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魯迅先生于上海溘然長逝。這位中國新興木刻運動的倡導者，終究沒能親眼看到他播撒的藝術火種如何在抗戰烽火中燃成燎原之勢。翌年，《七月》周刊第1期刊載了一幅木刻作品——《怒吼吧，中國》，那粗糲的線條里，已然跳動著抗戰的脈搏。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后，《七月》在上海創刊。刊物僅出3期即遭查封，后輾轉武漢復刊為半月刊。1938年1月8日至10日，“抗敵木刻畫展覽會”在武昌民眾教育館舉辦。展覽中，那些黑白分明的畫面——慟哭的母親抱著死去的嬰孩，農民舉起反抗的鋤頭，戰士在硝煙中沖鋒陷陣……三日間吸引了六千余名參觀者，極大地振奮了民族精神，也確立了木刻作為獨立藝術形式的重要地位。

2009年的一天，北京魯迅博物館工作人員在整理手稿、藏書、書信等珍貴文獻時，意外發現一個塵封多年的宣紙包，小心翼翼將其打開后，四百二十余幅抗戰版畫重見天日，其中十余幅還保留著1938年“抗敵木刻畫展覽會”的原始標簽。這些牛皮紙襯底、毛筆工楷題簽的作品，像一群沉默多年的證人，突然開口訴說那段血與火的歷史。

這些歷經滄桑的抗戰版畫，全景式記錄了中華兒女十四年抗戰的艱苦歷程，成為反侵略斗爭的歷史見證。

《怒吼吧，中國：北京魯迅博物館藏抗戰版畫作品集》

藝術典范當推李樺的《怒吼吧，中國》。這件作品以極具張力的構圖塑造了一個被縛的仰天怒吼的巨人形象——蒙目的布條遮不住沸騰的血性，半跪的身軀如盤虬的山岳，粗繩深陷皮肉卻勒不垮挺直的脊梁。那只暴起青筋的手抓向匕首的剎那，整幅木刻化作一記劈開時代的驚雷。這件創作于1935年的木刻杰作，其傳播軌跡堪稱抗戰視覺文化的典型樣本：從1935年12月首次刊登于《現代版畫》引發廣泛關注，到“一二·九”運動游行宣傳畫上的醒目呈現，從1937年《七月》第一期創刊時的刊載，到展于“全國木刻流動展覽會”，再到各類抗戰傳單的廣泛復制，這個怒吼的巨人形象最終升華為一個時代的視覺圖騰，以其強烈的象征性和感染力，成為抗戰時期最具傳播效力的藝術符號。

1926年，蘇聯劇作家特列季亞科夫的名作《怒吼吧，中國》首演，講述四川萬縣（今重慶市萬州區）反抗英國侵略者的故事；1933年，該劇在上海法租界連演八場。兩年后，年輕的木刻家劉峴在一本舊雜志上讀到《怒吼吧，中國》劇本，受到強烈震撼，在魯迅的悉心指導下，完成二十八幅同名木刻組畫，后以未名木刻社之名影印出版。

自劉峴以木刻轉譯的反帝戲劇先聲《怒吼吧，中國》，到李樺的抗戰版畫《怒吼吧，中國》，再到賴少其的《怒吼著的中國》、樺櫓的《我們的怒吼》，抗敵御侮的正義吼聲在不同藝術家的刻刀下不斷裂變再生，使“怒吼”這一母題，在抗戰文藝中迸發出驚人的生命力。

值此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八十周年的歷史時刻，我們延續“怒吼吧，中國”的精神血脈，特別遴選一百六十幅木刻作品匯集成書，呈現一部蘊含著偉大抗戰精神的民族視覺史詩：

在“舉國之殤”單元，木刻家以粗糲而深沉的刀法，刻畫出民族最深重的苦難圖景。流離失所的難民蜷縮在廢墟之間，饑寒交迫的婦孺沿街乞食，被奴役的同胞在鐵蹄下掙扎求生……那些戰火中的流亡、劫后的荒蕪、窮途的絕望，通過木刻特有的黑白對比與肌理表現，化作震撼人心的視覺控訴，將個體苦難升華為整個民族的集體創傷記憶。

在“抗爭怒潮”單元，木刻家以凌厲的刀鋒再現了中國軍民殊死抵抗的壯烈場景，每一幅作品都猶如一個凝固的歷史瞬間，記錄著中國軍人“戰到最末一道壕溝，流到最后一滴血”的悲壯誓言。這些作品不僅記錄歷史，更以木刻特有的力度與激情，將抗戰精神升華為永恒的藝術豐碑。

在“萬眾一心”單元，船夫擺渡軍需，工人日夜生產，婦女縫制軍衣軍鞋；詩人以筆為槍，音樂家譜寫戰歌，國際友人跨國支援……木刻家們用最樸實的藝術語言證明，在這場救亡圖存的偉大斗爭中，人無分老幼、地無分南北，每個中華兒女都是時代的刻碑者。

在“重整河山”單元，一道破曉的曙光，照亮了抗戰勝利的黎明。延安時期的木刻家扎根民間沃土，從剪紙的質樸線條、年畫的喜慶色彩中汲取靈感，創作出一系列充滿生機的大生產場景。

八十年后的今天，當我們重新凝視這些版畫，依然能夠感受到刻刀下的力度，仿佛可以聞到木板上殘留的硝煙味，不由得沉浸于當年的創作場景：年輕的木刻家蜷縮在窯洞的油燈下，或是防空洞搖曳的燭光里，用粗糙的木板和簡陋的刀具，將民族的創痛、不屈的脊梁、沸騰的熱血和震天的怒吼，一鑿一鑿鐫刻進歷史的肌理，凝固在木紋深處。

（作者為北京魯迅博物館副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