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江大河之中，我只見過淮河撕圩裂壩、泛濫百里的樣子。1991年夏季，遠超預警的特大洪水吞噬了道路村莊——它不再是一條河，而是濁浪翻滾的汪洋，放眼不見邊際的廣漠水世界。我站在安徽鳳臺縣焦崗鄉境內的堤上，洪水裹挾稻草藤蔓、房梁家具、膨脹的豬羊尸體，從身邊滾滾而過。平日里顯得雄壯墩厚的淮北大堤，此時猶如一根黑線，虛弱地浮在洪濤中。堤上，用茅草木棍搭起的簡易避水窩棚，一眼看不到盡頭。遠處冒出水面的一些黑點，是村鎮里最高的屋頂。忽地，堤上有人大喊，緊接著，救援軍人駕著小沖鋒艇突突地疾駛而去：原來黑點之中還有小黑點，是孤島般屋頂上正揮手呼救的災民。正午的烈日，曬得我有些恍惚。像在一個剛揭開蓋子的蒸籠里，水面騰起的熱汽層層可見。我的臉和手臂黝黑，成塊成塊地蛻皮……那個夏末，孩子驚慌失措地與一堆蛇同避于水中孤樹，幾個戰士頭頂木盆從洪水中營救分娩的孕婦，這一類令人揪心的照片和報道，在海內外媒體上連篇累牘刊出。作為入職才一年多的新記者，我心急如焚，像只無頭蒼蠅在洪災區亂轉，除了報些常規災情動態，并沒什么視角特別的發現。這個中午又累又餓，踩在泥濘中的每一腳都很滯重，膠靴里泥水把腳板漚爛了。受災的和救災的，身上都像從泥中滾過來一樣。哪里有赤著腳痛快？可又沒法子赤腳，地方政府常有些緊急的救災信息發布，總不能兩只泥腳走進會場吧。那時，瓶裝礦泉水還沒流行開來，我的挎包里揣著鋁飯盒、裝涼白開的玻璃瓶、榨菜、藿香正氣丸。同行扎堆時，大家焦灼地互相打聽，最關注的是哪一段將炸壩行洪。一聽到準信兒，就一窩蜂地往那兒趕。

我趕到潁上縣邱家湖行洪爆破現場時，還是慢了一步。估摸還有一里多距離，耳聽得一聲轟天震響，我趕緊站定，循聲望去，只見兩股巨大水柱正沖天而起。依堤上白楊樹梢來測算，這夾雜泥沙的混濁水柱，起碼得有三十多米高吧……在國內各大流域的水患治理中，治淮的辦法最特殊。淮河源于河南桐柏山區，上中游落差大，夏季降雨過于集中，來水極快，加上中游皖北段地勢起伏小，河道如九曲回腸，泄洪緩慢，隔三差五釀成大災。為確保下游重要城市、津浦鐵路等交通干線、國家統配煤礦電廠等重大設施無虞，國家征用干堤外側大片低洼地區蓄積洪水。這些地區稱作行蓄洪區。一旦干堤防抵擋不住過境洪峰壓力，行蓄洪區就須主動破堤，自淹家園，來消洪分壓。行蓄洪區地力肥沃，農民歷代耕種繁衍，人丁盛旺。隨著工礦城市家底厚積，上世紀九十年代行蓄洪區啟用也愈加頻繁。一旦行洪，正處熟透期的作物毀于頃刻，村民家中財產也損毀多半。當年的行蓄洪補償標準較低，百姓身子累，心更苦。汛期雨情往往一日三變，行洪命令有時在深夜或凌晨下達，要確保行蓄洪區內所有人員、大型農機具和牲畜安全轉移，尤其是孤寡老人，要不漏一人，這難度確實非同一般。全村老少在洪水前撤退，什么樣的意外都會有。我曾見一個老人吃力抱著生銹的縫紉機頭，我說這是個作廢了的鐵疙瘩，扔了吧。老人死活就是不肯。那年夏天邱家湖行洪，三萬多人火急大撤離，無一人死亡。回頭想想，真是幸事。我翻看當年炸壩行洪的零碎記錄：當日，武警官兵先在堤上人工開鑿了一條長約兩百米、深約兩米的缺口，隨后填埋炸藥爆破。每個爆破點放置了九十多公斤烈性炸藥。猝然一聲巨響，幾里內樹上鳥雀驚飛，大堤終被撕開三百多米寬的泄洪口，滔滔洪水兇猛涌入家園……許多村民蹲在堤上放聲大哭。在臨時搭建的帆布帳篷里，我住了兩個晚上。哪能睡得著呢？通宵睜眼盯著篷頂，聽著牲畜沉悶叫聲中隱約夾著人的抽泣聲。洪水的腥氣，混著作物潰爛的腐氣熏得人暈乎乎的。夜間蚊蟲撲面，一掌下去，手心一攤血，后來索性就不打了，待它吸飽后自行離去。

那一階段，我陷在詩歌寫作的狂熱中，常常一日數首，即便在重災區的泥濘之夜，也從未中斷。或許只有那樣強烈的情緒浸入，才可緩釋我初入職場的重度不適。帳篷一角，我捏著手電筒，在明暗不定的光線中寫作。忽然，“一個瞬間”突兀降臨：在詩人的寫作體驗中，常常埋伏著這樣的奇妙瞬間，它不應期許而來，也不因你的抗拒而憑空消失。你只隱隱預感到，它遲早要來，只碰巧在某些電光石火的縫隙里。那一剎，一種自我質疑以它陰郁而難以言明的力量，把我筆尖吞吐的語言之焰一下子摁滅了。我問自己——也許是體內一個身份不明的幻影在問我：在災區凌亂不堪的此刻，在這無法抑止的低哭中，這幾首孱弱小詩的意義何在……那時在我內心久駐的，是波德萊爾、李商隱和博爾赫斯，我的寫作被籠罩在他們強力語調的陰影之下。那是十九世紀的巴黎、九世紀的長安、二十世紀的南美，而此刻涌入我耳底的這些哭聲呢，在詩句中如何安身？第一次深切的自我懷疑，發生在濁水橫流的洪災現場。我清楚感受到一種窘迫，因為我無法有效地將身心正劇烈觸碰的這一切，融入我的詩中。我不能入睡，又像剛從一個大夢中醒來……青春期的寫作，從此中斷了很長一段時間。

今年盛夏，若非受友人之邀來到淮水之濱的正陽關，我料不到自己體內的記憶修復機制竟也神奇如斯，三十多年前洪水中斑駁的點點滴滴，可以清晰到這般纖毫畢現。原以為在我日益健忘的軀殼里，這一切快被淘洗殆盡了。我們坐在正陽關街心花園的樹蔭中，你一句我一句地閑扯，像兩個再熟悉不過的老工友，錯手互遞著沾滿油污和銹跡的老零件，在組裝一臺時光舊機器。兩人如此默契，每一件順手而來的部件，都嚴絲合縫地卡在了那些凹槽里。“我不是壽縣人，老家在百里開外的阜南呢。”“這個我當然曉得。我還記得你在老家無親無故，老宅子早就蕩然無存了。”我和老陶相識于1991年抗洪中，當時他是運送賑災物資的貨車司機。在一個小學校舍改建的物資倉庫，卸完車后，累得像一攤淤泥粘在磚地上，我們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他口無遮攔，心里也存不住事兒，小時做過小偷的丑事，也跟我講了個底兒掉。父母在1954年洪災的房倒屋塌中雙雙離世，一瞬間他成了孤兒。十一二歲時，靠著在正陽關行竊活了下來。一個住在橋洞的老乞丐，教了他點糊口的手藝。

“盜亦有道。當年我有三不偷：不偷教書的，不偷看病的，不偷老人孩子。飽了就收手，決不靠偷竊積攢一分錢。”正陽關多的是端莊良善之人，有個大嫂識破了他，卻從不聲張，也不照面不講一句話，只悄悄地，常塞給他半個饅頭一張餅地活命。他尾隨過那個大嫂，記得她住在臨水的巷子，墻頭爬滿了紅色凌霄花。1979年底，老陶稀里糊涂扒車去了廣東，七兜八轉打過各種零工，最后在深圳做起了電腦組裝的活計。“在這一行，總算開了點竅。蒙著雙眼，能在三分鐘內，用一堆凌亂的零件，組裝出一臺高性能電腦。”攢了點家底后，又上了夜校和函授大學，做了電子商會的會長。發跡后的老陶，三兩年總要回一趟正陽關。每次回來，找一家僻靜的旅館住上幾天。獨自到街后淮堤上，發發愣，看看水。這個夜間，我們倆要散散酒勁，就在老街好一通亂走。不知是否他的衰老造就了揮之不去的感傷，老陶總覺得老街凋敝了，他惦念餓著肚子的當年，那種又臟又鬧的蕪雜，土中掉渣的人情味兒。我陪他把正陽關的每一條僻街陋巷，都踩了幾遍。“大嫂早就沒了，我還是覺得虧欠這兒的。唉，沒個盡頭。”大概只我一人知道，老陶匿名為正陽關人做了不少實事，有些還是棘手的事。只是他反復告誡我守口如瓶。其實我在這兒沒一個熟人。

當年從淮河兩岸，像洪水一樣泄往珠三角、京滬等地的打工人，我一眼就能認出。他們有個醒目標記，就是愛用裝化肥的藍白條紋編織袋，鼓鼓囊囊地塞著衣被和日用品，扛在背上。這種袋子，在鄉下叫“蛇皮袋”。我在稿件中叫他們“蛇皮袋旅”。有一年臨近歲末，京城大雪，凌晨四點多的冷寂中，我站在火車站一個甬道出口處抽煙，看見“蛇皮袋旅”從甬道中源源而出，灰蒙蒙的，彼此也不講話，只埋頭扛著袋子，人緊挨著人，綿綿不絕，這景象震撼了我。我摁滅煙頭，在香煙紙盒上寫了一首題為《空心人》的短詩。

但他們又怎么會是空心人呢……在樹蔭里，我們找當地老人“刮蛋”（聊天）。七十七歲的袁緒兵只剩幾顆牙了，口音混濁，語速又快，講到激動時，手勢中夾槍帶棒，我只能連蒙帶猜地聽個三成。正陽關的口音，本就是“混血”，它曾是沿淮四省人都掛念的大碼頭。正陽關位置特殊，淮河、潁河與淠河三水在此交匯，溝汊縱橫，民間素有“七十二水歸正陽”之說，是流域水系的毛細血管最為密集之處。據資料介紹，正陽關集流面積竟達驚人的九萬多平方公里。這座一千七百多年歷史的名關，自古就是淮河流域的水運樞紐和軍事要塞。說書人一拍驚堂木：“若問南北興衰事，請君只看正陽關”。1954年淮河發生特大洪水，地勢低洼的正陽鎮遭受覆頂之災，人口銳減。上世紀中后期，淮河治理中廣建水庫，許多舊航道斷航，加上津浦線等鐵路動脈開通，鐵路與淮河相交的蚌埠興起，正陽關千年的水運中心地位一去不返。講起幼時騎在父親脖子上看大戲的事，袁緒兵情緒有點落寞：“好多年沒看抬閣和肘閣了。如今這兩樣絕活，會的人少了。前年見了一次，步子都踏錯了”。“抬閣”與“肘閣”，是當地人最入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我無緣親見這兩種表演，聽了袁緒兵的嘮叨，我又查了地方志，大致摸清了脈落。抬閣原名抬歌，源于古時祈雨儀式，為示虔誠，村民們將少男少女扮成侍神童子，連同神像一起抬著游行。抬閣一般由八個青壯男子頂扛，幾名少年演員身著戲服，在竹木扎制的亭臺樓閣中騰挪表演，常演的經典戲目有《梁祝》《群仙赴羊石》《朝天一炷香》等。肘閣，在抬閣的基礎上演變而來，只將侍神童子改作了神話人物。由一個成年男子把鐵架捆綁在腰背上，再以鐵桿連接另一個鐵架，小演員扮著各種戲劇人物，被頂托在鐵架上表演。肘閣節目中，最叫彩的有《打漁殺家》《斷橋會》。肘閣表演動作幅度更大，難度更高，風險迭出。抬閣有四五米高，而肘閣一人頂幾人，負重往往超兩百公斤，頂閣者必體健如牛，才能穩住重心。閣上小演員在空中翻筋頭、玩倒立，稍一分神就會掉落。每逢農歷二月十九和九月九廟會，周邊群眾云集鎮上，萬人如海，潮涌不息。除了抬閣、肘閣、穿心閣，還有淮詞、獅子燈、花鼓燈、高蹺、旱船、獨桿轎、腰鼓、十八翻鑼鼓等表演，各懷其技，輪番登場。

老陶如今的性格直如頑童，喜歡絮叨歷史，多是野史，一遇別人糾錯，就火冒三丈，非要爭出長短，成了個地道的“杠精”。每回正陽關，他都要拉一位好友同行，其實是做他的“聽差”。好在正陽關逸聞多，老陶就盡興揮灑著。古時運兵，水路便捷，正陽關由此而成歷代重兵對峙的要沖。這里距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淝水古戰場八公山，只有幾十里。前秦與東晉、后周與南唐、金與南宋、清軍與捻軍太平軍，都曾在此隔河交鋒，殊死相搏。明清時期，正陽關達到舉國側目的鼎盛狀態。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厚待其家鄉鳳陽府，正陽關所屬的壽州，歸鳳陽管轄，至今尚存“鳳城首鎮”四字牌匾。這里一度是官鹽集散中心，鹽由正陽分發49個州縣。正陽關城門現存的磚石結構拱形券門，建于清朝同治年間，后遭侵華日軍空襲轟炸過。老陶津津樂道的南門，名為“解阜”，出于先秦時期的《南風歌》：“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北門名為“拱辰”，出自《論語》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

正午。炙烈陽光直射沉靜的淮河灣。細嗅一下，河水隱隱有股子腥甜氣息，混摻著荻草、水蓼味兒。不斷有白鷺飛來，翅膀貼著水面滑過。河面蒸騰起氤氳水汽，遠處景物在這熱氣中微微扭曲晃動。偶有拖船駛過，機聲隆隆，船尾掀起的波浪層層推向岸邊。樹蔭里有三五閑人，坐在自帶的矮凳上，執著長竿釣魚，我走近，見一位白頭垂著，打著呼嚕，已經全然入了夢鄉。灣中河水幾乎是靜止的，淺處可見游魚激起的漩渦。捧起水來看，半透明地干凈著。二十多年前，我常隱去記者身份，混在沿淮兩岸集市中，打聽各種小造紙、小煉鐵作坊夜間非法開工的線索。作為工業化時期的“經濟洼地”，發展滯后的急迫心理，造成有利可逐、一切可為的盲動，“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地搞小作坊，又沒有治污能力，很快，淮河許多支流成了冒著白色泡沫、腥臭難言的黑水河。一些村民告訴我，喝了淮水的公雞，竟然不生雞冠了，開天辟地沒有過的怪事兒。我和老陶都曾聞過黑水令人絕望的異味，而今重見一河碧水，難免激動，我們頂著酷日，在河邊走了好久。

在老陶一再攛掇下，我又陪他走了一趟三十里外的隱賢鎮。他年輕時喜歡過一個隱賢姑娘，估計心里受了傷，所以一改幾日來的喋喋不休，悶悶地少話。安徽地跨江淮，沿江小鎮與沿淮小鎮的風習差異很大。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咫尺之隔，尚且如此，何況兩條脾性迥然不同的大江大河呢。可在我看來，隱賢多少有點例外。我三十年前的第一眼，只覺它的氣質，與我老家的江畔小鎮如出一轍。在記憶倉庫中儲存的舊時影像是：老街煙火氣一層疊著一層，青石板路上早點鋪子里，裹著蔥花的面香漫過半條街。竹蒸籠摞得比人高，揭開蓋子時，肉渣的油香朝鼻子里鉆，“來倆肉包，帶汁兒的！”剃頭鋪中支著黃銅鏡子，老牛皮帶上磨剃刀時的沙沙響，讓人脖頸生涼。晌午的煙火更稠了，戶戶煙囪冒起青煙，臘肉的咸香與腌菜的酸鮮攪成一團。巷口雜貨店前，賣菜老漢蹲在石板上，竹筐里野芹野韭還帶著露水，“剛從灣地拔的，怎么炒都香！”再次踏入隱賢老街，也是晌午。可能暑熱過熾，老街行人稀少，沿街鋪子多閉著門。在腦中涌動的老影像，條地一下全消退了。偶有幾戶開門的，店主要么在竹椅上酣睡，打著輕鼾；要么三三兩兩在打撲克。見一老者捧著大碗坐在門口吃飯，湊過去聊了會兒。七十二歲的陳德根嘆了口氣：“年輕一輩都搬走了。能耐大的，去了南京合肥，本分點的在壽縣城關扎了根。我是舍不得呀，在老街住幾輩子人了”。

隱賢與我老家小鎮一樣，最出名的產品是花炮。我從小店泛黃的手抄本上，讀到隱賢花炮的二十多道工序：生產爆竹紙、切紙、搟炮筒、緊盤、切炮盤、打泥底、晾曬、糊桑皮紙、扦眼、配藥、裝藥、裝灰、打底、錐眼、配引信藥、炒引信藥、手捻引信、切引信、插引、擠盤、手結鞭、包裝、打箱、入庫。印象中我老家的花炮工序要簡約得多，不用自造專用紙，而是切碎各種舊書作原料。我跟老陶逗趣說：“你喜歡的不會是個做花炮的姑娘吧，脾氣一般都爆得很”。老陶白了我一眼，不吱聲。我陪他在涂家巷喝了一下午的茶。據說這條巷子是“鋸樹留鄰”典故的起源地。當地文史資料上說，從前，此巷住過陳、王兩戶人家，院落僅一墻之隔。陳家植棗一株，三年后紅棗墜枝，越墻伸向王家院內。熟透的紅棗不時掉落，王家覺得不該享用，便編了個竹笆，斜架在棗樹枝下，使掉落的紅棗滾回陳家院里。陳家發現后，悄悄把竹笆墊高，不讓棗子滾過來。年年結棗，年年編笆，王家想還是遷到別處住吧，免得天長日久，影響鄰居關系。陳家得知這一消息，深感不安，毅然將棗樹鋸掉。編笆接棗，鋸樹留鄰，自此成了一段佳話。

在巷子里，聽著老陶小時就能哼上幾句的拉魂腔，我跟他聊了一段往事。大約2004年初夏，我接到一位老友來電。以影視劇《康熙微服私訪記》《五月槐花香》名噪一時的編劇、詩人鄒靜之，要陪導演田壯壯來安徽，為籌拍一部大劇來體驗淮河鄉村生活。我在合肥三孝口一家光線黯淡的咖啡館，訂了間包廂，大家閉門神侃了一整天。當時，田壯壯被一種沖動所折磨，他想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美國作家賽珍珠的長篇小說《大地》，再度搬上銀幕。1917年，婚后的賽珍珠與丈夫定居安徽宿州，在那里生活了五年。沿淮沉郁的景色以及水、旱、蝗災交織的底層生活，深刻影響了她的寫作。《大地》以農民王龍的家庭悲歡為一孔，窺探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興衰變遷。米高梅公司將其改編成了同名電影。“由金發碧眼的歐裔白人來演淮河農民，怎么會順眼呢？”在冰啤酒的連續催動下，我滔滔不絕地給他們講沿淮鄉村的詭異風習……女人在流星之下梳頭，其夫必暴斃；孩子在野外昏厥，要用尚未打鳴的公雞之血，滴在孩子眉心……等等。他們三人聽得靈魂快出竅了。第二天，我聯系了定遠縣一個偏僻村莊，安排他們去住一陣子。不料剛過兩天，就接到他們要打道返京的消息。原來，農舍沒有獨立廁所，同行的那位女演員要舉著手電筒，深一腳淺一腳穿過很長一截田埂，才能到達稍干凈些的旱廁。月黑風高，野犬亂吠，加上各種怪譚鬼事的恐怖氛圍渲染，我能想象她心驚肉跳的樣子。臨別閑聊中，我回答了他們一些細碎的疑惑，比如，為啥許多農戶屋中是“一根繩結構”？那時的行蓄洪區，很多農戶家中沒有任何衣櫥衣柜。從斜對的兩個屋角緊繃繃拉著一根麻繩，全家老少的四季衣物，全掛在這根繩上。當大洪水來臨，一解繩結，隨手一捆，瞬間就可奪門而逃了。我冷不丁又冒出句狠話：其實賽珍珠對淮河獨特秉性，寫得并不到位。鄒靜之便激我：你何不動筆寫一部？我真就存了這個心思。歷年所存各種信息碎片，翻江倒海般在心里漚積，發酵。春節的閑時，我瘋了似的寫起來。僅半個月，完成了二十多萬字的長篇小說《拉魂腔》。完稿之后，閉門昏睡三日，仿佛大病了一場。小說被花城出版社看上，很快出了單行本。

白居易青少時也在宿州生活，“泗水流，汴水流”的鄉愁，在他晚年尤重。泗水汴水，都是淮河支流。拉魂腔，其實是沿淮古老泗州戲的別稱。我喜歡這三個字中，如縷不絕的那種綿力與狠味兒。這部小說有明暗兩條線索。明線是淮河灘上的一座村莊，每隔三五載就得跟過境的洪水搏斗，經常墻傾房坍，許多人腿斷肢殘，外人便叫它“癱子村”。全村人雖然身陷災難的死循環中，不做長計，卻也因這搏斗，養出了活力，生機勃勃。政府為永絕水患，規劃整村撤退，搬至新筑高地之上。梅氏宗族的族長梅子孝誓不離開宗祠之地，在各種利益、欲望與現實的博弈之后，其子梅虎刺死父親，率全村遷移至安全地帶。小說若隱或現的另一線索，是拉魂腔女戲人七姑一輩子的悲歡離合。在這部小說中紛擾不息的力量，來自人與災難、治理權力與宗族勢力、人性與傳統等多重關系的纏斗。記得海德格爾曾說，日常生活中，人往往沉淪于“常人狀態”，逃避真正的存在。而災難，尤其是對死亡的直面，具有一種“畏”的效果，能將人從沉淪中喚醒，進入“向死存在”的本真狀態。在災難面前，個體突然意識到生命的有限性和獨一無二性，從而激發出強悍的責任感與生命力，不是消極等死，而是積極籌劃如何更有意義地生存。當生命意志被瑣碎的欲念和表象世界所掩蓋，人們處于一種麻木狀態，災難的沖擊恰恰撕碎了生活表象，讓人直接面對生存的殘酷本質。為了抵抗毀滅，個體進入一種高度警覺的生存模式——所有感官敏銳化，行動力高度集中，這是生命意志最赤裸、最強烈的表達。正如尼采所言，“殺不死我的，會讓我更強大”。我當然不會贊頌苦難，但人類對抗災難的過程，恰恰體現了對命運的熱愛：不是被動忍受，而是主動擁抱命運，將其轉化為自我超越的動力。

每次穿越淮河平原，一種無盡的蒼茫感統攝著我的內心。車窗中迅疾后退的村鎮，鋪向天際的豐沃田疇，落日下頂著巨巢的楊樹，挑著糞桶的晚歸農婦……成群麻雀呆頭呆腦蹲在電線上，忽又黑壓壓成片地飛起。暮靄漸沉，我仿佛聽見拉魂腔中的蒼郁曲調涌起。夏秋之交的大平原，呈現出某種深沉的平衡：豐收與凋零在暗中角力，溽熱與清涼達成短暫和解，所有生命遵循古老節律，在淮水亙古的呼吸中，準備迎接新一輪的枯榮輪回。淮河平原的廣袤，一種令人失語的遼闊，無數次契入我的詩中。我在高鐵車廂中，寫過題為《風七首》的組詩，其中之一是：

坐火車穿過蚌（埠）宿（州）一線

向著豫東、魯西南敞開的千里沃野，

地圖上一小塊扇形區域

哺育生民數以億計

高鐵車窗外圓月高懸

圓月即是

他人之苦

是眾人之苦的總和，所有的……

秋天的田野空下來

豆莢低伏，裂開，種子入地

黝黑平原深處，埋著犯人

路上，新嫁娘不緊不慢

在摩托車隊中……上輩子在騾隊中

她并不完全懂得自己要

擔負的三樣（或是一樣）東西：

追溯、繁衍和遺傳——

高鐵車窗外秋風陣陣

我一直納悶，在此無限豐饒之上，

那么多的生死、戰亂、遷徙、旱災

那么深的喂養、生育、哭泣

那么隱秘的誓言、詛咒、托付……

最終去了哪里，都變成了什么

為何在這大風中，在這塊土地上

三百余年沒有產生哪怕是

一行，可以永生的詩句

淮河之水滋育出來的歷代身影中，我看到一個偉大的隊列：管仲、老子、孔子、孟子、莊子、曹操、華佗、嵇康……大有意味又出人意外的是，奠定中國人文化價值觀基石的四位先哲，竟然全是淮河流域人。老莊生于支流渦河、潁河岸邊，孔孟喝的是支流沂、沐、泗之水。老子以水為喻，強調道法自然，順時應變，他可能是談水最多的哲人。莊子以魚為喻，他的北冥之魚、涸轍之魚、濠梁之魚，充溢著神奇想象和機變智慧。這里似乎也潛伏著大河的神授與啟示：災患頻發，令淮河流域時而豐沃千里，時而一片澤國。生活于此的人們，對自然的巨大不確定性和生命的脆弱無常，有著遠超他鄉的復雜體驗。這種環境孕育出了既順應自然，又于動蕩中求存的生存之道，老莊的無為、以柔克剛等思想，正是對這種環境逆變的哲學升華。一如隱賢鎮之名所喻示的，賢隱于野，在大爭之世，幾乎是沿淮哲人的普遍性生存鏡像。《莊子·秋水》里有個“曳尾于涂中”的典故：龜呀，你是愿意赴死后，被華美錦緞蓋著，受享于高堂之上呢，還是寧愿活在泥水中拖著尾巴爬行呢？在莊子那里，曳于泥污，象征一種向下的智慧，以卑微卻擁抱自然的生命狀態，享有充足的精神自由。莊子以不合作態度，疏離權力，保持對體制的清醒批判和對異化的免疫，最終達成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泥淖之中，與大道同逍遙。這讓我想起古希臘的第歐根尼，他要亞歷山大大帝“別擋住我的陽光”，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

而司馬遷在《史記》中說老子“以自隱無名為務”，并用“莫知其所終”五個字，來歸結對他的記載，大概最是契合老子神龍見首不見尾的賢隱氣質。

老陶有個觀點與我不期而合：淮河內在的聲音，其實是一種悲聲。雖然拉魂腔和花鼓燈，表面上都喧鬧非凡。但心性敏感的人，入耳就能聽出它們骨子里的蒼涼。以前讀《項羽本紀》，深為其中一段所動。在遭受重圍、四面楚歌的絕境中，“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這小段我讀了無數遍，每次讀來，都黯然神傷。故事發生地垓下，在淮河流域的靈璧、固鎮一帶。我曾多次去垓下古戰場和鄰近的虞姬鎮尋訪。這一段文字中的深情與哀音，是最具沿淮人脾性的。老陶說，須得是拉魂腔來唱這一段，再配上嗩吶與笙。最得水土精魂的樂器，在沿淮，是嗩吶。在沿江，則是洞簫。淮北平原上，每逢婚喪嫁娶的紅白事，都要請嗩吶班子上門吹奏。吹嗩吶的漢子額上青筋暴起，是把整個魂靈都兌進去了。指頭在音孔上快速起落，身子搖搖擺擺，可那調子越歡騰，那悲涼就越發徹骨。仿佛這金屬喉嚨，吞吐的不只是氣息，是這平原上千百年的塵土、悲喜、饑荒和離散。是麥子青了又黃，是親人送了又葬，是逃荒路上再也回不到故土的爹娘……于是你明白了，這嗩吶從來不是在“吹喜”，它是在“哭喜”。讓你在最熱鬧的紅塵里，冷不防聽見這片土地的幽暗嘆息。沿江一帶的洞簫，就安靜含蓄多了。我父親留在這世上最深長的聲音，就是這簫聲。小時的夏夜，在屋后小河木橋上，一家人在竹席上搖著蒲扇乘涼。月光中萬籟俱寂，滿天星斗，滿河碎銀。父親吹著那根磨得色如紫銅的竹簫，幽邃沉郁的簫聲，在夜間的光影交織中，貼著漣漪，嗚咽遠去。

父親離世十六年了，這簫聲依然深伏于我體內。夜深人靜時，他偶爾會來吹上一曲。老陶總懊惱于記憶的喪失。我對他說，心靈是一種共時性結構，它應被視為一個容納過去、現在與未來，交織記憶、感知與想象的立體網絡。在這張網絡中，所有元素并非依次登場，而是同時在場、相互共振。心靈的此刻，并非時間鏈條的一個孤立節點，而是一個將過去的沉淀與未來的可能性壓縮其中的“共時截面”。觀念、記憶、直覺和外部事件不是通過因果鏈連接，而是通過共鳴、對應和隱喻相互關聯。佛教中的“一念三千”，其實就是共時性的一瞬。“一念”要打破時間的線性限制，將心靈化為一個容納無限時空與現象的開放性容器：心靈的每一個瞬間，都是整個宇宙的縮影，都是多重可能性的同時敞開。沒有什么是真正在喪失的……詩歌正是共時性事件的語言載體，它的本質不是敘述因果故事，而是將意象、象征和情感以共時性的方式并置，創造一個濃縮的、充滿意義的瞬間。創作不是“發明”，而是“發現”早已存在的意義關聯。心靈將個體與一個更宏大、有秩序的場域連接起來，為我們理解語言、命運和詩，提供了一個深而美的框架。

毫無疑問，無數貌似消逝的往昔瞬間，會反復來臨——三十五年前夏季大洪水中，我到達蒙洼蓄洪區一座莊臺時，正趕上一小場情緒激烈的騷動。百來個村民把谷場圍了個水泄不通，又吵鬧扭打成一團。我靠著職業敏感，狠勁扒開了包圍圈。原來是救災糧分發不及時，村民拽住鎮干部在討要說法。那時候手機是稀罕物，交通阻斷，信息滯塞，鎮干部也不知哪個環節“卡殼”了，激憤的災民們砸了他一身污泥。眼見我直愣愣沖入包圍圈，他像揪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猛地一掌將我推到包圍圈中心，舉著喇叭就大喊：“鄉親們別吵了！上面派陳記者來看望你們啦”。這一嗓子，我終生難忘。面對眼巴巴滿是期盼的村民，我講了些啥，已記不清了。總之是異常淳樸的鄉親們，篤信了“上面派來的”這幾個字的神秘力量，沒一會兒就安靜地散去了。同行的一個記者，拍下了這個瞬間，一位白發老太太緊緊抱住我的右臂，在訴說些什么。我經常對著這張照片發愣，仿似在回憶中一次次重臨現場……另一個瞬間，來自一個年輕同行的描述。他隨著行洪區夜間撤退的村民避往高地，背著鍋碗瓢盆的男女老少哭聲一片。他舉著手電筒，察看有沒有孤寡老人掉隊。光線射中處，看到一扇被上漲洪水快要淹沒的大門。可能是舉辦婚禮沒多久的新房，鮮紅的對聯上寫著四個大字：“花開富貴”！那一剎那，他猛然失控了，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1194年黃河奪淮入海之后，淮河就成了一條災難之河。素稱“淮河三峽”的臨淮崗控制工程在2007年完工，蓄泄兼籌的防洪體系，徹底馴服了這匹千年不羈的烈馬。無數人泣血而求的安瀾之夢，靖淮門、淮安、定淮這些地名中，由淚水滋育而成的無盡期許，終于化為了現實。近七十年的治理中，僅人工開挖的運河總長度，就是舉世著名的巴拿馬運河二十倍以上。“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今天的淮河之水越發清凈，曾以狂暴與肆虐為生命力的大河，將被注入了一種全新的生命。我深信沿淮流域的開闊之地，必將重現古謠中“走千走萬，不若淮河兩岸”的盛況。然而在我心中，曾濯我纓的，曾洗我心的，都只是那給我帶來痛苦的滔滔濁水。身在濁水之中，其實早已忘卻了清濁之辯。當一個普通人面對生存困境，誰曾擁有清濁之間的選擇權？清可見道，濁亦可見道。莊子甚至說，道在屎溺。如果不可控的現實與濁水同喻，那么，可控的自我，無疑需要它的磨洗。接受世界的渾濁，但不被其定義。莊子筆下所謂大宗師，“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并非擁有超自然之力，只是消解了對濁水的恐懼，在“成為你之所是”的動蕩中，達成一種自我安頓。

昨晚與老陶大醉一場之后，我夢見了家鄉老屋后的小河。霧忽然涌起了，先是浮薄如紗，繼而成了凝乳狀的絮團，最后整條河都浸在流動的云氣里。記得年少時下河，赤腳踩在青苔卵石上，涼意順著脊骨爬上天靈蓋。成群的銀梭魚圍過來，觸碰、啄咬我的小腿和腳趾，又繞著我身體穿梭，仿佛在進行某種神秘的儀仗。河水是有脈搏的，潛入水下時就能聽見大地的心跳。夢中，一條曾經瘋狂的大河，終于變得平靜，平安，平庸了……昔時已葬，那些災難已隨浩淼的大河之水，消失在了杳不可知的遠方；昔我已葬，站在泥淖中的那個年輕人，并未演變、進化成此時此刻的我。那個單純又一腔蠻勇的“記者仔”，只偶爾回到他或已備感陌生的這具體內。昔日已葬，今天恐再難找到那么一群人，曾將那么熱切、信任、無辜的眼神投向了我……

【陳先發，詩人，作家。中國作家協會詩歌委員會副主任，安徽省文聯主席，安徽省作協主席。1967年10月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主要著作有詩集《寫碑之心》《九章》《破壁與神游》、隨筆集《黑池壩筆記》（系列）、長篇小說《拉魂腔》等二十余部。曾獲魯迅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十月文學獎等國內外數十種文學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