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12月16日，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就落實毛澤東主席的批示，向中央辦公廳提交的報告

魯迅先生在1936年10月19日逝世之后，各界人士在表達哀悼之情的同時，也紛紛提出紀念魯迅的建議，其中之一就是建立魯迅紀念館。由蔡元培、茅盾、許廣平等魯迅親友組成的魯迅紀念委員會籌備會也將建立魯迅紀念館作為準備推動的三項紀念魯迅的重要工作之一。但是，1937年7月7日，日寇侵略盧溝橋，全面抗日戰爭由此爆發，在國難當頭的時刻，紀念魯迅的活動只能克服種種困難舉辦一些紀念會，出版一些紀念魯迅的圖書，在報刊設立一些紀念魯迅的專欄、專輯，演出一些魯迅作品改編的話劇等。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在10月19日于重慶舉辦的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的大會上，郭沫若正式提出了建立魯迅博物館的建議，同日，《新華日報》（重慶版）刊登了郭沫若紀念魯迅的文章《我建議》。這篇文章摘引如下：

我建議：應該設立魯迅博物館。凡是關于魯迅的資料，他的生活歷史，日常生活狀態，讀的書，著的書，原稿，譯稿，筆記，日記，書簡，照片，等等；還有關于他的研究，無論本國的或外國的，都專門匯集起來，分門別類地陳列。讓研究魯迅者，讓景仰魯迅者的人民大眾得以瞻仰。

這博物館可建立于上海，北平，廣州。資料可以分別陳列，不能分割的可用照片。館長應由許景宋先生擔任，專收門票，以所入作為經費補助。

我這個想法是從蘇聯學來的，蘇聯的大作家，大抵都有在他的名義下的博物館，例如托爾斯泰的博物館，館長是他的孫女；瑪雅可夫斯基博物館，館長是他的母親；奧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館，館長是他的夫人。有的是收門票的。

我建議：應該多多塑造魯迅像。北平，上海，廣州，杭州，廈門，以及其它的任何地方都應該建立魯迅像，自然以銅像為最好。

我這個想法也是由蘇聯學來的，我在蘇聯看見過不少的普希金像，托爾斯泰像。雕刻家似乎都以鑄造這種有文化價值的遺像為榮。我們中國的雕刻家似乎也應該走這樣的一條路。

我建議：把杭州的西湖改名為魯迅湖，別的城市或街道要用魯迅的名來命名，要有政治的力量才辦得到。（中略）

我這個想法也是從蘇聯學來的，莫斯科有高爾基路，普希金廣場，瑪雅可夫斯基廣場。但這個建議我并不堅持。假使有比西湖更適當的地方當然更好。附帶一句：如把北平的西山稱為“魯迅山”似乎也可以。

為使魯迅的紀念由書齋走向社會，為使魯迅的精神深入人民大眾的生活，我建議如上。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郭沫若《我建議》，《新華日報（重慶）》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九日，第四版）

從文章不難看出，郭沫若提出的上述建議，是受到了蘇聯紀念本國偉大文學家的方式的影響。

戈寶權等知名人士看到了《新華日報》刊登的郭沫若的《我建議》一文，于是在當天就聯名寫了一封致魯迅紀念委員會的書信，不僅贊同郭沫若提出的紀念魯迅的有關建議，而且也提出了七點補充建議。這封信由許廣平保存下來，并在1956年交給北京魯迅博物館收藏。這封信只在北京魯迅博物館鉛印的《北京魯迅博物館建館五十年（1956—2006）》的文集中披露過影印件，但至今尚未正式公開發表，全文轉引如下：

主席團：

我們幾個人同意郭沫若先生今天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的《我建議》中建立魯迅博物館等提議，我們現在再提出幾點補充意見。

一、在魯迅博物館中，設立魯迅研究室，專研究魯迅之生平及著作等，并每年刊行《魯迅研究》，于每年忌辰紀念日時刊行。

二、大量印行魯迅著作，分選集及普及本兩種，重印勘定本之魯迅全集，并整理書信日記等，以便加

入。

三、將魯迅先生故鄉紹興改名為魯迅縣。上海福州路（即四馬路）改名為魯迅路。虹口公園改名為魯迅公園。

四、在上海、北平、廣州等大都市，成立大規模之魯迅圖書館。

五、設立魯迅文藝獎金，每年給獎一次，贈獎國內最優秀之文藝創作及譯作。

六、有計劃地將魯迅作品，譯為英、俄、法、世界語等種文字。

七、如同意上列建議，請交魯迅紀念委員會，按具體環境，分別先后實施。

提議人

戈寶權 喬木 周而復 傅彬然 侯外廬 劉白羽 何其芳 司徒慧敏 聶紺弩 胡繩 駱賓基

這封書信的正文用毛筆書寫，從筆跡來看，似乎是戈寶權的筆跡，另外，在簽名的11人中，戈寶權、喬木、周而復、劉白羽、胡繩用毛筆簽名；傅彬然、侯外廬、何其芳、司徒慧敏、聶紺弩、駱賓基用鉛筆簽名。可以說，戈寶權等11人在這封書信中提出了很好的建議，特別是富有遠見地提議在魯迅博物館中設立魯迅研究室，專門從事魯迅研究。但是，在抗日戰爭取得了勝利之后，百廢待興，當時國內的政治環境和社會環境也不允許建立魯迅博物館和魯迅雕像，因此，郭沫若和戈寶權等人所提出的為紀念魯迅設立魯迅博物館的建議根本無法落實。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許廣平和周海嬰母子在1950年2月25日不僅將位于北京市西三條的魯迅舊居捐獻給國家，而且將魯迅舊居中的各種物品，以及許廣平在上海保存下來的魯迅遺物都捐獻給國家，因此國家先后在1951年建立了上海魯迅紀念館、在1953年建立了紹興魯迅館，在1956年建立了魯迅博物館（按：籌建時的名稱為北京魯迅紀念館，1956年建成時定名為魯迅博物館，1958年從文化部下放給北京市文化局管理后改稱北京魯迅博物館）。1954年初，在籌建北京魯迅紀念館時，有關人士對于紀念館的建筑風格有很大的爭議，有的主張采用中國園林建筑的風格，有的主張配合當時中蘇友好的社會環境采用蘇聯建筑的風格。隨著魯迅逝世20周年紀念日的日益臨近，時任文化部部長的茅盾在1955年11月20日召集郭沫若、周揚、夏衍、王冶秋、馮雪峰、林默涵、許廣平以及蘇聯專家開會，最后決定聘請蘇聯建筑專家，在魯迅故居的東側仿照蘇聯的高爾基文學館設計魯迅紀念館的建筑，由北京市第五建筑公司在1955年12月承擔施工任務。

1956年10月18日，北京魯迅紀念館建成并邀請郭沫若、沈鈞儒、吳玉章、茅盾、胡喬木、周揚、胡愈之、夏衍等文化界領導人和前來北京參加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紀念大會的日本、英國、羅馬尼亞、印度尼西亞的外國學者前來參觀新制作的魯迅生平展覽。1956年10月19日，北京魯迅紀念館在正式對外開放之時改名為魯迅博物館，這也可以說真正落實了郭沫若在1945年提出的建立魯迅博物館的建議了。

但是，魯迅博物館建館之初只有10位工作人員，分為綜合組和業務組，主要承擔文物征集和保護、展覽設計和講解等方面的工作，加之這10位工作人員都是從各單位調來的，基本上沒有專門從事魯迅研究的專家，因此，魯迅博物館當時也沒有設立魯迅研究室。

1967年春季，魯迅博物館因社會動蕩停止對外開放，1974年9月24日，魯迅博物館在對魯迅生平展覽進行大量的修改之后，重新對外開放。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魯迅之子周海嬰在1975年10月28日給毛澤東主席寫信，反映了“關于魯迅書信的處置和出版”“關于魯迅著作的注釋”“關于魯迅研究”三個方面的問題，希望得到毛澤東主席的幫助。北京魯迅博物館保存了這封書信的影印件，相關內容摘引如下：

主席：

近年來，我常想到關于魯迅書信的處置和出版，魯迅著作的注釋，魯迅研究工作的進行等方面有一些急待解決的問題，也向有關負責同志提過多次建議，始終沒有解決，感到實在不能再拖下去，只好向您反映，請求您的幫助。

一、關于魯迅書信的處置和出版。（中略）

二、是關于魯迅著作的注釋。（中略）

三、關于魯迅研究。我有時看到香港和國外出版的魯迅傳記和年譜一類的著作，許多是以資產階級觀點歪曲魯迅的，流毒相當廣，如周作人、曹聚仁等寫的書籍發行很廣并沒有做批判消毒的工作。國內發表的論述魯迅的文章，也常有唯心主義形而上學曲解魯迅思想的。母親生前很注意這個問題，她去世前幾天，還在撰寫文章批判瞿秋白對魯迅思想的歪曲（母親覺得，瞿秋白認識魯迅前，全盤否定五四運動，否定魯迅，甚至說魯迅是“學閥”；認識魯迅后始終不承認魯迅是馬克思主義者，只說魯迅是“同路人”。魯迅認為應當予以批判）。我們到現在還沒拿出一部按照主席對魯迅的評價寫出來的觀點明確、材料詳細可靠的魯迅傳記，使研究魯迅思想和作品的讀者很感困難。為此，我想建議讓文物局和出版局共同把這一工作做起來。具體的說，就是將一九五八年下放北京市的魯迅博物館重新劃歸文物局領導，在該館增設魯迅研究室，調集對魯迅研究有相當基礎的必要人員，并請一些對魯迅生平熟悉了解的老同志做顧問，除和出版局共同負責魯迅全集注釋外，專門負責魯迅傳記和年譜的編寫工作，爭取在一九八一年魯迅誕生一百周年把上述幾種書（即全集注釋本、年譜、傳記）以及全部魯迅手稿影印本出齊。

這些想法，多半是母親去世前常常和我談及的，也就是母親對我的囑托。每當我想起母親的心愿還沒有實現時，心中總是深感不安。我和叔父在一起時，也常談到這些想法，他也有同樣的想法，贊同我給您寫這封信。

周海嬰的這封信首先呈交給胡喬木（按：戈寶權等11人聯名信上簽名的“喬木”，很可能就是胡喬木），然后由胡喬木轉交給鄧小平，最后由鄧小平交給毛澤東主席。11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收到周海嬰的來信之后，迅速地在這封信上寫下了批示：“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并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按照毛澤東主席的批示，開會討論之后決定由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和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負責落實毛澤東主席批示的內容。

經過一番調查和研究，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和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在12月5日聯合向中央提交了報告，對周海嬰在書信中所反映的三個問題提出了解決方案。相關的內容摘引如下：

（1）“除由嚴文井同志兼管魯編室工作外，擬調王士菁同志（現在廣西大學中文系，黨員）參加魯編室的領導工作。同時，從其他單位借調七八人，來參加這項工作。”

（2）將北京魯迅博物館重新劃歸國家文物局領導，并在該館增設魯迅研究室，“研究室的人員要少而精，領導班子要老、中、青三結合，編制暫定三十人。建議調南開大學中文系主任李何林同志任魯迅博物館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調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王瑤同志和人民日報文藝部姜德明同志任副主任。請曹靖華、楊霽云、唐弢、戈寶權、周海嬰、孫用、林辰同志為顧問（孫用、林辰二同志，現還要在出版社搞魯迅著作注釋工作，待注釋工作完成后可調到研究室）。”

1975年12月25日，時任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的王冶秋在北京沙灘北大紅樓的辦公室中，主持了北京魯迅博物館從1976年1月1日開始從北京市文化局劃歸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管理的交接工作，并宣布調南開大學中文系主任李何林擔任北京博物館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1976年2月27日，李何林到任北京魯迅博物館，并宣布魯迅研究室正式成立。至此，戈寶權等11人在1945年10月19日寫信提出的在魯迅博物館中設立魯迅研究室的建議，終于得到落實。

有關部門還規定了魯迅研究室的工作任務，摘引如下：

研究室的任務是：一、編輯魯迅書信手稿，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二、協助人民文學出版社魯迅著作編輯室組織領導的新版《魯迅全集》注釋的定稿工作；三、編寫魯迅傳記和魯迅年譜；四、對國內外歪曲魯迅的著作進行批判；五、抓緊時機，對一些熟悉魯迅的老人包括反面人物，進行訪問記錄；六、編印《魯迅研究資料》，作為資料性的刊物，公開或內部發行；七、對魯迅博物館的陳列，提出修改意見；八、和上海、紹興、廣州等地的魯迅紀念館及其他研究單位和研究工作進行聯系等。

魯迅研究室正式建立之后，李何林開始從各地引進魯迅研究人才，并在5月份就開始了魯迅研究工作。據孫瑛、葉淑穗編著的《魯迅博物館歷事》記載：

五月、魯迅研究室組成“手稿組”，開始編輯《魯迅手稿全集》，準備出版；“年譜組”編輯《魯迅年譜》；“日記組”注釋1927年以前的《魯迅日記》；《魯迅研究資料》編輯部編輯出版《魯迅研究資料》。（孫瑛、葉淑穗編著《魯迅博物館歷事》，《魯迅研究動態》，1986年增刊，第41頁）

在李何林的領導下，魯迅研究室陸續取得了一批重要的學術成果，為魯迅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貢獻。1986年，李何林在紀念魯迅研究室成立十周年的文章中指出：

自一九七六年二月魯迅研究室成立起，歲月倏忽，到現在已經十年了，我們做了些什么工作呢？ 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中央批準的方案呢？ 說來慚愧，我們做的很不夠。

魯研室的研究人員，除有時向外單位借調三兩人外，常任人員最多時不過十人，其中有幾位還兼任黨政工作，不能全力搞研究。兼之室領導有時未能調動有些同志的積極性，因此，成績不夠理想，不過由于上級黨的領導和同志們的努力，也還做了一些工作，簡述申下：

魯迅書信手稿，共編輯影印了八本；協助完成新版《魯迅全集》的注釋工作，也算做了一些，沒有全部參加；編寫了四卷本《魯迅年譜》約共一百二十余萬字，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陸續出版。因此書占用人力較多，耗費時間較長，當它編完時，已有幾種《魯迅傳》出版了，我們就轉移人力組織編寫《魯迅大辭典》，先后與四川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魯編室和幾個院校中文系部分教師合作編寫，預定為三百萬字左右，今年完稿。

對熟悉魯迅的老人進行訪問，與幾個紀念館進行工作上的聯系，我們都做了一些，但很不夠。

十年來，編輯出版了《魯迅研究資料》十五輯，共約五百萬字。從一九八〇年四月起，又從《資料》來稿中選擇了有時間性的稿件另印為《魯迅研究動態》，約一二月出一期，及時供讀者參考，以補《資料》一年才能出一二輯之不足，共出《魯迅研究動態》四十四期，約一百五十萬字上下。我們在《資料》和《動態》中貫徹執行了毛主席和黨中央批準下達的精神，對國內外歪曲詆毀魯迅思想和著作的書籍、文章，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駁，勿論他是國內外的名人，或者是文藝界的著名活動家或作家，我們都為魯迅辨誣。其中自然包括周海嬰同志信中指出的對周作人和曹聚仁的批評。這類一面辨誣、一面闡述魯迅思想和精神的文章，長短大約有一百篇左右。其中有些篇是其他著名文學刊物不予發表、或者不肯、不敢發表的，怕得罪名公巨卿，任其誣蔑詆毀魯迅，因為魯迅早在三十年代就去世了，不可能再拿起筆來反擊了。但是，他們不知道歷史上的是非功過究竟是不容纂改的，魯迅雖然不能說話了，但還有當時的和以后的廣大讀者，有當時留下的種種白紙黑字的資料，也還留下一些當時身臨其境或參與其事的人。要想歪曲歷史真相，雖有翻天妙手，也是難翻轉過來的。你雖然比魯迅多活了幾十年，但真理并不就在你那一邊。（李何林《紀念我館研究室成立十周年》，《魯迅研究動態》1986年第2期，第3頁）

從李何林的上述總結中可以看出，魯迅研究室很好地完成了周海嬰在1975年10月28日寫給毛澤東主席的信中所提出的三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魯迅研究室在上級領導機構的正確領導下，較好地完成了毛澤東主席在周海嬰書信上的批示內容。

戈寶權作為首次提議在魯迅博物館建立魯迅研究室的11位文化界知名人士之一，并且是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建立之后聘請的8位顧問之一，在魯迅研究室建立十周年之際，撰寫了題為《我的祝愿》的文章，就魯迅研究工作向魯迅研究室提出了五點愿望：

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自1975年12月25日在沙灘紅樓正式宣布成立以來，匆匆已是十周年。在這十年當中，研究室的全體同志在魯迅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編印了《魯迅手稿全集》，出版了多輯的《魯迅研究資料》，編成了四大卷的《魯迅年譜》，為了紀念魯迅還編輯了《魯迅誕辰百年紀念集》等書，對魯迅研究的工作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魯迅研究是一片廣漠（原文作“寞”）的園地，還有很多的問題需要我們去研究。魯迅留下的珍貴遺產非常豐富，更需要我們去加以發掘和整理。明年10月19日是魯迅逝世的五十周年，為了紀念他的忌辰，我向魯迅研究室提出幾點祝愿：

一、能把《魯迅手稿全集》盡早出齊。

二、能把《魯迅大辭典》早日編成。

三、能把魯迅生前未完成的蘇聯版畫集《拈花集》早日編印出版。今年夏季我曾和李允經、葉淑穗等同志普查和研究了魯迅生前收集和珍藏的蘇聯木刻作品，為《拈花集》的出版做好了準備工作，我還借此機會寫成了《魯迅與蘇聯版畫藝術》的長文。

四、能把魯迅生前收藏的歷代碑文、畫象和石刻等藝術珍品早日編印成書。

五、更希望能早日著手編輯《魯迅藏書目錄》。魯迅的藏書至為豐富而又珍貴，多年來我在研究魯迅的過程中，靠了這些藏書解決了很多難題，從藏書中還發現了不少珍貴史料，如史沫特萊在贈送給魯迅的《大地的女兒》德譯本扉頁上的題詞。我從五十年代起就查閱過魯迅的藏書，試圖重編他的藏書目錄，但這不是一個人所能完成的事。如能通過魯迅博物館和魯迅研究室的集體力量，把魯迅收藏的中外文藏書逐步分類早日編印成冊，這對于魯迅研究者將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作為魯迅研究室的顧問之一，我當一如既往，今后仍盡自己的綿薄之力，為魯迅研究的工作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

1985年12月18日于北京（戈寶權《我祝愿》，《魯迅研究動態》1986年第2期，第7頁）

值得欣慰的是，戈寶權在這篇文章中向魯迅研究室提出的五個愿望，在魯迅研究室幾代研究人員的共同努力下，基本上都已經得到了實現。

今年的10月19日是郭沫若提出建立魯迅博物館80周年，10月28日是周海嬰寫信給毛澤東主席50周年，12月25日是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正式批準建立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50周年，而明年的2月27日是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正式成立50周年，明年的10月19日是北京魯迅博物館建館70周年，撫今追昔，要銘記如下的歷史節點和人士：郭沫若在1945年10月19日首次提出建立魯迅博物館；戈寶權、胡喬木等11位文化界名人擁護郭沫若的建議并提議在魯迅博物館建立魯迅研究室；許廣平和周海嬰母子將魯迅舊居及魯迅遺物捐獻給國家；文化部長茅盾召集郭沫若、周揚、胡喬木等人舉行會議決定在魯迅舊居的東側建立北京魯迅紀念館；周海嬰在1975年10月28日寫信給毛澤東主席反映魯迅研究和出版工作的問題；毛澤東主席在11月1日在周海嬰的來信上作出批示；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局長王冶秋在1975年12月25日宣布將北京魯迅博物館劃歸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領導并在北京魯迅博物館設立魯迅研究室，任命南開大學中文系主任李何林擔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并聘請曹靖華、戈寶權、周海嬰等8人擔任魯迅研究室顧問；李何林在1976年2月27日擔任北京魯迅博物館館長兼魯迅研究室主任，并調集魯迅研究專家開展魯迅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