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我出了本名為《我為他們照過相》的書。我贈書給朋友，有人翻著書調侃我“一箭雙雕”，既當了作家，又成了攝影家，引得滿桌哄堂。我真尷尬，我哪是什么攝影家，頂多算個“攝影傻瓜”。我這輩子用過的7部相機全是傻瓜機，最便宜的不過198元。我照相不講技術、不挑角度、不看光線，按下快門便算完事，像雁過留痕，圖的就是兩點：一是作為一個出版社編輯的打卡紀念，二是為日后寫文章存些鮮活細節。如今想來，倒還真派上了用場。

早年拍照先裝膠卷，我總怕自己裝不好，每次都得勞煩別人幫忙。有次借社里的相機，托同事裝好膠卷，便揣著去了天津。那天正巧撞見馮驥才從舊貨市場買回兩扇一人多高的清朝大鐵門，據說花了好幾萬，我趕緊舉著相機對準他和鐵門“咔嚓”一張。轉身我又去北京，拜訪了蕭乾、吳祖光、黃苗子、馮亦代，并一一為他們留了影?？傻任一氐匠霭嫔纾严鄼C交到圖片社沖洗時，沖膠卷的小姐一打開相機就笑了：“膠卷沒裝上去！”害得我一一給師友們寫信道歉。

——原來，連“留痕”這件事，都藏著不遂人愿的小插曲，它提醒我，凡事不必苛求完美，卻要多一份細心。

照相的故事里，總藏著些讓人捧腹的小片段，也藏著人物最鮮活的本色。1995年，我第一次拜訪王映霞女士，她已年近九十高齡，住的房子狹長而且小得很。談完《歲月留痕》書稿有關事宜，我提議給她照張相，她欣然應允。可就在我要按快門時，她急忙喊“慢點”，目光望向床頭那條花圍巾。她起身不便，便讓我取來給她披上。捧著鮮花披上圍巾，鏡頭里的老人瞬間多了幾分雅致。2003年，《人民日報》約我寫袁曉園女士，我到南京工人醫院去采訪她。訪談后，我說報紙要配張照片，她說：“那要等一會，讓我先化妝。”她同樣講究儀表，對著鏡子擺弄了半天才讓我拍。

1994年，我去新鳳霞女士家談《絕唱》稿子，見她正在畫畫，我一時興起要給她拍照。我蹲在她正前方準備取景，她卻連忙笑著說：“昌華，換個角度?！闭f著用手輕輕托了托她那下垂的下巴，“把這個……”后面的話她沒說，但我懂得。

——我從此明白，愛美從不是年輕人的專利，那是刻在骨子里對生活的熱愛，無關年齡，只關心境。

楊苡先生向來端莊。因和她是忘年交，我有點“倚小賣小”，照相時敢“指揮”她“笑一點”“頭歪一點”“手放椅子扶手上”，她都很聽話?？傻人斓?00歲，我再這么說，她就不聽我的了，似乎也不太喜歡照相了。一次她跟我說：“前幾天鄒小娟、鄧小文、陳虹她們來，要跟我照相，我不干。我說你們是不是看我100歲了，活不了幾天，等不及了。說得她們不敢作聲。”我想她或是有意說給我聽的。

楊先生百歲后不大下床了，生日前幾天我去看她，她躺在床上指著墻上的日歷，笑著對我說：“張昌華，我把這本日歷撕完了，我也就完了。”我趕緊接話：“楊先生，你撕不完的哦，不等你撕完我就給你換新的哦——”我有意把“哦”拖得長長的。她聽罷忍不住笑了。那天我帶了幅寫著“千歲樓”的字給她祝壽，我說：“萬歲不敢亂喊，祝您千歲總可以。”她臉上的笑容更燦爛了。我趁機說：“我們和這幅字合個影，沾沾您的福氣?！彼f那就照吧，便請阿姨小陳給我們拍張照。那是我們最后一張合影。

——照片能留住的不只是影像，還有那些轉瞬即逝的溫暖與默契，它們在時光里慢慢沉淀，成了最珍貴的念想。

我和許多文學前輩合影的背后，都藏著獨特的故事。

2004年，我向張中行先生組稿，他雖已是德高望重的名家，卻總說自己是真正的平民。那年他95歲，我們約好下午三點半到他家，可等到五點半，他才從午睡中醒來，見我們等了這么久，他回報以微笑，卻沒力氣說話。房間沒椅子，他坐床頭，我們站著。我送上《負暄絮語》選目請他審定，看完后他點頭默許。再問其他，他一概以點頭或搖頭作答。臥室小，光線弱，拍出來的照片不理想。可意外的是，鏡頭卻掃到床上那幾條陳舊的大花被，窗臺上的書、暖氣片上的報紙和戧著的手杖，全在其中，這些細節把一個布衣學者的形象勾勒得淋漓盡致。

鐘敬文先生94歲那年，我和《東方文化周刊》的朋友去他府上送周刊顧問聘書，也是等了許久他才起床。他題了詞后，饒有興趣地舉著大紅聘書看，蠻高興，可沒過5秒鐘，“啪嗒”一聲，聘書滑到桌上，老先生竟坐著入夢了。我趕緊按下快門，定格下這個有趣的瞬間。

——有時，不完美的鏡頭反而更有價值，它能捕捉到那些刻意修飾不來的真畫面。

2009年10月，人民（東方）出版社出版了我的《民國風景》，我去見責編趙立小姐。她請我吃飯時說，她和范用先生曾在一個大院上班，卻從沒說過話，想見見他，合個影什么的。我說沒問題。孰料范用先生那時已病重，聽說我們來了，急忙從床上爬起來，穿了件紅格子大襯衫，匆忙間扣錯了紐扣，頭發蓬亂，臉色憔悴得很。見他這般模樣，我們哪還好意思多打擾，更不好意思提照相的事，寒暄兩句便鞠躬告辭了。

——照相也講究時機與心境，勉強不得，唯有彼此舒服，才能留下好畫面。

我去錢鍾書、楊絳先生家拜訪過三次，卻一張照都沒拍。我知道兩位先生素來清高，不喜與人照相。每次去，錢先生都躲進房里，讓楊絳先生出來和我交談，我哪有勇氣掏出相機自討沒趣。

2004年1月8日，我去同仁醫院看望中風已久的浩然，他時已昏迷，失語失憶，身上插滿管子。我想與他照張相，護工說家屬有交代“不可以”，只好作罷。同日，我去北京醫院看望周而復，他經搶救后正在酣睡。我對他的大公子魯抗說，我從南京遠道而來看周先生的，現在只想站在他病床旁照張相。魯抗同意但叮囑“照片不要外流”。我說“一定一定”。上午才去看過，下午就從廣播里聽到了周而復逝世的消息，那或許是他人生最后的留影。

2000年以后，我結識了顧毓琇先生，我們通了五六十封信，我為他編過《百齡自述》，組織翻譯、出版過他的《一個家庭，兩個世界》（中英兩個版本）等。我一心想赴美去看他，遺憾的是簽證下來前三天，他突然駕鶴西去。不過，我還是去了美國，到費城參觀了“顧毓琇紀念館”，在他的遺像前焚香時留了張影。

——照相這件事，終究講個緣分，有的錯過便是一生，可那些真誠的相遇，哪怕沒有照片，也會刻在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