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以前，老舍的小說如《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駱駝祥子》等，主要是寫市民階層的性格弱點，無論是老張的實用主義、趙子曰的軟弱，還是馬氏父子的市儈等，都帶著強烈的諷刺性，即便是想通過個人努力走向成功的駱駝祥子，最終也成了“個人主義的末路鬼”。這些小說整體風格是反諷的，這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語言多用反語，具有鮮明的諷刺意味；二是人物的主觀意圖與命運往往是事與愿違的關系，人物越努力，往往離目的越遠；三是人物與時代的關系看似是貼合的，實則充滿張力，也就說，老張、趙子曰、祥子等都是社會的產物，但他們與社會的發展并不同步，因此演成悲劇，這是小說深層的反諷性。

七七事變之后，老舍創作的風格為之一變，由諷刺、反諷轉向了抒情。小說《蛻》《火葬》《四世同堂》，話劇《國家至上》《張自忠》《大地龍蛇》《誰先到了重慶》《桃李春風》等，都寫抗戰時期民眾如何參與抗戰建國，成為“大時代”的參與者和推動者。老舍也并未忘記辛辣的諷刺手法，話劇《殘霧》《面子問題》揭示了打著愛國旗號謀取私利的丑態，《四世同堂》刻畫了一系列漢奸形象……不過，總體而言，老舍此時期的創作，抒情性壓倒了諷刺性。《火葬》《張自忠》這類書寫英雄人物的作品自不必說，即便是寫淪陷區生活的《四世同堂》也是抒情性遠超諷刺性，比如，以人物形象而言，漢奸冠曉荷、大赤包等顯得滑稽，卻略顯刻板化，祁瑞宣、錢默吟等反抗者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都十分豐富，性格有變化和成長，形象也更為生動。

抗戰時期老舍小說的抒情性，主要源于對人物與國家關系的重構。作品中的人物因積極參與抗戰的大時代，承擔救亡與建國的歷史使命，因而生成了抒情性。大時代是史詩的時代，也是抒情的時代，老舍在抗戰初期創作的小說《蛻》對大時代做了生動的描述：

大時代的所以為大時代，正如同《神曲》所以為偉大作品:它有天堂，也有地獄;它有神樂，也有血池；它有帶翅的天使，也有三頭的魔鬼。在這光暗相間，忠邪并存，變化錯綜的萬花洞里，有心胸的要用獅一般的勇氣，把自己放在光明的那一邊，把火炬投向黑暗處。到把全民族的心都照亮了的時節，我們才算完成了大時代的偉大工作。大時代的意義并不在于敵人炮火的猛烈，我們敢去抵抗，而是在于用我們的鮮血洗凈了一切卑污,使復生的中國像初生的嬰兒那么純潔。

大時代是一個宏大敘事的年代，是民族復興的時代，也是個人迎向民族國家的時代。大時代對文學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寫出民族的情感，寫出民眾的感受：“大時代到了，大時代的文藝，不用說，必是以民間的言語道出民族死里求生的熱情與共感。”在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文學只寫個人的呢喃是不夠的，應該回應全民族的呼聲。

抗戰時期書寫民族國家是常態，面對國家危亡，作家自覺地擔負宣傳抗戰、動員民眾、普及國家觀念的責任。老舍作為全國性組織“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主任，自覺承擔著這個職責，他積極改良舊戲，創作鼓詞等，以各種形式宣傳抗戰。但就作品的具體形式而言，他對個人與國家關系的想象，與其他作家依然有不同之處，他更多地將筆墨放在個人如何蛻變、如何建立與國家關聯的過程中。

一、從被卷入開始

在和平年代，老百姓關心的是怎么過日子，關心的范圍是生活所及的村莊和城鎮，至于國家，那是十分遙遠的對象。是侵略者發動的戰爭，把普通百姓卷了進來。面對“七七事變”，因為當局政策的舉棋不定，老百姓也茫然無措，老舍抗戰初期的小說《蛻》很形象地寫了各方的應對：“沖動的要打，沖動的要和，沖動的抵抗，沖動的奔逃，把蘆溝橋的義憤怒吼變成平津淪陷的悲泣。”當侵略者逼近，人們為了家人的安全、產業的保存、事業的延續等，或起而抵抗，或輾轉遷徙。《蛻》寫的是大學生厲樹人、平牧乾等，在平津淪陷之后，不愿做侵略者統治下的順民，逃往國統區，有的選擇到前線參軍，有的留在后方鋤奸。《四世同堂》里的祁瑞全、《誰先到了重慶》中的吳鳳羽，在北平陷落之后，也立刻前往大后方參加抗戰。在老舍筆下，面對國家危難，厲樹人、吳鳳羽、祁瑞全等是反應最快的一類人，他們是老舍心目中的新國民：

有許多像瑞全的青年人，假若手中有武器，他們會馬上去殺敵。平日，他們一聽到國歌便肅然起敬，一看到國旗便感到興奮；他們的心一點也不狹小偏激，但是一提到他們的國家，他們便不由的，有一種近乎主觀的，牢不可破的，不容有第二種看法的，意見——他們以為他們自己的國家最好，而且希望它會永遠完整，光明，興旺！他們很自傲能夠這樣，因為這是歷史上所沒有過的新國民的氣象。他們的自尊自傲，使他們沒法子不深恨日本人，因為日本人幾十年來天天在損傷他們國家的尊嚴，破壞他們的國土的完整；他們打算光榮的活著，就非首先反抗日本不可！這是新國民的第一個責任！

這類知識青年，是晚清以降開明知識分子不斷召喚的新青年，他們熱血、赤誠，心系祖國，在關鍵時刻還能把熱情付諸行動。老舍抗戰時期的作品中，這類青年的形象最為光彩，是很多人的希望所系。老舍對青年的厚望，與當時大多數作家類似，這既源自近代以來新文化人對新國民的想象，也有來自現實的要求，“十萬青年十萬軍”就是抗戰時期的重要口號。

在知識青年之外，老舍發現了士兵的力量。《蛻》寫平津陷落后，陰城的人們依然渾渾噩噩，毫無抵抗計劃，近在咫尺的戰爭只讓陰城哆嗦了一下，隨即恢復了平靜。但敘事者還是認為中國不會亡，侵略只是在給中華民族種牛痘，會讓她變得更堅韌。之所以有這個信念，在于已有很多人奔赴前線。陰城的人雖然依舊沉溺于個人享樂，城外的車站卻是另一幅景象，這里剛運來一車傷兵：“車里沒有聲音，沒有燈光，英雄們——河北河南的彪形大漢，湖南廣西的短小結實的戰士，還有些緘默而堅毅的陜西兵——都咬著牙，滴著血，忍著痛，擠在一處，把哼哼一聲都視為最可恥的事。”抗戰伊始，老舍就非常及時地塑造了新的士兵形象。現代文學中，除了北伐時期知識分子對士兵的書寫較為正面外，大多數作品中的士兵形象是較為負面的，因為二三十年代的軍閥混戰給民眾帶去的只有災難，《駱駝祥子》中，祥子新車剛買了半年，一次出城送客，“連車帶人都被十來個兵捉了去”，“他的衣服鞋帽，洋車，甚至于系腰的布帶，都被他們搶了去；只留給他青一塊紫一塊的一身傷，和滿腳的皰”。在軍閥混戰的時代，這種情形是司空見慣的。抗戰軍興，很多人改變了對國軍的認識，左翼作家郭沫若于“七七事變”歸國后，曾應陳誠的邀請去前線考察，寫成《在轟炸中來去》。抗戰初期，社會名流紛紛前往前線勞軍，鼓舞士氣，也改變了民眾對軍人的看法。隨著“文協”的成立，以及政治部的改組，大量文化人參加到國家宣傳和軍隊政治工作中，參與正面戰場的工作，社會新聞、文學作品都出現了大量正面歌頌國軍的文字。作家中，老舍是較多書寫國軍和正面戰場的作家，他的話劇《張自忠》是應馮玉祥之請而作，為抗日英雄張自忠將軍畫像。《火葬》寫國軍在文城與敵人的拉鋸戰，連長唐立華率人誓死抵抗，后來文城陷落，石隊長又帶隊伍潛入文城、收復文城，唐連長的英勇、石隊長的機智，以及他們最終的犧牲，是抗戰時期軍人的縮影。《蛻》中，老舍更是借人物金山之口道出：

我和樹人們都在軍營中受過軍訓。我知道軍人的實況。不錯，他們是簡單，可是他們比你我都忠誠熱烈的多！你心目中的軍人,還是二十年前的老總，今天的軍人正和今天的一切同樣——總而言之吧，今天的中國已不是前二十年的中國。日本軍閥不認識這個，還有許多中國人不認識這個;在北平陷落以前，我自己就不認識這個。城陷的以前以后，逃命的是你我，賣命的是大兵與老百姓!

除了知識青年和士兵，老舍還“發現”了普通民眾的力量。《四世同堂》中，祁瑞全從淪陷區北平逃出，前往大后方參加抗戰，從北平到內地的過程中，他重新認識了中國，“每一個地方都使他更多明白些什么是中國。中國，現在他才明白，有那么多不同的天氣，地勢，風俗，方言，物產；中國大得使他狂喜，害怕，顫抖”。內陸的風景讓他震撼，內地的風俗民情，讓他發現了一種既古老又新生的力量：

那滾滾的黃流與小得可憐的山村,似乎是原始的，一向未經人力經營過的。可是它們也就因此有一種力量，是北平所沒有的一種力量，緊緊的和天地連在一處。假若那人為的，精巧的，北平，可以被一把大火燒光，這些河流與村莊卻仿佛能永遠存在——從有歷史以來，它們好像老沒改過樣子，所以也永遠不怕，不能被毀滅。這些地方也許在三代以前就是這樣，而且永遠這樣。它們使他擔心它們的落伍，可也高興它們的堅實與純樸。他想，新的中國大概是由這些堅實純樸的力量里產生出來，而那些腐爛了的城市，像北平，反倒也許負不起這個責任的。

內地的鄉村讓他看到了一個有別于北平的中國，與部分北平人在戰時的驚慌失措和逆來順受不同，鄉村呈現出來的是自然、質樸和無畏，這蘊含著巨大的力量，抗拒著一切外來的侵略力量，不怕也不會被毀滅。看到鄉村，他現實地抓住了鄉土中國，他的國家觀念也落到了具體的人與物上：“在北平，他一籌莫展；現在，他抓住了愛國的真對象。愛國成了具體的事實——愛那些人民與土地。戰爭,沒想到，使都市的青年認識了真的中國。”抗戰時期，大量知識分子從東部的大都會，轉徙內地，他們向內地傳播現代知識，在宣傳動員中普及民族國家觀念，但他們自身也受到新的教育，他們看到了不同于都會的鄉土中國，重新發現了內地，發現了民眾的力量，并將普通民眾視為抗戰勝利的希望。從某種程度上說，1940年代是重新發現和認識民眾力量的時代，無論是當局還是知識分子，都意識到抗日戰爭是現代戰爭，是總體戰，老舍也認為，“今日的戰爭是全面的，無分前方后方，無分老少男女，處處人人全受著戰爭的影響”。在這個大的背景下，延安文藝肯定了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國統區知識分子也將民眾視為推動歷史的力量。

老舍與其他人的不同之處在于，他未忽略市民階層的復雜性。他在書寫青年、士兵等積極抗戰者時，也關注到普通市民的處境和抉擇。《鼓書藝人》是戰后作品，非常生動地寫了鼓書藝人方寶慶一家在抗戰時期的遭際。抗戰興起，方寶慶不愿意在淪陷區討飯吃，攜家帶口從北平到上海，從上海到漢口，又從漢口遷往重慶，像蕭紅《馬伯樂》中馬伯樂一樣，跟著難民一路往內地轉移。但與馬伯樂不同，方寶慶處事干練，可謂八面玲瓏，在任何地方都應付得開，在戰時也維持著體面。《四世同堂》寫北平市民在抗戰時期的生生死死，小說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近百人，行業數十，對侵略者的態度也各異，全方位呈現淪陷區環境下的市民心態和生活，可說是一曲市民史詩。《四世同堂》的主人公祁瑞宣是現代知識分子，但他因家庭負累不能率然離開，只能在淪陷區委屈求存。在敘事者看來，祁瑞宣的選擇代表了北平市民的處境，“有許多像祁瑞宣的壯年人，有職業，有家庭，有知識，有愛國心，假若他們有辦法，他們必定馬上去奔赴國難，決不后人。他們深恨日本人，也知道日本人特別恨他們。可是，以瑞宣說吧，一家大小的累贅，像一塊巨石壓在他的背上，使他抬不起頭來，眼老釘在地上；盡管他想飛騰，可是連動也動不得”。瑞全可以一走了之，承擔著一家子生計的瑞宣卻難以動彈，他在淪陷區的艱難求存，在日本管制下的掙扎，因此顯得尤其讓人動容。而這，正是大多數北平人命運和心態的生動體現，他們被卷入戰亂，他們不乏民族國家觀念，只是現實束縛了他們。他們也未坐以待斃，他們的底線是不與敵偽合作，并力所能及地為國家的抗戰默默貢獻力量，這是市民階層的復雜性，也是市民階層所蘊含的力量。

二、個人的國家觀念如何形成

普通民眾遭遇侵略戰爭，首先考慮的是自我保存，但也意識到國家不再像和平年代那樣遙遠，而是與個人的生存密切相關。老舍的小說在處理個人的國家意識時，除了寫知識青年這類理想的國民，還耐心地呈現普通人國家觀念如何確立、個人與國家關系如何建立的具體過程。

首先是戰爭，戰爭的勝負既決定著國家也決定著個人的命運，利害的同構關系，直接將個人與國家的命運勾連了起來。《火葬》是老舍較早處理戰爭的作品，小說中的文城“只是一個平凡的城”，這個虛構的地方，與師陀《果園城記》中的果園城類似，是中國的隱喻。文城平時的生活是平靜的，人們在這里生，在這里死。戰爭改變了一切，讓人們驚覺，在自己的生活之外還有更大的事，更確切地說，是自己的生活關聯著更大的事，“西門外的紗廠與車站都遭受了轟炸；文城的人們開始感覺到吃飯喝茶，生兒養女，喂豬，賣（或買）豆腐而外，還有些更大的責任與工作”。車站來了兵車，人們除了去做生意，賣餅和香煙外，也發現外省的軍隊和本省的軍隊一樣都在為他們打仗，“文城的人開始明白，文城不是孤立的一個有幾家雜貨鋪與一座小車站的島，而是與整個的中華連成一氣的。他們的朋友不僅是朝夕晤面的張三李四和麻子王老二，而是全中國的人”。他們的膽氣變得壯一些，并開始想自己是否也能做一些事。覺悟不是一蹴而就的，隨著戰爭越來越緊迫，有人開始動搖，但更多的人加入了抵抗的行列。

老舍非常細致地描寫了人們在抗戰過程中的變化：“在前兩三個月，他們聽到學生的講演，看見過各色紙制的標語，甚至于還看過一兩次話劇”，講演和標語都向他們說了一番道理，但是，宣傳隊過去了，他們“依舊過著他們的日子”，因為他們沒有得到實際的利益，“便也犯不上多關心什么國家大事”。迫在眉睫的戰爭讓他們意識到，“他們必須守住文城，否則一切都要喪失”，他們的信念與行動之間，并不像和平年代有那么大的差距，在總體戰的時代，他們有很多方式參與戰爭，“他們給軍隊抬沙袋，運子彈，挖壕溝……”他們的觀點也變了，“他們賣點力氣，賠上時間與金錢，都沒關系；只盼能打個極大的勝仗，把文城保住”。軍隊不是孤立的，政府也開始組織民眾，組織民兵，人們拿起刀槍棍棒，意識到是在保衛自己的家鄉，也多了幾分自信和英雄氣概。戰爭有勝有負，但人們都密切關注著，因為這關系著他們的命運。戰爭，讓民眾意識到自己是國民。

相對而言，到前線參與戰爭的畢竟是少數，大多數人還是生活在大后方和淪陷區。《鼓書藝人》中的方寶慶，他是北平獨一份兒的藝人，他如果留在北平，敵人可能不會殺他，但他寧可舍棄北平舒舒服服的生活，一路西遷，“他不明白自己是不是愛國，他只知道每逢看見自己的國旗，就嗓子眼兒發干，堵的慌，心里像有什么東西在翻騰”。他是一個民間藝人，一個樸素的愛國主義者。他的選擇也不是偶然的，長期以來，是民間文藝中的忠孝節義維系著大多數中國人的倫理道德和家國觀念，方寶慶從事的行業，本身就是廣義的國民教育工作。在大后方，他憑自己的能力找到一口飯吃，不久，大轟炸毀掉了他好不容易建起來的書場，家人不得不在城市與鄉下來回遷轉。在戰爭氛圍中，他的觀念在悄然改變。當地人認為是下江的難民招來了飛機，他開始琢磨，“可以寫上一段鼓詞，跟大家說說戰爭是怎么回事，為什么要抗戰”。后來，他和秀蓮加入一個抗日團體，用大鼓書宣傳抗戰，因為大鼓書有群眾基礎，演出也方便，不像話劇需要諸多道具，有利于到兵間、民間宣傳。寶慶還請新文化人為他寫貼近時代的新詞，他們改良的鼓書獲得了成功。寶慶積極參與抗戰的文化宣傳，為此常常自掏腰包，為的是“可以讓全世界的人看看，咱們中國唱大鼓的，也有一份愛國心”。他從獨善其身，變得積極關心并主動去解決國家問題。話劇《大地龍蛇》中，趙家也是很早就前往內地，趙庠琛作為家長，雖憂國憂民，卻缺乏行動力，還反對兒女去參軍。他的二兒子趙興邦毅然逃出家庭、服務前線。不過，當趙庠琛得知老家被日寇侵占，子侄輩有的犧牲，有的要繼續前往戰場殺敵復仇的時候，他態度變了，不僅支持兒女上前線，自己也準備再度出山，為抗戰盡一份力。抗戰讓他的言行走向了一致。

老舍對戰時個人與國家關系呈現最為細致和深刻的作品還是《四世同堂》。祁老太爺作為耆舊，最得意的是他應對戰亂的經驗。在他看來，趕上兵荒馬亂的年月，家里只要存著夠吃三個月的糧食和蔬菜，再用裝滿石頭的破缸頂上大門，“便足以消災避難”。小順兒的媽也是覺得“反正咱們姓祁的人沒得罪東洋人，他們一定不能欺侮到咱們頭上來”。看起來，在他們的意識中，只有小家，而無國家。不過，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在民間藝術、通俗文學等熏陶下，中國百姓并不缺乏家國倫理關懷。《四世同堂》這么處理，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凸顯他們前后的轉變。不過，轉變最快的是投機主義者，冠曉荷是軍閥時代的政客，后來失勢，侵略者到來，他們以為機會來了，于是去檢舉鄰居錢默吟一家。錢默吟的轉變是小說中最為精彩的篇章，他本來是個才子派文士，好飲酒賦詩，好蒔花弄草，但他也知道，之所以能自由地生活著，是跟國家的獨立自主有關的，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是花與樹的關系，“一朵花，長在樹上，才有它的美麗；拿到人的手里就算完了”。平時他不愿意空談誤國，寧可當個名士，但他不愿意看到侵略者來發號施令，他兒子是卡車司機，與一車日本軍人同歸于盡，為此，錢默吟感到自豪。冠曉荷的檢舉，讓錢家家破人亡，但錢默吟并沒被打倒，他經受住了嚴刑拷打，出獄后，拖著殘軀，轉入地下抗戰。他利用一切機會宣傳抗戰，動員有為青年逃到國統區。他也參與暗殺、鋤奸等抗日行動，從一個不問國是的隱士轉變為一個堅毅的戰士。在侵略者的統治下，祁老太爺的經驗漸漸不靈了，他逐漸失去了自信。當小羊圈胡同一戶戶被抄家，鄰居一個個被害；當北平缺糧，只能吃發臭的雜合面；當生日過得不像個生日，節日不像個節日；當他的兒子不堪屈辱而自殺，重孫女餓得沒了人形……老太爺認識到了侵略者的可恨，一向和氣的他也敢跟日本人硬碰硬。

祁瑞宣的轉變最為艱難。北平淪陷之初，他選擇獨自承擔家庭的重負，支持三弟瑞全逃往國統區。他是現代知識分子，卻嚴守傳統的倫理道德、忠孝節義。他清楚地認識到國民的責任，卻因家庭負累不得不留在淪陷區當亡國奴。他支持鄰居逃走，暗中負擔其家庭開支。他在淪陷區實行消極抵抗政策，絕不為日本人服務。因為英語好，能夠到英國駐北平使館工作。從個人的選擇來看，這是頗為理想的狀態，但從現實來看，能有這樣選擇能力的人不多。周作人留在北平，選擇到教會學校燕京大學兼課，也是類似的想法。不過，周作人像《四世同堂》中的牛教授一樣，最終落水。隨著日英關系交惡，瑞宣也失了業，在瑞全的建議下，他主動進入學校教書，希望力所能及地抗衡殖民教育；他還與錢默吟合作，參與地下抵抗工作，暗中寫宣傳抗日的文章。在淪陷區的生活，讓他具體地認識到什么是國家：

什么是國家？假若在戰前有人問瑞宣，他大概須遲疑一會兒才回答得出，而所回答的必是毫無感情的在公民教科書上印好的那個定義。現在，聽著廣播中的男女的標準國語，他好像能用聲音辨別出哪是國家，就好像辨別一位好友的腳步聲兒似的。國家不再是個死板的定義，而是個有血肉，有色彩,有聲音的一個巨大的活東西。聽到她的聲音，瑞宣的眼中就不由的濕潤起來。他沒想到過能這樣的捉摸到了他的國家，也沒想到過他有這么熱烈的愛它。平日，他不否認自己是愛國的。可是愛到什么程度，他便回答不出。今天，他知道了：南京的聲音足以使他興奮或頹喪，狂笑或落淚。

以前的國家是抽象的，抗戰時期國家變得十分具體。實際上，即便是祁瑞全這類前往國統區的青年，思想上也有個轉變過程。瑞全從祖國的大好河山和廣大的內陸農村，發現了抗戰的力量。小說《蛻》中，青年轉變的不僅是思想，也有情感：金山本來與錢默吟一樣，是個才子派，但當看到圖書館被侵略者關閉，書籍被焚毀，他意識到空談無補國是，“新思想么，新姿態么，才子么，革命青年么，都是廢話，要救國，得簡單得像個赳赳武夫”；曲時人平時想的是將來娶什么樣的太太，找什么樣的工作，“敵人的飛機與炮火把他嚇醒”，“目前要打算生存，他得放下那個老實的夢，而把青年的血濺在國土上”；厲樹人呢，“平津的陷落矯正過來他的抑郁”，讓他認識到行動的重要；平牧乾是隊伍中的女性，學的是藝術，是摩登小姐，“平日，她與國家毫無關系；照鏡描眉是世間最有意義的一件事”，但平津的陷落讓她有家不能回，不敢回，也不愿回，她知道了“國家是和她有皮與肉那樣的關系”，“她須把‘小姐’扔得遠遠的，越遠越好；她須把最摩登的女郎變成最摩登的女戰士；眉可以不描，粉可以不搽，但槍必須扛起”。抗戰爆發，青年的國家觀念要經受現實的考驗，他們從書齋走向社會，從享樂轉向奮斗，從個人走向民眾。

老舍自己也有類似經歷。七七事變之后，他從青島到濟南，隨后到武漢、重慶，他不能照顧妻小，而是投身到文化抗戰的洪流。他在給陶亢德的信中寫道：“國難期間，男女間的關系，是含淚相誓，各自珍重，為國效勞。男兒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須把最崇高的情緒生活獻給這血雨刀山的大時代。夫不屬于妻，妻不屬于夫，他與她都屬于國家。”戰爭打破了原生家庭的封閉結構，個人與國家的關系變得直接而密切。

三、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

侵略者帶來的家國危機，讓中國人的民族國家意識進一步覺醒。抗戰初期，作家的任務主要是動員民眾，激發民眾的民族意識，讓更多的人參加抗戰。老舍作為“文協”主任，在文學如何宣傳抗戰、如何動員民眾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和試驗，但他很早就意識到，抗戰固然需要民族國家觀念，但“我們不要學日本的褊狹愛國，或什么鐵血主義”，“不必獎勵學生須臉上帶著刀傷，才算光榮”，“我們要的只是嚴肅而英明的氣度與心懷，見義勇為，雖不故意去冒險，而到時候有死的膽氣與決心”。當時很多中國知識分子都意識到，抗戰需要發揚民族精神，但也要警惕日本式軍國主義，在國難當頭這是十分難得的。在老舍看來，抗戰的民族意識不是要讓人都去冒險，而是要民眾有犧牲的勇氣；不是讓所有人都去當兵，而是要民眾明白自己的責任，認識到各個崗位都是抗戰的一環。老舍的話劇《國家至上》《大地龍蛇》進一步思考了該確立何種民族意識的問題。

《國家至上》是應制之作，由老舍與宋之的共同完成。該劇寫的是在中國北方某地，老拳師張老師和黃子清都是地方士紳，而且是少數民族內的結拜兄弟，但二人因教內小學是否要招收教外兒童產生矛盾，抗戰時期，漢奸金四把從中挑撥，導致二人的矛盾愈演愈烈。趙縣長從抗戰的大局出發，極力緩和二人的關系，并希望進一步促成民族間的團結合作，共同抗日。在經歷一系列的誤解、沖突和挫折之后，張老師意識到自己的錯誤，與黃子清重歸于好，并與漢人合作，攜手上陣抗敵，最終打退了敵軍。這部作品是從中華民族內部著眼，希望各兄弟民族克服狹隘的民族界限，共同維系中華民族的命運。《大地龍蛇》的主題與之類似，趙興邦在前線遇到了來自蒙藏回等多個兄弟民族的士兵，大家因共同的國家危機，匯到一起共同抗敵，“說綏遠的勝利吧！在這個勝利里，我可以教你們看清楚，我們的百姓，而且是漢滿蒙回藏各處的百姓，怎樣萬眾一心的打敗了敵人!”從文學史的脈絡來看，這個設定，續接了1920年代聞一多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性質的書寫，也就是說，中華民族的國家觀念，不同于西方的單一民族國家，是多元一體的民族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大地龍蛇》除了從內部著眼，設定了滿漢蒙藏回等多民族的團結之外，也具有世界眼光，將向往和平、反抗侵略的其他民族國家的民眾納入視野。劇中有支持中國抗敵的印度醫生竺法救，他在綏西軍中服務；有日本的反戰人士馬志遠，他本是日本兵，后來主動投誠；有朝鮮義勇兵樸繼周；還有南洋華僑林祖榮、黃永惠等。抗戰初期，中國作家從兩個角度來理解抗日戰爭，一是外來民族的入侵，二是邪惡對正義的侵犯。郭沫若指出，“目前的中國乃至目前的世界，整個是美與惡、道義與非道義，斗爭得最劇烈的時代，也就是最須得對于道義美加以維護而使其發揚底時代”。老舍也認為，“今天的世界已極顯明的分為兩半，一半是侵略的，一半是抵抗的，一半是霸道的,一半是民主的。在侵略的那一半，他們也有強詞奪理的一片道理好講。因此，在抵抗暴力與建設民主政治的這一半,不但是須用全力赴戰，打倒侵略，他們也必須闡揚他們的作戰目的，而壓倒侵略者的愚弄與謊言”。戰爭帶來的是二元對立的思維，侵略與反侵略、非正義與正義等，從國際形勢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正是世界范圍內的正義與非正義、民主陣線與法西斯之間的斗爭。中國人在遭受日本侵略之際，很早就認識罪魁禍首是日本的軍國主義，日本國內也有不少反戰人士，如鹿地亙、綠川英子都是著名的反戰作家，站在正義的一方，幫助中國人民反抗侵略。《大地龍蛇》的主題就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共同反擊非正義的侵略者。在該劇設想的未來景象中，來自中國、印度、日本和韓國的正義之士建立了新的和平世界：“啊，攜起手來，/東亞的弟兄，/一齊向自然進攻!/教東亞的土地，/沒有荒旱災兇，/教東亞的男女，/成為姊妹弟兄，/同情是禮讓，/互助代替戰爭!/這東方的理想，/這東方的決定，/教世界看見光明。”在消除侵略戰爭之后，亞洲國家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才可能真正生成東亞意識和亞洲意識。不過，老舍的亞洲觀，意識形態是儒家禮樂等東方文化，以兄弟姊妹的倫理來維系彼此的關聯，具體合作領域則是技術和商業領域，如科技發展、自然開發等，一定程度上抽離或者說回避了國際上愈演愈烈的意識形態之爭。

四、文化批判與文明更新

對于建設何種新國家、東亞各國如何重構民族關系等問題，老舍搬出的是新的東方文化，是在批判傳統文化的基礎上，根據現代狀況生成的新傳統。文化批判一直是老舍思想的重要組成，他早期小說的國民性批判實際上也帶著文化批判的目的，多是在東西對照中批判中國文化，到了抗戰時期，轉而自覺地從東方文化的角度思考民族國家的文化構成和歷史走向，話劇《大地龍蛇》和小說《四世同堂》最具代表性。

文化是人文化成，也是人倫日用。對于精英來說，是孔孟之道等思想道德，對于老百姓來說，是生活起居、節慶禮俗。《四世同堂》中，祁老太爺在侵略者的統治下生活，對他打擊最大的是，生日沒了往日的風采，逢年過節不僅不熱鬧，也沒了往日的樣式，因為物資匱乏，他院里的花草也漸漸消失了。小順兒的媽“說不上來什么是文化，和人們只有照著自己的文化方式——像端陽節必須吃粽子，櫻桃，與桑葚——生活著才有樂趣”，“她只覺得北平變了，變得使她看著一家老小在五月節瞪著眼沒事作。她曉得這是因為日本人占據住北平的結果，可是不會扼要的說出：亡了國便是不能再照著自己的文化方式活著。她只感到極度的別扭”。老舍從百姓視角，揭示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文化不僅是生活的樣式，也是國民的身份維系。百姓的人倫，雖日用而不知，卻是民族精神的底蘊，反倒是精英文化，是需要批判性對待的。

《大地龍蛇》批判了儒家文化的弊端，試圖在抗戰的熔爐中指出新路。劇中的家長趙庠琛是一位舊派士大夫，熟讀孔孟之書，存經世濟民之志，年老退隱，詩酒自娛。他是個有氣節的人，侵略者來了，一把年紀還選擇隨國都遷徙，但他反對戰爭，關鍵時刻可以自殺成仁，而不愿伸出拳頭還擊，也反對兒女參戰，認為子女要先盡孝后效忠國家。老舍批判的是傳統文化固然有一套完整的出處進退的機制，但思想過于熟爛，導致人們缺乏勇武之氣，缺乏生命活力，這個思想與當時戰國策派有相通之處。

老舍主要批判的是他最熟悉的北平文化。《四世同堂》寫小胡同里人們面對家國危難，多選擇茍且隱忍。落魄的讀書人陳野求認為，中國文化有博大處，但“從只顧私而不顧公，只講斗心路而不敢真刀真槍的去干這一點看”，卻讓人不甚佩服。至于北平文化，他不乏自嘲地說，“我可以說，我們的文化或者只能產生我這樣因循茍且的家伙，而不能產生壯懷激烈的好漢！我自己慚愧，同時我也為我們的文化擔憂！”陳野求憂國憂民，但沒有能力把愛國的思想付諸行動，后來他也落水了。作者既通過陳野求批判傳統文化，也由陳野求的命運進一步反思他的空談。在《四世同堂》中，冠曉荷、祁瑞豐等落水者，也是文化的產物，他們講體面、排場，守禮而虛偽，忍耐而懦弱，也是典型的北平人。正如敘事者所說：“當一個文化熟到了稀爛的時候，人們會麻木不仁的把驚魂奪魄的事情與刺激放在一旁，而專注意到吃喝拉撒中的小節目上去。”祁瑞宣看到他弟弟瑞豐的丑態，想批評，但他也明白，“他不應當以勇敢或懦弱評判任何個人，而應當先責備那個甚至于把屈膝忍辱叫作喜愛和平的文化”。而祁瑞宣這種遇事退縮，不講原則一味和稀泥，最后還找理由自我辯解、安慰的行為，也是北平文化的一部分，又何嘗不是作者要批判的呢！

揭露問題是為了引起療救，老舍抗戰初期的小說《蛻》通過青年學生的蛻變，指出要從空談轉向行動，所以幾個流亡學生大多去參了軍。《大地龍蛇》的子輩也做出了不同于父輩的選擇，長子趙立真專注科學研究，次子趙興邦去了前線，女兒趙素淵不愿在家做大小姐，要走出家門去服務社會。這是一部理念先行的作品，兒女的選擇是老舍為東方文化尋求的出路，科學在近代以來就被文化人視為救國救民的良方，故長子專注科學，而趙興邦的選擇，則將父輩的憂國憂民落實到了行動。《四世同堂》給舊文化開出的良方，也是從實踐著手的，祁瑞全等人之所以被視為新國民，不僅在于他們有明確的家國意識，還在于他們第一時間作出了選擇，將愛國思想和情感落到實處。行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面對侵略者，“沒有流血與抵抗是不會見出正義與真理的”。勝利不是別人施舍的，需要自己去爭取。

北平作為曾經的首善之區，文化發達，尤其是在旗人的發展下，文化漸次流于優雅精致，重享樂輕生產，愛和平而懼爭斗，好面子而不顧里子。不過，北平文化的駁雜性又使它具有自我更新的可能。小羊圈胡同里的人，在經歷最初的惶惑之后，很多人作出了自己的選擇，棚匠劉師傅選擇祁瑞全一樣的路，逃往國統區參加抗敵；李四大爺和小文有匹夫一怒，讓敵人認識到北平人并不是沒有血性；祁天佑以自殺維護了體面和尊嚴……變化最大的是錢默吟，從軟弱的書生變成了堅強的戰士。他并未放棄愛和平的文化根性，但也認識到和平不是軟弱，“他看清楚，一個具有愛和平的美德的民族，敢放膽的去打斷手足上的鎖鐐，它就必能剛毅起來，而和平與剛毅揉到一起才是最好的品德”。錢默吟跟陳野求這些口頭批判傳統文化的人不同，他要通過自己的行為，去切實改變傳統文化。他不僅實地參加抗敵活動，也改變了自己的文化習性，他改變了飲茶的習慣，認為那是士大夫的習氣：“把那些習氣剝凈，咱們才能還原兒，成為老百姓。你看，爬在戰壕里打仗的全是不吃茶的百姓，而不是穿大衫，喝香片的士大夫。咱們是經過琢磨的玉，百姓們是璞。一個小玉戒指只是個裝飾，而一塊帶著石根子的璞，會把人的頭打碎!”他想通過自己的行為，“替一部文化史作正面的證據”，他是地道的中國人，“而地道的中國人，帶著他的詩歌，禮義，圖畫，道德，是會為一個信念而殺身成仁的”。通過行動為傳統文化注入現實的活力，這與穆旦、曹禺、聞一多、林同濟、雷海宗等批判和重建傳統的方式相通。

還需提及的是，老舍在批判傳統文化的時候，也不乏對知識分子本身的批判。祁瑞宣跟長順講救國的道理，沒想到長順第二天就想離開淪陷的北平，這讓祁瑞宣很驚訝，進而反思知識分子的軟弱、猶疑：“上海與臺兒莊的那些無名的英雄，他想起來，豈不多數是沒有受過什么教育的鄉下人么？他們也許寫不上來‘國家’兩個字，可是他們都視死如歸的為國家犧牲了性命！同時，他也想到，有知識的人，像他自己，反倒前怕狼后怕虎的不敢勇往直前；知識好像是情感的障礙。”他是從知識與情感的關系來思考知識分子的性格的，在他看來，知識少的人，“反倒容易有深厚的情感”，而這情感也不是個人的，而是文化孕育出來的，“這情感的泉源是我們的古遠的文化”。文化人容易獲得知識，卻難以培育這種情感。《大地龍蛇》中促成趙庠琛轉變的，也是來自鄉下子侄毅然奔赴前線的行動。在抗戰的時代，前線的士兵是犧牲最大的，知識分子不免生出無力之感，進而批判自己。如果從長時段來看，像老舍這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抗戰時期產生的源自知識分子身份的負罪感，也成為他們后來通向新中國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原初契機。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現代文人的家國情感結構研究”(20FZWB0053)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