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孫犁先生喜歡讀史。他說：“我就愛讀‘繁蕪’的史書。”又說：“史實之中，寓有哲理，瑣碎之事，直通大局。”

在孫犁先生晚年創(chuàng)作中，讀史的文字，占有相當(dāng)大的比例。這類筆記體文字，孫犁先生自己說是“讀書時零碎心得，粗淺記下”，卻落花流水，蔚為文章，斷片短章，別有意味。

一九九一年，孫犁先生在《讀〈后漢書〉小引》一文中對范曄的史書寫作，有這樣的評價：“他的語言簡潔，記事周詳，有班固之風(fēng)，論贊折中，而無偏激之失，亦班氏家法。時有弦外之音······”這樣的話，用在孫犁先生這一類讀史筆記中，恰正合適。

一

《后漢書》中有馮衍的傳記，說他“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群書”。如此奇才，始終得不到皇上的待見。其因如何？

孫犁先生說了馮衍的一則事例：“他說古代有個故事：有人挑逗兩個女子，長者罵他，幼者順從。他選了長者為妻。他以為皇帝用人，也應(yīng)該這樣，不要摒棄反對過自己的人。”孫犁先生說：“這個想法太浪漫了。”所以，光武、顯宗兩朝皇帝都不用他。《后漢書》說他“文過其實，遂廢于家”。

文人讀史，愿意以生活細(xì)節(jié)觀照史中之人。這個細(xì)節(jié)與結(jié)果之間，留有相當(dāng)大的空間需要填充。不過，從中可以看出一點，即一生夢想為官的文人長處之文，常會在皇帝那里是“文過其實”，甚至是“一文不值”。也就是說，文與權(quán)，士與官；文人的浪漫主義，和皇帝的實用主義，并不是一碼事。文人要想在皇帝那里得到煙抽，需要拿捏火候，顯然馮衍欠這個火候。

孫犁先生指出，馮衍的“文過其實”，重要在于他的為人，“言行不一，文實相違”。這個“文實相違”，要比“文過其實”嚴(yán)重多了，卻是很多文人難以剔除的軟肋。孫犁先生說馮衍“一方面，在言志時，反復(fù)申述：‘游精神于大宅兮，抗玄妙于常操；處清凈于養(yǎng)志兮，實吾心之所樂。’一方面，又不安心貧賤，向皇帝求情不得，又頻頻給權(quán)貴上書，請求支援，幫他找個官位。言辭卑微，和文章大相徑庭”。

在文章最后，孫犁先生說馮衍而旁涉現(xiàn)實，寫了這樣一筆：“念了若干年書，又被人稱作‘奇才’，也是不甘清苦的。他會看到比他得志的人，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住的什么，坐的什么。為什么他能這樣，我就不能呢？他是怎樣得到的呢？我不會學(xué)習(xí)來試試嗎？于是馮衍之所為，就無須責(zé)怪了。”這一筆，見孫犁先生的老到，綿里藏針，看似寬容，實則諷喻。

二

孫犁先生認(rèn)為，《后漢書》中馬援的傳記寫得最好，對之稱贊有加。他覺得，《后漢書》把馬援放在光武帝、隗囂、公孫述這樣相互抗衡的三種勢力之間，是“很高明的剪裁手法。寫人物，單獨刻畫，不如把人物，放在人際關(guān)系之中，寫來收效更大”。

馬援是東漢開國大將，武功文事兼?zhèn)洹Ｎ涔Γ亮啐g，還上馬征伐武陵五溪；文事，則留下“窮當(dāng)益堅，老當(dāng)益壯”的成語，至今沿用，可謂文韜武略，晚年卻慘遭讒毀。如此悲劇，孫犁先生說“給這個人物，增加了悲劇色彩，使讀者回味無窮”。

前者，孫犁先生說的是文學(xué)寫作的手法；后者，則是對馬援這個人物的點評。馬援悲劇何因？正在于馬援與光武帝、隗囂、公孫述這三個人物的關(guān)系周旋之中，其中重要的是與隗囂的關(guān)系，因為最早馬援曾經(jīng)投奔在隗囂麾下，在光武帝看來不是自己的人。馬援一直不受光武帝重用，乃在“晚年之所以讒毀易人，也是因為他遠非光武嫡系”。孫犁先生如是說。足見，再好的文韜武略，在權(quán)力的陣營劃分上，到底趕不上站隊重要。

孫犁先生引《后漢書》對馬援最后之論：“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對于這個“功名之際”，孫犁先生有一段言說：“功名之際，如處江河漩渦之中。即遠居邊緣，無志競逐者，尚難免被波及，不能自主沉浮。況處于中心，聲譽日隆，易招疑忌者乎？雖智者不能免也。”

顯而易見，這里有孫犁先生的一時感喟，因為那時他剛剛經(jīng)歷了“文革”動蕩，如他一樣“遠居邊緣，無志競逐者，尚難免被波及，不能自主沉浮”。這里也有對功名的解讀，既要功名，便有利害，功名越大，利害越重。馬援便是一例。元曲曾唱道：“功名盡在長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舊好；人，憔悴了。”

三

《后漢書》賈逵的傳記中，寫到賈逵上書《春秋左氏傳》給皇上看，不僅說此書“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jì)綱”，更說“五經(jīng)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后者，而左氏獨有明文”。這一下點到劉氏皇帝的腰眼上了，龍顏大悅，立刻“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yán)、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范曄對賈逵此番行徑說：“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xué)，悲矣哉！”并嗤之以鼻曰：“徒有以焉爾。”孫犁先生解釋“徒有以焉爾”，說：“這個詞兒很新鮮，也很俏皮，意思是說：也不過就是那么回子事罷了。”

因范曄對賈逵的評價，孫犁先生稱范曄是理想主義者，說“理想終歸是理想，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實現(xiàn)過”。

之所以這樣說，孫犁先生想到了“文革”時期，他說：“凡以學(xué)術(shù)知識干政者，賈逵可以師法矣。回憶‘四人幫’時期，思想、文化界，此種人不少。率皆從經(jīng)典中，尋章摘句，牽強附會，以合時勢。跡其用心，蓋下賈逵一等。其中，自然有人迫不得已。但主動逢迎者，為多數(shù)。文藝創(chuàng)作亦如此。其作品，太露骨者，固不以為人齒，然亦有人，由此步入作家行列，幾經(jīng)翻滾，終于成為‘名家’。”這是一九九一年孫犁先生寫的文字，三十四年過了，并不顯得過時。

四

如果不是讀孫犁《讀〈舊唐書〉記》，我不知道唐朝還有王叔文這樣一個人。孫犁言簡意賅地道出此人一生的軌跡：“并沒有祖蔭，在政府也沒有后臺。他是以偶然的機會上到這個舞臺，充當(dāng)了短時間的重要角色，得到悲劇的下場。”

《舊唐書》王叔文的傳記中，說他“這個偶然的機會”是“以棋待詔”。憑棋藝小技，居然能夠得到皇帝的恩寵，不用通過組織部門的考核，一躍而得到擢升，在官場上，亦非奇跡，歷代不衰而能見。關(guān)鍵是，如此天上掉下來的餡餅，你自己偷偷樂就得了，安分地在朝廷當(dāng)個不大不小的官，坐吃俸祿，平安一生。但是，這樣從底層上來的人，鯉魚躍龍門，往往會欲望膨脹，野心蓬勃，以致蠢蠢欲動，勾結(jié)士人，結(jié)為死黨，密謀弄權(quán)速進。

在唐代政治動蕩之中，王叔文一個下棋的，哪里玩得轉(zhuǎn)？官迷心竅，結(jié)局悲劇，在所難免。孫犁先生評述：“本來，王叔文不一定是做大官的材料，他駕馭不了那么復(fù)雜的政局，應(yīng)付不了多方面的牽扯關(guān)聯(lián)。在官場上動動筆還容易，后來又兼上度支鹽鐵副使，這是要見效率的官，就有點無能為力了。”政局大變之后，王叔文“貶為渝州司戶，明年誅之”。

孫犁先生說王叔文“罹此慘劇”的過錯，在于“不自量力所致耳。諺云：政局如棋局，王叔文雖善于弈，其于政治，則經(jīng)驗甚不足矣”。孫犁先生說得很是客氣，對王叔文有幾絲同情。其實，人的位置發(fā)生變化，人心往往容易隨之發(fā)生變化，所謂風(fēng)動葉亦動心更動也。特別是地位陡升之后，更容易人心不足蛇吞象，稱不出自己幾斤幾兩。

五

《舊唐書》中有韓愈的傳記，孫犁先生說了這樣一段話：“由以上所記，可略知韓愈的性格及為人。韓愈沒有祖上官蔭，出身寒苦，他的性格比較開朗，遇事有耐力，遭到那么多的挫折，他頑強地活下來了。作為一個文人，這都是好品質(zhì)。文章能創(chuàng)新，自成一家，和他這些素質(zhì)，也不無關(guān)系。”這是中肯的評價。

韓愈出身卑微，在朝為官，以文待詔，與王叔文以棋待詔，大有不同，起碼對皇帝或曰對國家的政治能起到一些作用。與王叔文不同，韓愈沒有那么大的野心，《舊唐書》中說他“拙于政務(wù)”，韓愈說自己“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孫犁先生不同意這樣的說法。他說：“韓愈因諫迎佛骨，招來大禍，幾乎殺頭。流放到潮州以后，上表皇帝，文辭凄苦，希望得到皇帝哀憐。能得到皇帝哀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這篇表寫得有路數(shù)，有策略，證明韓愈不只是個非常天真的人，還是非常聰明的人。皇帝好長生，諫佛是錯了。皇帝還好大喜功，喜歡人頌揚。他就在這方面做文章。”

文人之長的文，先擢升了韓愈，后害了韓愈，最終又幫了韓愈。最后，這篇“潮州表”起到了作用，皇帝給了他一個袁州刺史當(dāng)當(dāng)。看來，文比棋，更管點兒用。

六

另一位文人蘇軾，如今大熱，遠超韓愈。

對蘇軾，孫犁的評價很有意思。他綜述東坡政績曰：“縱觀東坡一生為官，實如旅行，很少安居一處。所止多為驛站、逆旅、僧舍，或暫住朋友處，亦可謂疲于奔命矣，其官運雖不佳，然居官興趣未稍減。”“東坡歷仁、英、神、哲、徽五朝，時國土日蹙，財政困難，朝政紛更多變，雖善為政者，亦多束手，況東坡本非公卿之材乎。既不能與人共事，且有恃才傲物，率意發(fā)言，自以為是；蘇轍做墓志，極力羅列其兄政績，然細(xì)思杭州之興修水利，徐州之防護水災(zāi)，定州之整頓軍紀(jì)，亦皆為守土者分內(nèi)之事，平平而已，談不上大節(jié)大能。此外，東坡兩度在朝，處清要之地，亦未見其有重大建樹。文章空言，不足據(jù)以評價政績也。”

評價東坡文學(xué)成就，孫犁先生將東坡和柳宗元做對比：“中國歷史上，政治上失意而在文學(xué)上有成者：唐有柳宗元，宋有蘇東坡。柳體弱多病，性情憂郁，一貶至永州，即絕意仕途，有所徹悟。故其文字，語義幽深，多隱諱。蘇東坡性情開放，樂觀，體質(zhì)亦佳，能經(jīng)波折，不忘轉(zhuǎn)機，故其文字淺近通達，極明朗······讀其文章，時有激越之詞，旁敲之意，反復(fù)連貫，有賈誼之風(fēng)，與柳文大異。”

對東坡的生活與生存，孫犁說：“蘇東坡生活能力很強，對政治沉浮看得開，善于應(yīng)付突然事變，也能很快適應(yīng)惡劣環(huán)境。在獄中，他吃得飽，睡得熟；在流放中，他能走路，能吃粗飯，能開荒種地，打井蓋屋。他能廣交朋友，所以也有人幫助他。”

然后，他再次將東坡與柳宗元做比較：“他不像屈原那種人，一旦失勢，就只會行吟澤畔，也不像柳宗元，一遇逆境，便一籌莫展。他隨時開導(dǎo)娛樂自己，可以作畫，可以寫字，可以為文作詩，訪僧參禪，自得其樂。還到處培養(yǎng)青年作家，繁榮文藝。然其命運，終與柳宗元無大異，亦可悲夫！”

最后一句，說的是兩人的命運。由此，從為政為文到生活生存，最后到命運結(jié)局，做了一個縮寫版的東坡傳。對東坡這樣的評述，與如今大量對東坡過分的夸飾溢美以及鋪排演繹，不盡相同。讀史，讀詩，讀人，學(xué)識重要，見解更重要。

七

孫犁先生生前最后一本書《曲終集》中，有一則《耕堂讀書隨筆》，寫到又一位文人司馬相如，特別寫到與相如同時步入官場并都曾經(jīng)“尤親幸者”，如東方朔、枚皋、嚴(yán)助、吾丘壽王等人，最后下場均不好，有人還被殺、被族。相如之所以能夠全身而退，一是有能力，如出使巴蜀，替漢武帝完成任務(wù)；二是“常稱疾避事”；三是“不慕官爵”而常閑居在家。

孫犁先生對此有這樣一番議論，說相如“不像那些窮愁士子，一旦走入官場，便得意忘形，急進起來。另外，他有自知之明，以為自己不是做官的材料，像嚴(yán)助等人，必須具備如下的條件：既有深文之心計，又有口舌之辯才。這兩樣，他都不行，所以就知難而退，專心著書了”。這一番話，似乎是在說自己。

接下來，孫犁先生還有一番議論，說相如“他也不像一些文人，無能為，不通事務(wù)，只是一個書呆子模樣。他有生活能力。他能交游，能任朝廷使節(jié)，會彈琴，能戀愛，能干個體戶，經(jīng)營飲食業(yè)，甘當(dāng)灶下工”。如此能上能下且多才多藝的全能型，也不是當(dāng)今文人能夠做到的。

關(guān)鍵是，相如不僅“不慕官爵”，還不把自己所寫的著作當(dāng)回事。《漢書》中說：“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曾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居然身后連一本自己寫的書都無意存留，這樣的風(fēng)格，既淡泊于利，又不屑于名，更是如今一些爭名于朝爭利于市的文人難以企及的了。

對相如這樣的風(fēng)度，在同一篇《耕堂讀書隨筆》中，另一則讀清人何焯的《義門讀書記》中，孫犁先生說過這樣一番話：“人一旦有了名聲，便充滿了危險。先是一些要人，開始對他注意，拉攏他，想叫他出于自己的‘門下’。如果能堅持淡泊，不去上鉤也好。無奈讀書人，又羨慕富貴，不耐清苦。”難脫名利之累，再伸長脖子張大嘴巴爭搶上鉤，自然便易惹命運之禍。所謂禍，孫犁先生指文人熱衷于官場所致。文人熱衷官場，是因為官場可以給他們帶來好處，誘惑的曲徑通幽，便也容易通向危險。于是，“耕堂曰：文人與官人，性格多不同……因此名士多與貴官相處日久，必爭論失歡”。

自然，這是孫犁先生多年以來目睹文壇與官場兩界的經(jīng)驗之談，也是他讀古書時情不自禁對現(xiàn)實的關(guān)注與感喟。所以，他才會對相如贊賞有加：“司馬相如之為人，雖然不能說，堪作后世楷模，但他在處理個人與環(huán)境，個人與時代，文藝與政治，歌頌與批評等重大問題方面，我認(rèn)為是無可非議的，值得參考的。”

面對古人司馬相如，這是孫犁先生的自省，也應(yīng)該是所有文人的鏡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