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從“新東北作家群”到“新南方寫作”，小說中的地方性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的重點。誠然，“文學中的地方性”早已不是什么新鮮的論題，但當我們再一次把地方性提上討論的桌面時，更多的問題與思考也隨之而來：在信息傳播交流迅速的當下，地方如何保持自身的獨特性？文學作品又該如何提取和表現地方特色？在某種程度上，周宏翔用《當燃》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部小說的語言是其美學風格的直接體現，汪曾祺就提出：“寫小說就是寫語言。”《當燃》中，周宏翔有意使用重慶方言，這使其成功構建了獨特的敘事節奏。在小說開頭的牌桌上，因一張牌而拉扯出的一系列對話，緊密相連而毫無縫隙。一位嬢嬢的發言可以一口氣長達百余字之多，頗給人以“劈頭蓋臉”之感。這樣的選擇有效增大了小說的語言密度，使話語具有充沛的信息量，同時讀來具有急促感，頗似重慶火鍋的豐富與熱辣。在人物的日常對話中，重慶方言詞匯常有出現，對話的句式也被充分口語化處理，幾乎是對日常生活對話的復現。這樣的對話處理在極大程度上增添了小說的生活氣息，使人物變得具體可感，消除文字與言語之間的隔閡，使讀者在閱讀中獲得近于聽覺的體驗，仿佛置身于重慶市井之間。

除小說的人物對話語言外，敘述語言同樣重要。從周宏翔的自述中不難看出，他在語言的選取方面十分謹慎。雖然有意識地運用方言這一有力的支撐，但他并未濫用重慶方言，而是力求達到“用方言而非寫方言”的效果。與緊密急促的對話言語相比，《當燃》的敘述語言可謂平穩舒緩。區別于口語化的對話，小說的敘述語言更近于書面語，僅時而摻雜幾句俚語。對話與敘述語言采用兩種不同的節奏，前者緊湊急促，感性而飽含情緒，富有張力；后者則相對平緩，長短錯落，簡潔利落。兩種節奏一快一慢，互相映襯，呈現出張弛有度的效果。

除了語言方面的自覺，周宏翔在故事與人物命運的安排上時刻表達著自己對家鄉的熱愛。如果說作為故事主人公的三位女性身上有最為突出的共同點，那么就是對重慶這座城市的熱愛。小說的名字便來源于三人共同創辦的本地品牌“當燃雞”，這道富有重慶特色的菜式寄托著三人對人生的希望，更寄托著對重慶的文化與未來的希望。“當燃雞”正是一次向外突破的象征，其“燃”起來的口號不僅是創業三姐妹對自己的激勵，更是作者對家鄉未來的期待。

與此同時，在對未來的期盼中，作者依然保留著一絲隱秘的鄉愁。如程斐然與張琛的對話就涉及重慶老建筑改建的問題。當張琛感慨“老重慶不吸引人啊”時，程斐然回答道：“不是老重慶不吸引人，是現在的重慶總想用新東西吸引外地年輕人，但其實這些外地人來了就愿意探索老重慶。”這也是作者對文化的理解與態度。從對重慶本地文化的自信中，我們看到周宏翔對故鄉發展前景的希冀，同時看到其對處在高速發展變化中的故鄉的懷念與留戀。

無論在文學還是影視作品中，家庭都是繞不開的主題，似乎一切問題的根源最終都指向原生家庭關系或矛盾，而不可否認的是，家庭關系是最為錯綜復雜、難以從外部介入和表現的關系之一。從這一角度來說，周宏翔在小說中做的正是這種努力，通過描繪兩代人甚至三代人的生活圖景，表現不同家庭狀況中人物的生活狀態。

在小說中，三位女性主角與父母的關系表現得最為突出。以程斐然為例，父母早年離婚，跟隨母親生活的程斐然與母親矛盾不斷，難有和平相處的時刻。無論是小說開頭買香水騙母親的戲劇性情節，還是諸如賣房子等事件引發的爭吵對抗，都使得母女之間的關系像一場漫長的戰爭，充滿了使人不安的火藥味。然而周宏翔的筆觸并未停留于此，他沒有簡單地將母女雙方置于敵對位置，在二者之間豎起言語的高墻，而是給予其一個交流的缺口。小說中，程斐然與母親隔空對話，樓上樓下通過電話吐露自己內心積攢已久的秘密，在近乎告解的自白后，母女獲得了對彼此的諒解。

通過書寫兩代人之間的關系模式，周宏翔試圖揭示這樣一種真相，即：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系是錯綜復雜而難以被概括的，縱使亦敵亦友，也絕不意味著這段關系的脆弱或疏淡。

在《當燃》中，我們可以看到形態各異的女性形象，通過書寫這些女性的不同境遇與精神世界，周宏翔試圖將目光投向不被注意的“她們”，進而表現女性的生存環境與空間。在劉女士的自述中，自己因生下女兒而遭受婆婆的白眼與冷遇；鐘盼揚辭職時頗為硬氣地講出“我做的時候，基本不走那條路，該有的業績一樣不會差”，其背后卻隱藏著多少“女人做銷售，容易吃虧”的生存經驗。通過書寫不同的女性命運，周宏翔試圖告訴讀者，當下不僅有充滿力量與希望的、“自燃而燃”的新時代女性，在鮮有人關注的角落，還有時常被忽略的另一種境遇。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