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上海大熱。上個月在酷暑中去見友人，路經上海南浦大橋畔的“巴洛斯咖啡”，觸景生情，腦海中不由浮起四年多前與張偉兄、王金聲兄等在“巴洛斯”定期相聚時的情景。當時，正是由于張偉兄的熱情提議，我開始毛筆錄寫中國現代作家的經典詩文，書寫地點就在“巴洛斯”。每次相聚，張偉兄都放下自己手頭的研究工作，親自到場“督寫”。這項錄寫工作前后歷時半年多，從而促成了2021年9月在上海朵云軒舉辦的“雅言薈萃：陳子善教授手錄新文學經典墨跡展”。如果沒有張偉兄的不斷督促，我的這個被認為是開風氣之先的別致的毛筆字展覽是根本無法完成的。而今“巴洛斯咖啡”早已改弦更張，張偉兄離開我們也已經兩年多了。

按照張偉兄生前回憶，他1980年7月進入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工作，那么，我倆應在該年下半年就已結識。具體時間當然已經記不清，畢竟已是四十五年前的事了。我當時已是徐家匯藏書樓的常客，幾乎每周都要去藏書樓查閱民國時期的報刊。人與人之間是有緣分的。有的人雖然認識很早，卻一直只是泛泛之交。我與張偉兄卻正好相反，我們一見如故，很談得來。自從相識之后，我每到藏書樓，就先要與他打個招呼，聊上幾句，然后才索書查閱。后來，我還到藏書樓二樓他的工作室參觀過。我發現他對中國現代文學的興趣越來越大，工作之余，埋頭沉浸在舊報刊中，見識越來越廣，而我們之間的共同話題也越來越多。互相代為購書、交換資料等等，也是經常的事。

我那時已把研究重心從最初的注釋魯迅書信，擴展到了研究郁達夫、研究周作人、研究梁實秋、研究張愛玲……這些研究一直得到張偉兄的熱情而及時的幫助，他始終對我有求必應。這在本書所收錄的長文《子善和我——一些信札串聯起的回憶》中已有生動詳細的反映，不妨再錄三通我當時寄給他的明信片為證。

張偉兄：

復印件收到，至謝！費用以后面呈。

我當然極愿與李老見面，請教。你既已去過金山，想必知道他在金山具體住址，能否立即函示？或者由你立即去一信給李老通知他，請他到上海后立即約時間、地點，我去拜訪他。……我不知李老到上海后住在哪里，無法直接找他。或者與李老見面由兄聯系安排也可以。總之拜托了！

兄之大作(介紹《病夫》)尚未找到出路。

辭典條目事容再商量。我病尚未全愈。

子善

這封信寫于1986年8月14日。信中主要寫的是文壇前輩、后期創造社成員李一氓先生到上海休養，因他老人家曾為拙編潘漢年早期文學作品集《犧牲者》（花城出版社1988年2月初版）作序，很想去拜訪請益，故托已見過李老的張偉兄設法。后來，我果然與從金山回到上海的李老見了面，合了影，留下了難忘的紀念。

張偉兄：

分手時忘了一件事：潘漢年那篇《新評論》上的通信，如來得及，周四下午見面時給我一份復印件（證明來不及了，能不能破例一次？）

南京路總館藏《亦報》《大報》能不能查，也煩盡快打聽示知。至謝！

子善8.26

這封信寫于1986年8月26日，可見當時我倆聯系是多么頻繁。我一方面繼續為潘漢年的《犧牲者》查找新資料，同時也詢問如何查找1950年代初的上海《亦報》《大報》，開始了周作人集外文的搜集。這一切都離不開張偉兄的密切配合。

張偉兄：

十分抱歉。我又去蘇州出差，昨天剛回，郭沫若文尚未完稿，請再稍待幾日。

編《獅吼社作品選》事，已向錢先生面議，原則上同意了，具體再議。這套書已出幾種已搞到，以后面交。

有一急事。1933.10.15《文藝》創刊號上刊有現代文藝研究社的《征求社員》，還有一篇《后記》，煩你明天上班時從這兩篇文章中摘出一些主要內容，立即寄給我，希望明天下午或后天上午能收到。

子善11.27晨

這封信寫于1986年11月27日。信中告訴張偉兄，邀請他編獅吼社作品選事，已經獲“中國新文學社團流派叢書”主編錢谷融先生批準。這是張偉兄繼《中國近代文學大系·翻譯卷》（施蟄存先生主編，張偉兄為兩位副主編之一）、《繆崇群散文選集》之后所編的第三種近現代文學選本。這部《花一般的罪惡：獅吼社作品、評論資料選》后于2002年1月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算是我們之間的一次雖然為時甚久卻是頗為成功的合作，也是這套社團流派研究叢書中唯一非高校研究人員編選的成果。

尤其必須提到的是，我后來以較多精力從事張愛玲研究，張偉兄更是鼎力支持。張愛玲成名后，1944年3月發表了《存稿》（后收入散文集《流言》），文中回憶“中學快畢業時，在校刊上發表了兩篇新文藝腔很重的小說《牛》與《霸王別姬》”，這就引起了我的極大的興趣。張愛玲就讀于上海圣瑪利亞女中，我又從其中學老師汪宏聲的回憶文中得知張愛玲曾在該校的中文小刊《國光》上發表了《霸王別姬》。我就想從《國光》入手尋找張愛玲中學時期的習作。但何處尋找《國光》呢？我首先想到圣瑪利亞女校早已并入上海市第三女中，市三女中的檔案室或圖書館里或許保存《國光》。于是就去市三女中一試，不料對方表示不對外開放。我悻悻而歸后，突然想起，何不問問張偉兄？他答曰：我們這里就有《國光》，你隨時來看。我立即趕去徐家匯藏書樓，果然滿載而歸。所以，如果不是張偉兄的提示和協助，這批張愛玲中學習作也許要遲好些年才會“出土”。

張偉兄支持我的張愛玲研究當然遠不止于此。他還曾送我張愛玲編劇的電影《太太萬歲》上映的說明書。我主編《現代中文學刊》后，有一次閑談，他笑著對我說：老兄寫了不少研究張愛玲的文章，我最近見到一批與張愛玲有關的照片，也可以寫一篇了。我當然表示十分歡迎。待收到他這篇題為“導演桑弧遺物中幾幀圖像釋讀：關于張愛玲及文華影業公司”的長文，不禁拍案叫絕。這是一篇研究張愛玲抗戰勝利以后何以轉向電影編劇的力作，填補了張愛玲研究中的一個空白，而且開啟了從圖像切入研究張愛玲生平和創作的新路向。我馬上將其發表于2019年10月《現代中文學刊》第5期。張偉兄此文大大為《學刊》增了光。

張偉兄為《現代中文學刊》大大爭光還不止這一件。2015年6月至2020年2月的《學刊》還連載了他發掘整理的現代作家傅彥長1927、1929、1930和1932至1933年的日記。傅彥長這部日記時間較長，內容也很豐富，他的飲食起居、讀書觀影、寫作經歷、文壇交游等等，應有盡有，對研究1930年代的上海文人和海派文學演變的重要參考價值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張偉兄所指出的，傅這部日記“為觀察當時社會和文人生活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張偉：《一個民國文人的人際交往與生活消費：傅彥長其人和遺存日記》）。《傅彥長日記》的連載，也使《學刊》獲得了更多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同仁的關注。

走筆至此，應該進入正題，談談張偉兄這部自選文存了。張偉兄逝世后，其哲嗣舒萌在他的電腦里發現了這部書稿的目錄和大致已編好的書稿，由此可知這是張偉兄生前自己編定的一部自選集，十分難得。這部文存經過整理，現在終于要與讀者見面了。雖然萬分遺憾的是，張偉兄已不及親見。

《張偉自選文存》分為“滬上年華：上海近代都市人文記憶”“紙韻悠長：近代文人文學考察紀略”和“光影傳奇：上海近代影人影事隨筆”三輯四大卷。張偉兄自1985年10月在《抗戰文藝研究》上發表《呈獻了血和生命的天虛》開始，一直孜孜矻矻，筆耕不輟，著編不斷，也曾與我合作發表對郭沫若集外文的考證。他是從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起步的，但又不囿于中國近現代文學，而是與時俱進，不斷擴大學術視野，開拓研究領域，乃至引領新的學術潮流。從近現代文學到電影戲劇，從小校場年畫到土山灣歷史，還有雜志、副刊、日記、書信、手稿、字畫等等，張偉兄都有所涉獵，也不斷有所發現，取得了越來越令人矚目的成就。在我看來，這部四大卷的文存正是張偉兄持續學術追求和取得輝煌成果的較為集中的展示，其中不少佳作我已是重溫，仍然大受啟發。我以為，凡是研究上海近現代文學史、電影史、美術史、城市史和整個上海近代以來文化史的，都應該認真讀一讀。

《張偉自選文存》中有一篇張偉兄回憶與我交往的長文，似與全書體例略有不合，后轉念一想，才明白張偉兄除了回顧我倆的交往，還有更進一層的良苦用心。此文突出介紹了我倆走訪改革開放后還健在的海上文壇前輩，請他們以當事人的身份在自己當年主編的文學刊物創刊號上題詞這件事。這是張偉兄的一個了不起的創意，具有搶救文學史料的重要意義。所以他把此文編入書中，以這個實例提醒讀者：研究中國近現代文學史，理應重視第一手的文學史料，決不能以假亂真，以偏概全。《文存》中這類啟示還很多，有待讀者仔細體會。

我比張偉兄癡長八歲，承他不棄，他的第一本著作《滬瀆舊影》（2002年7月上海辭書出版社初版）就是我寫的序。后來他的《近代日記書信叢考》（2019年9月上海大學出版社初版）也是我寫的序。他編的葉靈鳳著《書淫艷異錄》（2013年1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初版）仍是我寫的序。我大概是為他寫序最多的人，這也說明我倆友誼之深厚和持久。《張偉自選文存》本該由他自序，好好回顧一下自己的學術歷程。然而，他已經走了，作為老友，我義不容辭，故再寫下此文，作為對這位學術摯友的深切懷念。而我在張偉兄健在時竟沒能請他為我的著編寫一篇序，現在后悔也來不及了。

2025年9月27日急就于海上梅川書舍

（本文為上海書店出版社即將出版的《張偉自選文存》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