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克拉斯諾霍爾卡伊的代表作《撒旦探戈》，及《反抗的憂郁》《仁慈的關系》《茹茲的陷阱》等作品，中文譯本均出自旅匈華人作家余澤民先生之手。此前，他已譯介過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伊姆萊的系列著作，成為連接中匈文學的重要橋梁。

余澤民的成就不止于翻譯——他亦是一位實力作家。1989年，他從北京醫科大學臨床醫學系畢業，同年考入中國音樂學院攻讀藝術心理學碩士；1991年移民匈牙利后，又先后以醫生、教師、編輯、記者等身份扎根生活。這份跨學科、多職業的獨特履歷，為他的文學創作與翻譯積累了豐厚的生活厚度。

而他能在文學領域嶄露頭角、收獲矚目，離不開文學教育家白描先生的“伯樂之功”——正是白描先生的慧眼識珠與傾力扶持，為他的文學之路注入了關鍵力量。這段幕后故事，且看余澤民的深情記述，一探其中內情。

結 緣 白 描

文丨余澤民

我是一個漂泊慣了的人，在國內和異邦活過的歲月已可對半平分，我對布達佩斯街巷的熟悉度已超過了北京，多瑙河的藍和京城天的灰，同樣都讓我摻入了情感。漂泊與寫作，對我來說是一對平行流淌的溪水，紙里紙外，亦實亦幻。二十六年前，當我經過十天國際列車的顛簸，拖著比體重還沉的行李跳到凱萊迪火車站臺上時，真的對未來一無所知。無知者無畏，年輕就是闖蕩的本錢。從那之后，漂泊成了我生活的主題，生存中的漂，精神上的漂，喪失坐標的漂，沒有參照物的漂，每天的太陽都是新的，每天都活得跟昨天不一樣，充滿了焦慮不安，也充滿了機遇和新奇。漂泊是一出無腳本的戲，上演在沒有幕的舞臺上，不知高潮，沒有尾聲，只有無法預料的展開，展開。從青年，入中年，我早迷上這種莫測的存在，即使在最無聊的日子里也潛伏著變化，從不知在漂滿浮萍的綠水下，呼吸著的是河馬、鱷魚還是水怪？這樣的日子既充滿變故，也溢滿承諾；經常會有走投無路的關口，也會遇到生命中的貴人，白描老師就是其中一位，十二年前，是他第一次讓我的小說在國內找到了讀者。 

緣，這雖是一個被人說爛了的字眼，但若談跟白老師的相識，思來想去，覺得用這個字表達最為恰當。幸遇白老師時，我并沒有見到他，而是通過我從未發表過的小說稿，通過同住布達佩斯的友人魏翔的傳閱；我與魏翔的相識也出于緣分，源于我翻譯了凱爾泰斯的四本書；至于我如何能翻譯這位諾獎作家的書？背后更有太多連環式的緣。 

我對文學從小癡迷，即便在北醫學臨床時，我也會在苦讀內外婦兒課的同時成癮般地讀名著、朦朧詩和各種傳記。出國時行李里只帶了一本書——《渴望生活》，歐文·斯通寫的梵高傳。到了匈牙利后，經歷了種種變故，靠吃百家飯穿百家衣地過了許多年，讀書成了最重要的生活內容，而后開始自發的寫作，但讀者只是我自己。 

2002年，凱爾泰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意外地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作家出版社委托我翻譯了他的四本書，《英國旗》《命運無常》《另一個人》和《船夫日記》。一個在布達佩斯學戲劇的臺灣姑娘梓桐聽說了這事，異想天開地把我拉到一個當地的匈文電臺用中文做了一小時的訪談，按照常理，那是一個不可能有中國人聽到的節目，相當于一次“行為藝術”。出人意料的是，梓桐偶然將這次訪談內容講給了當地的一家華文報紙，在報上登了一則消息。報紙的讀者是當地的華商，他們通常不會對文學類信息感興趣。但巧得不能再巧，偏有一位華商注意到了它，并順藤摸瓜地找到了我。他就是魏翔，出國前曾是油畫家的福建人，他不僅是成功的鞋商，當時還在國內投資影視。我認識他時，由他投資拍的電視連續劇《海棠依舊》正在國內熱播。魏翔找我的目的，是邀請我加入他的團隊，他想搞一部以旅匈華人為主角的連續劇，講述中國人在多瑙河畔的生存故事。閑聊之中我告訴他，我不僅翻譯，自己也寫東西。那是我第一次向外人透露寫作的秘密。 

魏翔要我發兩篇給他，回到家，我發去了《匈牙利舞曲》和《玻璃鳥》。幾天后，他要我再多發給他幾篇，我并不知道他會將我的文字轉發到國內，發給遠在北京的白描老師。事后魏翔解釋，他“想請白描老師幫助把一下關”。那是我第一次聽說“白描”這個名字，要知道，那時我已與國內疏離了十幾年。后來我才知道，白老師既是作家，也是文學評論家，不僅時任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還為魏翔在北京的影視公司做文學顧問，正在籌拍《風滿樓》。我與白老師的相識是偶然的，通過朋友，通過文字的氣味。

對于在國內德高望重的白老師講，我是一個不見經傳的“闖入者”。我猜，他在閱讀的小說之前，不會抱有太大的期待，像白老師這樣打坐文壇幾十年的職業閱讀者，能入他法眼的“新人”肯定不多。不過，出于對友人的負責，他點開了魏翔發給他的Word文檔。現在回想，單是他右手食指在鼠標左鍵上的輕輕雙擊，就意味了我的一次幸運。 

白老師先讀了短篇《玻璃鳥》，而后讀了中篇《匈牙利舞曲》，用他自己的話講，“我著實被吸引住了。我讓魏翔告訴余澤民，還有什么作品再發給我來。于是，我的信箱里一下子便涌滿了余澤民的小說，一篇又一篇，其數量已抵擋上一位職業寫手了。更讓我吃驚的是，這幾十萬字的小說，竟然一篇也沒有發表過……”事實確實如此，我寫了上百萬字的東西，從沒給人看過，如果說魏翔是我的第一位閱讀者，那么白老師是第一位專業閱讀家。白老師是做事認真、以心待人的師長，他不僅毫不吝嗇時光地逐篇讀了，而且在肯定了作品價值之后，也從職業作家、評論家的角度提出了不少中肯的看法和建設性意見，他鼓勵我繼續寫下去，保持自己的風格。 

不久后，白老師請魏翔轉告我，他已把《匈牙利舞曲》推薦給了《當代》雜志，他認為這一篇已經很成熟，完全可以發表在一流刊物上，即使與許多當紅的年輕作家的作品相比也不遜色，“甚至更富內涵，更具備本質意義上的人類精神的深邃性和穿透力”。又過了些天，當時還在《當代》供職的吳玄編輯給我寫來了一封郵件，通知我說：《匈牙利舞曲》將發在2005年第1期的頭條。就這樣，《匈牙利舞曲》成了我第一篇變成鉛字的小說，后被《小說月報》、《中篇小說選刊》等刊物轉載。白描老師是一位寬厚熱忱、唯才是舉的文學伯樂，盡管他與我素不相識，但當起伯樂來毫不生分，暖意抵心，他是第一位在郵件里跟我談文學的人。后來，白老師又一鼓作氣，把我的另幾篇小說發給了時任《十月》副主編的散文家周曉楓，并帶著熱切的推薦語。 

跟白老師一樣，周曉楓也是一位真誠之人，是我文字的知音，后來也成了我最信任的文學同路人。曉楓讀完了那幾篇小說，立即決定把我收編進她主持的“小說新干線”欄目，在《十月》2005年第4期上登了我的一組作品，中篇小說《火鳳凰》、《狗娘》和題為《我是我的作品》的創作談，并請白老師寫了一篇評論。由于我小說的自述遠超過欄目允許的篇幅，周曉楓親自操刀刪減，準確地說，不是操刀，而是操鑷子，用她的話說，“我小心翼翼地只去贅肉”。她本來還想用一篇《送你一條鯊魚》，但版面實在不允許，于是她把那篇轉薦給了《大家》。總之，在白老師的推薦下，那一年我國內一口氣發了近十個中篇，不但《中國作家》、《文學界》的編輯向我討稿，《小說月報》也接二連三地轉載了幾篇，并讓我和時任主編的董兆林兄也成了朋友。可以這么說，白老師的出現，為我打開了一扇“回鄉的門”。 

記得，白老師還建議我到魯迅文學院的作家班進修，但因當時上面還不允許招收定居海外的學生而作罷，但情感上覺得已被白老師收做了“入門弟子”。當時，恰逢中國作家協會和華夏文學基金會評選并編篡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05年卷，白老師推薦了我的作品，并順利獲得了全票通過。就這樣，我的第一部書——中短篇小說集《匈牙利舞曲》與讀者見面，白老師親自動筆寫了一篇知心知面的序《行吟在多瑙河畔的憂傷歌手》。正是那套叢書，把我和王棵、張楚、徐則臣、習習等朋友向前推了一把，讓我有了第一個作家朋友圈。盡管后來我還是將更多的精力投入了匈牙利文學翻譯，但始終沒停止自己的寫作，對我來說，讀寫譯是三位一體。再者說，如果不寫東西，不僅對不住自己，也辜負了曾力薦過我的白老師，所以我在翻譯了二十本書的同時也寫了好幾本，直到去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紙魚缸》拿到首屆中山文學獎，也算是給白老師交的一份作業。 

總之，2005年是我的幸運年，對于我，對一個遠居布達佩斯的“業余寫作者”來說，白描老師的出現，猶如向我伸來的一只天使的手，邀我赴一席文學的盛宴。后來，在魏翔的引見下，我在北京第一次見到了白老師，在他面前，出于仰慕和緊張，我基本成了一個啞巴，聽白老師慢條斯理地講話，看他手里攥著一塊玉雕把玩，只有在伶牙俐齒的周曉楓跟他沒大沒小地開玩笑時，我才突然放松地哈哈大笑。 

“您看您這份兒揉啊搓啊，您的手倒是干凈了，手上的泥兒都漬到人家身上了。” 

面對曉楓的嘴，白老師無力接招，只嘿嘿地憨笑。當時他捏在手里把玩的，不是天使，就是觀音。我很愛看曉楓“欺負”白老師，讓我看到白老師性格上老實、憨實的那面，可愛可親。后來我從多個渠道聽說，白老師是國內文壇出了名的伯樂，對年輕人的推送不遺余力，周曉楓也是他最欣賞的一位，難怪能那樣地“容忍”她。我是一個羞澀、嘴拙之人，但在心里記恩，白老師待我的溫厚、耐心、真誠和體恤，一次次深深打動了我。有一段時間，我每寫一篇小說都要第一個發給他，他會就具體情節、場景、人物關系或講述結構提出建設性的看法；每出一本書，都要惴惴而迫切地送給他一本。 

布達佩斯和北京，隔山隔水兩萬里，我跟白老師的見面并不是很多。好在網絡時代，博客拉近我們的距離。我經常去看白老師的博客，遠遠、默默地跟蹤他的生活，日常的和精神的。有一次，我跟以往一樣進到他的博客，毫無思想準備地看到一個刺激人的標題——《我被宣布患了癌癥之后……》。這標題雖讓人咯噔一下，但我首先想到的是，這一定是白老師轉別人的文字，至少我希望是這樣，即使不是轉別人的，也肯定是虛構，作家嘛…… 

點開第一篇《被上帝咬過的蘋果》，標題下清楚寫著“白描”的署名，開篇第一句就讓我心頭一緊：“增強CT檢查報告是我自己去取的。窗口里的護士遞出登記簿，我簽了名，護士看過，抬眼掃來：‘你是患者本人’？” 

讀了幾行之后，我就做出了自己并不愿意做出的判斷：這文章是白老師自己寫的，而且是紀實，不是虛構。我揪著心一口氣讀下去，寂靜中聽到寫它者的心跳，體會到他被宣布為“癌癥患者”后懵怔怔、恍惚惚的枯坐和經過一夜不眠后仍踏上魯院講臺的努力和鎮定…… 

“我始終認為講壇是種圣潔莊嚴并且具有自我省勵力量的地方。無論什么人，一旦登上講壇，都想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最令人信服的才學、最拿手的東西奉獻給聽眾，這一點和演員有點近似。我先天晚上洗了頭，早起仔細刮了臉，換上正裝，盡量滌蕩病號的倦容和醫院留在身上的氣息，顯出一副精神抖擻的樣子。我告誡自己，這一堂課一定要講好，不能走神……我認為對自己的情緒掌控還比較好，不消極，不悲觀，不露一絲破綻。只是在課結束時，年輕作家們對我的講授報以掌聲，我則在想：這是不是我在魯院講壇上的絕唱？” 

紀實文學本來就是白老師的長項，早年他就憑著《荒原情鏈》、《陜北：北京知青情愛錄》等報告文學走入文壇的，這次寫自己的內心掙扎，自然更是絲絲入扣，情理畢現。當我讀到在職女博士給他打電話時，心里也生出同樣細微的希望；當我讀到他寫陪床的妻子，說“別人說我一天天見好，我卻見她一天天憔悴”，感受到同樣深沉、細膩的恩愛；“真的？真的嗎？”當我聽到他妻子對著話筒發抖的反問，也跟他一起經歷了一次過山車后的心理麻木與空寂，那一刻涌出的萬般滋味，是出入過生死之門者的大徹大悟：是啊，“生命的意義，就在于這過程！” 

去年，我寫了一本藝術家傳記《一鳴西藏》，寫油畫家范一鳴的生活與創作。認識范一鳴，同樣也是歸功于魏翔，魏翔出國之前曾是一鳴的美術老師。我喜歡一鳴筆下的西藏人，感動于他畫布上彌漫的宗教精神。令我高興的是，時隔十年，白描老師再次為我的書寫了一篇序，《三個人的風馬旗》。在我來看，這是一次續緣。這本書本身記錄了白老師與魏翔、一鳴和我的四人友誼，也是四支筆的緣分，兩支畫畫的筆和兩支寫作的筆。 

白老師是一位徹悟之人，既感性又理性，既能敏慧地體察他人，也能平和地面對自己。另外，他還擁有一種通靈的能力，同自然之靈，知大千造化，解天籟之聲。與其作家同行相比，白老師有一個長項外的長項，他不僅深悟文學之道，而且還是一位識玉、懂玉、愛玉、頌玉的玉學家，他不僅在生活中玉不離手，還用文字記錄下玉石的精神。在他的博客里，經常能讀到他品玉頌玉的美文，一篇篇細讀，聽他聊慈禧和翡翠，聽他品西蜀玉牌，聽他推玉界新秀，聽他講玉雕的靈魂。 

去年夏天，我們又在北京相逢，白老師送了我一本堪稱玉文化圣經的《秘境》，細細品讀，收獲的不僅是歷史、知識與紛雜的世相，更是文化的意蘊與傳承。他在講玉，也是在講自己，講一位真君子識玉的過程和他的如玉之心。純凈，安美，自然。 

謙謙君子溫如玉。我一邊讀《秘境》，一邊走神地想：愛玉之人，必有玉的心性，跟愛玉之人有緣，是君子之緣。我真心地期待，白老師還將為我再寫幾篇序，每隔十年；相信這份君子情誼——就像一塊貼在胸骨前的玉牌——能靜靜、冰瑩地一直緣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