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六個男孩，圍在街頭一道木柵欄前，似乎正謀劃一出惡作劇。剛放學，他們灰色或黑色的罩衫，是校服。戴軟邊帽、背挎包的高個子男孩，背對我，手捏彈弓，大概是惡作劇的主導者。其余五個男孩，在聽他說著什么，眼神恭順或質疑。指甲縫里的黑屑，清晰可見。皮鞋上有泥痕或破洞。褲腿短到了小腿肚的位置，因他們生長得太快，父母無錢制新衣。木柵欄上，有刀子刻出的絞刑架痕跡、一抹綠漆、廣告紙撕毀后殘余的一角，傳遞出法國小鎮十九世紀末的信息。

《一次碰頭》中的上述場景，出自女畫家瑪麗·巴什基爾采夫之手，呈現在我眼前。

畫面右上角，一個女孩，也穿著黑罩衫，沿著有坡度的街道遠去。那似乎就是畫家的處境：孤零零，走在愛美術的路上，被男性占據的主流畫壇，排斥、質疑。二十六歲，因肺結核死去……

自六月起，上海生活中，“巴黎成分”陡然濃郁。“締造現代：來自巴黎奧賽博物館的藝術瑰寶”，在浦東美術館展出，長達四個月，分日場和夜場。來自各地的觀眾，排隊購票觀展，再到頂層露臺，以黃浦江、外灘或東方明珠塔為背景，拍照留念。“奧賽”“梵高”“巴黎”等名詞，在餐桌話題、微信朋友圈、小紅書中，頻頻出現。“現代如何締造”，成為美術界乃至知識界重新思考的主題，在各種分享會、訪談節目里，被闡述、爭論。

臨近展覽結束，十月的這一天，我來到浦東美術館，與庫爾貝、米勒、梵高、高更、莫奈、瑪麗·巴什基爾采夫們，待一個下午。假裝在巴黎，追隨林風眠、徐悲鴻、劉海粟、艾青、吳冠中、龐薰琹們，去巴黎美專、盧浮宮、塞納河邊畫廊，尋找中國之美的現代表述方式。

巧的是，眼下，位于世博園的中華藝術宮，有一個主題為“上海現代”的展覽，從美術、裝置、電影、音樂、設計、家具、建筑等角度，呈現五四運動以來的上海現代性構建進程，與浦東美術館內的這一展覽，碰頭了。

幾天前，我去看了“上海現代”展，對若干展品印象深刻：龐薰琹的花紋圖樣設計作品，源于敦煌壁畫的啟示；宋慶齡的手包，繡有她英文名的縮寫“SCL”，旁邊掛著她穿過的香云紗旗袍；聞一多橫涂幾道墨線，代表斑斕虎紋，為徐志摩設計出《猛虎集》封面；以混凝土為材料、以1992年以來上海證券指數曲線為藍本，繪制的一道山脈，橫貫百米展廳，隱喻著“土木建筑對于中國現代化之作用力”；一張鋪有白布的長桌，陳列千朵玫瑰，像女子躺在病床上，由密集懸空的輸液袋，滴滴答答輸送葡萄糖，曾經轟動2000年“上海雙年展”的這一裝置作品，再度展出，玫瑰則是今年的了。

一代一代的愛與美，持續被創造、呵護、搶救，驚心動魄。

“現代”一詞的英文“Modern”，法文“Moderne”，在1928年，由上海的《中央日報》音譯為“摩登”，作為新創辦的文藝副刊之名，很妙：“摩”是觸及，“登”是向上，“摩登”就是超越，抵達新高度，無論穿高跟鞋的女郎、摩天大樓，還是一切沖破桎梏的方式。現代、現代性、現代主義，這些概念與實踐，從上海開始，向廣大內陸延展。“摩登”，是上海貢獻的一個新詞、一種新生的力。

顯然，“上海現代”展，或者說上海、中國的現代性，與歐美、巴黎有關。那些上世紀早期的覺醒者、藝術家，相當一部分有留學經歷，在上海的碼頭乘船到世界上去。于是，中國方能在世界之中，不至于因自閉自負而毀滅。

上世紀初期的那些先鋒、叛逆者、新人，與“鐘情于真實”的現實主義畫家庫爾貝，與浦東美術館內“締造現代”的巨擘們，也就存在關聯。

一個人進入美術館，就是從作品，乃至從自身經驗和血液中，辨認潛在的關聯。

2.

梵高的《自畫像》《梵高在阿爾勒的臥室》前，人最多，一簇簇頭顱，像葵花傾向太陽。一個孤獨至死的人，身后獲得世界性的聲名，有意義嗎？沒意義嗎？說不清。但我知道，如果沒有美和顏料的庇護，他會活得更慘。

遠遠看一眼梵高，轉身。在冷冷清清的《一次碰頭》前，與本次展覽中唯一的女畫家，碰頭了，是意外的事。對她和這幅畫，我一無所知，于是，驚喜。

瑪麗·巴什基爾采夫，生于俄羅斯貴族家庭，十多歲，隨父母移居巴黎。寫日記。拒絕“結婚、生子、侍奉丈夫”的古老律條，“那是洗衣婦們都能做到的事情”。全身心熱愛大自然和藝術。她有一幅沒來上海的作品《在畫室》，是一群女畫家觀察、描繪男模特的情景，表達了對時代的冒犯。“我想看到、擁有、擁抱這一切，然后死去。”她在1884年死去，生命比梵高還短暫。1890年，梵高死去，三十七歲。這兩個畫家在巴黎碰過頭嗎？畫風迥異，一人寫實，一人寫意。即便碰頭，兩人能惺惺相惜否？很難。

唯我獨尊，是天才的特征之一。天才們如果和睦相處，就會落入凡夫俗子之流，這世界就無聊無趣了。

在上海這一展廳中，梵高與高更的兩幅自畫像，不再爭吵，懸于相鄰展板，目光投往不同方向。因藝術理念不同而沖突，梵高割耳朵，高更倉皇逃出阿爾勒，去塔希提島，描畫女子、海、一頭公牛。于是，我看見他畫筆下黏稠的陽光，聽見腥咸的牛叫、濤聲。

梵高面前的觀眾稀少一些了。在下一波人流涌來前，我走過去，近距離地面對這個孤寒者。

他一生畫了四十余幅自畫像，因為窮，請不到模特。買一面新鏡子，就歡喜，寫信告訴弟弟提奧。“與鏡中人對話”，似乎也是每個作家的肖像。一張白紙，一臺電腦屏幕，就是鏡子，考驗一個人的誠意與勇氣。臨終前一年，梵高作這幅自畫像，一張臉像麥地，于幽藍天空下金黃燃燒。脖頸上，一小截綠絲帶，如小溪淙淙流過。與其他自畫像相比，這一幅有生命的歡欣，我喜歡。

臨終前，梵高得到侄女出生的消息，畫一幅杏花圖，囑托弟弟貼在床頭，祝福她。那一樹的綻放，明媚逼人，無一絲一毫的癲狂黯淡，滿盈春意，很不梵高。那才是梵高。他有一腔柔情要傾訴，無人聆聽。假如與他共處同一時空，我、展廳中的這些觀眾，大約也避之唯恐不及。那一腔柔情中的危險性，拉開距離后才得以消散，僅供后人審美和懷想。

梵高只有一個親愛的提奧。

“我沒見過天使，所以不畫天使。”1855年，庫爾貝發表《現實主義宣言》，扛起美術領域的現實主義旗幟，與文學中的現實主義碰頭。自然主義、印象派、后印象派……隨之而來，米勒、莫奈、梵高們隨之而來。展廳中，有庫爾貝的自畫像《受傷的男人》：斜躺，眼睛緊閉，右側是一把劍，左胸口白襯衫上有一抹血跡，懷抱毯子。據說，那毯子的位置，本來畫了一個女子。當愛情消失，庫爾貝修改畫面，用顏料埋葬了她。

拋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的甜膩和粉飾，呈現真實的處境，庫爾貝、米勒、梵高、莫奈們，一概如是。

“將我所處時代的風俗、思想與風貌轉化為藝術，這就是我的目標。”也是庫爾貝的話。與所處時代同在，盯著它、糾正它，燃燒出自己的微光，就是現代性。“締造現代”，始于現實主義，永遠未完成，像黃浦江乃至一切江河。

一切偉大的表達者，都在締造各自的“現代”，李白、杜甫、韓愈、蘇軾、辛棄疾、歸有光、曹雪芹，如是；魯迅、廢名、沈從文、老舍，亦如是。

我注意到，在庫爾貝畫筆下，英雄與農夫的尺寸相同——人的平等、解放，從十九世紀中期的這一細節，開始了。

3.

看到了米勒的《拾穗者》。三個農婦，向麥地彎腰如致敬。裹著紅、黃、藍的頭巾，酷似我故鄉中原的親人。遠處，有騎馬者，大約是這片土地的主人在巡視。童年，我曾跟隨外婆拾麥穗，對米勒，就親切異常。

《拾穗者》附近，有巴斯蒂安-勒帕熱的《干草》：田野里，一對青年夫妻在勞作后休憩，男子用草帽遮臉，鞋子滿是泥跡；女子坐著，臉憔悴，嘴巴微微張開，眼神迷茫，腳邊有一個裝食物的鐵罐。

拒絕天使后，繼續拒絕宮廷、貴婦，讓田野、工廠和街道入畫。庫爾貝們，走向自然光下悲喜交加的人間。1841年，金屬顏料管的出現，讓他們的戶外行動更便捷有力。

梵高《吃土豆的人》沒來上海參展。畫面中，五人圍坐在電燈下吃土豆，臉消瘦，手關節粗大，似乎在談論播種和墑情。據說，梵高最初畫四人，后增加一人，讓人氣更濃烈，活下去的信心更強。它被評價為一幅“丑畫”，畫中人，毫無優雅精致。我喜歡這幅畫。它不丑。丑陋的，是一些人通貨膨脹般虛妄的眼神。

距《拾穗者》《干草》不遠，是莫奈《夏末的干草垛》，都是大地上的事情，彼此呼應，顯出策展人的慧心。

莫奈一生畫許多干草垛。如，冬日覆雪的干草垛，像隱忍的窮人，衣服中的棉絮露出來了。眼前這一草垛，涌動夏末的光，在陰影襯托下充滿熱力。一個人隨身攜帶陰影，就立體、真實，擺脫單調和虛假。與陰影同在，就是與光芒同在，這是莫奈帶來的啟示。當然，陰影并非黑暗，在低溫中，養育那細微的一切，比如，蕨、虎耳草、日記。

脫盡麥粒后的干草垛，陪伴農人一年，喂牛、燒飯、取暖，這是中法兩國鄉村相通的經驗。眼下，中國大地基本沒有干草垛了。每年五月，收割機隊伍遵照麥子成熟的規律，自南向北挺進，收獲麥粒的同時，將麥稈粉碎入土，化為地力。牛，在現代化養殖場內，咀嚼科學配比的飼料，加快體重增速。廚房里的煎炒烹炸，來自煤氣公司或電廠的支持。

如何敘述當下，即如何締造現代性，而非沉溺于對舊時代情調的臨摹，對畫家、作家、建筑師、設計師，乃至一切以創造為使命的人而言，是永恒的難題。

展廳里，那些少年，面對拾麥穗的農婦，面對蛋撻形狀的干草垛，眼神困惑。他們在動畫片、二次元游戲、奶茶和補習班之間，長大。我沒理由擔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處境、命運。我與梵高、米勒、莫奈們，大致上共處于工業化尚未提速的長時段中，與農業的關系更密切，或許，在浦東美術館內的一次碰頭中，更有話可說？關于泥腥氣、杏花香，關于在干草垛中如何挖一個洞穴，度過與父母爭吵后離家出走的一夜……

幾天前，沿黃浦江跑步，我氣喘吁吁，坐在長椅上歇息，一臉汗。長椅另一端，一個瘦黑男子，向我打招呼：“上海熱哩很，你老家也冷了吧？”我愣一下，笑了：“對，老家冷了。你老家是哪里？”他眉毛揚起來，大聲說：“河北！我兒子大學畢業了，在石家莊上班。”我笑了：“好啊。你來上海旅游？”他說：“我收罷玉米、種完麥子，就來了，找工作哩，我年年這時候來上海，找綠化的活，種花呀，種樹呀——我有十八畝地。你有多少地？”我又愣一下，笑了：“我沒地了，得干點別的活了。”他一臉同情：“哎呀，活不好找，你還得買米買面哩……”

看著米勒、莫奈，想起“江邊對話”，明白，我身上土氣未消，就能保持素樸、繼續生長，像收罷玉米后種上麥子。

4.

回到瑪麗·巴什基爾采夫的《一次碰頭》前。

六個男孩仍在竊竊私語，這也是中原小鎮常見的一景。不同處在于，上世紀七十年代，街頭拐角處，我們腳穿解放鞋或回力鞋。密謀的事情，大約是，如何搶奪另一幫孩子的軍帽，趁露天電影散場時的混亂。軍帽，是商店里買不到的時尚品。一頂軍帽，意味著家中有當兵的親人。一個戴軍帽的少年，與外面的世界有關聯，有遠行的可能性，不必困在原地不動。為一頂軍帽而斗毆，這類事件就屢屢發生了。

好作品的秘密，大約就是“熟悉而陌生”。“熟悉”，能與閱讀者的個人經驗，發生痛切的關系；“陌生”，讓閱讀者的靈魂得以更新。《一次碰頭》的好，我懂。

“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西晉松江人陸機，在《文賦》中如是責備。寫作、繪畫，其理一也。庫爾貝、米勒、梵高、莫奈、瑪麗·巴什基爾采夫們，深情而筆致沉實，顏料在畫布上堆疊凸起，那積雪、綠葉、花，就要溢出畫框、涌入上海了……

浦東美術館位于陸家嘴，從前的田野、村舍、奶牛場，演變為金融街、財富夢。幸而，這美術館，這美術館里的古人與今人，讓自然萬象之美，有所歸、無所懼——沿畫筆這一條小路，就能走到后世人心里去。

看，西斯萊《馬爾利勒魯瓦鎮的磚廠小路》，把一個小鎮夏天，分成兩半，每一半都綠沉沉、光燦燦。畢沙羅《冬日里村莊一角的紅色屋頂》，讓我想起故鄉屋頂下的火盆。西涅克《井邊的女人》，兩個女人，在利用滑輪汲水，井邊，有水罐張開大嘴渴求。中原水井結構與此不同，井上架著“A”字形狀的轆轤，當水桶從幽暗中沉沉升起，轆轤就吱呀吱呀歌唱，響聲傳得很遠。

卡耶博特《開花的樹》，則酷似上海某院落內的一棵小樹，三月里，滿面粉艷。我在十米外一座歷史保護建筑的窗口內，坐了若干年，被小樹的美，保護著。后來，它消失于一片工整的綠地。

美好的物事，都有失去的危險。從一棵樹，到接受葡萄糖的一桌玫瑰，乃至一切。美國詩人畢肖普說：“失去的藝術不難掌握。”繪畫和寫作，是一種挽留、搶救。愛與回憶，也是一種藝術。當一個人陷入愛、回憶，就成為隱秘的藝術家了。

我走上美術館頂層的觀景平臺。一家西餐廳，落地玻璃窗內坐著幾個藝術家，手握刀叉像捏筆。對岸，外灘，燈火陸續點燃。那哥特式、巴洛克、Art Deco（裝飾藝術）、中式等建筑風格，沖突、融會，魅力無限，似乎也在闡釋“締造現代”的方法論。

黃浦江與蘇州河，在外白渡橋碰頭后，蒼蒼茫茫朝東去了，深情、洶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