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秋日的午后，我來到南京圖書館四層國學館玄覽堂，《書生報國 文脈薪傳——文獻保存同志會搜救珍籍選展》正在展出。展廳不大，墻上掛著展板畫頁，沿墻展柜里放著一部部紙頁泛黃的古籍。每一部劫后余生的古籍都像是歷盡滄桑的老人，刻滿了歷史的印記，無聲地向后人訴說著一個抗戰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文化救國的動人故事。

典籍存亡之秋：危局中的文化自救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有“人文淵藪”之稱的江南地區陷入空前災難，文化遺產也面臨毀滅性打擊。江南諸多藏書樓或遭焚劫，或因經濟困難難以維持，大量珍貴典籍散出。

當時的上海成為書籍匯聚之地，各方在此競購。日本侵略者有計劃地將文化遺產作為劫掠目標。1937年12月，日軍上海派遣軍特務部成立了“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每至一處，即大肆掠奪。另有“東亞同文書院”“滿鐵上海事務所”等機構也四處活動，巧取豪奪。美國的哈佛燕京學社和國會圖書館等機構以及一些權重多金的漢奸也在積極搜書，一時有“史在他邦、文歸海外”之虞。

面此危局，留守上海的一批愛國知識分子憂心如焚，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意識讓他們行動起來。

1939年底，國立暨南大學校長何炳松、文學院院長鄭振鐸、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等人，聯名致電重慶有關部門，要求政府撥款保存文化典籍。不久，作為中英庚款董事會董事長的朱家驊決定，先以中英庚會補助中央圖書館的建筑款項一百余萬元進行搶救，以免時日遷延古籍散亡殆盡。

1940年1月14日，時任中央圖書館籌備處主任蔣復璁冒險從重慶輾轉抵達上海拜會張元濟。1月19日，蔣復璁、鄭振鐸、張元濟、何炳松等人一致商定，成立一個專事搶救淪陷區古籍的組織，為避日偽耳目，對內稱之為“文獻保存同志會”，對外嚴格保密，只以暨南大學、光華大學、商務印書館涵芬樓的名義購書。原則上以收購藏書家的整批書為主，未售出的，盡量勸其不售；不能不售的，則收購之，絕不聽任其分散零售或流落國外。

2月4日，鄭振鐸起草了《文獻保存同志會辦事細則》，諸位成員簽閱，一場秘密的文化搶救行動從此展開。

寸心守遺編：劫波中的文獻搶救

文獻保存同志會的主要分工是：張鳳舉與鄭振鐸負責采訪；張元濟負責鑒定宋元善本，何炳松、張壽鏞則負責保管經費。對于經費，同志會力求將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刃上。鄭振鐸說：“蓋我輩所購者，決不至浪費公款一絲一毫；書之好壞，價之高低，知者自必甚明了也！”

經費管理也有相應的制度規定。《文獻保存同志會辦事細則》規定，凡購買圖書每部價格在五十元以上者，須委員會全體簽字通過。重要之宋元版及抄校本圖書在決定購買之前，應分別延請或送請各委員鑒定。

1940年2月，同志會首批購進的是玉海堂劉氏藏書，隨后又陸續購進了杭州胡氏藏書、上元宗氏父子所藏金石書、鄧邦述群碧樓藏書等。在香港方面，由葉恭綽主持，注意廣東一帶藏書的散出，先后購進順德李氏泰華樓、莫伯驥五十萬卷樓、黃氏碧瑯玕館、徐信符南州書樓等散出的珍品數百種。

《文獻保存同志會第六號工作報告》記載：“近來與森公連日商榷決定：除普通應用書外，我輩購置之目標，應以：（一）孤本，（二）未刊稿本，（三）極罕見本，（四）禁毀書，（五）四庫存目及未收書為限。其他普通之宋元刊本，及習見易得之明刊本，均當棄之不顧。而對于‘史料’書，則尤當著意搜羅，俾成大觀。”

在購置嘉業堂藏書時，鄭振鐸和文獻保存同志會決定舍宋元版而取明版，看中的就是明版書多涉邊塞、海防和滿洲內容，具有極高史料價值。這一決策體現了他們超越古董收藏家的學術眼光。1941年4月，在和嘉業堂劉氏若干次討價還價、挑精汰蕪、反復權衡之后，同志會以二十萬五千元的價格購得其明刊一千二百余部，鈔校本三十余部。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租界已經完全處于日偽軍控制之下，加以經費無續，搜購行動至此結束。兩年間，文獻保存同志會累計搶救了劉氏玉海堂、鄧邦述群碧樓、鄧氏風雨樓、沈氏海日樓、張氏適園、劉氏嘉業堂等數十家著名藏書樓散出的珍本秘帙，為國家保存了至關重要的文化遺產。

“在兩年的搜購行動之中，同志會以法幣一百九十萬之價，得書四千八百余部善本，一萬一千余部普本，搶救了江南許多重要藏書家的珍藏，為中央圖書館建立了一個雄厚的藏書基礎，搭建了一個極富遠見的框架，同時也形成了鮮明的古籍收藏特色：宋元刊本的美富，明刊史料的稀見，清人文集的豐博，皆獨步宇內。”南京圖書館歷史文獻部副主任趙彥梅介紹。

古籍歸華夏：戰火離散與文明重光

為使古籍免遭兵燹，文獻保存同志會將大部分善本，通過郵局打包成3800個包裹，分批輾轉寄往香港，存放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許地山、馮平山圖書館館長陳君葆、葉恭綽等人整理后共裝111箱，另有數百包未及裝箱。

1941年12月底，日本陸軍第23軍攻占香港，隨即搜掠馮平山圖書館。陳君葆設法保存了部分善本，但大多數被劫走。1942年，日軍將大量善本及其他圖書運往東京參謀本部。參謀本部將本批圖書交至文部省，后又轉交帝國圖書館（今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整理。1943年至1944年，日本軍國主義敗局已顯，帝國圖書館將館藏珍品分三批撤至長野縣立圖書館，其中就包含部分被劫善本。

抗戰勝利后，相關部門積極進行戰后追索。如何證明是從中國劫掠的文獻保存同志會所購古籍呢？趙彥梅介紹，文獻保存同志會所購部分古籍上有一個暗記。卷首鈐有“希古右文”印，卷末鈐“不薄今人愛古人”印。去了香港之后，古籍逐冊鈐“國立中央圖書館考藏”和“管理中英庚款董事會保存文獻之章”。這些印章成為識別的一個重要參考。

另外，《文獻保存同志會辦事細則》規定：“購得之重要圖書，于登記、點查、編目后，即應由委員一人或二人負責督同辦事處人員裝箱封存，寄藏于慎密保管庫房中，每箱均應詳列圖書清單一紙。”鄭振鐸的細心體現在他為所有書籍都編制了詳細目錄，記錄版本、題跋等信息。這一舉措后來成為中國向日本追索古籍的關鍵證據。

從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被日軍劫走的善本一百余箱分批抵達南京國立中央圖書館特藏組。部分存于香港的善本，至1950年，經葉恭綽、鄭振鐸聯絡運回內地，后分藏于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時至今日，這些古籍分藏在北京、南京、臺北三處，然不妨其作為中華文化之根基，在時間的長河里巍然矗立，熠然閃耀。

書生報國心：暗夜中的文化薪火

在民族存亡的關頭，文獻保存同志會不僅關心學術，更將文化傳承視為使命，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書生報國”的文化擔當。“我輩對于民族文獻，古書珍籍，視同性命，萬分愛護，凡力之所及，若果有關系重要之典籍圖冊，絕不任其外流，而對于國家資力亦極寶重，不能不與商賈輩齦齦論價，搜訪之際，或至廢寢忘食，然實應盡之責，甘之如飴也。”（《文獻保存同志會第一號工作報告》）

作為其中的關鍵樞紐，鄭振鐸先生在抗戰中被推舉為文化救亡協會理事，隨時面臨遭日本人盤查逮捕的危險，仍然冒險出門接洽書商和藏書家，訪書、論價、對所購得圖書進行編目并分批分地妥存，多次擬定和調整購求目標，執筆工作報告等等，他與同志會諸人的書函往復，幾無一日有斷。

為何要留在時刻都有危險的上海而苦苦奔勞？只因鄭振鐸心中默認有無法逃避的責任：“我要把這保全民族文獻的一部分擔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決不放下。”“雖所耗時力，不可以數字計，然實為民族效微勞，則亦無悔！”

無論是年事已高卻自始至終關心搜購行動的張元濟先生，還是在善本之審訂和大宗購進之選擇中出力尤多的張壽鏞先生，又或是屢次以光華大學校款緩同志會之急的何炳松先生，以及在香港留意搜購廣東散出之古籍并協助滬渝兩地的匯款和轉運的葉恭綽先生……眾多熱心于文化保存、有志于抗戰的愛國人士，也竭力相助，他們的行為都值得在歷史中書寫濃墨重彩的一筆。

戰火終會熄滅，而文化的血脈從未斷絕。文獻保存同志會的先賢以書生之肩，扛起文明傳承的千鈞重擔。他們守護的不僅是古籍，更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根脈。他們用行動證明：文化的堅守，亦是不朽的抗戰；典籍的存續，終將照亮復興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