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著名詩人田間的詩歌，曾激起億萬國人保家衛國的斗志和建設新社會的豪情。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之際，熊輝的《田間詩歌創作研究》無疑是對抗戰詩歌歷史和現實意義的明確指認，具有不可忽視的社會歷史價值。

田間本名童天鑒，1916年出生在安徽農村，先后求學于蕪湖、無錫和上海等地。后輾轉到延安和敵后抗日根據地，在解放區工作至新中國成立前。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作協、中國文聯任職，之后一直在河北省從事文藝創作和領導工作，直到1985年病逝。田間在上海光華大學讀書期間加入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35年出版處女作《未明集》，主要關注中國底層的苦難生活，也預示著田間開始踏上社會革命和民族獨立的征程。在戰爭中成長為全國知名的“戰斗詩人”和“大眾化詩人”，曾被胡風稱為“戰斗的小伙伴”，被聞一多喻為“時代的鼓手”。此間，田間先后出版了《中國牧歌》《給戰斗者》《呈在大風砂里奔走的崗衛們》和《親愛的土地》等詩集，這些作品聚焦民族的獨立和新生。新中國成立之后，田間迎著時代新風創作了一批歌頌和平、歌頌新社會和工農業建設的詩篇，比如《我的短詩選》《天安門贊歌》《汽笛》和《趕車傳》等詩集便是其中的代表。之后，田間奔赴抗美援朝戰場，前往福建前線慰問戰士，創作了組詩《志愿軍凱旋歌》、詩集《英雄歌》和敘事長詩《英雄戰歌》等。田間也曾到內蒙古、云南、新疆等邊疆地區考察，繼續保持著對時代的熱情歌唱，先后創作了《馬頭琴歌集》《芒市見聞》《長詩三首》和《天山詩草》。田間一生創作頗豐，先后出版了30多部詩集，是中國新詩史上創作時間最長且出版詩集最多的詩人之一。對于田間這樣一位畢生致力于詩歌藝術探索、致力于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現實主義”詩人，專著《田間詩歌創作研究》對其抗戰詩歌和革命詩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在新的歷史文化語境下，進一步了解田間等一大批從解放區和抗日根據地走來的詩人，有助于我們認識敵后抗日運動的歷史價值。從革命圣地延安成長起來的詩人賀敬之在給《田間詩文集》作序時認為，“革命性”和“人民性”是我們認識田間的基本出發點，我們要杜絕采用現代主義詩歌藝術的標準去衡量田間的詩歌，否則我們自身便會陷入歷史虛無主義的泥淖中。專門從事田間研究的專家郭懷仁同樣認為，評價田間必須“站在特定的歷史高度，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這些言論無疑都指向了田間詩歌的社會歷史價值，是對田間詩歌之于中國社會革命、中國抗戰和社會主義建設之意義的肯定。為此，《田間詩歌創作研究》從藝術和思想兩個向度出發，在復雜的時代語境和中外文學關系視野下，挖掘田間作品所蘊含的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呈現出與時俱進且有深厚民族情感的詩人形象。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難道只有從社會歷史的角度才能發現田間詩歌的價值？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田間的“街頭詩”《假使我們不去打仗》乃中國抗戰詩歌歷史上的經典之作，該詩創作于1938年，時值中華民族全面抗戰最艱難的時期，在“生”與“死”、“榮耀”與“卑賤”之間映襯出中國人堅強不屈的民族精神。人們記住了田間的詩集《給戰斗者》，因為這些作品曾激起了國人的抗日勇氣，也記住了《趕車傳》和《戎冠秀》這樣的長詩，因為這些作品彰顯了社會革命理想。然而，我們卻忽視了田間詩歌藝術的探索之路。實際上，田間詩歌對情緒的書寫易于產生跌宕起伏的內在節奏，即人們所說的“鼓點”，進而創作出短小的詩行。這是田間對詩歌形式的理解和發現，也是他對郭沫若以來詩歌內在節奏傳統的承繼。他在新詩如何表現大眾且如何被大眾接受的“大眾化”探索中也取得了公認的成就，積極提倡并創作“街頭詩”，締造了解放區和抗日根據地文藝的醒目風景。

《田間詩歌創作研究》闡明田間是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影響力的詩人。長期以來，田間被置于解放區和抗日根據地這個特殊的政治文化空間，對其作品的國際視野和海外傳播缺乏周全梳理。田間在現代化程度極高的上海生活多年，對租界洋人及日本侵略者的痛恨使其產生了深厚的民族情感；他求學于英語文化氛圍濃厚的光華大學，對外國詩歌和文化的了解非常深刻；新中國成立后，他對抗美援朝的采寫，為建立國際友好外交關系而努力奔走，均體現出他并不是在封閉狀態下進行創作的政治抒情詩人。與此同時，田間的詩歌產生了廣泛的國際影響力，20世紀40年代就被翻譯介紹到了英語詩壇，新中國成立后又相繼被翻譯到蘇聯、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日本、朝鮮和越南等國。對于這樣一位具有國際視野和國際影響力的詩人，我們今天有什么理由拒絕閱讀和研究他呢？

《田間詩歌創作研究》的出版是新時代的需要。對田間詩歌創作的研究不單單涉及詩歌的接受和審美問題，而是關乎民族精神遺產的大事。像田間這些為人民大眾和民族生存而奔走努力的詩人，其作品體現出來的民族精神理應閃耀詩史，成為我們今天必須賡續的文化遺產。

（作者：黃波，西南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