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衍在北京八大人胡同舊居。

夏衍（1900.10.30－1995.2.6），原名沈乃熙，字端先，中國著名文學、電影、戲劇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左翼電影運動的開拓者和領導者之一。他早年參加“五四”運動，在日本留學期間參加過日本工人運動和左翼文化運動。1927年夏衍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同魯迅籌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1949年后歷任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務。從1935年創作《賽金花》開始，至1954年寫成多幕劇《考驗》，夏衍一生共完成多幕劇、獨幕劇、翻譯劇、與友人合作劇等近三十部，創作改編的電影劇本有《狂流》《春蠶》《祝福》《林家鋪子》等，并著有報告文學《包身工》。

2025年是夏衍逝世三十周年。夏衍孫女、作家、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沈蕓關于祖父的散文集《一個人和一群人》近日由文津出版社 | 微言推出了新的版本，對原有篇目調整，增加了數篇新作，書中一百三十余幅老照片中一半以上是首次發表。沈蕓主編的“夏衍劇作十種”也由百花文藝出版社 | 微言于近日出版，收錄了夏衍最具代表性的十部劇作（話劇卷五部：《賽金花》《上海屋檐下》《法西斯細菌》《戲劇春秋》《芳草天涯》；電影卷五部：《祝福》《林家鋪子》《革命家庭》《憩園》《烈火中永生》），并收入夏衍二十四篇“創作談”。

沈蕓于1975年在北京府學胡同的衛戍區接待室里才平生第一次見到自己的祖父，那年她大概五六歲。“文革”結束后，沈蕓同祖父共同生活了二十年，直至1995年夏衍去世。在《一個人與一群人》這本書中，沈蕓用感人至深的筆觸記錄了多面的夏衍：積極投身革命，終身有地下黨情結，愛貓，愛好收藏，天性樂觀幽默等等。10月27日，沈蕓在上海參加“夏衍的精神遺產與當代價值”紀念座談會后接受了《上海書評》的專訪，回答了關于夏衍從“工業救國”到參與“文化抗戰”的心態轉變、終身擁有地下黨情結和收藏愛好等問題。 

1920年到1927年，夏衍在日本的北九州工業大學學習電機工程專業。您在“夏衍劇作十種”的“編后記”里講到“工業救國”曾經是他短暫的、脆弱的理想。那么夏衍從“工業救國”到“文學救國”和“文化抗戰”這之間的轉變是怎樣發生的呢？

沈蕓：其實他最早是一心想去法國勤工儉學的，但這個事情辦不下來。后來他的校長說有一個去日本留學的名額，因為他是學霸，但家里沒錢，就建議他去日本。

他當時是作為實業救國的人才去日本留學的。他參加過“五四”運動，在《浙江新潮》上發表過文章，陳獨秀還表揚過他的文章。中國革命的左翼思想大多是通過日本傳過來的。當時魯迅、郭沫若、田漢都在日本，就是通過他們傳過來的。

他講了一件事情，我覺得可能使他發生了巨大改變。后來我在《懶尋舊夢錄》里也看到他寫那一段經歷。他年輕的時候有一段時間迷戀英美文學，所以就模仿起英國作家史蒂文生的“攜驢旅行”，帶著一只小皮箱，只身到了漢城、平壤，感受到朝鮮人，尤其是婦女、兒童眼中的仇日情緒；在奉天車站，他聽到“滿鐵”警察對著中國苦力兇暴地吼叫；而后他又北上哈爾濱，當時“南滿”是日本人的世界，哈爾濱則是白俄的“勢力范圍”；最后，他入關到北平，見到了街頭插著草標賣兒賣女的慘狀。這些民不聊生的景象給他非常大的觸動。再加上那個時候他在日本讀了一些左翼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后來回國就專門研讀馬克思主義。如果他完成電機工程師的學業，回到上海會過得非常好，生活水平至少是中產以上。

“夏衍劇作十種”

我們這一代人很難理解他們的心路歷程，所以我們不能用現在的標準來評判他，但至少可以去盡量尊重和了解他們的世界。我也要講一句實話，要理解他如此堅定的信仰，真的需要給我們一些思考的時間。對我來說，這也是一次探尋的過程。嚴格來說，這個命題我到現在為止也沒有完全完成，我只是希望能不斷地接近答案。

《一個人和一群人：我的祖父夏衍》，沈蕓著，文津出版社 | 微言，2023年11月出版

上海淪陷后的1937年12月，夏衍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到廣州復刊《救亡日報》，那時他已經在上海生活了十多年。您在書中寫到“在離開上海的問題上，夏衍有顧慮。他對上海是有特殊感情的，其不舍程度遠遠大于離開他的出生地杭州”。他為什么會對上海有這樣的特殊感情？

沈蕓：我們有一個杭州的朋友說，其實浙江像是一個養育人才的子宮。像我爺爺就屬于那批從浙江沖出來的人，他人生中一次真正的重大改變就是后來獲得官費去日本留學。這次經歷讓他的人生產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從一個鄉間少年，一下子打開了國際視野，接觸到世界最先進的思想和觀念。隨后，他立刻投入到先進文化當中，并做出一個決定——迅速把他的女朋友，也就是后來我的奶奶帶到日本去，因為他希望她成為新女性。就這樣，他的人生仿佛一下子放飛了。之前在浙江的時候，他受到家境貧寒的影響和家族長者的壓制，一直很壓抑，沒有搏出的空間，當時甚至要去做工維持生活。這次留學日本的經歷讓他的命運齒輪開始轉動，他也開始有了許多放飛自我的想法。

1916年7月，夏衍在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就讀。

在1924年那次回國經歷之后，我覺得他似乎就離開了故鄉，進入了更大的世界。那么哪個地方給他提供了這個更大的世界舞臺呢？就是上海，因為上海當時也是一個開放的城市，這里成為他人生中一個濃墨重彩的大舞臺。

您的《一個人和一群人》這本書中收錄了夏衍“我的家史”這篇文章。在其中，夏衍寫到自己在童年和青年時期度過了一段艱辛歲月——即便有親戚周濟，還是會有欠繳學校膳費的情況，所以造成了心理上的自卑，但也讓他親身經歷了工人生活的苦痛，繼而日后投身了革命。夏衍先生自評在“文革”之前，其事業一帆風順，從而獲得了“自我奮斗的信心”，并且這種性格愈加凝固。直到晚年自我剖析，才覺“今是而昨非”。想問問您，夏衍年輕時這種心理上的自卑，后來是被“自我奮斗的信心”所克服了嗎？他是不是很擅長自我反省？

沈蕓：他小時候肯定是自卑的，因為父親早逝，母親一個人帶著他。當時他才4歲左右，家道沒落，連讀書的錢都沒有。

他常形容自己那時總穿著一雙釘鞋。南方冬天很冷，連一雙像樣的鞋都沒有，那他一定是自卑的。即使成績很好，卻常常交不出學費和雜費，永遠要靠親戚接濟。一個人即便有很大的能量，也會被這樣的境遇束縛。

所以我為什么說他到了日本以后，從物質層面到心理層面都得到了全面解放。之后他的奮斗確實取得了成功。我覺得他在去日本留學之后的日子里，盡管還有左翼十年的白色恐怖和大革命時期的艱苦，但他從左聯到劇聯，再到電影小組，一步一步走向成功。雖然道路艱難，但目標是清晰的。

到了文化抗戰時期，我覺得用他的話說就是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工作，所以他干得非常暢快。當時他真的是文化抗戰中最驍勇善戰的一員，徹底從一個書生蛻變為歷經淬煉的戰士，個人成長的進程已完成，進入人生和事業的頂峰。與之相比，“文革”之后是體現了您提到的“今是而昨非”。一個國家經歷了那么長時間的劫難，對他來說既是觀念上的沖擊，也是挑戰，所以他進行了很多反思與探尋，否則就不會有《懶尋舊夢錄》，這本書的創作動力就是來自反思。

您在《一個人和一群人》中寫到“夏衍終身都有著地下黨情結”，還寫到他曾經撰文嘆息“年輕導演不了解當年黨的隱蔽斗爭原則……利用女色、金錢收買和手槍暗殺等方式恰恰是中共地下工作所不允許的”。那他有沒有給您講過真實的地下黨生活是怎樣的？

沈蕓：他對白區的地下黨生活念念不忘，那段經歷既是他生命中最艱難的磨煉，也是他終身最為驕傲的部分，他身邊的一群老地下黨也都帶著這種勝利者的自信和尊嚴。

對于曾經的地下工作，他其實很少提及，偶爾說起，那些危險的事情也被他說得很有趣。比如孔海珠老師講的貼標語的故事，說茅盾夫人跑不快，他們就架著她跑，這類故事我也聽到過。我還聽過類似《青春之歌》里盧嘉川在北京胡同里被堵的情節，我爺爺說他不行，我們當年從另外一個地方翻墻就走了。

我爺爺說，搞地下工作必須要有迅速撤離的本事，所以他的房子都是選擇有三個門或前后門結構的。1935年2月19日，田漢被捕。錢杏邨（阿英）夜里回家時在弄堂口發現了警車，而且自己家三樓平時不開燈的書庫燈火通明，他趕緊離開得以逃脫，第二天一早便沖到我爺爺家報信。我爺爺當時的家在上海愛文義路（今北京西路）普益里，是“文委”成員經常碰頭開會的地方，瞿秋白也來過兩次。這幢一開間半的二樓弄堂房子，是蔡叔厚介紹的，它最大的好處是有一個前門和兩個后門，也就是說，這所房子的門牌是在愛文義路，另一個后門卻在麥特赫斯特路，萬一有事，可以從后門溜走。我爺爺確定田漢出事后，回到家，燒掉了一些文件，再把家里本來鎖著、可以通麥特赫斯特路的后門打開，做好必要的應急準備。然后去找蔡叔厚，告訴他田、錢兩家的情況，請蔡老板通過特科核實。

我爺爺不喜歡講苦難，他更喜歡講苦難中很樂觀的部分，這可能也是他可以一直堅挺到95歲的原因。

您書中有專門的文章講述您祖父的收藏和集郵，單從集郵來看，您祖父的收藏是非常專業的。那您怎么看待他的收藏愛好？是有受時代風氣的感染，還是因為他說的“人是要有些愛好的”，或是擔心文物流散到國外？您書中還講到當年方行代表上海博物館把捐贈的郵票帶走，當時問他要不要再看一眼，他擺擺手說不用了，但還是因為這些郵票有了歸屬而面露釋然，這里的描述也非常動人。

沈蕓：那些郵票現在都在上海博物館。當年，他剛剛從逆境中稍稍平緩下來，知道可以出來以后，就請齊燕銘刻了“仁和沈氏曾藏”這個章。我們后來找到了收藏章的邊款，上面明確寫著的時間是1976年3月，這距離他7月獲釋只有幾個月的時間。我在沒看到這個邊款的時候，還以為他是在1980年代一切恢復好了之后或是去世之前才計劃把他的藏品捐贈給國家。一個人在遭受了這么大的委屈和坎坷之后，依然堅守初心，這一點讓我非常感慨。

當然，他講得很簡單。當年他就是在上海工作的時候攢郵票的，周末不是去潘漢年家打牌，就是去郵票公司。因為他知道集郵在日本很熱，這是一種工業時代的產物，極有可能是從那邊傳到這里的，他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我爺爺這個人大概是做什么事情都能很快做到最好的那種人，所以在收藏上，他也很快找到了自己的感覺和方向，比如收藏大小龍郵票。我爺爺藏郵中的日本郵品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收藏，對這部分價值的研究尚未得到充分的開發和挖掘。他在日本留學的七年為這批郵票及古封片的收集提供了機會和條件。水原明窗是日本當代集郵大家，也是我爺爺的郵友，他多次到家里看望過我爺爺，兩人用日文交談、品郵，水原先生對他收藏的日本古封片非常向往，曾開玩笑提出要用一隊豐田車換一張，我爺爺聽后哈哈大笑，“交易”顯然沒有談成。我爺爺的郵品固然珍稀，但他與郵友們的情誼更是令人神往。知道他喜歡研究中國郵政史，周煦良先生就把自己所剩的最后一套《郵乘》雜志送給了爺爺。

我爺爺是個文人，文人畫也是他收藏的主打牌。他聽取了行家的建議，選擇了“揚州八怪”（他更喜歡稱“揚州八家”）這個收藏主題，收藏字畫有二十幾幅，是國內私人藏家中為數不多將揚州八怪作品收全的人。有意思的是，他的字畫收藏取向是他為官之后形成的，“八怪”共同遠離仕途官場的非主流態度，可能與身處官位的他產生了某種逆向的共鳴。同樣，這種非主流性也體現在他收藏的清代詞人納蘭容若和近代畫家齊白石身上。在他的收藏世界里，或許還潛藏著另一種活法的“夏衍”，他以此寄情，在被高度政治化后，依然要保有一顆自由文人的心。

當有人說您祖父受契訶夫的影響很大，他卻不太贊同，他說“契訶夫看人看事是那樣的冷靜，我是很主觀，很不冷靜——我的心是很不平靜的”，從這里可以看出他覺得自己是個性情中人。對貓的喜愛算是您祖父的一個標志，您也講了很多關于他和貓的感人故事。那么他對貓的熱愛也是因為他是性情中人嗎？

沈蕓：我覺得主要因為他媽媽養貓，我們家養貓的歷史到我們這代已經有四五代了。他媽媽養貓，所以他跟貓的生活是從童年就開始的，所以才有這種感情。但后來我覺得他的愛貓愛得也有點過分，已經超越了貓的功能性，完全把貓的日常作為自己精神生活的一個方面了，已經不再是需要養貓抓老鼠的層面了。開始的時候我爸爸養黑貓，是因為在我們那個六口人的平房里有老鼠。貓抓老鼠，我爸爸還會去幫忙，一起捉完以后他還有記錄，比如今天哪只貓捕了多少只鼠之類。后來養貓就不是為了捉老鼠了。

我爺爺不會給人做飯，但他會給貓做飯，而且做得還不錯。我們家有做一種特殊的貓飯，因為那個時候北方沒什么魚，所以做貓飯主要是把帶魚的魚頭煮爛，然后把骨頭全部挑出去，用骨頭的汁再加一點卷心菜碎——卷心菜對貓的腸胃好，和棒子面一起用棍子在鍋里攪拌。但放在火上必須不停地攪拌，不然很快就會煳鍋，所以很費事兒，我爺爺就干這活兒。

1979年，夏衍與孫女沈蕓在南竹竿胡同113號。

您的書里關于二流堂的文章很有意思，非常鮮活地記錄了當時他們在北京相聚的場景。想請您再具體介紹一下二流堂的來歷。

沈蕓：“二流堂”的起源是郭沫若在重慶給他們起的名字。1943年唐瑜在重慶建了一座房子叫“依廬”，是他賣掉了在緬甸經商的哥哥送給他的半只金梳子，蓋的兩間“捆綁房子”，與我爺爺一家同住。唯一留存的照片應該是在三聯出版的唐瑜《二流堂》新版里的那張。照片里呂恩站在二層小樓里，很多人都住在那里。藝術家都是自由散漫的人，所以郭沫若就說“一群二溜子”，于是起名叫“二流堂”。這些人的友誼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一直到八九十年代，就這樣延續下來。

“文革”后，我爺爺和他的“二流堂”朋友們幾乎都住在南小街一片，我們家住南竹竿胡同113號（也曾經是八大人胡同27號）。黃苗子郁風、王襄、張光宇三家人住在芳嘉園的一座院落里，黃永玉、張仃住在大雅寶胡同的“美院”宿舍，胡考夫婦住在竹竿胡同張姨家“陰暗的角落”，呂恩家住在史家胡同的“人藝”宿舍。大家同屬“東富”，很近，走路不超過十五分鐘。

二流堂像一個文藝沙龍，但又不像歐洲太太客廳那樣，而是一群浪漫自由的文化人，身上帶著自己的氣息，把無趣的生活和沉悶的大環境變得有趣好玩。他們在我們家進進出出，可以說是我爺爺最喜歡的一群人，他定期要跟他們見面，覺得很有趣。當時他們一直保持著一種有趣又頑強的生活方式，比如一定要坐公共汽車或騎車，拎布包或布袋來家里聚會，各帶幾個菜，那種氛圍非常好。二流堂里確實有幾位特別會做飯的太太，手藝很好。尤其在當時物資有限的情況下，他們還能做出美味的菜，很難得。窮，也可以窮歡樂，這是我認識的“二流堂”性格。

“二流堂”大都是以江浙、廣東為主的南方人，移居北京后，他們的“南腔”并沒有變成“北調”。飲食上，要想在北方保持南方的口味，與后來想要堅守自己的生活方式一樣艱難。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幾十年的運動中，身份、地位、財富、職務、住房等身外之物都已今非昔比，但是骨子里的精神氣質和文化品質卻頑強地保持著原汁原味。譬如說，他們從沒有體制內思維，也不存在依賴體制的思想。

吳祖光是我爺爺最喜歡的人之一，他特別會講話，一開口就妙語連珠，所有人都圍著他聽。吳祖光當時住在東大橋那邊，來我們家要坐公共汽車，他會把車上的趣事講給我爺爺聽。當時我爺爺的腿不太方便到處走，所以他聽起來覺得特別有趣，完全是市井生活的事情，比如公共汽車上的牢騷、吐槽、在哪里買菜等等。吳祖光走后，我爺爺說吳祖光的文思依然豐沛，始終有創造力，因為他總能從充滿煙火氣的生活中獲取寫作素材。我覺得，一個作家能讀解這樣的生活，并讓它滋養自己，是非常重要的。否則如果長期與世隔絕，他還能寫什么呢？

二流堂會給我爺爺過生日。他一年要過兩個生日，一個是陰歷生日，為了便于記憶，就定在重陽節；另一個是陽歷生日，就是10月30號。陰歷生日一般是在自己家里過，二流堂的成員都會來，陽歷生日則主要是單位和機關的人來。二流堂在陰歷生日時會籌備一桌飯，我們留下了很多照片。

1985年夏天，我爺爺帶著全家老小和秘書、司機一起去新僑飯店六樓吃了一頓很正式的西餐，以慶祝他出獄十周年。他這樣評價過老朋友們：“一流人物二流堂”，意思是說“二流堂”在“反右”運動和“文革”中沒有自殺和落水的，都是一流的人物，這也像是在評價他自己——是好事，是勝利。我爺爺去世以后，“二流堂”的朋友們還會在我們家聚會，直到老人們一個個去世，大概到2000年落下了帷幕。

您書里寫到您祖父和巴金的交往，文章的結尾是關于您祖父和巴金最后一張合影的——兩位老人坐在輪椅上，戴著遮陽帽，您說“我祖父用他與生俱來的幽默對這張照片做了點評：‘兩個叫花子’”。僅從這一句點評就能感受到夏衍是個非常有趣的人，所以想請您再舉例講講您祖父的幽默感。

沈蕓：我覺得他的幽默感很強，比如他喜歡給人起外號。他的很多朋友都被他叫過外號。我現在也不敢具體說那些外號了，因為一些老朋友的后人并不喜歡聽。那也是他們那代人之間的事兒，現在再說起不一定合適。

夏衍和巴金最后一張合影。

他們那一代人都是性格特征很鮮明的，不是我們理解的那種概念化的、循規蹈矩的套中人。他們既可以寫文章對罵，也可以拍桌子爭吵，但依然能坐下來一起喝酒吃飯。

我祖父就是這樣的人。所以，如果把他過度解讀為一個高高在上的人，實際上是不真實的。比如我祖父講田漢的故事就很有趣。他講過田漢記性很差，幾次把毛線落在我爺爺家里，回去后被夫人責怪，但每次來又忘記帶走。于是他為了讓田漢記住，就把準備帶給林維中的毛線放在田漢的帽子里，說這次不能忘了，結果連帽子帶毛線一起忘帶走了。當時因為他和周揚兩個人都在醫院里住院，周揚上午做了胃鏡檢查，很難受。他去看周揚的時候，并不談病情，而是跟他講田漢的這些趣事，周揚聽了就覺得很好玩。

您的書里還有一篇文章是專門寫您奶奶的，那篇文章寫得特別感人。您爺爺“文革”結束后回到家里時，您奶奶的精神狀態已經不太好了，那時候您爺爺是怎樣的心情？

沈蕓：我爺爺對我奶奶蔡淑馨的感情非常深。其實在他回來之前，我爸爸就說，“如果你爺爺再晚回來一段時間，你奶奶可能就撐不住了”，因為八年的時間實在是太長了。

我記得1971年第一次去我爺爺監獄探監的時候，我還跟著我媽媽在唐山，是我奶奶、姑姑、爸爸他們去的，沒有我這個第三代。后來，我爸爸說，爺爺跟六年前進去的時候變了一個人，面無血色，腿斷了，拄著雙拐。爺爺偷偷地塞給我姑姑一張手紙，上面用燒焦的火柴頭寫著四個字：不白之冤。當天的深夜，我爸爸聽見奶奶一個人在房間里失聲痛哭，這個事情大概只有我爸爸知道。我爺爺和奶奶自1924年相識相愛相親以來，這樣杳無音信的分離從未有過。我爸爸講，奶奶當時快撐不住了，就像貓快撐不住了一樣。還有一個親戚回憶說，她一頓飯做兩個菜就要花兩個小時，因為她的精神狀態很不好。一個人在那么孤獨、無望的情況下等待，就是靠一口氣支撐著。

所以后來我爺爺出獄后見到她這種狀態，也很感慨，因為我奶奶為他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最后，她在1984年10月1日去世，那天我爺爺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閱兵式。我奶奶是在他下了城樓之后下午1點走的。他把她送出去，一直到門口送別，但葬禮沒有讓他參加，因為他的身體狀況不好。

您書里還寫到他們后期就沒有什么共同語言了。

沈蕓：因為我奶奶始終也不是一個不是革命者，她是個普通人，她喜歡做的事情是畫畫。我爺爺在自己的跑道上快速運轉起來了，她還在原地，沒有改變。再加上巨大的家庭負擔，使她沒有辦法啟動。他們的兩個孩子都那么小，我爺爺執行任務說走就走，對她來說也很難。

所以我奶奶在這個過程中，從當年可以成為新女性的女留學生，最終還是放棄了職業女性的理想，成為了家庭婦女。想要做自己的可能性眼看越來越淡薄了，兩人的差距也越來越大，她在心理上還是很壓抑的。但因為他們之間最初的感情非常美好，再加上有兩個他們都非常疼愛的孩子，我們的家庭一直保持著完整，沒有任何變化。但溝通的確受限，因為我爺爺每天太忙了，尤其是后來當了部長，事情之多、壓力之大，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都是很正常的。

您在書里還提到，您對祖父的書信正在做一些研究，想問問這方面您的研究情況和出版計劃。

沈蕓：在目前《夏衍全集》收錄的三百多封書信之外，他的書信研究還有不斷拓展的空間。但暫沒公開發表的，我們要在研究之后，再陸續決定授權發表，因為他的書信涉及到方方面面，并不像常人所想的那樣，只是一位普通作家在書信中談作品。我們也在整理他的海量照片，希望從這些照片中找到一些可以對應的細節，但這個工作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完成。

所以《夏衍全集》里收錄的書信只是小部分嗎？

沈蕓：《夏衍全集》里遺漏了很多內容，這個以后可能要慢慢補充，也是個浩瀚的工程。我們想借助建立大型數據庫來完成一些工作，因為現在有一些新的技術手段可以幫助實現這些目標，不像原來那樣只能依靠很簡單的方法。當然，我爺爺自己也說沒有必要授權，他覺得自己的東西太雜了。但這是他個人的想法，對于后來的研究者來說，這種情況是不能允許出現的，今后肯定是要把這些內容補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