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3日，在紀念抗戰勝利80周年閱兵式上，東風-5C、東風-61等大國重器莊嚴駛過天安門廣場。以武止戈、砥定乾坤，今日中國屹立于東方的底氣，追根溯源，離不開六十多年前“導彈元勛”們在一片空白中的艱難起步。

1960年，蘇聯專家全面撤離，帶走了所有圖紙與援助。然而，就在他們離開后的第83天——1960年11月5日，曾經連導彈是什么都不清楚的中國科研人員，成功發射了我國第一枚仿制導彈。這枚代號“1059”的“爭氣彈”，后來被命名為“東風一號”。

四年后，中國人完全自主設計、自主制造的第一枚導彈“東風二號”，歷經挫折，浴火重生，飛行一千余公里后精準命中目標。

從仿制到自主研制，從一無所有到“覆蓋全球”，從東風破曉到威震寰宇，自力更生始終是一代代中國航天人最堅實的底色。

中國人搞導彈行不行？

1955年11月22日，錢學森踏上了前往東北的考察之旅。此時，距離這位傳奇科學家沖破重重險阻、歷經波折回到祖國，才剛過去了一個多月。

作為“共和國的長子”，東北地區集中了新中國最重要的工業基礎，顯而易見，這并非一次尋常的訪問。在國務院發給東北地區有關省市的電報中，錢學森擬參觀的地方被一一列出，足足有五六行：哈爾濱工業大學、科學院土木建筑研究所、自動化電熱廠、長春第一汽車廠、鞍鋼……一眼看去，東北地區最重要的大學、研究機構和工廠幾乎全被囊括其中。

沒想到，參觀途中，錢學森突然提出，有兩個老朋友在哈爾濱的一所軍工院校工作，希望能見到他們。

錢學森的兩位老朋友，一位叫莊逢甘，另一位叫羅時鈞。他們任教的“軍工院?！?，全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這所院校由陳賡一手籌建并親任院長，為了保密，校址設在遠離北京的哈爾濱，因此通常被稱為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按照當時的規定，哈軍工對外嚴格保密，地方上只有省委委員以上的干部才能進校參觀。

能否讓錢學森到哈軍工去看看？陪同參觀的中科院代表朱兆祥和黑龍江省委統戰部部長都拿不準主意，立刻向黑龍江省委請示。省委的電話打到哈軍工，副院長劉居英也不敢答復，趕緊向北京的院長陳賡報告。陳賡的回復干脆利落，當然可以。

于是，11月25日早上8點多，錢學森乘坐的小轎車緩緩駛入了哈軍工。出乎意料的是，他剛下車，一行軍人就朝他走來，為首的正是陳賡。原來，為了迎接錢學森，陳賡特意起了個大早，乘坐專機從北京匆匆趕來。

他命令各系把實驗室和陳列室都打開，陪同錢學森參觀了整整一天，還半開玩笑地說：“在錢先生面前還有什么保密的。我們的很多陳列品都是從朝鮮戰場上撿回來的戰利品。我們規定了一些保密條例，只是為了向帝國主義裝個蒜，不讓他們知道底細?！?/p>

那天，錢學森不僅見到了老朋友，還遇到了后來的得力干將——被譽為“航天四老”之一的任新民。

與“亦師亦友”的錢學森相似，任新民也有一段冒險歸國的傳奇。1949年6月，他毅然放棄美國教職，登上歸國郵輪。不料郵輪抵達上海吳淞口，碼頭突然響起了警報聲，幾架國民黨戰機呼嘯著丟下一顆顆炸彈。硝煙散盡，郵輪竟掉頭開去了香港。一步之遙的故土，再次相隔千里。

任新民在香港滯留了一個多月，再也等不及，最終鋌而走險，搭乘一條走私船，繞道韓國，先到天津塘沽，再繞大半個中國，終于回到了安徽老家，此時，已經是1949年8月。

三年后，陳賡籌建哈軍工，一封電報把任新民“挖”了過去。從此，在美國學習機械工程的任新民，改行研究起了固體火箭。在錢學森回國之前，任新民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研究火箭的專家。

他和周曼殊、金家駿兩位同事搞的室外固體燃料火箭點火試車試驗，讓錢學森眼前一亮——原來中國已經在著手火箭研究。

其實，就在錢學森到哈軍工參觀前幾天，一份題為《對我國研制火箭武器和發展火箭技術的建議》的報告，由陳賡轉交給了中央軍委。報告的撰寫人，正是任新民、周曼殊和金家駿三位“火箭專家”。

任新民后來回憶，報告中之所以叫“火箭武器”，是因為那時還沒有“導彈”這種叫法。“missile”的中譯名當時有三種：“火箭武器”“可控火箭”以及“飛彈”。而最終定名“導彈”，正是錢學森的首創。

這位嚴謹的科學家認為：“火箭武器”過于籠統；“可控火箭”沒有說明火箭上裝有彈頭爆炸物；而“飛彈”只說明彈會飛，沒有表達出可控的意思。他在一次題為《關于現代火箭和導彈問題》的報告中特意提出：“我想最好把飛彈改成為導彈。所有的彈，不管是炮彈、槍彈都是飛的。我們講飛彈與炮彈不同，就是它在飛行過程中是有控制的，或者是有制導的，讓它去什么方向是在控制之下，所以叫導彈就比較合適一點?！?/p>

話說回來，就在錢學森與任新民饒有興致地討論時，陳賡在一旁看出了文章，趁機問道：“中國人搞導彈行不行？”

或許是回國前遭遇的種種阻撓與屈辱在那一刻涌上心頭，錢學森憋了一肚子氣：“中國人怎么不行啊？外國人能搞的，難道中國人不能搞？中國人比他們矮一截？”

陳賡聞言大喜，激動地一下子握住錢學森的手：“好極了，就要你這句話！”

沒有錢學森，導彈不止推遲10年

時隔多年，錢學森才明白陳賡那一刻的激動。這一問的背后，是國防部長彭德懷的特別指示，“如果錢老說能干，我們就干；如果錢老說不能干，那誰也不敢下這大決心。”2005年，在紀念錢學森歸國50周年座談會上，擔任錢學森秘書多年的涂元季揭秘了當年的背景。

涂元季還透露，錢學森在東北考察了一個月，期間彭德懷三次給中國科學院打電話，詢問錢學森回來沒有。12月21日，錢學森一行終于從東北回到北京，僅僅5天后，陳賡就帶著錢學森和朱兆祥到北京醫院，一同看望正在住院的彭德懷。

彭德懷見到錢學森，開門見山地問：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會去打人家，但我們一定要把部隊用新式武器裝備起來，落后了要挨打。我很想知道，我們中國人，能不能自己造出導彈來？需要多少時間？

朱兆祥后來回憶此事，還記得“彭老總心情很急，簡直就像交代任務一樣?！?/p>

彭德懷怎么能不著急？志愿軍把美國人從鴨綠江邊趕回了“三八線”以南，付出了巨大的犧牲，要說對現代化戰爭的親身感受，對我軍武器裝備落后的切膚之痛，對導彈等尖端武器的渴望，非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莫屬。

他顯然做過功課，連珠炮似的問錢學森：“我們能不能先搞出一種短程導彈，比方說射程500公里，這需要什么樣的人力、物力和設備條件？估計需要多長時間可以造出來？”

錢學森略作思考，從容答道：“需要有一支搞研究和設計的隊伍，需要建一些地面試驗設備，也需要有專門的加工制造工廠，原材料可能需要全國各有關部門的支持……美國從軍方開始支持搞導彈，到搞出第一枚導彈，用了近10年時間。我想，我們可以比他們快，有5年的時間我看是可以的。”

彭德懷聽錢學森這么有信心，高興地說：“有你這樣的導彈專家，我相信中國一定能夠研制出導彈?！?/p>

錢學森被譽為“中國導彈之父”，在很多人印象中，伴隨他的歸國，新中國的導彈之路自然而然地步入了快車道。但事實并非如此簡單。

任新民等人的報告擺在彭德懷面前時，就引起了他的重視——這也是他迫不及待向錢學森請教導彈問題的緣由之一。聽了錢學森的回答，他當場對陳賡說：“我們的軍隊不能老是‘土八路’，也要學點洋玩意兒，你安排錢先生給我們軍隊高級干部講講課，讓大家都開闊眼界，長長見識?！?/p>

于是，1956年新年之際，軍界和中央高層悄然掀起了一股“導彈熱”。1月，積水潭總政治部文工團排演場，錢學森的“導彈概論”講座連續開講三天，身經百戰的賀龍、陳毅、葉劍英、聶榮臻等高級將領，紛紛當起了學生。

聽眾席中年紀最輕、職務最低的一位，佩戴著少校軍銜。他聚精會神地聽著，錢學森的一句話讓他銘記了半個世紀：“中國人完全有能力，自力更生制造出自己的火箭。我建議中央軍委，成立一個新的軍種，名字可以叫‘火軍’，就是裝備火箭的部隊?！焙髞?，年輕少校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前身——第二炮兵的司令員，他的名字叫李旭閣。

應周恩來總理之邀，“導彈概論”講座還開到了中南海懷仁堂。導彈專家黃緯祿第一次見到錢學森，就是在這次講座中。收到通知時，他只知道這是一次重要報告，到了現場才發現，全場匯集了三軍的高級將領和各大科研機構的頂尖技術人員。

葉劍英聽了講座不過癮，2月4日，又在家中宴請錢學森夫婦，陳賡作陪，賓主邊吃邊談，話題仍然是導彈。晚年的錢學森回憶此事，這樣寫道：“吃完飯，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們說找總理去……總理交給我一個任務，叫我寫個意見——怎么組織導彈研究機構？后來我寫了一個意見，又在西花廳開了一次會，決定搞導彈了。”

錢學森寥寥幾語，輕描淡寫。親歷過那段歷史的人卻知道，優先發展導彈與火箭技術這一重大戰略決策，實際上還經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導彈是個新鮮事物，而朝鮮戰場上美軍飛機的有恃無恐，讓共和國的將領們記憶猶新。新中國百業待興，工業基礎薄弱，有限的資源下，國防科技究竟應該先發展飛機？還是先發展導彈？最初多數人傾向于先搞飛機。

錢學森緊鑼密鼓的一次次講座，意義不僅在于科普導彈，還闡明了一個讓不少高層出乎意料的觀點：攻克導彈或火箭技術并不見得比飛機更難。因為導彈是無人駕駛的一次性武器，而飛機需要有人駕駛，而且要求多次重復使用，這在發動機、結構、材料和飛行安全等方面都有許多特殊的要求。并且，無論從攻擊或防御的角度來看，導彈性能將比飛機更優越。

1956年2月，錢學森寫的“意見”，經周恩來逐字逐句審閱修改后，印發中央軍委各委員。這就是中國導彈事業的奠基之作《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為了保密，意見書中的火箭、導彈等敏感名詞，一律用“航空工業”代替。

以此為藍本，1956年10月8日，錢學森歸國一周年的日子，以其為首任院長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成立了。

涂元季曾引用中科院院士何祚庥的一句話，講述錢學森回國的關鍵作用，“如果沒有錢學森這個人，我們國家的導彈航天事業要推遲10年?！本o接著，他又補充了一句，“1956年成立五院，如果再推遲10年——1966年，‘文革’開始了，可能就不止推遲10年了?！?/p>

《導彈概論》是我們的啟蒙課

1956年9月，北京前門火車站迎來了一批批從全國各地畢業的大學生，他們中的一百多人，或乘三輪車，或坐“大班車”，被悄然送往北京西郊車道溝附近的一處神秘單位——國防部第五研究院。

五院究竟是做什么的？上海交通大學造船系畢業生王桁和同學們一樣，一頭霧水。初來乍到，他只注意到宿舍的床挺高級，床腿下竟裝著轱轆。原來，這處偏僻的院落本是空軍466醫院所在地，宿舍不久前還是病房，禮堂則是醫院食堂臨時改造而成。

一位先報到的同學悄悄告訴他：“咱們是來搞導彈的?！笨纱蠹一ハ嘁粏?，專業五花八門：內燃機、起重機、冶金、紡織，甚至還有文史專業……唯獨沒有學導彈的。這群年輕人對自己即將從事的事業，幾乎一無所知。

不僅他們如此，就連從全國“搜羅”而來的任新民、莊逢甘等“高級人才”，也從未見過真正的導彈。當時，整個五院親眼見過導彈的，恐怕只有錢學森一人。

擺在這位大科學家面前的首要任務，是開辦導彈“掃盲班”。

錢學森深知：“搞導彈不是靠一兩個科學家，要靠一大批有理論基礎的、又有實踐的一個大的年輕隊伍?！睘榇?，他親筆撰寫了一份深入淺出的教材——《導彈概論》，為剛剛跨出校門的大學生從頭講授“導彈第一課”。這份手稿當年被列為“秘密文件”，五十年后影印出版時，曾聆聽錢學森授課的老同志們不約而同地感慨：“《導彈概論》是我們的啟蒙課?！?/p>

周錫儀回憶，當年他對導彈的認識十分可笑，以為就像武俠小說里的飛劍，可以飛來飛去決勝千里，聽了錢院長的課，才懂得了航天知識。李文梓和李偉記得，大課是在466醫院的小禮堂里，大家坐在長條凳上聽講；小課則設在醫院的小會議室，墻上還掛著一塊小黑板。錢院長和其他專家的講課持續了整整三個月。

錢學森不僅是授課教師，還扮演著“班主任”的角色。他請空氣動力學家莊逢甘講授《空氣動力學》，飛機專家梁守槃講授《火箭發動機》，任新民講授《火箭武器》。朱正負責講授《制導》，教材是錢學森給他的一本英文原版書“GUIDANCE”，起初他不知如何翻譯書名，還是錢學森告訴他，就叫“制導”。

任新民雖然為年輕人講授《火箭武器》，但他第一次目睹導彈的真容，還是五院成立兩個多月后。1956年12月底，他親自率隊，在滿洲里零下40℃的夜幕中，秘密接收了蘇聯援助的兩枚P-1導彈。這是蘇聯已經退役的過時型號：一枚是已經解剖的教學彈，一枚是完整的實彈。

前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回憶自己初見導彈的感受時，曾自嘲說：“我看它倒像一支大雪茄，不相信這家伙能飛起來。到了發射臺上，我們真像鄉巴佬進城一樣繞著火箭走，摸它，拍它，看它到底有多結實。差一點要用舌頭去舔它，看它究竟是啥滋味?！?/p>

同樣是初見導彈，年輕的中國“導彈元勛”們絲毫沒有畏難情緒。P-1的圖紙沒有隨導彈一同過來，他們果斷決定：進行“反設計”。

一般來說，設計是先有設計圖紙再制作成品。反設計則是從成品的技術指標出發，反向逆推當初的設計數據和參數。在既無圖紙又對導彈近乎一無所知的情況下，這無疑是最現實可行的辦法。

拆彈是反設計的第一步。實彈僅此一枚，零部件成千上萬，拆卸時稍有不慎，損失就難以挽回。誰來擔此重任？錢學森和任新民選中了兩位一線實戰經驗豐富的“拆彈專家”：一位是研制出反坦克火箭、為抗美援朝立下戰功的謝光選；另一位是在沈陽724兵工廠研制過火箭彈的徐蘭如。

他們帶著專門從空軍借來的兩位老工人，花了整整10天，終于小心翼翼地把P-1導彈“大卸八塊”，并對每個部件編號登記。又過了半年，所有拆下的零部件都完成了測量、繪圖和材料鑒定。重新組裝同樣用了10天，當一枚完整的導彈重新出現在倉庫中時，輕輕擦去浮塵，導彈油光锃亮，宛如新出廠一般。整個拆卸過程中，除了一根細空氣導管斷裂外，連一個螺釘墊圈都沒有丟失。

正當大家為此歡欣鼓舞時，錢學森卻要求暫停對P-1的進一步研究。原來，隨著1957年10月15日《國防新技術協定》的簽署，蘇聯“老大哥”終于松口，同意援助中國進行導彈仿制。

1958年，兩枚P-1導彈分別被送往哈軍工和北京航空學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僅作為教學使用。與此同時，任新民率領一支剛剛組建的隊伍，再赴滿洲里，迎接從蘇聯開來的23770次列車。

這支隊伍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炮兵教導大隊，代號0038部隊四大隊。他們是中國最早掌握導彈武器操作使用和維護保養的骨干力量，堪稱中國導彈部隊的搖籃。不過，此時此刻，隊伍中的絕大多數人還不知道，他們即將迎來的“大家伙”，居然是兩枚P-2導彈。

逼上梁山，自己干吧！

P-2導彈相較于P-1更為先進，射程可達590公里，但以今日眼光看，它仍只是一款初級的地地近程彈道導彈。要知道，早在1957年8月21日，蘇聯就已成功發射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P-7。

顯而易見，P-2已經落伍，但對蹣跚學步的中國導彈事業而言，卻是不折不扣的珍寶。那時剛進入五院的趙夢熊，對接收這兩枚神秘導彈的緊張場景記憶猶新，全城戒嚴，“連五院的人都不能出宿舍的門，不讓他們出來，因為這是絕密的?！?/p>

1958年1月13日，在炮兵教導大隊第一期學員班開班儀式上，彭德懷親手揭開了系在P-2導彈上的紅綢帶，他激動地對在場官兵說：“這是蘇聯老大哥過繼給我們的‘兒子’。祖國把它托付給你們了，你們可要把它當作親兒子看待啊！”

中國人確實將P-2導彈視如己出。1958年上半年，聶榮臻親自部署P-2的仿制工作，并將仿制代號定為“1059”。這個代號的寓意不言而喻：我國仿制的第一批導彈，定于1959年10月前出廠，力爭國慶十周年之際完成試射。

6月28日，蘇聯提供的第一批P-2圖紙資料運抵，五院立即發起了一場“翻譯大會戰”：懂俄語的打頭陣，不懂俄語的當后勤。酷熱難耐的夏日，辦公室里連電扇都沒有，大家連續奮戰，直至深夜12點，個個還是汗流浹背……一個月后，所有圖紙全部翻譯復制完成，下發到總裝廠。

總裝廠211廠位于北京南苑，來歷亦不一般。前身是開辦于1910年的中國最早的飛機修理廠。1958年，經周恩來總理批準，飛機修理廠轉型為導彈試制廠，從一機部四局劃歸五院。時任五院政委的劉有光風趣地說：“211廠這個‘老母雞’是有功的，下了好多‘蛋’（彈）?。　?/p>

據劉有光回憶，當時五院享有“綠燈戶”的特殊待遇，要人給人，要物給物，要錢給錢。有一次搞發動機試車，需要批百十萬?！拔覐奈磁^這么多錢啊，就去找陳賡同志請示，他指著我的鼻子說：‘你劉有光啊，辦不了大事，百十萬也不敢批，你過去打仗的膽子跑到哪里去了？！’”挨了陳賡一頓“批”，劉有光的工作魄力果然大了許多。

如今回看，一位政委竟不敢輕易批復百十萬經費，我們不難想象，當年國家經濟何等困難，而錢學森、任新民等科學家肩上的擔子又有多么沉重。

仿制導彈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原定1959年10月發射的目標不得不推遲。雪上加霜的是，就在所有人埋頭苦干、為“1059”全力沖刺時，一切援助戛然而止，蘇聯專家奉命撤離。

其實，五院人員對蘇聯專家的“有所保留”早有察覺。

謝光選曾回憶，他剛到五院時結識了一位名叫赫茲洛夫的蘇聯專家。當問及如何設計時，赫茲洛夫尚能如實回答；但一旦追問為什么這樣設計，他便以“不在合同范圍”為由拒絕回答。謝光選不得不變換策略，轉而探討某個問題美國和法國的解決方案，然后再詢問赫茲洛夫蘇聯的做法。赫茲洛夫果然回答，蘇聯跟哪個國家相近。這樣一下子就“套”出了想知道的答案。不過，這一妙招很快失效，因為蘇聯派來了專門的保密人員，專門監督赫茲洛夫他們。

“1059”是一項龐大的工程。211廠原黨委副書記冬春回憶，大到發動機，小到一個橡皮墊圈、一個針頭、一卷鋼絲，單是零部件就有3800多項需要落實解決。當時直接和間接參與“1059”的單位將近1400個，簡直是全國大動員、大協作。

有一次，年輕的孫家棟在翻譯一個密封墊圈的相關資料時，禁不住“撲哧”一聲笑了。蘇聯圖紙規定，密封墊圈必須用沒有鞭傷的三歲公牛臀部皮制作。牛皮好找，三歲公牛也還好，但誰知道牛犢的屁股有沒有挨過鞭子？

發動機推進劑要用液氧，本來跟蘇聯簽訂了液氧進口合同，但訂好的液氧拖了又拖，直到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也沒見到影子。

更要命的是，“翻譯大會戰”結束時，大家才發現，P-2圖紙中沒有發動機試車臺的任何資料。發動機是導彈的核心，而發動機裝入導彈前，必須進行試車，試車就要建設試車臺。這個問題太致命了，發動機總設計師任新民立即詢問蘇聯專家，對方卻輕飄飄地回答：“別著急，等你們的發動機搞出來了，可以到蘇聯去試車?！?/p>

如果把發動機拿到蘇聯去試車，中國的導彈事業豈不是永遠受制于人？此時此刻，五院成立那天宣布的建院方針，愈顯振聾發聵——“自力更生為主，力爭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蘇聯“留了一手”，我們就自己想辦法。就像聶榮臻對科研人員說的那樣：“逼上梁山，自己干吧！”

沒挨過鞭子的牛犢屁股令人哭笑不得，蘇聯專家也沒有一句解釋，最終大家用了國產材料代替，效果也不錯。

蘇聯專家斷言，中國自行生產的液氧“所含可燃物質過多，使用時會有爆炸的危險”，“1059”總設計師梁守槃卻在嚴密計算后立下軍令狀，國產燃料完全合格。

沒有發動機試車臺，任新民親自掛帥，帶著王桁等技術人員，自行設計和施工安裝了國內第一座導彈發動機試車臺。改革開放以后，美國航天界的同行前來參觀我國的液體火箭發動機試車臺，驚訝地脫口而出：“中國人搞得有特色，也很巧妙?！迸阃娜涡旅袷潞蟾锌骸耙驗槊绹?、西歐各國、日本彼此都是技術上相通的，技術途徑上大同小異，而我們是靠自己摸索出來的?！?/p>

這是一枚“爭氣彈”

1960年10月23日，一列特殊的火車在夜色掩護下，緩緩駛出北京永定門火車站。坐在車上的211廠代總工程師徐蘭如心緒難平：不久前，他剛在“1059”導彈的出廠證書上鄭重簽下自己的名字，而此刻，車上裝載的正是首批3枚國產導彈?！?059”，中國人自己制造的導彈，終于要迎來試射的時刻。

列車一路向西，為保密與安全，大站不停，小站也只作短暫休息。經過五天五夜的長途跋涉，10月27日，列車終于抵達目的地“20基地”。

20基地，又稱“東風基地”，坐落于內蒙古西北部的額濟納旗。離它最近的人煙之地，是三個半小時車程外的甘肅酒泉。正因如此，這個基地后來有了一個更為人熟知的名字——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1958年春天，當志愿軍從朝鮮半島陸續回國時，第十九兵團卻取道山海關，秘密向西北開拔。十萬大軍在這片戈壁“無人區”苦戰兩年，建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導彈試驗靶場。

大約也是從那時起，錢學森之子錢永剛發現，父親常常“消失”。“到哪里去，去多長時間，不僅不告訴我，連媽媽也不知道。有時幾個月都找不到人?；丶視r，又常常穿著厚厚的大皮襖、大皮靴，活像我在畫冊里看到的愛斯基摩人?！?/p>

后來錢永剛才明白，那時的保密制度有多嚴格，“就連周恩來總理的夫人鄧穎超，有時也把我父親和錢三強的工作弄混。父親作解釋，她哈哈大笑說：‘都怪恩來，從來不告訴我你們具體是干什么的，我才會弄混……’”

當徐蘭如隨車抵達20基地時，通向基地的專用鐵路尚未完全鋪軌，只有一條公路環繞基地與各部隊駐地。官兵們都住在簡陋的干打壘土坯房里——由于風沙太大，土坯房一半在地面，一半在地下，窗戶開得極小。正值三年困難時期，即便是搞尖端，大家也只能以黑面饅頭和窩窩頭果腹。

科研人員絲毫不在乎條件的艱苦，令他們揪心的是，意外還是發生了。11月1日，發動機在北京進行最后的90秒典型試車時，突然傳來一聲巨響，渦輪泵爆炸了。這臺發動機與已運抵20基地的裝彈發動機，屬于同一產品系列。

當時很多人或許還不知道，幾天前的10月24日，就在“1059”導彈從北京運往西北途中，蘇聯發生了世界上最慘烈的導彈爆炸事件。其導彈部隊司令米特羅凡·伊萬諾維奇·涅杰林當場喪生，發射場上的160名工程技術專家無一生還。

這場事故距離“1059”的預定發射時間只有十幾天?！?059”還能按時發射嗎？在那個特殊年代，這不僅僅是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重大的政治抉擇。

重任在肩的任新民連夜召集會議，反復討論后，最終果斷得出結論：渦輪泵本身具有足夠的可靠性，問題可能出在軸承設計未充分考慮熱膨脹系數，重新設計、改造軸承即可。

于是，11月5日9時2分28秒，發射指揮員下達點火命令。在震耳欲聾的轟鳴聲中，“1059”導彈直沖藍天，先垂直上升，而后平穩轉彎，飛向預定目標。7分32秒后，飛行了550公里的導彈準確命中目標。

中國第一枚國產導彈，發射成功了！一直高度緊張的發動機組工作人員，長長舒了一口氣。

當晚，參與試射“1059”的人員享用了一頓久違的大餐：西紅柿炒雞蛋、豬肉炒辣椒、炒扁豆和燉黃羊肉。西紅柿和辣椒是飛機從廣州順道捎來的，黃羊肉則是經上級特批后在當地獵取的。晚宴上，聶榮臻高舉酒杯說道：“今天，在祖國的地平線上，第一次飛起了我國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導彈。這是一枚‘爭氣彈’，是我國軍事裝備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以后，我們有了自己的導彈?！?/p>

1964年，“1059”導彈被正式命名為“東風一號”。這個名字，源于毛澤東那句對國際形勢的著名論斷，“東風壓倒西風。”

東風二號“喝醉了”

東風一號是“東風”家族的首位成員，但由于射程僅550公里，最終并未真正列裝部隊。事實上，早在東風一號尚未完成試射時，五院就已經將目光投向了更遠的地方——自行設計東風二號的計劃，已被提上日程。

如果說仿制P-2的東風一號如同嬰兒學步，那么研制東風二號，就是嘗試獨立行走。到1960年7月，五院已完成東風二號的方案設計。與“1059”導彈相比，東風二號明顯大了一號：彈體全長從17.68米增至20.9米，目標射程達1200公里。

偏偏在這時，一場關于兩彈上馬還是下馬的爭論愈演愈烈。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開的國防工業委員會工作會議上，要求兩彈下馬的呼聲達到頂峰，有人言辭尖銳地指出：“不能為了一頭牛，餓死一群羊！”

平心而論，這種主張有其現實考量。當時國家正值經濟困難時期，以兩彈為代表的尖端武器研制投入巨大，干了三年半，還沒有搞出實戰武器，再加上蘇聯援助中斷，自行研制的困難空前。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在少數，他們認為，今后一段時間如果發生戰爭，還得靠常規武器，既然尖端武器指望不上，不如放一放。有人直言，“你打你的原子彈，我打我的手榴彈，咱怕誰！”

在一片下馬聲中，陳毅是堅定的兩彈支持者。他多次對聶榮臻表示：“我這個外交部長的腰桿現在還不太硬，你們把導彈、原子彈搞出來了，我的腰桿就硬了?！敝髯蓮椆ぷ鞯穆櫂s臻也堅決反對下馬：“現在，尖端武器研制遇到些困難，但這是個歷史任務。在這個困難面前，是退還是進？我認為還是要敢于前進?！标P于尖端與常規武器的關系，他打了個比方：這好比過河，大家都想過，但橋只有那么寬，誰先誰后，得排排隊，否則一擁而上，誰也過不去。

北戴河會議結束后，聶榮臻寫了一份長達5000字的《導彈、原子彈應堅持攻關的報告》。60多年后回望，正是這份報告為兩彈研制按下了繼續鍵。報告中，聶榮臻明確斷言：“爭取三五年或更長一些時間研制出中程、遠程地地導彈，爆炸初級的原子彈和能裝在導彈上的比較高級的原子彈是可能的?！弊罱K，毛澤東等中央領導拍板支持，兩彈研制終于沒有下馬。

但匱乏歲月的經濟困難是實實在在的，科研人員普遍營養不良，怎么搞尖端？這時，又是聶榮臻親自出面，以個人名義向各大軍區打電話“募捐”。于是，一批“科技肉”“科技魚”和“科技豆”被特別調撥，專供科研人員食用。在同一食堂就餐的政工人員，無一例外，自覺地一口不吃。

在“大干快干”的氛圍下，東風二號的研制進度快得超乎想象。1962年年初，第一枚東風二號導彈即將奔赴發射場。時任五院控制系統研究室副主任的梁思禮滿懷信心，恰逢他的第三個孩子即將出生，臨行前，他與妻子約定：“如果生男起名梁凱，生女取名梁旋?！?/p>

一心準備凱旋的梁思禮，萬萬沒想到，等待他的是一次終生難忘的失敗。3月21日，東風二號導彈進行首次飛行試驗。起飛后，導彈“像喝醉了酒似的搖搖晃晃，頭部還冒白煙，最后落在了發射陣地前幾百米的地方，因為里面的推進劑裝得滿滿的，導彈落到地上炸起了一個蘑菇云，地面砸出了一個20多米直徑的大坑……”

原本準備歡呼的人群，心情瞬間墜入深淵，有人默默垂淚，有人失聲痛哭。東風二號總設計師林爽繞著彈坑轉了幾圈，喃喃自語：“這個坑是我的，我準備埋在這里了?！碑敃r還是年輕小伙兒的戚發軔，幾十年后談及這次失敗，道出了那份幾乎難以承受的壓力：“國家花了這么多錢，花了這么多時間，沒搞成，哎呀，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

關鍵時刻，聶榮臻的指示傳來：既然是試驗，就有失敗的可能，要吃一塹長一智、總結經驗教訓，以利再戰。他特別強調了一句，不要追查責任。凡是親歷過那段歷史的人，都能體會這句話背后的愛護與分量。

發射時錢學森并不在現場。得知消息，他立刻從北京飛赴發射場，鼓勵大家“一定要殺出一條血路來”。他親自領導故障分析小組，在現場勘察了5天，回京后又歷時3個多月，終于使故障原因水落石出：

一是沒有充分考慮導彈彈體是彈性體，在飛行中會產生彈性振動，與姿態控制系統發生耦合，導致導彈飛行失控；二是發動機改進設計后提高了推力，但結構強度不夠，導致飛行過程中局部破壞而起火。

技術原因之外，錢學森還提出，必須加強對總體設計規律性的認識。

什么是總體設計？一年前從蘇聯學成歸來、進入五院的王永志，起初也不甚明了，直到錢學森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夏天屋里很熱，把冰箱門打開，房間里能涼爽一些嗎？你如果坐在冰箱門附近，是能感到一絲涼意，但整個房間的溫度絕對降不下來。

其實，對總體設計的高度重視，正是錢學森在美國軟禁期間完成的《工程控制論》在實踐中的應用：不求單項技術的先進性，只求總體設計的合理性，“用不完全可靠的元件組成高可靠性系統?！?/p>

一次失敗的發射，換來了一支更加成熟、科學的航天科研隊伍。聶榮臻后來說：“1962年試射未成功，的確不是壞事，這個‘插曲’很有意義?！?/p>

為原子彈配一支最好的“槍”

1964年6月，戈壁灘上熱浪翻涌。經過重新修改設計的東風二號導彈，已通過層層地面考驗，等待著最后的點火指令。最后一刻，一個突如其來的意外發生了——因天氣異常炎熱，燃料密度變小，預定的推進劑竟無法全部裝入燃料箱。

燃料若不夠，導彈就達不到預定射程?，F場討論一度陷入了僵局，這時，一位年輕工程師提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驚訝的建議：從導彈中卸出600公斤燃料。

本來就擔心燃料不足、推力不夠，怎么還能往外卸？這個看似違背常理的建議，引來一片質疑。年輕人卻對自己的推算充滿信心，他鼓足勇氣，徑直找到發射場的最高技術負責人錢學森。

錢學森仔細聽取了他的推算過程，很快明白了其中的原理：高溫改變了燃料密度，同時也影響了發動機的節流特性。在能量充足的前提下，適當為導彈“減負”，反而能飛得更遠。他當即表態：“好極了，你這個建議?！?/p>

于是，按照“以退為進”的思路，導彈被卸下部分燃料。6月29日，“減重”后的東風二號點火升空，飛行一千多公里后，準確命中目標。在經歷了1962年那次失敗的痛楚后，中國人自主設計、自主制造的第一枚導彈，宣告成功。而那位年輕人，二十多年后也被賦予了更重要的使命，他就是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首任總設計師王永志。

東風二號成功發射后的同一年，新疆羅布泊一聲巨響，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橫空出世。兩年后，原子彈被裝進了當時最先進的“槍”——東風二號甲導彈的彈頭內。點火發射后，核彈頭在距發射場894公里之外的羅布泊上空爆炸，中國成功實現了“兩彈結合”。至此，中國徹底結束了“有彈無槍”的歷史，擁有了可用于實戰的核威懾力量。

為兩彈主持“聯姻”的還是錢學森。錢學森是導彈專家，人們說起他的傳奇時，為什么總是津津樂道于“五年歸國路，十年兩彈成”？原因就在這里。

兩彈，是指導彈和核彈，核彈又包括原子彈和氫彈。錢學森并沒有直接參與核彈的研制，當毛澤東主席向他提起原子彈時，他曾謙虛地表示，自己“只是有所聞”。但是，他對核彈事業的貢獻卻至關重要。早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之前，他就以超前的戰略眼光，率先提出了“兩彈結合”的構想。最終，錢學森為原子彈配了一支最好的“槍”，這就是東風二號導彈的改進型東風二號甲。

今天提及導彈，人們腦海中浮現的往往是威震四方的“東風”系列。其實，導彈本質上只是一種運載工具，當它的彈頭裝載常規炸藥時，就是常規導彈；當它攜帶核彈頭時，便成為核導彈。這一原理不僅適用于原子彈，也延伸至更廣闊的航天領域——1970年，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由“長征一號”運載火箭成功送入太空。作為運載工具的“長征一號”，同樣脫胎于東風系列導彈的技術積累。

1964年6月，“東風二號”發射成功后，錢學森曾經感慨：“如果說，兩年前我們還是小學生的話，現在至少是中學生了。”六十多年彈指而過，當年那個“中學生”早已成長為世界的領跑者。從最初的“1059”導彈，到自主研制的東風二號，再到如今體系完備的“東風家族”乃至高速騰飛的中國航天，自力更生始終是一代代中國航天人最堅實的底色。

在今年的九三閱兵儀式上，東風-5C、東風-61等最新一代家族成員莊嚴亮相。一句“打擊范圍覆蓋全球”的解說詞，讓每個中國人都為之心潮澎湃。手握戰略重器，鑄就和平盾牌，今時今日的一切，都離不開六十多年前在一片空白中艱難起步的東風破曉。

參考書目：

葉永烈著《走進錢學森》；涂元季、瑩瑩著《錢學森故事》；韓連慶、田大山、章琰著《一位“總總師”的航天人生：任新民傳》；王禮恒主編《中國航天騰飛之路》；吳荔明、梁憶冰整理《一個火箭設計師的故事：梁思禮院士自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