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是想象力的藝術，寫作者從生活的困惑出發，憑借想象力的翅膀凌空蹈虛——這種超拔構成了創作的不竭源泉。有作家曾區分了文學想象的兩種表現方式：一種如《變形記》《百年孤獨》，讓想象直接飛升為作品本體；另一種如《卡門》《阿Q正傳》，讓想象深扎進現實的肌理。周于旸的小說顯然屬于前者。他的故事從現實升騰而起，試圖走到生活的前面追求“不按常理出牌”的驚喜，那些超現實的元素彼此交織，構成了對讀者期待視野與閱讀情感的突襲。那些執拗于物理定律的靈魂，那些自愿退化為獸的人們，那些迷戀于天空不肯落地的少年，構成了其小說中奇幻而又不失真實的奇特景觀。凡此種種，都來自寫作者在想象與現實之間所實現的張力，宛如磁懸浮列車的貼地飛行——在努力掙脫重力束縛的懸浮中，始終保持著與大地的微妙觸碰。這種貼地飛行的想象力構成了周于旸創作中最重要的個人特質：在掙脫現實引力、凌空翱翔的渴望中，始終錨定人性深處與生活脈搏的沉重砝碼。

《馬孔多在下雨》《招搖過海》兩部小說集相隔不到兩年，題材并無太大變化，但在語言質地與問題開掘上呈現出清晰的飛躍。《招搖過海》延續了周于旸一貫關注的“逃離”主題，主人公曾傳裕偏執，不信邪、不服輸，他“心里有股勁”，哪怕當漁民，“也想干點別人干不了的事”，即便曾經短暫屈服于命運，卻始終無法遏制生命旁逸斜出的沖動。這是典型的“周于旸式”的主人公，他們是《馬孔多在下雨》中將“毀掉人生”作為存在主義反抗的馬凳，是《云頂司機》中在百米塔吊上獲得“令人健康的孤獨”的吳偉廉，也是《鸚鵡螺紋》里數十年如一日、以肉身造就永動機的王悲喜……這些偏執的退化主義者、高空棲居者、永動機制造者，是被生活齒輪所擦傷卻又拒絕沉默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因現實而逃離，但逃離的方式無一不是千奇百怪的超現實想象。

《招搖過海》的曾傳裕將這一系列人物形象推到了一個高點，而這恰恰得益于小說在敘事和語言上驚人的成熟度。一方面，無論是有關“島嶼”的伏筆和首尾呼應，還是“我”這個旁觀者外甥的人物設置，整個小說好似一個幾經打磨的工藝品，呈現出一種千錘百煉后的準確與從容，其圓熟的敘事技巧好似一位金牌向導，引領讀者沿著精心設計的路線，最終抵達寫作者的匠心。另一方面，周于旸極強的語言駕馭能力在這篇小說中表現得淋漓盡致，比如小說頻頻寫海卻每每不同，將一個終其一生都在反抗命運的漁民刻畫得入木三分。

這些“逃離”的故事還在以各種方式變形和延展。有一類作品屬于“老題新解”，比如《退化論》講述了一個人放棄做人、自愿退化為動物的故事，這樣的主題自然可以追溯到《變形記》，但周于旸的演繹卻有獨樹一幟的氣象。小說將主人公的退化場景設定在了動物園，當一個厭倦了人間生活的男人選擇到動物園自我退化，并自覺將整個過程通過動物園所特有的觀看功能來呈現時，小說便被賦予了層層疊疊的人與獸、“看”與“被看”結構：人如何從扮演動物衍變為成為動物？動物如何看待這個不速之客？作為游客的人又如何看待這個“類人”的動物或是“類動物”的人？這個中年男人最初渴望在動物園里找到逃離庸常生活的出口，然而隨著日復一日的退化與錯綜復雜的凝視，他最終蛻變成了一個清醒的反凝視者。由此，小說引發讀者展開對終極問題的思考：人究竟是在進化還是退化？周于旸精心設計了這個具有強烈象征意味的故事，而不只是簡單地拼貼當下生活的元素，從而使其在熟悉的主題上生長出了新的意味。

還有一類作品普遍融入了作者所癡迷的物理元素。在這些故事中，物之理與人之心相互糾葛，時間與空間彼此圍困，它們從現實的土壤中生長而來，又以荒誕的形式回應、拷問這種現實。《命里有時》以“表停即人死”的情節設定來實現“機芯擬人心”的嵌套結構，隨之引出背后的代際鴻溝與情感錯位。《曲中人》將物理學家與小說家身份交疊，探討“記憶獨立于時間之外”的命題。《穿過一片玉米地》開篇以1961年刻于白樺樹的普希金詩句“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將過去”營造出敘事圈套，但故事卻沿著反方向徐徐展開——那個春雨之夜成了主人公永恒的時空奇點。在某種意義上，一個人的小說是其世界觀與方法論的總和，周于旸借由物理或科幻的元素實現了對個人世界觀與方法論的風格化表達，現實與幻想難解難分，可解釋的與不可捉摸的纏斗不休，最終構成了小說層巒疊嶂、暗藏機鋒的鮮明特質。

值得注意的是，有一類作品在周于旸的創作序列中并不典型，技法也遠不如“逃離”故事般圓熟，甚至還留有幾分“練手”的痕跡，卻能給人以“突襲”般的驚喜。《月亮照常升起》帶有強烈的青春氣息，那些滑梯連接的時空隧道、粒子與波的隱喻，都是少年心事的超現實顯影。這個故事幾經折疊變形，脫胎換骨為《雪泥鴻爪》，以“隱身術”的方式重新講述時間與青春、死亡與愛欲的故事。小說看似在練習視點切換，實則在反復探討物理時間與心理時間中的“在”與“不在”。那些有關時間的囈語伴隨著少年的悔恨，迸發出巨大的沖擊力。比如寫困在時間與空間中的少女：

“當我嘆息的時候，我又開始懷疑，那一聲小小的哀愁，到底是留在了時間的一秒格子里，還是落到了物理空間中，泛起一尺即逝的波紋。我就這樣等待了許多年，像樹一樣堅韌，結出絕望的果實，一度無法確定自己的歲數。我的年輪藏在我自己的身體里，但我并不能把它數清楚。唯一能夠確定的是，盼望一個人歸來，并不像告別那樣簡單。”

由此，通過窺探時間的秘密，周于旸寫出了生命中無法承受之輕。

青年寫作者往往面臨經驗貧瘠與想象過剩的矛盾——他們的生命經驗尚且有限，而想象力正是生機勃發。如何既不陷入現實主義的塵埃，也不沉迷于幻想主義的云端，這是初學者們的一大難題。在這一點上，周于旸早早找到了自己的平衡點，在貼地飛行的想象中錨定了個人風格。他讓外星飛船墜落在玉米地，用鐵軌枕木鋪就時光逆行的隧道，他的想象力奮力掙脫現實地表，卻又始終用人性的重力維系著與大地的牽連，那一點微妙的距離既是掙脫，也是依存。也許，最磅礴的想象，其根須恰恰深植于人性與現實的土壤，最自由的表達，其軌跡終需在經驗的坐標中得以固定。周于旸的“貼地飛行”，是以奇詭的想象為翅膀，來丈量人心之深與存在之重，這種以超現實的方式所達成的現實穿透力在未來還能如何被演繹出新，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系蘇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