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教研室人才濟濟，教學和科研的實力相當雄厚。跨入20世紀80年代，有些老師為了使自己的理想和才華得到盡情的綻放，作出了新的選擇。袁良駿老師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高艾軍老師調到北大漢語中心（北大對外漢語教育學院）；樂黛云老師到深圳大學擔任中文系主任，并建立中國第一個比較文學研究所；孫慶升老師到山東煙臺大學中文系擔任系主任。袁良駿老師去了社科學院，家還住在北大，見面的機會也還比較多；高艾軍老師仍在北大，只是換了個院系；樂黛云老師和孫慶升老師后來又都回到中文系，真正調離北大的是黃修己老師。黃老師1987年9月調到中山大學中文系，把家從北大搬到中大，他的這個魄力和勇氣，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在同行中“引起了小小的一陣轟動”。

“引起了小小的一陣轟動”的原因大致有兩點。一是黃老師的家真是個“幸福的家庭”，離開北京有點可惜。師母陳立芳1965年從北大中文系畢業后，被安排到北京一〇一中學做行政管理工作。一〇一中學是大名鼎鼎的名牌中學。前些日子看到北京最好中學的排序是北師大實驗中學、北京四中、人大附中、清華附中、北大附中、北京一〇一中學。一〇一中學是北京市的“前六強”，又是北大的近鄰，兩校之間只隔了一條馬路。黃老師在北大執教期間，最早住在承澤園，后來搬到蔚秀園，再后來搬到燕東園，與一〇一中學靠得都很近，師母陳老師上班比黃老師到中文系講課還近捷。兩個孩子也都很優秀。公子水清生于1968年，女公子水嬰生于1971年。黃老師調往中山大學那年，水清讀高三，水嬰讀初三，因為“文革”期間黃老師和陳老師都去干校和農場戰天斗地，兩個孩子入學的年齡耽誤了，可一旦入學，就都是學霸。記得中文系好幾位老師的孩子報考大學填寫的志愿是：“第一志愿北大，第二志愿北大，第三志愿北大”，備注：“不服從分配”。水清和水嬰向往的也都是北大，在高考和中考的關鍵時刻被父母親帶到廣州，心里很憋屈。離開北京那天我去送行，水清沉著臉一言不發，水嬰哭得淚人似的，朝同學、夕同嬉的小朋友們都在北大校園，真舍不得和他們說再見。到廣州后，水清考入中山大學物理系，一畢業就到他小時候生活過的上海成家立業；水嬰考入中山大學外語系，畢業后報考中國社科院研究生。聽說報考研究生時沒有按要求填寫報名表，家庭成員那一欄是空著的。面試時主考老師問起家庭情況，水嬰這才解釋說：“我爸爸叫黃修己，您們認識我爸爸，也許要送人情，就沒有填。”進社科院讀研不久，水嬰就去美國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后留在美國。水清和水嬰去了他們想去的地方，留在廣州的只有黃老師和陳老師老兩口。看重血緣關系的社會學家喜歡把兒女的“遠走高飛”說成是老年人的“腥風血雨”，黃老師和陳老師并不這么看。不過，陳老師見面時愛說：“廣州什么都好，就是沒朋友。朋友還是老的好，老朋友都在北京。”黃老師聽了只是笑，他知道這是陳老師又在想孩子，又在想北京了，趕忙把話題岔開來。

“引起了小小的一陣轟動”的第二個原因，是黃老師在北大生活了三十二年，北京是他青春時代最向往的地方！黃老師的“人生境界”、治學的“靈光”和“雄辯”的才華，都得益于北大的培育。他曾說1955年進北大求學，“實是一生之幸事”，那時候北大“集中了當時國內最有名望的一大批專家學者”，“幾年間飽受師長們的雨露恩澤，對我的一生影響至深”（《我的“三角地”》第44頁），至于同學之間的同學習共戰斗的情誼就更多了，因而他的調離讓老同學們感到難以理解，只好猜測說“這可能與黃老師的個性和氣質有關”。

一、從小就充滿了勇氣和銳氣

黃老師1935年出生于福州一個書香門第，但生不逢時。他回憶說：“我出生不到兩年，抗戰就爆發了，小學期間家鄉兩次被日本侵略者占領，我隨家長逃難，學業受到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我的“三角地”》第73頁）也正是出自對民族苦難的記憶，福州剛剛解放，黃老師就報名參軍，那時他還不滿15歲，還是個孩子，雖說當的是“勝利兵”，沒有上戰線打過仗，但為“甘灑熱血寫春秋”的豪情著實令人欽敬。只因“從小就耳聾”（《我的“三角地”》第97頁），無法根治，黃老師在人民解放軍這個大熔爐中摸爬滾打了五年后，不得不脫下鮮艷的軍裝，于是選擇“從文”。1955年，他以優異的成績從部隊考入北大中文系。這一年，黃老師剛滿20歲，風華正茂，激情四溢。

北大的班級習慣以入學時的年份排序，黃老師是1955年入學的，他們這個年級就叫55級。北大中文系的55級名滿天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今，北大中文系還沒有一個年級能夠在整體的專業水平和成就上超越55級，有人把這概括為“55級現象”，僅黃老師在1993年發表的《讀書·翻書·摸書》一文中列舉的55級的“名流”就有：

從事學術領導工作的，如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所長張炯，任北大中文系主任費振剛等；有研究古代文學的專家，如張少康、陳鐵民、李漢秋、王水照、譚家健等；有研究現當代文學的謝冕、孫紹振、孫玉石等；有語言學家陸儉明、魯國堯等；有轉行搞民國史而大有所獲的楊天石；有做編輯成績斐然的劉彥成、陳丹晨等；也有幾位去搞創作，如以《小布頭奇遇記》而贏得一代少年心的孫幼軍，過早去世的女作家溫小鈺等。篇幅有限，不能把各位當今“名流”一一列舉，還請學友原諒。（《我的“三角地”》第32頁）

學生“對從事學術工作有一種崇高感、神圣感”，這是55級取得這么大的成就的主要原因。黃老師在《生于戰亂，長于戰亂》一文中說：

我分析我們有一點成績的原因是，我們生于戰亂，做過亡國奴，因而倍感祖國的可愛，強烈希望祖國的新生。看到新中國誕生了，便特別熱愛新社會。那時上大學不要學費，我班大多數同學都享受助學金，便很自然地有一種對國家的責任感；又好像意識到現在是天欲降大任于我的時候了，肯于空乏其身來勞己筋骨，便特別用功。我們身上也有一股“開國氣象”，一個國家新生之際那種興奮的情緒和蓬勃進取的干勁。大家都有一種獻身精神，從入了大學的第一天起，就認定要以我血薦學術。這并不是每一代人都能具備，都能做到的。（和“‘文革’一代”有些人的迷惘、失落、怨恨恰成鮮明對比。）我們能在不利的環境下取得一些成績，這是根本的原因。（《我的“三角地”》第77頁）

老師們敢于教，把學生作為接班人來培養，是55級取得這么大的成就的另一個原因。55級“靠著北大傳統的蔭庇，靠著老一輩學者的薪傳”，即便在“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和“在很不利的環境里”，也能“抵抗、掙扎、徹悟”，“經歷波瀾，繞過曲折”，“在獻身學術、堅持實證、解放思想、獨立思考這幾個方面”，跟“老師接上了關系”（《我的“三角地”》第73、80頁），在治學精神上與系主任楊晦先生，知名教授林庚先生、吳組緗先生、王瑤先生等前輩學者薪盡火傳，一脈相承，在中文系的發展史上寫下璀璨的一頁。黃老師是55級的風云人物。這倒不是他身份特殊，是個轉業軍人，而是他的人品和業績所致。黃老師思想敏銳，有理想追求，有學術情懷，無論是在北大讀書期間還是畢業留校任教之后，他始終都在奮進，像軍人一樣沖鋒在前，以昂揚的姿態永遠站在時代的最前列。

二、“要對得起北大的書桌”

北大中文系55級有四個班級，除了極少數“調干生”和像黃老師這樣的“轉業軍人”外，都是正規高中畢業生中的佼佼者。置身于“天之驕子”行列，黃老師略顯遜色，雖說高考分數也很高，論學歷大概只能算是“初中”，低了一個層次。可黃老師自從跨入北大的第一天開始，就下定決心，“一定要用優異的成績壓倒高中畢業生”。他擔任55級第二班的團小組組長，團小組總共有九名團員，團小組副組長劉烜，團員有孫玉石、閔開德、侯學超、孟琮、魯國堯等，當時都是班級的尖子，后來都是學界的名流。組長，管思想政治工作；副組長，抓學習。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正式提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1956年4月，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明確指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毛主席把“百花齊放”與“百家爭鳴”并列放在一起，這在新中國科學文化建設史上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向科學進軍”的口號和“雙百”方針，給55級極大的鼓舞，黃老師在學習討論時說了很多激動人心的話，流傳最廣的是“要對得起北大的書桌”。他用這個誓言激勵自己，刻苦學習，在班級處處起模范帶頭作用，團小組組長工作做得出色，受到國家級的表彰，黃老師也很快擔任起了55級團支部宣傳委員，成了55級的排頭兵。

為了響應黨的“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向偉大祖國國慶九周年獻禮，展示55級沿著黨所指引的光輝的紅專大道飛奔前進取的輝煌成就，1958年7月臨近暑假前夕，55級團支部提出了一個“大膽倡議”：在暑假“編著一部文學史”，作為“小小的禮物”獻給莊嚴的祖國，以代表“我們年輕人赤誠的心意！”這個“大膽倡議”得到黨組織的堅決支持，55級的同學們立即行動起來，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編寫了一部《中國文學史》，1958年9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中國文學史》將近七十八萬字，分上、下兩冊，封面是紅色的，所以又稱為“紅皮文學史”，扉頁上印有紅色的字樣：“獻給親愛的黨和偉大的祖國/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門化1955級同學/1958年國慶節于北京”。

“紅皮文學史”的《后記》中說：

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要寫出七八十萬字，要閱讀浩如煙海的材料，要集體研究、分析、討論，要草擬大綱、編寫初稿，以及修改、潤色，何況明代以后的文學史我們還根本沒學過，而鴉片戰爭到五四這一段，在目前文學史書中還是空白，完全要依靠我們白手起家。然而，我們沒有被困難嚇倒，全國工農業大躍進的形勢鼓舞著我們，黨的思想領導和組織措施保證了我們的工作順利地進行。同學們像一個人似的團結在黨支部的周圍，以高度的共產主義革命精神，廢寢忘食、日以繼夜地戰斗著。有的同學帶病堅持工作，再三勸阻，也不愿休息；有的編輯小組為了按時完成任務，連續工作48個小時。在同志們的沖天干勁里，在集體的密切協作中，困難一個個被克服了，人也鍛煉得更為堅強了。盡管暑假中，我們還有部分同學去參加軍事野營，去農業社勞動，去工廠編寫工廠史，經常堅持工作的不過三十多人，但是，9月5日，我們終于把文學史全部寫成了。

……

這部書從發稿到出版，僅用了24天的時間。在這么短的時間里，出這么大的一部書，還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在這些日子里，人民文學出版社和新華印刷廠的同志們晝夜苦戰，忘我勞動。他們的精神使我們非常感動和敬佩。在這里，我們表示深深的感謝！應當說，這部書是我們獻給國慶九周年的共同禮物。

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級文學史編輯委員會1958年9月15日

僅僅花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寫出了一部“七八十萬字”的文學史，這是典型的“大躍進”的產物，雖說社會上也有過很多吹捧，但55級清楚地意識到“我們都還是處在學習與摸索的過程中，所以，在貫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觀點時，產生了若干簡單化的缺點，而對文學史材料的掌握和分析中，也有不夠深入細致的毛病”，“對于民間文學的地位與若干作家作品的評述也不盡恰當。”決不能“凍結在‘紅皮文學史’上”，于是在1959年暑期，也就是“紅皮文學史”出版不到一年的時候，55級對“紅皮文學史”動大手術，“拋棄了‘現實主義與反現實主義斗爭’‘民間文學是正宗’等片面的觀點，改用‘人道主義’為貫串思想”，把70多萬字的上、下兩卷本“紅皮”文學史，改寫成了120萬字的四卷本文學史，1959年9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封面由紅色改為黃色，學界稱為“黃皮文學史”。黃老師后來說，“這是一次大幅度的、快速度的自我超越”（《我的“三角地”》第83頁）。“黃皮文學史”的《前言》中說：

這部一百二十多萬字的著作是基于去年出版的《中國文學史》修改而成的新書。說它是新書，因為基本上是重寫過的，論點方面有許多改進，內容也比較豐富了。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一部出版才一年的著作，就要重新修改呢？的確，這在過去是很難想象的，但是在我們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年代，在歷史上從來不會有過的大躍進時代，卻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當我們完成這項工作的時候，我們多么想用世界上最純真的語言來贊美我們的時代、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人民和我們偉大的黨啊！

1958年7月，黃老師被派到北京豐臺橋梁廠編寫工廠史，沒能參與“紅皮文學史”的編寫工作，可到1959年7月修改“紅皮文學史”的時候，他就成了骨干。前幾天拜訪劉烜老師，他介紹說：“黃老師對于編著黃皮文學史非常積極熱情”，當時分了“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清代”和“近代”等九個編寫小組，黃老師是“魏晉南北朝”編寫小組的小組長，執筆“曹操”“陶淵明”“木蘭詩”等章節。關于“黃皮文學史”，黃老師在《我的“三角地”》中是這樣評價的：

我認為“黃皮”書的學術價值，總體上說沒有什么可以特別肯定的。只有用了大篇幅，完整地記述了鴉片戰爭至五四運動的文學史，才做了前人沒做的工作，是不應否定的。近年在重要學術會議上，聽到有研究近代文學的專家發言，認為“55級的文學史，補全了近代文學，對這有益的工作，還是要肯定的”，我想這是公允的。這也要感謝阿英先生的幫助。

這部巨型的“黃皮”書，很大程度上修正了1958年學術“大躍進”的錯誤，學術上有部分新的東西，表現了一代學術新生力量既有相當的潛力，又能夠跟隨時代進步，這是它好的一面。后來，北大成了全國先進集體，文科方面的成績主要就是我們這部文學史。陸平校長在全國先進集體表彰大會上發言，總結我們的經驗是：“在批判中學習、繼承；在學習、繼承中批判。”（大意）他已經不再只強調“批判”，而是歸納出“批判—學習”的范式，比較切合我們的實際。（《我的“三角地”》第84頁）

“黃皮文學史”竣工后，55級緊接著又編著《中國現代文學史（初稿）》。這是一部被學界遺忘了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黃老師在1995年版《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中掛了一筆：“北京大學中文系師生編的一部，由作家出版社印成初印本，供征求意見用，但后來沒有正式出版。”可到2007年的《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第二版）》中就刪掉了。范震威、吳寶三合著的《燕園風雨四十年——嚴家炎評傳》中也只是一筆帶過。書中寫道：

進入1959年，五五級中文系學生在“紅色文學史”鼓舞下，又開始編寫《中國現代文學史》初稿，嚴家炎參與并主持了此書的編寫。此書編成后，又由作家出版社內部出版。——這也是嚴家炎走進中國現代文學史之始。

《中國現代文學史（初稿）》，封面署“北京大學中文系集體編著”，1960年5月北京出版，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制，字數49萬，印數600冊，定價（資料費）3.10元。《出版說明》中說：

本書僅系前二編之初稿，為便于學校集體討論和廣泛征求社會各方意見，乃加排印出版。第三編（建國以后部分）尚待續寫。此次編寫排校工作均十分倉促，定有不少錯誤和缺點，切望有關各方多加指正，以便修訂出版。

由于時代的局限和編寫的匆促，來不及仔細推敲和深入研究，用今天的眼光看，書稿中的確存在著“不少錯誤和缺點”，如第一編中的“胡適批判”（第一章）、“周作人批判”（第五章）、“對買辦資產階級‘新月派’的斗爭——‘新月派’創作批判”（第十一章），以及第二編中的“對王實味的斗爭和對丁玲等人反動思想的批判”（第二章）、“對胡風集團反動的哲學觀點、文藝思想和創作的批判”（第九章）、“對蕭軍反動思想的批判”（第十章）等章節，“避諱史料”“思想先行”的傾向尤為明顯。為了突顯“現代文學是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領導下成長壯大起來的”這個基調，《中國現代文學史（初稿）》把“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定在1919年，把“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和“與勞動群眾相結合”說成是“貫穿于現代文學史中的一條紅線”，宣稱“一部現代文學史，首先就是一部黨對文學的領導日益加強和鞏固的歷史”，等等，這些“結論”也都深深烙上了那個時代的印記，但55級堅持不懈地學習、敢于創造的精神是很可貴的，他們閱讀面廣，視野開闊，《中國現代文學史（初稿）》結構宏大，史的線索清晰，章節設置較為合理，與同時期復旦大學中文系、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以及吉林大學中文系集體編寫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相比較，北大中文系集體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初稿）》學術水平最好。黃老師是編著《中國現代文學史（初稿）》的主力之一，從此開啟了學習和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歷程，1960年畢業留校做王瑤先生的助教，從此登上現代文學的講壇，1962年獲邀到北京廣播電臺講現代文學史。黃老師口才好，課講得特別精彩，聲名大振，再加上他平時注重實干，處處走在前面，各方面的表現都相當突出，就在1962年被吸納為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預備期一年。

三、“保持住知識分子的良知”

在55級二班，入黨最早的是黃老師和劉烜老師。可到1963年討論轉正時，情況發生了變化。劉烜老師準時轉正，成為中共正式黨員，黃老師卻未能通過，至于被“卡”下來的理由，就要追溯到1957年的反右斗爭了。

1957年6月，以中文系團支部為主體的一批又紅又專的團員，創辦了一份半月刊，取名《浪淘沙》，黃老師是團支部宣傳委員，成了《浪淘沙》的主干。《浪淘沙》第一期（6月12日），開篇就是黃老師寫的《“條件反射”面面觀》，署名堅冰。緊接著，又在《浪淘沙》第二期（6月24日）發表雜文《從“石板壓駝背”談起》，署名堅冰，且看文章的前三小節：

從“石板壓駝背”談起

堅冰

過去有一個醫生，自稱能夠醫好駝背。一日，果然有一駝背的來求醫。那醫生便叫他伏在一張長板凳上，然后搬來一條石板，往他的背上直壓了下去。只聽得“哎呀”的一聲慘叫，那人背上的“小丘”確確實實的是被壓成了一片平川；然而人卻是嗚呼哀哉的了！我不了解這位醫生是蓄意要謀害呢，或者本來確是想治好駝背，我只知道有一件事，就是一個活人在他的手下喪命；我只覺得他實在是一個典型的庸醫了。

不幸，在現實生活中竟也有著這樣的庸醫。過去，不是就有一些人搬著石板，死命地往那有缺點，有毛病，有不同意見的人的背上壓去嗎？而且確實有人被壓得奄奄一息。雖然并不是故意壓死人。

這種石板療法的庸醫，是萬萬當不得的。可是，有些人卻在拼命地喊：“什么和風細雨，不過癮！要就來它個狂風雨！”……

黃老師的本意是要把當時個別人對黨員干部的粗暴的批評打擊，比喻為“庸醫”的“石板療法”，用這個形象的比喻來維護黨的形象和聲譽，不料文章發表后引起批評。“浪淘沙編輯部”為了息事寧人，在《浪淘沙》第三期（7月4日）發表了一則《小啟》：

有的讀者對本刊期刊載的雜文從“石板壓駝背”談起，提出批評，認為該文與現實的情況有距離，對事實有夸大，立場不夠鮮明；認為，過去個別同志在批評態度上有缺點，但絕非像搬石板壓駝背那樣，更不會“壓得奄奄一息了”。

我們同意上述的意見，認為該文的主題思想是片面的，而且比喻欠當，含意較隱晦。

對于該文的刊出，編輯都應負主要責任；由于我們審稿的不細致，還可能有其他缺點存在；我們熱情地歡迎讀者的批評，指正。

浪淘沙編輯部

好心做事，事與愿違，黃老師內心也感到很委屈，但他很虛心地接受批評，還鄭重其事地把這篇雜文的原稿交給黨支部，請黨支部審查。黨支部認為黃老師是個很真誠的人，也就沒有責怪他。可到了討論黃老師入黨轉正的時候，保留在黃老師檔案里的這篇《從“石板壓駝背”談起》，就成了爭論的焦點。有人說他不應該寫雜文，指責他把黨說成“駝背”，是漏網右派。盡管黨支部書記邵岳老師和黨支部組織委員孫慶升老師一再解釋，說黃老師寫雜文的本意是要保護黨，說中文系教師黨支部應該能正確地理解雜文，但結果還是沒能通過，“預備期”一延再延，拖了九年，直到1971年黃老師才轉正，成為中共正式黨員。

經歷了這個挫折，黃老師更加謹慎從事，求真務實，在政治上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更加踏實地讀書和鉆研學問，健全正確的思想和獨立人格，做真正代表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

他稱贊北大中文系從舊社會過來的吳組緗先生、朱德熙先生等“老一代”，以及“建國之初讀中學、大學，在20世紀50年代成長起來的”費振剛老師等“第二代”，是“尚能保持住知識分子的良知的人”（《我的“三角地”》第113、114頁），而黃老師本人也正是他所說的是“尚能保持住知識分子的良知的人”，他不說違心的話，不做違心的事，一門心思教書，一門心思做學問，言傳身教，誨人不倦，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上獨樹一幟的著名專家，成就卓著。僅在1981年至1988年出版的專著就有《趙樹理評傳》（1981年）、《中國現代文學簡史》（1984年）、《趙樹理研究》（1985年）、《中國現代文學史講授綱要》（1986年）、《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1988年）；參與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有北京大學等九院校編著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79年）、唐弢、嚴家炎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三）》（1980年）、唐弢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1984年）等，在《文學評論》《北京大學學報》《新文學史料》《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上發表的論文就更多了。黃老師著述等身，教學效果也特別好，無論是講基礎課還是講專題課，課堂總是座無虛席。1978年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現改名為“國家開放大學”）成立后，黃老師應邀長期擔任現代文學的主講老師，譽滿全國，為我國遠程高等教育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也正是因為黃老師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中的“全才”，他的“路轉嶺南”才會引起學界的熱議。

四、執著地追求和不遺余力的奮斗

對于“路轉嶺南”，黃老師解釋說他“不喜歡北京的生活”，這似乎有些勉強。從20歲到52歲，在北京生活了32年，其間有多少勵志的故事、人生的感悟和甜蜜的喜悅啊！求學、立業、成家、生兒育女，這些累累碩果都是北京所賜，即便再怎么“不喜歡北京的生活”，經過了32個春夏秋冬的歷練，也該“習以為常”，懷著感恩的心情認定為北京是“第二個故鄉”。這些年來，吸引人才流動的大多是“高年薪”以及可觀的“科研啟動金”和豐厚的“安家費”，黃老師去中大時可沒有這些優惠。“路轉嶺南”是平級調動，體現出來的只能說是他對學術理想的追求和不遺余力的奮斗，付出的艱辛和代價是難以想象的，靠的是對學術的熱愛、對生命的敬畏。

1996年5月下旬，我到廣東肇慶西江大學參加由黃老師召集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討會”，會期三天。那時交通不便，我從北京乘火車到廣州，黃老師委派他的兩位研究生李海霞和劉海斌到車站接我，安排我在中山大學招待所住了一個晚上。肇慶的會議結束后又回到廣州，在中山大學招待所又住了一個晚上，這五天與黃老師朝夕相處。黃老師告訴我他在中大當班主任，組織并帶領全班同學參加全校的運動會，這讓我感到很詫異，像他這樣知名的教授，在北大中文系是絕對不會當班主任的，更不會帶領學生去參加運動會，可黃老師說這對于他是一種新的體驗。“既來之，則安之”，中大安排的工作都要認真做好。他帶我參觀中大校園，欣賞中大秀美的光景，見到熟識的教師，總會停下來熱情地向我介紹說：“這是某某老師、在系里擔任什么職務、出過哪些專著”，讓我感到有些意外。雖說黃老師生性開朗，但不喜應酬，多少有點兒“特立獨行”的傲氣，到中大后怎么就成了“謙謙君子”呢？黃老師見我一臉疑惑，解釋說“入鄉隨俗”，廣州人熱情好客，北京人的“京派習性”到廣州后得要改一改。和我談得最多的當然還是教學和科研，強調“頂真”兩字。一別八年，黃老師變得更坦誠和率真，不像在北大時那么有鋒芒，顯得更加“善解人意”，難怪他的研究生都稱贊他可親、可愛、可近。與此對應的是以只爭朝夕的精神以教書為樂，求實創新，學術成果“井噴式”的發散開來：創建中山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博士點、撰寫《中國新文學史編撰史》、纂修《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主持《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為學界培養了姚玳玫、吳敏、劉衛國、劉進才等一批棟梁之材，所有這些都展示了黃老師的淵博睿智和無限的創造力。

今年3月23日，吳敏來信說黃老師為山西《名作欣賞》雜志題詞，寫的是“贈《名作欣賞》名作有美名/雅俗皆欣賞黃修己”，并發來黃老師的二幀照片。照片上的黃老師，滿面紅光，挺有精神的。吳敏在來信中說：“《名作欣賞》讓黃老師寫一句祝福的話。黃老師問您寫了沒有？”又說“黃老師今年整九十，思維仍然很敏捷，體力確實比較弱”。我請吳敏稟報黃老師，我也給《名作欣賞》寫了兩句祝福的話：“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祝賀《名作欣賞》越辦越好！”吳敏是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82級的學生，我當過她的班主任。她畢業后考上黃老師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畢業后在華南師范大學執教，成了我和黃老師聯絡的紐帶。

4月22日，吳敏來信說：“黃老師發燒幾天，肺部有些感染，現在中山三院。已經退燒了。”大概是想到我會惦記，接著又來電話說：“黃老師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要我放心。4月25日，吳敏來信說：“黃老師在中山三院住了幾天，今天下午回到養老院，可以同等條件治療，護理條件好很多。”又說：“泰康養老院條件比較好，陳老師持家有方，諸事可以安排得比較妥當。”豈料5月11日傍晚接到吳敏來信：“黃老師下午走了。”

這也太突然了！想起黃老師的一生，似乎可用“學習的一生，奮斗的一生”十個字來概括。假如把他3月23日為山西《名作欣賞》雜志題詞，看作他從學術舞臺正式退場，那他從正式退場到與我們永別只有一個半月。題詞寫得端莊大氣，可以看作黃老師在追求極致的過程中耗盡了身體最后一絲力氣。

劉烜老師得知黃老師逝世的消息后托我打聽后事，他說黃老師代表了一個時代，要隆重地向他致敬。我正要把這番話告訴吳敏，接到吳敏打來電話，說中山大學準備舉行隆重的告別儀式，師母陳老師不同意，要我勸勸陳老師，我就把葉圣陶先生1948年8月30日《在朱自清先生追悼會上的致辭》發給吳敏，請她送給陳老師看看：

在朱自清先生追悼會上的致辭

前兩年文協為聞一多先生在這兒開追悼會，過了兩年多幾天，咱們又在這兒追悼朱自清先生了。朱先生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對于中國文學極有貢獻。因為他們兩位對于文學貢獻大，所以咱們要永遠追念他們。

我常想，追悼會與死者是完全不相干的。未死的人因為死了一位忘不了的朋友，心里難過，要解除，發泄，開一個追悼會抒發哀感；死者已經無知無識了，實際上對死者毫無關系了。一個人，生的機會只有一次，死者已經將這機會放手，咱們未死的人無法把他追回來了。咱們與死者生時能聚在一起，可說是有緣，今天開追悼會，無非聚友追念之意。追悼不同于祭祀，卻不外乎孔子所說的兩個字：“如在”。咱們今天開追悼會，正是用“如在”的心情來追念死者。

我現在不說頹喪傷感的話。記得一位朋友來信，有兩句話可以說給未死者聽聽：“倒下去的一個一個倒下去了。沒有倒下去的，應該趕緊做一點事。”愿咱們大家保持這種心情，實做下去。

陳老師看了這篇致辭后，讓吳敏看黃老師生前在白板上最后寫下的依稀可辨的“希望支持”幾個字，仍堅持要尊重黃老師的想法，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5月18日，我在劉衛國的微信朋友圈里看到送別黃老師的六張照片，為黃老師送別的主要是黃老師的家人和黃老師的研究生。我把這六張照片轉發給謝冕老師，他回信說：“悼念修己老友！”謝冕老師和黃老師都是55級，都是從部隊考入北大的，且同為福州老鄉。劉烜老師知道后頗為感傷，覺得有很多話要跟黃老師說。是呀，不僅是劉老師，凡是認識黃老師的朋友們都會有許多話要跟黃老師說，也都為未能為再見一面而遺憾。黃老師此去成長別，我們對他的思念有很多。黃老師啊，您慢慢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