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月揭曉的第二十一屆百花文學獎中，娜仁高娃的《醉馬草》榮獲短篇小說獎。評論家孟繁華這樣評價她的創作：“她一直關注生活的幽微處，那些習不察焉的幽微處就是最能表現人性況味之處。”此前，她的短篇小說《馱著魂靈的馬》獲得第十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中短篇小說獎。評論家賀紹俊說：“我們從娜仁高娃沙窩地的故事里，能感覺到有一座莊嚴的高山作為背景在默默地觀望著。她并不追求強烈的動感，舒緩平靜的敘述就像是靜默的高山，凸顯在你的眼前，讓你感受到高山的無言卻傳遞著無比豐富的言說和無比寬厚的溫情。”

娜仁高娃最早是用蒙古文寫作的，后來用漢語寫作。她的小說《白駝》2012年首發在《草原》，這篇小說以沙礫般堅硬而有辨識度的文字，勾勒出沙窩地的輪廓，也帶給了讀者新鮮感。那之后，她的四部中篇小說《雌性的原野》《一個陌生女人的葬禮》《天脈》《馬楠河左岸》相繼亮相，庫布齊沙漠的風、傳說與人的命運交織在一起，構建出一個既真實又神秘的獨屬于她的文學原鄉。2018年，這位80后作家以《熱戀中的巴岱》《醉陽》兩篇小說摘得第十二屆內蒙古自治區文學創作“索龍嘎”獎。

近年來，娜仁高娃以勃發的創作力，連續發表小說《阿拉姆斯》《蒼青色長角羊》《蒼色海螺》《透風的墻》等，她的作品如同沙窩地里旺盛的青草，不僅為當代小說注入獨特的新的氣息，也逐漸走進更廣闊的文學視野，得到讀者的廣泛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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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是要繞開“陷阱”，回歸質樸

北青報：得知《醉馬草》獲得第二十一屆百花文學獎短篇小說獎的第一反應和心情如何？在你看來，獎項對文學創作的生涯意味著什么？

娜仁高娃：第一反應啊，當然是很開心，覺得自己好幸運。不過，從某種意義上講，我覺得當一篇作品見刊、發表后，與作者是處于“分離”狀態的，也就是說，它具備了獨立性。所以，當我得知《醉馬草》榮獲百花文學獎時，作為作者我為它能受到讀者與專家老師的認可而感到欣慰。至于我自己而言，十多年的文學生涯好比是在限速的公路上行駛，縱然你有滿懷的激情與熱忱，也得放慢速度，遵循文學本身的規律前行。而各類文學獎項則是路旁的絢麗奇景。在這里，你會停住觀賞奇景，同時也會偶遇與你同時間抵達這一奇景的人，你們會交流，產生共鳴或者分歧。然而，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們面臨的是道別，因為你們始終在路上。所以，各類獎項是一次饋贈，意味著可遇不可求。

北青報：《醉馬草》的創作靈感來自何處？是生活中的某個具體事件、人物，還是長期對草原生活的感悟積累？選擇“醉馬草”這一草原植物想表達怎樣的獨特意象？其中眼盲小女孩和公羊“將軍”的故事線，是如何構建起來的？

娜仁高娃：醉馬草是一種有毒的植物，在年景不甚好，雨水特別少的大旱年，它的長勢會很旺。它散發的氣味還會誘導畜群不斷啃食它，直至進入一種“成癮”狀態。在我家鄉，有時候還會特意動員大家刈除醉馬草，足見這種植物的侵蝕性與破壞性很強。短篇小說《醉馬草》的地域背景是我的家鄉，我們當地人稱其為“沙窩地”。小說中“將軍”的原型是我叔叔家的一只種公羊，這只羊脾氣暴躁，除了叔叔，任何人都無法靠近它。偶爾家里來個客人，它都像條守門犬似的追著客人頂。后來，叔叔把它送給朋友。這位朋友為了調教它，把它獨自拴在灘地，一連好多天。有一回，叔叔去朋友家，它老遠便認出了叔叔，使勁兒地叫喚,叔叔不忍心又把它牽回來了。再后來，又有一個鄰居在野地遇見了這只羊，然后便上演了人與羊的決斗。最后，這位鄰居抓把沙子撒進羊眼后才得以脫身。叔叔跟我講這些的時候，他眼睛里是閃著淚的。我記得，當時叔叔還跟我說了句，它呀，也是個爺們兒。

在草原上，牧民總會偏愛家里的某只羊、馬、駱駝等，還會通過某種儀式，將某只家畜供奉為“神羊”“神馬”“神駝”，以表達對自然界種種生靈的敬畏。這種風俗的根源是牧人心中眾生平等的樸實價值觀，同時也是萬物有靈論的思想體現。短篇小說《醉馬草》中的盲女身上所體現的恰好是這種價值觀。一草一木皆與人類一樣，具有生命的尊嚴與價值。

北青報：提筆寫作的過程中，你是如何將草原的自然環境、文化傳統等元素，轉化為一種質樸的、獨屬的敘事風格？

娜仁高娃：對于我來講，故鄉的一切就是我想要表達與發現的。但是，在寫作過程中，我覺得需要繞開很多“陷阱”。我所言的“陷阱”，指的是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時時刻刻會遇到的、來自作者本人的無病呻吟與一意孤行。往往在那瞬間，我選擇停下來。我擔心陷入一種不理性的狀態，然后以撒嬌的心態，在盲目的自信的驅使下，用華麗的辭藻堆砌空心閣樓。毫不隱瞞地講，我一不小心就會寫出那樣的句子。于是，我會刪掉，讓一切回到先前的空白、潔凈，但是總會留下“蛛絲馬跡”。為了克服這些，我常?；氐焦枢l，或者到荒野、戈壁去。當我面對古樸的自然界，我會感到最簡樸的愉悅。我發現，走在寧靜的湖邊，空曠的戈壁、草原，人會自然而然地壓低嗓門，甚至不言語。不是自然界需要我們，而是我們的心靈需要自然界的滋潤。每一塊兒石頭，或者每一棵樹，每一條小河，都在提醒著我們要安靜下來。而心靈的寧靜，終歸是我們最終的追求。因此，我想做的就是用毫無矯飾的語調、質樸的文字講述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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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生活中衍生的故事，是生活的“翅膀”

北青報：百花文學獎授獎詞中提到，“以驚人的克制與細膩，于無聲處傾聽靈魂的低語”，你如何理解這種敘事風格的評價？從《馱著魂靈的馬》到《醉馬草》，你是否在有意轉換敘事節奏和語言風格，比如，有讀者覺得讀《醉馬草》更簡潔而不失意蘊深長。

娜仁高娃：其實，之所以克制，是因為我想較真實地呈現沙窩地牧人的典型性格。也許是地理環境的緣故，我家鄉的很多人不善言辭，或者說不習慣滔滔不絕，而是習慣安靜、內斂與自省。這種性格特征給人一種冷漠與木訥，實則上是一種內心的豐盈。假如，讀者從一篇作品中感受到了人物內心世界的氣場，直至與人物產生共鳴，這是對作者無言的贊美。

在我看來，一個寫作者在塑造人物時，應該對每一位人物的脾性、著裝、言談等等要有負責到底的態度。雖然，在寫作中往往會因為一句對話而使人物不再按作者的預設發展下去，但是整體上作者還是要做到遵循人物的預設而選擇恰當的語言、細節、情節等等，從而為讀者提供一個情感真實的作品。只有情感真實了，讀者與寫作者之間才是不存在鴻溝的。這不是寫作者對讀者的討好，而是對讀者的尊重。

對我本人來講，每一次創作都是從零開始的過程，我沒有有意轉換或者調整創作風格，我只是想做到情感的真實與細節的真實，其他的我幾乎是不考慮的。

北青報：你作品中濃郁的草原元素和童年記憶令人印象深刻，童年生活對你的寫作有怎樣的影響？

娜仁高娃：我始終認為文學是一門想象的藝術。在我這里，第一個賜予我想象的翅膀的人是我太奶奶，也就是我父親的祖母。我的太奶奶是一位雙目失明的老人，所以，她的生活起居需要一個活的“手杖”，有那么一段時間，這支“手杖”便是我。聽我母親講，有幾次，我牽著太奶奶走到野地后，居然也把眼睛閉上，導致兩人越走越遠。這些細節我是不記得的。在我記憶里，印象最深的是太奶奶教我唱兒歌的瞬間，有的兒歌我至今還沒有忘記，還有就是她給我講過的民間故事。比如，她給我講的一個年幼的孤兒被惡魔殺害掩埋后，在他墳頭長出了一朵花，然后一頭牛吃掉了這朵花，生下一個有銀胸金臀的小牛犢，后來這牛犢與惡魔斗爭，最后打敗惡魔。我記得，自那之后，我真的是在牛群里找那種小牛犢。

童年時，我經常從我的太奶奶口中聽到關于《阿爾吉布爾吉汗》《銀胸金臀的牛犢》《阿拉姆斯》等民間傳說故事。無論是用歌聲、祭祀儀式、肩胛骨占卜，還是用民間故事，他們所表達的近乎都是對大自然的贊美與敬畏。

如今想來，是這些民間故事在潛移默化中給我呈現了另一個變幻莫測的世界。而且，很長一段時間里，我是相信這個世界的存在的。所以，我在進行文學創作時，喜歡捕捉現實生活之外的，或者說是現實生活的隱匿的衍生部分。它們不是魔幻、傳奇的故事，從來都不是，而是生活的“翅膀”，具有沖淡、驅逐現實生活中發生的很多不愉快事情的魔力。

北青報：通常你是怎樣開始對一部新作品的創作，有怎樣的寫作習慣？遇到過哪些困難和挑戰？又是如何克服它，完成它的？

娜仁高娃：很多時候，我的小說的雛形大多是一個非常細微的細節，一句話，一個眼神，或者是留在記憶里的某只沾滿泥沙的玻璃瓶等等。我把它們有意無意地“埋”在心底，任其自由生長，耐心等候它們自行破土而出。當然，有時候也會硬寫，但是往往會非常地吃力。我習慣在音樂聲中進行創作，而且隨機選好一首歌、一首曲子后無停止地單曲循環播放，直到結束創作。

文學創作是個體勞動，難免遇到很多困難。我不是說群體勞動就不會遇到困難，我的意思是，一個寫作者遇到困難時是沒有伙伴的，也沒有退路，也無法逃遁，除非放棄。對我而言，在創作過程中最難的是找到合適的第一句話，或者開篇的第一段，如果找不到第一句話，一般情況下我是很難寫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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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習慣寫沙窩地的人，因為他們給我一種親切感

北青報：你的多部作品以家鄉“沙窩地”為精神原鄉，這片位于庫布齊沙漠腹地的土地，為你提供了怎樣的創作養分？

娜仁高娃：在我很多作品里出現的“沙窩地”是我的故鄉，也是我的出生地。它位于內蒙古鄂爾多斯高原北端，緊挨中國第七大沙漠庫布齊沙漠大原野地。我們當地人稱其為沙窩地。那里地形與山地相比雖然是平展開闊的，但是那里沒有碧草連天的草原，而是處處有低矮的沙丘，很長的緩坡，植物多數也是耐干旱的蒿草、芨芨草、甘草、苦豆草等，地理上稱這種地貌為荒漠草原。也許，那里的僻靜與空曠會使人感到一種寂寞，但對我而言，那里是與我內心的悲傷產生共鳴的地方。比如，當我父親過世后，我回到沙窩地，站在某個沙包上時，感覺那里的草木都因為父親的離去而變得荒蕪。

我想任何一個寫作者都有僅屬于他自己的心靈故鄉。幸運的是，我的心靈故鄉與真實的故鄉是同一個地方。那里有我的親人，有我童年的伙伴，還有我從未見過的，但留下很多傳奇故事的人。我覺得，歸根結底，文學的核心是人。所以，我習慣寫沙窩地的人，因為他們給我一種親切感，他們的悲歡離合、喜怒哀樂是他們的，同時也是屬于我的。

北青報：作為年輕一代蒙古族作家，在創作中如何傳承和創新蒙古族文學的傳統？你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收獲怎樣的位置和價值？

娜仁高娃：剛開始進行文學創作時，我是用我的母語，也就是蒙古語創作的。后來改為漢語寫作。不管用哪種語言創作，我覺得很多寫作者都是在不知不覺中從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中汲取了許許多多的養分，然后以自己的方式再現了那個民族獨有的性格。在具體創作中，當我塑造某個人物時，我警惕的是“符號化”的人物。我希望我能在作品中塑造沒有“符號化”的人物的形象。同時我也覺得，如果一個寫作者塑造的人物涉嫌“符號化”，那是一種對自己創作的敷衍，也是對復雜人性的一種規避。

至于我的作品能夠收獲怎樣的位置與價值，那不是我來回答的問題，也不是我能回答的問題。一切順其自然吧。

北青報：在將草原文化和沙漠生活體驗轉化為文學作品時，您如何實現文化內涵的準確傳遞，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都能產生共鳴？

娜仁高娃：也許從小生活在沙窩地的緣故，我對沙漠中人們的生活狀態很熟悉。所以，當我以沙漠為背景寫作時，我會很輕松地表達我的發現。我追求一種心理上沒有負擔的創作過程，這使我會感到創作的過程比結局愉悅。我想這也是我一直堅持文學創作的重要原因之一。還有，我始終堅信，文學的“主人翁”是人。無論是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哪個朝代的人，在人性面前，我覺得沒什么特別突出的差異。古人身上有的七情六欲，今天的人身上也有。無論何種題材的文學作品，都有人類的影子。所以，我想，只要你足夠真誠，你的讀者都會接納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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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負責再現，把思考的空間留給讀者

北青報：你曾經說，寫作是一種與自己相處的方式，如何理解這句話？

娜仁高娃：有一次，朋友跟我講起他失蹤多年的叔叔的故事。這位失蹤者是朋友父親的親弟弟，失蹤那年剛二十出頭,當時我的朋友六七歲。朋友說，突然有一天他發現身邊多了一個人，一個呆癡而言語不多，雙手沒有手指頭的人。后來他得知這個人是他父親的弟弟，他從北京徒步走了一年多回到鄂爾多斯腹地，他的手指就是在回家途中凍掉的，還有他的精神狀況也應該是在途中遭遇什么而受了影響。

在朋友的記憶里，他的叔叔是某個夜里突然離家出走的。我朋友年近四十，這些年來他的父親從未停止尋找失蹤的弟弟?！拔覀円患易涌偸窃谡務撐业氖迨?，我們都很想念他?！碑斉笥炎谏嘲l上以這句話結束他的講述時，我和另外一個朋友都望向窗外。我記得很清楚，有那么幾分鐘，我們三個誰都沒再說話。人與人之間的思念，那種深藏于心底，在午夜突然醒來時悄然而至、綿綿不絕，而又毫無盼頭的思念，我想每個人都深切感受過。

有人說，當今時代因信息的高度發達，削弱了人與人之間的“思念”之美。但是，總有一些人，我們縱然將地球掀翻，也不可能再次相遇。而此類“思念”本身所帶來的傷感，或許是我們每個人心中永遠都無法排遣的情愫。而這種情愫，在某種程度上，幫助我們在一種旁人無法察覺到的時刻，走近我們自己。說到底，寫作是一種與自己相處的方式，一種分析自我內心活動的過程，一種豐富自己人生經驗的實踐。雖然，我講述的是朋友的故事，但我把那位我從未謀面過的“失蹤者”當成了我心底的某個人。可以說，這些情愫也是誕生我的小說的催生劑。

北青報：我注意到，您的作品多發表在《草原》等文學期刊，從內蒙古走向全國。在這個過程中您如何看待作者與編輯的關系？同時，您參加過許多文學交流活動，這些交流活動對您的文學創作理念有何影響？

娜仁高娃：在文學事業的進程中，除了作者本身不可缺席外，編輯與評論家都不可缺席。三者密切相關，才會有某一個時期的文學的發展。我與《草原》結緣于2009年，至今我的多數小說都是在《草原》發表的。作為文學刊物，它給我提供了很多平臺，這是難能可貴的，除了《草原》，還有我家鄉的刊物《鄂爾多斯》，也在我初期創作階段賜予了我極大的鼓舞。我覺得，一個作者與編輯最輕松的交往就是相互的信任，你信任我會盡力去創作，我信任你會中肯地對待作品。

這些年我參加的文學交流活動，多數也與《草原》相關。對我而言，每一次的活動都是一次與同仁們的交流與學習的機會，同時也是積累經驗與整理創作理念的過程。

北青報：你的一些作品都體現出對自然與人類關系的深度思考，比如，《醉馬草》中提到很多動物都有自尊等等。你認為文學如何承擔其生態關懷的責任？

娜仁高娃：我覺得，文學不該承擔任何責任與關懷，它負責再現?；蛘哒f，把人類生活與生活中的眾多問題用藝術的方式展示給大家，把思考的空間留給讀者。

北青報：獲獎之后，未來的創作方向會有哪些新的探索？

娜仁高娃：在我這里，能獲獎是件很幸運的事情，說明作品受到了認可，這點使我很欣慰，也很開心。然而，獲獎不是我創作生涯中的分水嶺，它只是幸運之神的降臨。至于今后，仍是未知。每一次創作都是新的體驗，都是從零開始的過程。所以，我仍在探尋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