族精神,有不渝的信念,在此基礎上,要努力使自己有大眼界、大氣魄、大才具和大德行,以此構成文人本質上的高貴。
對于人來說,所謂高貴,便是要對自己的社會角色有理性的認知,且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使之光彩照人。文人的高貴,則在于其扮演自己的角色時,始終不被外力所動,特立獨行、超然物外。外在的悲涼與喜悅,似乎不能傷害他們高貴的心靈,相反,那些悲喜的石頭經過他們靈魂湖水的浸泡,已脫化成一種平靜坦然面對人生的光彩意象。平靜坦然,是文人獨有的內心張力,其外在表現,是思想的光輝、智性的溫暖和利人的情懷。
一個作家的“特立獨行”,更多的是訴諸于“世俗話語”——市井之上。不是正在嘲笑理想與崇高,極力消解精神存在的價值么?那么作家就要以對人文精神終極關懷的姿態,高揚理想和崇高的大旗,給人的靈魂以有力的反撥,讓人們有同情心、功德心、羞恥心,有高尚情懷。凡常人群,不正寄情于現實的享樂么?作家便要為其打開一些遠望的視角,給麻木的人心敲幾下重錘,讓人們關注生命的本質意義,并以宇宙意識、地球意識審視人類生活的歷史、現在與未來……作家要把自己造就成一個人格卓越、眼界高遠、氣質高華,具有悲天憫人氣質的人。也就是,生命的每一根血脈之中,都有追求的細胞,這種追求遠離名、利、權、欲,完全超越于個人之上,是民族復興,甚至整個人類命運在他生命中的回響與激蕩。這里有魯迅為證。
所以,真正的作家,不是“文學的攫取者”,通過文字向現世索取世俗利益,而是把文學作為自己的人生理想,以自身的堅守與耐苦,為人類保留和延續一點文明的火種。因此,在紅塵滾滾的利益追逐中,他們能夠癡迷于一本要在夜深人靜、心情入定之時才能讀下去的書——《瓦爾登湖》,且都篤信書中的一句話:人類靈魂所必需,是不須花錢買的。他們被一句“人類要詩意地棲居”感動得心神飄逸,篤信“簡單、獨立、大度、信任、樂觀、奉獻”的生活原則,是一群樂觀、堅定和自適的人,在“寫作的漂泊”中獲得心靈的自由,以超越的境界評斷身邊的人與事。
他們活在文字中!但這并不是自我幽閉——現代的文化理念,使他們把“自重”放到“入世”這個著眼點上。自重,并不是“藏之名山,束之高閣”,冷眼面世,陰郁孤傲;而是以不懈的努力,增加自己對現實的關懷能力,從而更有力地肩負起思想啟蒙、人生啟蒙和服務人民的文化使命。
所以,他們潛心學問,提高學養,底蘊深厚;他們以濃郁的“文化鄉愁”,“浸淫”于“精致的文化傳統”,守正創新……深厚的學養、秉正的眼光,使他們面對社會人生的現實問題表現出高度的智慧和通透,能夠以理性的態度給出向上的答案。因而對增強人們的精神力量、提高人們的生存智慧有切實的引領和幫助。
退而思之,人世,也是作家的自救之途。退避書齋,與世隔絕,便是自己墮入極端的“邊緣”之境,便會感到人生的悲涼、枯寂與無用。如此的人生境地,又能引得幾個造訪者呢?而直面人生、立足現實,書籍智慧與現實問題相廝磨,就會轉化成對人生事態的理性感悟,使作家能夠做出源源不斷的智性表達,進而對世道人心有用——人們能從作家的話語關懷中得到精神的愉悅和提升,便樂意接受作家的話語“影響”。這種“影響”,提高了社會的“善性含量”,增高了凡常人生的人性溫暖。于是,作家的“書齋人生”就變成了“智慧人生”“社會人生”,便越來越自信地走上街頭,做到“人間送小溫”(汪曾祺語)。堪可謂,己心嫵媚,則世間嫵媚;己心溫暖,則世間溫暖。作家在與社會、人群互動的過程中,也迎來了自己人生與寫作的良性循環和制勝之境。
那么,好日子就真正到來了。便不再躊躇與徘徊,不再憂郁與抱怨,不再焦慮與浮躁……干脆把自己作為刀剪與針線,剪裁世情入夢,編織人心入詩。
在我的老家,婦人的日課是納鞋底,納了一雙又一雙,且一雙比一雙針腳細密,一雙比一雙式樣精美。山里婦人的生活是被鄉土環境所規定了的,不納鞋底又如何?于是納鞋底,納來不精又如何?便納得精。相比之下,作家的日課是紙上的縫補,燈光是線,紙是布頭,筆則為針。寫了一篇又一篇,且一篇比一篇心血凝稠,一篇比一篇質地精良,文人與文章是宿命關系,不事寫作又如何?于是就寫;寫來不精又如何?便寫得精。于是,時間深處,自身便成了情感,自身就是精神。孤獨著,也幸福著;面對造訪者,紅潤的臉龐之上是拈花般的微笑。文人與婦人一樣,把時光坐出了根須,生命力便異常強韌起來。于是,便像密茨凱維支在談到拜倫時所驚嘆的那樣:
文人可不得了,他向我們表明,人,不僅能寫,而且還能像自己寫的那樣生活!
到了這般天地,便已經分辨不出,文學與人生,人生與文學,到底是誰決定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