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把干巴巴的名詞 講成生動的歷史

1927年9月3日，83歲的趙爾巽病逝于北京北兵馬司胡同私宅。

今人知趙爾巽者不多，偶爾提到，也多因他是《清史稿》的主編。《清史稿》舛錯多，且當時“清帝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待以各外國君主之禮”，在遺老們看來，“清未亡，不當修清史”。梁鼎芬發公開函怒斥，葉德輝、章梫、劉廷琛、沈曾植等亦表不滿，曾誓言“不當貳臣”的趙爾巽成了事實上的“貳臣”。

趙爾巽試圖用勤勉工作安撫內心，“嘗一日閱至二萬字”，可《清史稿》是袁世凱的“面子工程”，袁一死，經費無著，趙爾巽油盡燈枯……

令人驚訝的是，喪禮期間，張作霖親至，“一步一叩首，一路磕入靈堂，痛哭至兩個鼻孔流血不止，以致被人攙出靈堂”。張學良曾說：“（我父親）沒有怕的人，他就怕趙爾巽。”

趙爾巽是晚清能臣，任東三省總督期間勵精圖治，頗有成績，他一手提拔了張作霖。趙成平民后，張作霖每次見他，拜帖上必署“沐恩張作霖”。

種種富有質感的細節，盡在劉江華的這本《晚清高官在民國》（三聯書店出版，2025年8月）中，它的妙處在于：讓“遺老”從干巴巴的名詞，變成鮮活的可品鑒、可揣摩、可思考的對象。

他明知翻車在即 卻無法跳車

錢玄同在《告遺老》一文中，給“遺老”指了四條路：“一曰大徹大悟，不做‘奴才’，做真正的共和國民；二曰復辟帝制；三曰殉節，盡忠于故主；四曰不問世事，優哉度年。”

今天看來，未免過苛。

“遺老”與“遺老”不同，不存在一個內部成員彼此相似的“遺老群體”，他們中有的是正人君子，有的是奸惡小人。清亡后，許多貪官污吏因家有余財，反而進退從容；許多廉潔之士卻因無積財，為生計所累。

在錢玄同看來，人的行為由其所想決定，可世上大多數人是“受造者”，只能被動接受形勢對自己的塑造，“所想”只是安慰自己接受命運的一劑解藥。

以“宗社黨”骨干豫親王善耆為例，本是清皇室中著名的開明派、溫和派，他任用革命黨人程家檉當秘書，多次掩護其行動；無條件贊助同盟會三萬元，表示自己也愿加入；處理“汪精衛刺殺攝政王案”時力主和解，甚至與獄中的汪精衛大聊政治……孫中山曾感慨：少一些善耆這樣的堯舜，多一些桀紂之君，我們的革命才能毫無顧忌一往無前。

善耆開明、能干且廉潔，卻引起清廷的緊張，他做得越好，對高層的威脅就越大。善耆明知翻車在即，又無法跳車：一因鐵帽子王的身份，二因特權，他家在河北、遼寧有莊地30多萬畝，在熱河還有“所有地”170多萬畝，時人稱“恭王府的墻，豫王府的房，肅王府的銀子用斗量”。

當個人發展與時代方向相悖，“和稀泥”毫無意義，這也決定了善耆的悲劇命運：隨著一次次復辟失敗，最終家破人亡。

為逃避生命之輕 他們開始掙扎

善耆無路可退，升允則不同，雖居總督高位，卻因性格戇直、不知變通，屢遭清廷修理。升允本沒有為清廷成仁的義務。

慈禧太后七十大壽時，慶親王奕劻令各省獻金，升允不獻，還上書彈劾，終致朝廷收回成命，跡近“訕君賣直”。高層對升允是太聰明還是太愚蠢，猶豫難定，也就基本封閉了他向上的通道。

可升允不知收斂，仍喋喋不休。他批評新軍“步伐整齊可觀”，是“兵家所忌非所宜”；指責“首惡且系武備畢業學生”；批評立憲是“奸人立說之巧，以聳動執政之聽聞”……他以為這些話維護了清廷核心利益，卻錯估了高層的理解力。載灃上臺后，升允成首位被免職的總督。

然而，清帝遜位后，棄臣升允反成最積極的復辟派，不計個人得失，屢敗屢戰。升允可能真被傳統的忠奸敘事捕獲了，執著地想證明自己是忠臣，載灃當年看走眼了。升允試圖把鬧劇演成正劇，在時代變遷中，他這樣的老演員不甘心失去位置，他必須找個支點，撐住一直假裝有意義的人生。

其實，趙爾巽同意主編《清史稿》，也有這層考量，趙家“一門六進士，弟兄兩總督”是何等的煊赫，他無法接受不被關注、漸被遺忘的人生。

米蘭·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中說，災難、責任、犧牲等讓人痛苦，但人足以扛起這些生命中重的東西，因為它們會給人以意義感，反而是無聊、空虛、麻木等生命之輕，才讓人痛不欲生，無法承受。

趙爾巽自編順口溜：“我是清朝官，我編清朝史；我做清朝事，我吃清朝飯。”自嘲中有滿滿的凄涼。

然而，升允、趙爾巽等恐怕怎么也想不到，面對王朝滅亡后的失重，曾經的規則制定者們反而處之泰然，奕劻、那桐等躲進自家花園中，越活越滋潤。

它呈現了事實的豐度與清晰度

那桐擅理財，當政時，庚子事變后便在外國銀行中大量存款，還投資了中國電燈公司、度支部銀行、鹽業銀行等，后者每年送給他的紅利、辦公費、車馬費即達兩三千兩。那桐買地出租、放高利貸、開當鋪……所以他的“遺老”人生豐富多彩。據書中統計，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他11個月應酬152場（不包括走動多的正月），僅九月便有5次玩到“子初”（晚上11點）才回家。

那桐講究吃喝，懂趣味，會玩耍，“性豪奢，酷嗜聲色狗馬，善啖，非嘉肴不入口，每食必具燕窩、魚翅二簋，啖之立盡，其庖人月領菜資至六七百金之多”。他的日記顯示，他常吃西餐、喝紅酒。1920年，他花了4600元，買了一輛汽車，還用4880元，給自己在天津的家裝上暖氣。

清帝遜位后，惲毓鼎在日記中寫道：“嗚呼！國竟亡矣……真堪痛哭。”那桐則在日記中寫道：“風定天晴，氣象甚好。此后遵照臨時大總統袁通告，改書陽歷。”

那桐一步步把自己修煉成道德絕緣體，難怪啟功先生說：“讓這樣品行的人掌控清朝政權，怪不得清朝會滅亡。”

在晚清到民國的歷史劇變中，無數人面臨“何去何從”的抉擇，民族的命運、個人的浮沉、生民的艱辛、文化的興繼、斯文的傳承……太多的線索在考驗著個體，作為百年后的觀眾，雖無當事人的焦慮、迷茫與掙扎，但不能忘了，百年后的人們也將凝視我們的選擇。

前代人的掙扎，是后來者磨礪道德敏感的材料，本書只列事實，不作評論，因為歷史是一門遠視的學問，拉得足夠遠，褒貶自見。對于歷史寫作來說，最重要的是呈現出事實的豐度與清晰度，則本書這樣的佳作越多，我們對歷史的理解也就會越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