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集《加那利》收錄了袁滕近年來先后發表于《十月》《花城》等刊物的7篇中短篇小說，反映了作家這段時期的創作態勢。借由對這幾篇作品的文本細讀，我們得以觀察到袁滕對文學作品中的荒誕性、宿命感與人在社會中的異化等問題的關注。

如果要用一個關鍵詞來概括這7篇小說的共性，那么這個詞非“荒誕”莫屬。無論是《循環癥》中那種神秘且恐怖的循環，還是《加那利》中主角家與樓上住戶7天的時差，或是《隱聲雨篷》中那不可能存在卻又真切出現的雨篷，抑或是《白馬田》《流燈》《靛藍毛衣》與《九份的貓咖》中那些詭異又離奇的情節，這部小說集中的每篇作品都流露出強烈的荒誕意味，同時又夾雜著時隱時現的宿命感，讓人不免聯想到20世紀80年代的許多先鋒文學作品。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其中的許多作品在藝術風格上可以與40年前的先鋒小說進行比較閱讀：《白馬田》《靛藍毛衣》中展現出的不可抗拒的宿命感早在格非的《迷舟》中便已有跡可循，而《加那利》《隱聲雨篷》等作品流露出的那種看似毫無來由的荒誕，則與余華的《現實一種》有異曲同工之處。

從荒誕性的角度看，作為小說集名的作品《加那利》最具代表性。在這個故事中，主人公蕭聞青是一個郁郁不得志的歷史系教授，他喜歡讀《三毛全集》，進而也愛屋及烏喜歡上了三毛與荷西位于非洲海邊加那利群島的故居。而隨著那本從圖書館借來的《加那利群島植物志》的意外損壞，一系列離奇詭異的事件紛至沓來，蕭聞青也漸漸發現了自己家與樓上住戶之間7天的時差。最終，他因為時差聽到了樓上女孩在臨死前與父親的爭吵，卻又無力阻止這場悲劇的發生。在這篇作品中，無論是主人公不遺余力修補圖書這一有悖常理的行為，還是兩層住戶間7天時差這一新奇設定，都一再宣告著小說中的荒誕色彩。類似的設計還發生在《白馬田》和《靛藍毛衣》中。《白馬田》的主人公云彭是一個建設項目評估員，他在評估一間兇宅的價值時，反復回憶起自己幼時居住的白馬田小區以及隔壁鄰居陸老師一家人，最終他果然在屋子里找到了那塊熟悉的骨牌。當讀者跟隨云彭在回憶與現實中起落沉浮之后，結尾出現的這塊骨牌無疑將整個故事推向了高潮，留下了一個頗顯荒誕卻又意味深長的結局。而在《靛藍毛衣》中，女主人公路翡與一個陌生男子在火車上萍水相逢，在男人的搭訕下兩人開始聊起帶有“藍色元素”的電影，在此過程中，路翡對這個男人的情感由抗拒轉入迷戀，最終因為男人講述的那個“靛藍毛衣”的故事，她不可救藥地陷入某種離奇且危險的境地。當陌生男人所說的那個故事似乎一步步走進現實，讀者隨著路翡的視角一起陷入迷茫與恐懼，也逐步加深了對作品中那份獨具魅力的荒誕性的感受。這兩篇作品將強烈的宿命感融入荒誕性之中，把一個直擊靈魂的問題拋到了讀者面前——這些離奇且詭異的事件背后，是否都隱藏著“宿命”這一隱形的推手？如果是的話，是否又意味著人類的宿命本就是荒誕的呢？

倘若深入文本，我們還會注意到這些看似荒誕的行為背后涉及的幽微人性。《加那利》中，蕭聞青近乎極端地修補那本圖書，暗示著他對修補婚姻關系、人際關系的執念，也象征著他改變自己當下蕪雜生活的嘗試；《靛藍毛衣》中，透過路翡與陌生男人的交流過程，我們也能隱約感知到她潛意識中的矛盾心理——既因為過去感情的失敗而封閉自己，又熱切地盼望著向人敞開內心。從這個角度展開，我們便能更進一步地覺察到這幾篇作品對當下社會中人的異化問題的關注。不管是《加那利》中的蕭聞青，還是《流燈》中的沈航，抑或是《九份的貓咖》中“他”，他們都在社會的重壓下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畸變”。蕭聞青心中那揮之不去的執念，沈航為保護自己而污蔑尤露墮胎，以及“他”對買下那套尖頂房屋的渴求等。作者用冷峻的筆法將這些問題陳列在讀者面前，同時并未予以價值評判，甚至在某些時刻流露出敘事者的悲憫與同情。誠然，比起抨擊、批判這些異化現象本身，挖掘促使其產生的深層原因或許更為重要。

除了上述幾個特點，這部小說集中的敘述語言、敘事技巧也頗具個人特色。一方面，這幾篇作品語言流暢，如涓涓流水傾瀉而出，作為浙江人的袁滕還將吳儂軟語融入人物對話，為作品增添了幾分江南韻味；另一方面，元敘事、交叉敘事的手法在小說中反復出現，實現了故事里套故事、回憶與現實交雜的效果，在豐富人物形象的同時提升了作品的文學性。而從文學意象的角度看，小說集中幾乎每一篇作品都有一到兩個核心意象，如《加那利》中的《加那利群島植物志》，《隱聲雨篷》中的隱聲雨篷，《白馬田》中的長三骨牌和提包……它們不僅成為串聯全文的線索，還有著豐富的隱喻、象征意味，為各個人物的情感流動與行為選擇埋下伏筆。

文學創作的表達手段歷來就有“言”“象”“意”三要素之說。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從這個意義上看，袁滕的這部小說集語言優美流暢，形象豐富多樣，意蘊深刻悠長，實現了“言象意”三者的統籌兼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