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徐則臣的《北上》是一部以大運河為主題的長篇小說，2019年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不久前，徐則臣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講堂”上為大家帶來了關于大運河歷史與文化的深度分享。

大運河像一條“綱”，提綱挈領，將中國2500年的政治、經濟、文化脈絡清晰地拎起。它塑造了中國人不尚隔絕、力求溝通的內陸思維與“大一統”的民族認同感。——徐則臣

我是運河的“孩子”

今天我想和大家交流的主題是大運河。

一個作家選擇某個題材或者對某方面感興趣，一般都與他自己的成長經歷有關。我說自己是運河的“孩子”，可能有點高攀了，但是從情感上，我覺得可以這么說。

我是江蘇連云港東海人，從小在河邊長大。我家的屋檐后面就是一條河，叫后河。從后河往北走大概50米，又是一條河，再往北100米又是一條河。我小的時候，人家問我去哪兒了，我就說去了哪兩條河的中間。這是我獨特的定位方式，因為河流是最醒目的地標。

對農村孩子來說，河流還是我重要的玩伴。我小時候放牛，不愛走正道，喜歡抓著牛角游過河。夏天，我經常在河里游泳、摘荷花。秋天，在河里挖藕。到了冬天，則在河面上溜冰。我的自行車騎得特別好，就是因為小時候經常在冰上騎自行車。

后來我念初中，初中校門前有一條河，叫石安運河。那是江蘇省內最大的一條人工河，這條河沿著我們學校從東往西流。所以，很多年前我寫過一部長篇小說，最初的名字就叫《河水向西》。

上初中時，冬天沒有暖氣，自來水管凍住了，早上我們就端著牙缸和臉盆往校門外跑，在運河邊上蹲成一排刷牙洗臉。因為運河的水流得急，所以輕易不結冰，還散發著一點熱氣。中午我們經常在河里游泳，尤其是夏天。打架也是在河里打，隨便在河邊撿一條船，兩個人劃到河中心，就在船上打架。誰輸了就一腳被踹下去，最后勝利者劃著船回來，失敗者就自己游回來。

后來我去淮安念大學。淮安是“運河之都”，運河離我們學校的大門口步行只需10分鐘。我天天走在河道兩岸，正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寫小說。因為我對運河比較熟悉，所以京杭大運河就順理成章地成為我很多小說的一個背景。

隋煬帝的野心和魄力

“千里長河一旦開”，這句詩出自唐代詩人胡曾的詠史詩《汴水》。它的下一句是“亡隋波浪九天來”，也就是說，這條河開鑿了以后，隋代就因此滅亡了。還有一首唐代皮日休寫的詩，其中一句“盡道隋亡為此河”，也是說隋代因這條河而滅亡。所以大家都認為，隋代的滅亡跟這條河有很大的關系。

其實中國最早的運河不是隋唐大運河，而是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鑿的邗溝，也就是從今天的揚州到淮安的古運河。為什么會開鑿這條運河？因為吳國地處江南，水網密布，吳王夫差想北伐中原，就要解決糧草補給的問題。因此，他在揚州到淮安之間開鑿了一條運河，可以為運送糧草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時間。

到了隋代，隋煬帝發現，中國南北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差異非常大。隋煬帝在當皇帝之前，長期擔任揚州總管職務，在揚州待了10年，深知江南的富庶。所以，他就想了一個非常有魄力的計劃：通過開鑿一條大運河，把中國南北溝通起來。

在這條大運河誕生之前，從杭州到北京要跨越五大東西走向的水系——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以及海河，可以說交通非常不便。同時，這些水系的天然隔絕，導致不同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極度不平衡。隋煬帝要打破這些水系帶來的阻隔，促進南北的深度融合，實現全國一盤棋。所以說，隋煬帝絕非僅僅是為了“看瓊花”而傾舉國之力開鑿隋唐大運河，其背后是宏大的國家戰略與驚人的想象力。

當然，開通大運河確實帶來了很多問題，因為隋煬帝的步子邁得太大了。大業元年至六年（605年至610年），隋煬帝動用百萬百姓，僅僅用了5年時間，就在古邗溝的基礎上，從涿州（今天的北京）一直到杭州，把隋唐大運河給挖通了。當時，南北方打了很多年仗，天下剛太平，百姓都希望休養生息，所以，挖運河這么大的一個超級工程，搞得民怨沸騰。再加上隋煬帝頻繁對外發動戰爭，民不聊生，引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隋煬帝本人也在揚州被誅殺。

盡管隋朝因急于求成二世而亡，但這個短命的王朝卻為中國作出了一個巨大的貢獻。這條“千里長河”成為留給后世的寶貴遺產，奠定了后世中國“大一統”格局的基礎。

“大運河上漂來的城市”

今天我們講的大運河，其實包括京杭大運河、浙東大運河和隋唐大運河三個部分。

京杭大運河是元世祖忽必烈讓郭守敬負責規劃、開鑿的。它在隋唐大運河的基礎上重新疏浚，裁彎取直，在北京和杭州之間拉了一條直線。這樣，新的京杭大運河比繞道洛陽的隋唐大運河縮短了900多公里。浙東大運河則西起杭州，東至寧波甬江入海口。

大運河開通后，從南到北變得特別迅捷。這種迅捷帶來的是對政治、經濟、文化的一系列影響。

影響最大的當然是運輸，尤其是漕運。《說文解字》中說，“漕者，以水轉轂也”，就是用水來運糧食。因為糧食大多產自南方，所謂“蘇湖熟，天下足”，蘇州和湖州的糧食豐收了，大家就都有吃的了。所以，有了大運河后，3個月左右就能將糧食從南方的魚米之鄉運到北方。

但是后來隨著海運發展起來，漕運漸漸式微，所以這條河慢慢變成一條貿易之河。根據沿途的考古發現，大運河沿線運送的貨物繁多，包括瓷器、絲綢、茶葉、木材、磚瓦、服飾等等。

以明代初期修建紫禁城為例。紫禁城的宮殿由一塊塊大青磚鋪設而成，這些青磚都是山東臨清燒制的，被稱為“貢磚”。臨清原先只是一個運河沿線的小村莊，但這個地方的土質為黃河沖積形成的“蓮花土”，具有質地堅硬、耐腐蝕的特性，特別適合燒磚。于是，臨清迅速崛起。據說鼎盛時期，臨清的窯址沿運河兩岸分布，有官窯數百座，年產城磚百萬塊。

故宮的金鑾殿有一種地磚叫“金磚”，因敲上去能夠發出金屬般錚錚的聲音而得名。這種磚是在蘇州燒制的。還有，瓦是在無錫燒制的，木料是從西南地區長途跋涉運過來的。整個北京城的建設其實與大運河有著很大的關系，所以民間有這樣一種說法：“北京是一座大運河上漂來的城市。”

正因為有了大運河，很多沿線的小城一躍而成為繁華的大都市。比如滄州。京杭大運河在滄州流經的距離是最長的，因為這個地方的河道不是直來直去的，有很多彎，一兩天走不完，所以滄州成為當時“江船可達，胡商云集”的水陸樞紐。

大運河沿線的城市一般相隔五六十公里，因為一艘船一天所行五六十公里，白天出發，晚上靠岸休息，并采辦第二天行程所需的東西，于是，一個碼頭往往就發展成了繁榮的市鎮。大運河沿線幾乎所有的城市都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可見運河對整個中國經濟產生的巨大推動作用。

沿運河分布的文學史

除了政治、經濟外，大運河還極大地促進了文化的發展。

有個故事特別有說服力。當年有一個蘇州人叫汪琬，在京城做官。有一天，翰林院同事一起聚會，相互說起自己的老家有什么特產，有什么好東西。等大家都說完了，汪琬才開口說：“蘇州特產極少，僅有兩樣：一是梨園子弟，二是狀元。”大家一下子都不吭聲了。

從清代順治三年開始開科取士，至光緒三十一年廢除科舉，整個清代260多年間，一共出了114位狀元，蘇州就有26位，占了近1/4，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經濟，物產豐富，生活富足，才有余力去發展教育。而經濟的發展靠的是交通，靠的是運河，交通便捷，人才匯聚，才造就了蘇州的繁盛。

曾經有人說過，“一條大運河，半部文學史”。可能更確切的說法是，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文學史，可以說基本上是一部沿運河分布的文學史，因為重要的作品、重要的作家大多出自運河沿岸。我分析了一下，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運河是人才和信息的匯聚地。

宋代以后，運河沿線成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故事都匯聚到運河兩岸。《西游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等作品都是在民間故事、歷史傳說的基礎上整理再創作而成的。正是因為它們的作者身處運河沿岸的信息樞紐，運河如同那個時代的“互聯網”，為他們的文學創作提供了無盡的素材。《西游記》的作者吳承恩是淮安人，《水滸傳》的作者施耐庵長期居住在淮安，《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據說是施耐庵的學生，長期隨老師在淮安生活，他們的作品都是在“運河之都”淮安寫成的。

小說《金瓶梅》以山東臨清為背景，是中國古代長篇小說中唯一沒有農民的小說。因為，隨著大運河帶來的經濟發展，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商人的地位越來越高。小說中的西門慶最初以經營生藥鋪為主，后來逐步擴展為多元化的商業帝國，涉及當鋪、絨線鋪、緞子鋪等多個領域。所以，《金瓶梅》是一部以城市市民生活為題材的小說。

第二，運河是創作與傳播的通道。

運河沿線經濟發達，教育興盛，文人輩出。同時，發達的造紙術、雕版印刷術也多沿河分布，比如揚州的雕版印刷業是當時最興盛的。文學作品一經誕生，便可借助便利的漕運和商旅，迅速傳播至大江南北。

第三，運河是作家生命體驗的源泉。

曹雪芹家族的興衰與康熙南巡及運河漕運密不可分，沒有那種“鐘鳴鼎食”到“一貧如洗”的極致體驗，便沒有《紅樓夢》中“白茫茫大地真干凈”的虛無與空茫。甚至，看似與運河無關的《聊齋志異》，也源于蒲松齡唯一一次沿運河南下寶應做幕僚的經歷，他在此間的見聞與情感受挫，成為其創作的重要靈感。

這么多的文學作品都產生在運河邊上，說明作家與運河之間有著非常緊密的關系。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運河，可能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四大名著，沒有《金瓶梅》，沒有《三言二拍》《聊齋》。這些作品是我們的精神養料，是我們的知識背景，是我們中國人認識世界、培養審美、確立價值觀的基礎。

我欠大運河一份情

《北上》是一部以京杭大運河為主角展開的長篇小說。我為什么會寫這部小說？因為之前，大運河一直是我小說中的故事背景，寫多了以后，我總覺得欠它一份情，所以我決定把這條河流作為小說的主角，也算是還一個債。

不過，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當我用放大鏡和望遠鏡重新打量這條河的時候，我才發現自己對這條河的了解遠遠不夠。所以，我不得不重新做功課。我看了近70本有關大運河的書和資料，然后把1794公里的京杭大運河走了一遍，有的地方走了還不止一遍。

走讀大運河，讓我真真切切地了解了那些書中的抽象描述。比如，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叫南旺分水樞紐，在今天山東的汶上縣。那是整個運河最高的地方，被稱為“水脊”。京杭大運河從杭州到北京，最高和最低的地方落差達40米。因此，這段運河開挖后，因水淺難以通航。明朝初期，工部尚書宋禮和汶上民間水利家白英經過勘察，巧妙地在戴村筑壩建分水工程，從而保證了南北過往船只順利通過。

很多人可能會好奇：這條河到底是從南流到北，還是從北流到南？其實，它既不是從南流到北，也不是從北流到南，它是一段一段的人工河，每一段河的流向都取決于它的水源。因為水源與河流之間有落差，所以水源在哪里，水就往哪里流。在這一路上，錢塘江是它的水源，太湖是它的水源，洪澤湖是它的水源，微山湖也是它的水源，所以整個運河的流向特別復雜。

還有，大運河不是我們想象的浩浩蕩蕩的樣子，像長江、黃河一樣寬闊。在比較窄的河段，大運河的寬度只有30—40米。因為運河一開始用于漕運，河道不能太寬，否則到枯水季漕船無法通過。而且，很多地方需要用纖夫來拉船，河道也不能太寬。

有一年夏天我去德州出差，順便到運河邊去看看。我看資料上寫著，這個地方有運河的古河道。但我到那里才發現，路邊只有一排大楊樹。我向楊樹底下的一個山東老漢詢問，老漢拿著蒲扇，在眼前一劃，說：這就是河，我小的時候經常在河里玩，后來河道慢慢淤塞了，最后就變成了一條路。一剎那間，這條河的命運讓我深刻地感受到滄海桑田、時移世易的巨大變化。

我在寫作的過程中還了解到，這條河不僅對中國，也對世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比如，荷蘭阿姆斯特丹的運河建設，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調節水位的方式都是參考了中國京杭大運河沿線的一些水利工程。這是大運河為世界作出的巨大貢獻。

我們的“乳母”大運河

最后，我想來說說我們每個中國人和大運河的關系。

幾個月前，我到江蘇開會，有人問我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為什么老是說大運河文化，而不是說大運河工程呢？

我這樣回答：當它起到功能性的作用，比如運輸、灌溉、水利以及小環境的調節時，它的確是一個工程。但是，當這個工程歷時2500年，它就從功能性慢慢升華到了文化的意義上。它超越了最初的漕運功能，全方位地重塑了沿岸的經濟模式、城市形態、社會結構，改變了整個區域的政治、經濟面貌，它帶來了很多的影響，它甚至影響到我們每個人的思維方式，影響到我們看待事情的角度，影響了我們的世界觀。由此，它就變成了一種抽象的東西，成為中國人的文化符號。

我一直說，黃河、長江固然非常重要，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中華文明得以繁衍。但是，大運河對中國南北的溝通，更是促進了中華民族的后天成長。如果說長江和黃河是我們的母親河的話，那么大運河起碼是我們的“乳母”，在后天給予我們營養，讓中華民族慢慢變成今天的樣子。

大運河所承載的，不僅是貨物與城池，更是貫通、融合、開放的“和合”精神。它像一條“綱”，提綱挈領，將中國2500年的政治、經濟、文化脈絡清晰地拎起。它塑造了中國人不尚隔絕、力求溝通的內陸思維與“大一統”的民族認同感。基于這些原因，大運河永遠值得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去認真了解。

（萬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