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源寺地區(qū)位于北京市西城區(qū)牛街街道的東南部，東為菜市口大街，西是教子胡同，北為法源寺后街，南至南橫西街，東西長約530.5米，南北寬約439.5米，核心保護區(qū)范圍約16.16公頃，包括南半截胡同、爛縵胡同、西磚胡同、七井胡同、法源寺前街、法源寺后街、蓮花胡同、天景胡同與法源里，是北京市的歷史文化保護區(qū)之一。

法源寺地區(qū)歷史久遠，積淀深厚。這里現存始建于唐代的法源寺、遼金時代的胡同與大量明清時期的會館，在北京歷史文化保護區(qū)中獨具風貌，也是展示北京歷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法源寺前街配圖為作者所攝

一

約公元前1057年，在中國歷史上發(fā)生了一件大事——周武王伐紂，雖然紂王兵多，但是多懷二心而臨陣倒戈，武王最后取得了勝利。勝利后他封賜諸侯。根據《史記》記載：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農之后于焦，黃帝之后于祝，帝堯之后于薊，帝舜之后于陳，大禹之后于杞。

周武王將上古時代的神農、黃帝與堯、舜、禹的后裔予以褒封。其中，堯的后代封于薊，薊城在今北京廣安門一帶，法源寺地區(qū)便處在薊城東部。

公元352年，鮮卑人慕容儁稱帝，并把前燕的首都遷到薊城。慕容儁在這里興修太廟與宮室，襲用戰(zhàn)國時期燕昭王的宮室之稱，也稱作碣石宮。為了追念創(chuàng)業(yè)的艱難，慕容儁下令為他的坐騎“赭白”鑄造銅像，置于薊城的東掖門。對此《晉書》這樣記述：

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踶嚙，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乘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皝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俊逸不虧，儁比之于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像，親為銘贊，鐫勒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像成而馬死。

廆，即慕容廆，是慕容儁的祖父，建立了前燕王朝。皝，即慕容皝，是慕容儁的父親。祖孫3人的坐騎是一匹叫赭白的駿馬。這匹馬在高齡時依然超逸絕倫，慕容儁很喜歡它，喻其為“鮑氏驄”。鮑氏指鮑宣祖孫三代，鮑宣是西漢名臣，他和他的兒子、孫子均官至司隸（監(jiān)察官），祖孫三代騎一匹青白毛色相間的馬，受到時人的贊賞：“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慕容儁把赭白喻為鮑氏驄，便是這個意思。赭白這匹馬，大概是四足踏雪的棗紅馬。而這匹馬，真的非常傳奇，銅像鑄好了，便溘然而逝。慕容儁把赭白的銅像置于薊城的東掖門，后世把這座城門叫作“銅馬門”，附近的居民區(qū)稱“銅馬坊”。這個坊便在法源寺一帶，面積大致是今天法源寺地區(qū)面積的兩倍。

公元357年，慕容儁遷都鄴城。薊城作為前燕的國都雖然只有短暫的5年，但標志著北方少數民族第一次在此建立政治中心，故而在北京的歷史上影響深遠。

公元644年，唐太宗李世民親征高句麗。次年率軍返回時，李世民下令在薊城東南，即今天的法源寺地區(qū)，修建了一座廟宇，稱“憫忠寺”，以悼念陣亡的將士。在北京的建城史上，憫忠寺不僅是考察薊、幽州、遼南京的地標式建筑，而且承載著深遠的歷史記憶。

元代至元年間，南宋遺民謝枋得被強征到大都。謝枋得，字君直，號疊山，江西弋陽人，與文天祥是同科進士。他疾惡如仇，愛國愛民。不久，謝枋得生病了，被送往憫忠寺休養(yǎng)。一天，他看到寺內墻壁上的曹娥碑，想到這位東漢孝女的事跡，不禁放聲痛哭，說：“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小女孩都可以做到，我一個男子漢難道做不到嗎？于是絕食而死。后人敬重謝枋得，在憫忠寺后面為其立祠，即今天的法源寺后街3號、5號。5號是謝疊山祠的主體院落，有享堂5間，明間有謝枋得塑像，另有戲樓花園、亭閣等。祠堂正門原有匾額曰“薇馨堂”，取伯夷、叔齊采薇而食的典故。享堂的楹聯(lián)曰：“蕭寺愴忠魂，回首故鄉(xiāng)何處是；橋亭留片跡，傷心祖硯幾時還？”明人袁繼咸《燕都吊謝疊山》詩云：

北風塵起征車促，

南火傷心不再噓。

三敗猶還仲母在，

兩旬忍餓漢臣如。

歸降當日無原表，

卻聘留今只有書。

天使先生沉卜市，

建陽門亦首陽居。

在元代，憫忠寺建有一座高聳的樓閣，民諺稱它是“憫忠高閣，去天一握”。元代詩人張翥《辛巳二月朔登憫忠閣》吟詠曰：

百級危梯溯碧空，

憑闌浩浩納長風。

金銀宮闕諸天上，

錦繡山川一氣中。

事往前朝僧自老，

魂來滄海鬼猶雄。

只憐春色城南苑，

寂寞余花落舊紅。

詩人贊賞樓閣巍峨、殿宇瑰麗，宛如天上宮闕。前朝的僧人年事已然老邁，然而遙想征伐高句麗的士兵，數百年來依舊令人魂雄氣壯。

明正統(tǒng)七年（1442）重修后，憫忠寺改稱崇福寺，到了清朝的雍正時期，又改稱法源寺。法源寺以丁香著稱，雪白紫艷，每年四月之時，丁香花團錦簇香氣馥郁，寺中于其時舉辦丁香詩會，是北京著名的打卡地。

二

北京內城的胡同，多為東西走向，這種走向的胡同北京人稱“橫胡同”。外城宣南一帶的胡同，卻多南北走向，則被稱為“縱胡同”。在廣安門內大街、騾馬市大街與棗林前街、南橫西街、南橫東街周邊區(qū)域，南北方向的街道胡同計有廣安門南順城街、南線閣街、牛街、教子胡同、西磚胡同、七井胡同、爛縵胡同、北半截胡同、南半截胡同、菜市口胡同、米市胡同、迎新街、果子巷、賈家胡同、潘家胡同、粉房琉璃街等。其中，爛縵胡同以西的大部分屬遼南京道路遺存，爛縵胡同以東至潘家河沿屬金中都的道路遺存，粉房琉璃街則處于金中都城外。

據史料推測，今天潘家河沿的位置可能是金中都東側城垣外面的護城河，而爛縵胡同的位置則是薊、幽州與遼南京時東部的護城河。《日下舊聞考》引述趙恒夫《寄園寄所寄錄》云：

京師二月淘溝，穢氣觸人，南城爛面胡同（按：即今爛縵胡同）尤甚，深廣各二丈，開時不通車馬。此地在憫忠寺東，唐碑稱寺在燕城東南隅，疑為幽州節(jié)度使城之故壤也。

趙恒夫，本名吉士，字天羽，號漸岸，安徽休寧人。生于明朝崇禎元年（1628），卒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做過國子監(jiān)學正。趙恒夫居住的地方“寄園”，多為清人賦詩吟詠。查慎行《九日同荊州兄游趙恒夫給練寄園》云：“縈成曲磴疊成岡，高著樓臺短著墻。花氣清如初過雨，樹陰濃愛未經霜。熟游不受園丁拒，放眼從驚客路長。亦有東籬歸不得，四年京洛共重陽。”沈德潛《移居寄園》其一云：“屋角時聞噪晚鴉，土墻一帶任周遮。行人欲認詩人寓，老樹村邊第二家。”另一首云：“苔垣舊剩玲瓏句，土室新安曲盝床。莫話寄園全盛事，酒旗歌扇已蒼涼。”

寄園的前身是明萬歷帝駙馬冉興旺的“月張園”，入清以后成為李霨的“李園”，歸趙恒夫后改稱“寄園”。后來，趙恒夫將寄園捐作“全浙會館”，1955年于其地興建北京宣武醫(yī)院。寄園位于今之長椿街南口西側，距爛縵胡同不遠，因此趙恒夫熟知這一帶的情況。

爛縵胡同西側的西磚胡同，應該是遼南京東部的城垣。為什么會是這樣的道路格局呢？據考證，現在的廣安門內大街，在遼南京時位于安東門以內，棗林前街與南橫西街位于大城的迎春門與子城的宣和門之間。前者是貫穿南京東西方向的干道，后者則橫亙于子城與大城之間，是其時南部的重要通道。金中都時期，這兩條道路則位于皇城的宣華門與大城的宣曜門之間，也是從宮城到城市東部的重要通道。這兩條道路在今之北京的道路系統(tǒng)中也沒有變化。為了進入這兩條道路，南北方向的通道當然最為直接、簡便，因此這里的街巷、胡同多南北走向也就易于理解了。

由于這個原因，這片區(qū)域的院子多位于道路東西兩側，與元大都不同。大都的胡同以東西走向為主，院子自然處于胡同的南北兩側，因此房里的主體建筑大都坐北朝南。而這一帶的院子，由于胡同是南北走向，因此只能處于胡同的東西兩側，其主體建筑往往采取坐西向東的朝向。這既有地理與氣候原因，也有文化原因。譬如北方的契丹民族以東為上（北京陽臺山腳下的大覺寺前身是遼代的清水院，主體建筑便是坐西朝東），因此將街巷開辟為南北走向，其目的就是保證住宅向東的朝向。這是遼南京、金中都分布許多“縱胡同”的重要原因。遼南京、金中都與元大都，在住宅朝向的選擇上，是有著不同文化理念的。這里的街巷，的確是北京遼金時期的道路系統(tǒng)與住宅朝向重要的原生態(tài)標本。

隨著城市的拆遷改造，菜市口大街以東的胡同大部分被拆除，而南線閣街、牛街、教子胡同以及菜市口胡同也早已拓寬，遠非古時風貌了。法源寺地區(qū)的西磚胡同、七井胡同、爛縵胡同以及南半截胡同由于法源寺的緣故而至今尚存，保存了遼金時期的坊巷格局，胡同是南北走向，住宅是東西朝向。而東城區(qū)南鑼鼓巷地區(qū)的坊巷格局，胡同是東西走向，住宅是南北朝向，兩片區(qū)域形成典型的反向對比。法源寺地區(qū)是歷史饋贈的珍貴禮物，說明了北京的坊巷格局中不僅有元、明、清，而且有遼、金兩朝的遺存。

北半截胡同41號瀏陽會館配圖為作者所攝

南半截胡同7號紹興會館配圖為作者所攝

三

法源寺一帶，歷史上分布著眾多會館，隨著城市改造，這里的會館雖然消失了一些，但是仍然有不少保存了下來。著名的有瀏陽會館、紹興會館與湖南會館等。

瀏陽會館位于北半截胡同41號。北半截胡同被拆遷以后，瀏陽會館因為是文保單位被留存下來，劃入法源寺歷史文化保護區(qū)內。瀏陽會館坐西朝東，大門為屋宇門，三進院落。一進有倒座房5間；二進有正房5間，南北廂房各2間；三進院有正房與廂房各3間。其南尚有跨院，有正房3間、廂房2間。與內城四合院的廂房處于正房墀頭墻外不同，瀏陽會館三進院中的廂房均將正房擋住，因此庭院不是正方形而呈矩形，類似于山西的窄院。隨著居住人口的增加，為了增加居住面積，瀏陽會館的宅門被改造為住房，北側的耳房則改造為宅門。一進與二進之間原有2門，已經被拆除，但可以看出原來的痕跡。會館內部的正房均是坐西朝東。二進院的5間正房，北次間與北梢間，便是譚嗣同住過的“莽蒼蒼齋”。譚嗣同曾為莽蒼蒼齋題寫過一副門聯(lián)：“家無儋石，氣雄萬夫。”康有為認為鋒芒太露，容易招惹是非，譚嗣同于是重新撰寫了一副，上聯(lián)是“視爾夢夢，天胡此罪”，下聯(lián)是“于時處處，人亦有言”。在瀏陽會館，譚嗣同撰寫了《莽蒼蒼齋詩》二卷，他題寫的莽蒼蒼齋橫匾與門楹“云聲雁天夕，雨夢蟻堂秋”，直到20世紀50年代尚在。戊戌變法失敗以后，有人勸譚嗣同逃離北京，譚嗣同回答：“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光緒二十四年（1898）9月21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被殺害于菜市口，他的尸體在瀏陽會館入殮，同時在莽蒼蒼齋設立靈堂。自此以后，每年正月初二，湖南籍的旅京人士都要到此舉辦悼念活動，直至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前夕。

北半截胡同的南口是南半截胡同。這兩條胡同原本統(tǒng)稱半截胡同，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胡同中段斜插進褲堆胡同，褲堆胡同北口的院子向前方突出，從而將胡同分為兩半，因此以“半截”為稱。褲堆胡同原稱褲腿胡同，自西北向東南傾斜，仿佛伸開的腿，因名稱不雅，民國時期改為褲堆胡同，后并入北半截胡同。

北半截胡同南口曾有廣和居，其東是伏魔庵。廣和居坐東朝西，是北京的著名飯莊，初名隆盛軒，清道光十一年（1831）改為今名，1917年停業(yè)，很長一段時間是宣南文人的飲宴流連之所。廣和居以江南風味出名，名菜有潘魚（潘炳年傳授做法）、曾魚（曾國藩做法）、吳魚（即吳魚片，吳閨生燒法），以及蒸山藥、大砂鍋豆腐等等。還有一道怪菜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可能是全家福一類的燴菜。清人夏閏枝《廣和居感舊》吟曰：

聽雨樓東蕭寺北，

蝸廬肇自道光年。

公卿小巷常停轍，

也作貞元逸事傳。

魯迅在紹興會館居住時，是這里的常客。1912年5月5日，魯迅來到北京，7日便到廣和居飲酒，自此而后便成為這里的熟客，當年5月他便去了4次，6月去了4次。即便不去那里堂食，有客人來，也往往要外帶他家的菜。

原褲堆胡同的南口有伏魔庵，廟宇坐北朝南，位于褲堆胡同與菜市口胡同之間的夾角處，舊門牌是菜市口胡同9號，是祭祀關帝的廟宇。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楊銳曾經借寓于此。廣和居與伏魔庵在20世紀90年代由于北半截胡同危改而被拆除。

位于南半截胡同7號的紹興會館，坐西朝東，設立于1826年，當時是山陰與會稽兩縣會館，稱山陰會稽兩邑會館，簡稱山會邑館。民國以后，兩縣合并為紹興縣，由是改為紹興縣館，泛稱紹興會館。紹興會館分南北中3路。大門為“三啟一式”蠻子門，兩側為通脊倒座。南路有5間東房，屬于倒座。3間西房，是坐西向東的正房，是供奉紹興先賢之處，稱“仰蕺堂”，有楹聯(lián)曰：“采蕺啟賢關，王道闡明，伯才消歇三百載，清風奮起，鄉(xiāng)邦定有嗣音，聚茲堂，其挹余芳，真不啻對周模孔楷；披榛創(chuàng)文館，儒林芬蔚，士習砥磨十八科，大雅曰歸，都邑長如州處，喜此日，從容高會，更無須夸趙邸燕臺。”南側有通道至后院。后院西邊有5間正房，亦是坐西向東，北側則為廂房，廂房將正房北部的次間與梢間擋住。正房南部墀頭墻的位置上砌筑院墻，中間辟圓洞，即月亮門。中路正對大門，一進院有坐西向東的正3間，南北廂房各3間，二進院有北房5間。北路一進院東邊有8間倒座房，西邊有正房3間，南北廂房各3間；二進院有西房3間，南北廂房各3間。

1912年，魯迅從南京來北京到教育部任職，住進紹興會館的藤花館，后來因為不堪鄰居的喧鬧而遷至補樹書屋，即南路的二進院。院里原有一棵楝樹，后來死掉了，補種了一株槐樹，1949年因為遭雷擊，槐樹被伐去，補種了一株棗樹。在補樹書屋，魯迅度過了3年半的光陰，夏天的時候，室內炎熱，魯迅便坐在槐樹下面，透過碧綠、濃密的槐葉縫隙，凝視被葉片隔碎的深邃的藍天，思索中國的命運。著名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藥》《孔乙己》，以及《我之節(jié)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等雜文，都是在這里創(chuàng)作的。魯迅在《吶喊》自序中這樣寫道：

S會館里有三間屋，相傳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樹上縊死過一個女人的，現在槐樹已經高不可攀了，而這屋還沒有人住；許多年，我便寓在這屋里鈔古碑。客中少有人來，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問題和主義，而我的生命卻居然暗暗的消去了，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從密葉縫里看那一點一點的青天，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的落在頭頸上。

此外，南半截胡同內尚有如下會館：21號安徽黟縣會館，購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41號江蘇江寧郡館，其《改上江兩邑會館為江寧郡館記》曰：“江寧府領七縣，上元、江寧為附郭首，而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五縣隸焉。康熙初年，鄉(xiāng)先達官京師者仿各省例創(chuàng)建會館。”51號湖北武昌分館，該館與武昌會館均于清宣統(tǒng)元年（1909）設立，占地甚小，只有14間房屋。

位于南半截胡同南段的天景胡同，亦有兩處會館：7號是廣東順德新館，該館建于光緒十六年（1890），凡四進，有房屋57間；9號江蘇會館。北京的江蘇會館有6處，此處占地1.9畝，有房屋52間。而位于爛縵胡同101號的，是湖南會館。該館始建于光緒十三年（1887）。會館坐西朝東，入口兩側是倒座，北側3間，南側6間。院內有北房5間，東耳房2間，東西廂房各2間。北房對面是5間南房，西廂房5間，東廂房2間。湖南會館的庭院非正方形，廂房壓住正房梢間，西部原有文昌閣與戲樓，現在均已不存。湖南會館以及瀏陽會館、紹興會館的房屋體量均不大，大多為硬山五檁，至多有前廊，開間也不多，至多5間而已。

湖南會館舊時有不少湖南近代人物所撰寫的楹聯(lián)，重要的有王闿運題：“玉界瓊田三萬頃，泥金神篆五千年”；胡林翼題：“詭勢瑰聲模山范水，清談高論噓枯吹聲”；左宗棠題：“二分明月正當頭，幸寰宇澄清，好將金管玉簫吹西江月；千里暮云同想象，對樓臺歌舞，恍見珠簾畫棟飛南浦云”。

1918年3月皖系軍閥張敬堯任湖南都督，實行殘暴統(tǒng)治，激起湖南人民的憤怒。1919年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湖南各界奮起反抗，省會長沙所有學校舉行總罷課，成立“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上海等地進行宣傳，表示“驅張”的意志與決心。12月18日，毛澤東率領“驅張代表團”來到北京，住進湖南會館。28日，1000多名湖南同鄉(xiāng)，在這里舉行“驅張大會”。毛澤東主持會議并發(fā)表講演。次年7月，張敬堯被迫撤出湖南。

四

法源寺作為北京歷史文化保護區(qū)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在條件成熟的時候，應將保護區(qū)的范圍適當擴大，譬如，可以將菜市口大街西側、南橫西街北側的院落囊括進來。宣南文化的重要載體之一是會館，據統(tǒng)計，宣南地區(qū)會館數百家，占地數千畝。在歷史的變遷中，宣南地區(qū)會館數量已經大為減少。如果把法源寺地區(qū)作為集中展示北京會館的窗口，將這一帶的會館進行修繕并作以說明，則既可以改善民生環(huán)境，也可以使會館的歷史脈絡得以延續(xù)。

張次溪先生在《燕京訪古錄》中談到這樣兩件文物。一件是銅馬座。赭白的基座，上面有馬蹄跡，大九寸。下橫面，中鐫“銅馬座”3大陰文隸字，左鐫“大燕光壽元年秋日鑄”9小隸字。綠銹斑斕，銅質古潤。這個銅馬座曾經置于憫忠寺墻下。另一件是鑲嵌在西磚胡同墻壁上的鐵碑碣，正面鐫陽文“威震薊城”4大隸字。上左鐫“大燕元璽元年壬子冬臘日立”12個小隸。下右鐫“燕帝慕容儁御極鐵鑄”9個小隸。陰文旁鐫“燕國中門記功鐵碣”8隸字。其碑碣高五尺五寸，寬一尺四寸。鐵座寬二尺六寸，下埋土中。如能參考文獻記載，把鑄鐵的碑碣與銅鑄的駿馬重新冶鑄出來，置于法源寺門前廣場，對于宣傳與展示法源寺地區(qū)的歷史文化將很有意義。

爛縵胡同與西磚胡同的延伸七井胡同南口，曾經是遼南京的護城河與城垣的所在地，而其東西方向的大道（今天的棗林前街與南橫西街）是遼南京與金中都的重要道路。保護好這片街道以及兩旁尚未消泯的人文遺蹤，能讓人們認識遼金時期的坊巷格局，了解遼金時期北京人的居住環(huán)境。

（作者：王彬，系魯迅文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