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映真《忠孝公園》手稿中國現代文學館藏

我與臺灣作家陳映真夫人陳麗娜女士的接觸緣于2020年的一個深秋。在陳映真先生誕辰日，在三里屯附近的一個咖啡廳，我第一次見到了陳麗娜女士。陳麗娜清瘦高挑，眼周帶著明顯的黑眼圈，但眼睛清澈有神。交談得知此時她已逐漸走出失去愛人的哀痛，正在全力收集整理陳映真的遺物。陳映真夫婦曾多次參訪中國現代文學館，并對“臺港澳及海外華人作家捐贈陳列”給予諸多支持。那次之后，我與陳麗娜保持著微信問候，一句年節問候，一段暖心安撫，既是掛念也是理解。

2023年5月，中國作協黨組主要領導來現代文學館調研，在聽取征集工作匯報時提出，要加大力度收集和挽救現當代文學資料，以“對歷史負責，為現實服務，替未來著想”的責任感著眼于重點人物、重點活動，積極爭取相關支持。當我第一次走進陳映真在北京的住所，陳麗娜已經決定將收藏多年的陳映真文學資料全部無償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陳映真的家整潔、樸素，家居用品明顯已經是十多年前的款式，但每一處陳設都有主人的巧心設計。陳麗娜說：“這都是剛搬來時永善（陳映真）親自布置的。”書房中兩面墻全部打造成書柜，滿滿地擺放著陳先生精挑細選后從海峽彼岸帶回來的書籍。陳麗娜為我們介紹：“映真的書還有很多，因為路途遙遠，時間又緊，所以只能帶這些經常要看的和特別要留念的，這些書我已經核對整理過，也要捐給文學館。”陳麗娜的決定突然而堅定，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她與中國現代文學館簽訂了《陳映真文學資料捐贈協議》，首批入藏資料包括《忠孝公園》《山路》等代表作手稿，以及《將軍族》《第一件差事》等著作的早期版本。

2023年11月6日，由中國現代文學館與中國作協港澳臺辦公室合辦的“陳映真文學資料捐贈暨研究計劃啟動儀式”如期召開，陳映真的400余件手稿（包含筆記、讀書卡片和書信）、124張照片、18件實物、45件檔案資料、3210冊藏書、49件音視頻資料成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重要藏品，也是陳映真研究計劃的重要參考資料。

對于陳映真，很難用一兩句話說清楚他占據戰后臺灣文學界重要位置的原因。他本名陳永善，生于臺灣苗栗縣，祖籍福建省泉州市安溪縣。1959年以小說《面攤》初入文壇，創作大量文學作品和文藝理論文章，曾獲吳濁流文學獎、《中國時報》小說推薦獎、花蹤世界華文文學獎等。他于1985年創辦《人間》雜志，成為中文紀實攝影報道的重要園地。1988年，他參與創建臺灣中國統一聯盟并出任主席。2006年定居祖國大陸，2016年在北京逝世。愛他的人可能“一頭栽進閱讀與寫作陳映真的狀態中，并一發不可收拾”，而他“概念先行”的創作方式也受到不少非議。在文學創作上，陳映真永遠堅持“寫什么比怎么寫”更重要，寫作僅僅是為了有話要說。對于他放棄小說創作，全心投入《人間》雜志的創辦，很多讀者和朋友感到惋惜和遺憾，而他的每一個決定都有觀照現實的思考。在陳麗娜捐贈的文學資料中，陳映真的幾十本筆記、幾十張學習卡片，集中反映了陳映真在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的工作情況和思想狀態，對于深入研究陳映真的文學作品，以及討論他在歷經7年“遠行”之后的選擇，都具有一定的實證價值。

作為致力于收集中國現當代文學資料的博物館，中國現代文學館很榮幸能夠得到陳夫人的信任。這些資料她一直小心收藏，視若珍寶。如她所言，在她與陳映真共同生活的40年中，不斷跟隨他的腳步，對他的工作、他的理想、他的信念的認同是與日俱增的。陳麗娜曾多次向我提及她與陳映真的相識、相愛、相知、相守，仿佛一切歷歷在目。她常為自己不能給予陳映真更多事業上的支持，對他的文學創作也無法深入理解而感到遺憾。但是，或許陳映真從未想讓他的家人深入他的事業，所以陳麗娜至今還保有單純而倔強的性格。

陳映真比陳麗娜年長不少，但生活中陳麗娜卻是當之無愧的賢內助，尤其在創辦《人間》雜志之后，她不得不協助料理雜志社的一些事務。她說：“因為雜志社資金不多，人手不夠，永善讓我幫忙，我當然很高興能幫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因為他是電腦盲嘛，所以他寫的稿子有時就會讓我幫他打字、發送郵件。他對自己的文稿向來不是很在意，不會刻意留存，所以早前的稿子他自己都沒有了。后來，我會很仔細地收集起來，并且把報紙、雜志上有關他的報道也剪下來收藏。一般在這個時候，他都會微笑著對我說‘做這些干嗎，不如好好休息一下’，我也會回嘴說‘你不要管，我就是覺得很重要！’”這時，陳麗娜用堅定的眼神看著我問：“其實我不懂他在做的事，但他的東西我就覺得很重要，現在看來的確是很重要的，對不對？”我說：“當然，沒有您的堅持，我們就看不到這些寶貝了。”陳麗娜像小孩子一樣點頭微笑。

陳映真在工作中是理性的思想家，而對家人卻常常充滿溫柔。他的小妹陳映紅回憶：“二哥不常回來，因為年齡比我們大不少，所以他一回來，我們就會圍著他，讓他給我們講故事。他從不拒絕，用低沉而緩慢的語調耐心地把他想告訴我的故事講給我們聽，當然我們那時不懂，但思想總會慢慢生根發芽。”由于孿生小哥的意外早逝，他雖然已經過繼到三伯父家，但依然愿意承擔起兩個家庭的責任。陳映真在《鞭子和提燈》中寫道：“我有過一個形貌、心靈都酷似的雙生的哥哥。我們曾在共同編織的幻想中馳騁；曾在上學的途中，蹲在一塊，討論田埂上一朵清晨的、方開的小野花；或者一塊追逐在稻田里飛躍的、翠綠色的蚱蜢，而往往都得遲至早晨的第二節課，才到達那所古老的鶯歌小學。我們也曾在墻上、地上畫滿了圖畫，互相評判；曾把撿到的，死了的昆蟲和鳥雀，埋在門口的菜圃邊，用竹枝、樹葉和碎石，搭蓋小小的墓園，并且日日去供些采來的野花……由于形貌的酷似，幼時另一個深刻的記憶，是不斷地有親戚和長輩，打斷我們正熱衷著的游戲，睜著好奇的、興味的眼睛問：‘告訴我，你們哪個是阿真、哪個是阿善？’”后來，他用“陳映真”（原為孿生小哥的名字）為筆名進行小說創作，只是想“這樣，我們就一起活著”，對父母就是一種安慰。

一點一滴地聽到陳映真的故事，越來越遺憾于無緣與他謀面，但很慶幸，我能夠結識他的至親好友，于他身后閱讀他的文字，試圖用心感知他、理解他。記得在2021年，我有機會參與對趙遐秋、曾慶瑞夫婦的訪談任務。每每提到陳映真，他們依然飽含激動之情，仿佛回到了與他并肩的歲月。他們認為“陳映真是臺灣鄉土文學的一面旗幟”，繼承和發揚了楊逵的愛國主義思想，“我是臺灣人，我也是中國人，我愛臺灣，我也愛中國大陸”。趙遐秋回憶：“有一次，他在臺北一個演講的時候，人家問他，‘你是臺灣人還是中國人？’‘我是臺灣人，我也是中國人，根本沒有什么矛盾。’”他的回答擲地有聲。“他愛臺灣，也愛大陸，就是愛中國，這也就是說家鄉和國家的一致性。”這是親密戰友對他的認識。

我們希望更多人認識陳映真，理解他的思想，繼續他的事業。兩年來，中國現代文學館先后舉辦了3次陳映真研究工作坊和座談、研討會議，《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也專門設立陳映真研究專題，大家談論陳映真寫小說、辦雜志、進行鄉土文學論戰、進行臺灣社會性質論爭，參與各種社會運動等的人生經歷。廈門大學朱雙一教授說：“陳映真始終把握著時代的脈搏，關注著社會現實，特別是不同時代中的社會現實的問題，他的作品往往是沖著‘問題’而去的。”“他有著超強的敏銳性，能夠早幾年，甚至早幾十年地發現問題的苗頭。”

1985年陳映真創辦《人間》雜志，以紀實攝影和非虛構寫作的方式呈現出不被關注的群體。攝影記者關曉榮告訴我們，陳映真是要讓被傳播媒體所遮蔽的民眾的臉孔，他們的勞動、他們的尊嚴讓臺灣社會看到，而這正是攝影比較能夠充分表達的。紀實攝影是時間和空間的完美結合，是一個歷史的現場見證。與陳映真一同在雜志社工作的鐘俊陞說：“辦《人間》的時候，大哥（陳映真）對同事們說‘文章不是用手寫的，是用腳走出來的，所以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因此我經常用汽車載著他跑出去做田野調查，到部落里面去、工地里面去，走訪很多大街小巷，有時候騎摩托車，有時候開車，我們走過很多很多地方。所以他并不是像一般的文學家或者小說家，關在房子里面做很多想象，他是用腳走出來的。”雖然《人間》于1989年停刊，但陳映真并沒有感到特別失落，徐秀慧介紹：“我看過陳老師寫給葉云云的信，他里面提到說葉云云因為《人間》雜志停刊而感覺非常遺憾，反而是陳映真老師很豁達地說我們完成了歷史階段任務，接下來還有其他的事可以做，鼓勵云云不要覺得感傷。”

陳映真在寫作、辦雜志之余，還參與了很多具體的活動。“常常臨時突發性地被一些老先輩們喊著制作一些海報，他的美術天分非常好，可以快速畫出很多很精彩的畫，國民黨執政的時候，畫出奇胖無比穿著露臀裝的美國軍人，國民黨一手抱著美國，一手抱著日本，很多漫畫是他畫出來的，很可惜當時我在旁邊沒有把這些留下來。”鐘俊陞回憶道。陳映真曾于1995年至1996年花費大量時間與同事共同收集臺灣在日據時期的歷史照片，還親赴日本朝日新聞社購買照片。1996年，于臺北新生畫廊策劃舉辦日據臺灣50年《五十年枷鎖》照片展，展出珍貴歷史照片300余幅，并親自撰寫展覽腳本和圖片說明。

人間出版社發行人呂正惠在“陳映真文學資料捐贈暨研究計劃啟動儀式”上說：“陳映真這些人，至今仍然大部分不為兩岸的人所知道，這就是我們以后研究陳映真所要承擔的責任。”作為一座以中國現當代文學為特色的專題性博物館，持續發現和搜集與其相關的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物證是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陳映真等人所經歷的歷史、事件，我們目前的收藏只是滄海一粟，雖然已經有計劃地對藏品進行數字化保存，但也僅僅是研究工作的一個開始。關于陳映真，大家都有太多的話要說，讀一本書，寫一篇文章，辦一次座談，就是行動的進行時，我們還希望訪問更多熟悉他的人，了解更多關于他的事，收集更多關于他的資料。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網絡信息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