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5日，《文匯報》在孤島上海創刊，以英商文匯有限公司名義在英國駐滬總領事館注冊，由嚴寶禮、胡雄飛、徐恥痕等愛國人士創辦并主持。創刊不久，聘著名記者徐鑄成為主筆。從創刊開始，到1939年5月被迫停刊為止，《文匯報》以宣傳抗日為主旨，并因此深受讀者喜愛，創刊不到半年發行量即超過5萬份，成為滬上第一大報。（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836頁）《文匯報》在利用新聞和社論鼓舞士氣、反對投降的同時，也創辦了許多副刊與專刊來宣傳抗日，其中《文匯報·史地周刊》（以下簡稱《史地周刊》）創辦于1939年2月22日，停刊于1939年5月17日，一共出版了13期。可能是因為存續時間不長，后來的研究者鮮少提及這份周刊。其實這份周刊是當時留滬史地學者利用歷史和地理知識宣傳抗日、培養民族意識的重要陣地。

一、《史地周刊》作者群的形成

《史地周刊》的編輯蔣大沂是滬上知名的考古學者，1930年畢業于持志大學國學系，1937年任上海市博物館研究員，上海淪為孤島后任持志大學教授。1938年10月，蔣大沂在《文匯報》發表一首古風《居滬》，描寫了他在孤島的生活狀態，其詞為：“微服蓄須髯，徒步走滬瀆。起臥一室間，跳蚤常盈褥。一衣垢且敝，兼旬未浣濯。饑來驅入市，饘粥堪果腹。徐步且當車，上庠自講學。所誦圣賢書，胸頭字字熟。可為流亡人，不受奴隸辱。”（《文匯報·燈塔》1938年10月13日）可見他雖然生活清苦，仍堅持讀書講學，且以“不受奴隸辱”自勉。

從左到右：蔣大沂、張鳳、陳松茂

《史地周刊》第一期有三個作者，分別是蔣大沂、楊寬和胡道靜。楊寬1936年畢業于光華大學，師從呂思勉、蔣維喬。畢業后進入上海市博物館工作，與蔣大沂是同事。全面抗戰爆發后，上海市博物館停止運行，楊寬南下廣西任教于勷勤大學，1938年暑假回到上海，任湘姚補習學校歷史教師。蔣大沂在湘姚補習學校的廣告中看到楊寬的名字，知道他又回到上海，重新與他取得聯系。胡道靜1931年畢業于持志大學國學系，孤島時期在持志附中任教。當時持志大學和持志附中的規模不大，在閘北的校舍毀于戰火后，共同借用公共租界光華實驗中學的一幢教學樓辦學。蔣大沂與胡道靜不僅是持志大學國學系同學，孤島時期又在同一幢樓里教書，因而互相之間本就認識。蔣大沂、楊寬、胡道靜又都是《禹貢》雜志的作者，學術志趣亦相投，所以蔣大沂編《史地周刊》首先邀請到的便是楊寬與胡道靜。從《史地周刊》第二期開始，楊寬的老師呂思勉先生也加入了作者隊伍。

楊寬

1938年夏，顧頡剛的學生童書業從安徽來到上海，他曾經為了給《禹貢》雜志約稿，與楊寬有書信往來。看到湘姚補習學校的廣告后，童書業找到楊寬，為《古史辨》第七冊約稿。因為楊寬的關系，童書業也成為《史地周刊》作者。在《史地周刊》第三期上，童書業、胡道靜、楊寬共同刊登一則啟事：“禹貢學會會員公鑒：自七七事變以來，本會同人流散四散，每念昔日共同商兌學術之樂，無時或忘。因思會友之留居滬濱者當亦不在少數，同人等為互通消息計，請便中將通訊處示知（寄文匯報本刊編輯部），不勝感盼。”（《文匯報》1938年3月8日）畢業于清華大學歷史系的胡嘉是禹貢學會會員，當時正好在上海，看到這則啟事后就主動寄上通訊地址，不久童書業即前往拜訪，胡嘉因此加入了以《史地周刊》作者為核心的學者圈，自己也成為作者之一。

對于童書業與胡嘉來說，踏進《史地周刊》作者圈的一個重要收獲是加入了以呂思勉為中心的學者圈。孤島時期呂思勉是光華大學教授，他經常在星期天上午與朋友、學生茶敘。據胡嘉回憶，他就是在呂思勉的茶敘中首次見到呂先生的。這樣的茶敘每次持續兩三個小時，到會的多半是光華大學師生和禹貢學會會員。有一次茶敘在胡嘉寓所舉行，到會的十來位學者中就有呂思勉、童書業、楊寬、胡道靜、蔣大沂、俞劍華、胡嘉等7位是《史地周刊》作者。（胡嘉《呂誠之先生的史學著作》，《嵩廬問學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34頁）

十三期《史地周刊》共有二十多位作者，他們以周刊為陣地，砥礪學問與氣節，為抗戰貢獻自己的力量。因為他們都是實名發表文章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滬上生存環境惡化，對發表過抗日文章的人尤其如此。于是呂思勉退居常州，楊寬歸隱青浦，童書業輾轉于蘇皖之間，而蔣大沂早在1940年就離滬前往天目山了，《史地周刊》作者群星散，他們各自在退隱之地堅守著史學陣地。

二、《史地周刊》的編輯宗旨

蔣大沂在《史地周刊》的《發刊例言》中提出，在“抗戰建國的大時代”中，評判個人行為的標準，就是“民族意識”。而這個民族意識，“是在吾們二億方里的國土上，經過五千年的歷史，孕育胚胎而成的”。要認識這個民族意識，就要了解我們的歷史與地理。而《史地周刊》“發刊的微意”，就是通過傳播史地知識，幫助讀者了解和培養民族意識。（《文匯報》1939年2月22日）在《史學界當前的任務》一文中，蔣大沂又指出，要了解一個民族現在是什么樣子的，將來又將怎樣，必須從其歷史中尋找答案。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中華民族是“在亞洲東部一個永不能給人家征服的民族：一方面，富于抵抗外來侵略的堅強力量；另一方面，又富于消融外來勢力的同化力量”。所以歷史學者當前的任務，便是“把中國民族的這一點永不會被人征服的特質，為詳盡之證明，為通俗之廣告”。（《文匯報》1939年4月5日）

《史地周刊》第一期，刊頭由蔣大沂學習考古的老師張鳳題寫，刊登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楊寬的《說倭》，考證倭國向漢唐稱臣、日本國名的由來、“大和”即“大倭”的音轉等史實。第二篇是蔣大沂寫的通俗史話《劉仁軌跨海征東，白江口大破倭兵》，講的是唐高宗時候的將領劉仁軌在朝鮮半島擊敗日本軍隊的故事。作者認為劉仁軌之所以能夠成功，“全倚仗著他一股子肯硬干的傻勁”。第三篇是胡道靜的《上海御倭史跡》，介紹了上海群忠祠的由來，特別介紹了上海守城民夫楊鈿與倭寇同歸于盡，挫敗其偷襲陰謀的故事。當時《文匯報》雖持抗日立場，但大部分稿件都不署名。《史地周刊》創刊即發表三篇支持抗戰的署名文章，體現了三個年輕作者的非凡勇氣。這三篇文章一重考證，二重通俗歷史，三重地方歷史，在類型和內容上奠定了《史地周刊》的基調。

《史地周刊》第一期

三、關注海南與南海

日軍于1939年2月登陸海南，《史地周刊》為了支持海南抗戰，特別關注南疆史地。第二期發表兩篇專論海南史地的文章，即葛綏成的《海南島在軍事地理上之地位》和楊寬的《海南島開辟的歷史》。葛綏成是中華書局地理部主任，兼任暨南大學和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教授。他在文章中認為，海南島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重要戰略據點，“敵人如占領此島，則不僅可以完全阻斷香港和新加坡間之交通，截斷新加坡和澳洲間的聯絡，而且使菲律賓也受其控制”。楊寬概述了從漢至清中國歷代開發海南島的歷史，并在結語中指出：“海南島有今天這樣的成績，是我們祖先艱難困苦經營千年的結果，我們當然要誓死保衛著！”

《史地周刊》的文章中占用篇幅最大的是劉咸的《瓊崖訪黎記》。劉咸1932年獲牛津大學人類學碩士學位，孤島時期留滬擔任中國科學社《科學》雜志主編。1934年，劉咸曾經率隊從北平（今北京）出發到海南黎族聚居區研究黎族文化，并記錄了沿途見聞。1937年劉咸以《瓊崖訪黎記》為題在《大公報》上連載了從北平到海口的見聞，連載因抗戰軍興而中斷，其海南當地的見聞未及刊載。日本攻占海南后，蔣大沂向劉咸約稿，請他把訪問海南的見聞刊登在《史地周刊》，獲得后者應允。于是從1939年3月22第五期開始，記錄海南見聞的《瓊崖訪黎記》在《史地周刊》連載九期，直到5月17日停刊才被迫終止。劉咸在《瓊崖訪黎記》的前言中說，“茲者海南風云益亟，國人之關心瓊崖者亦與時俱切”，所以決定在《史地周刊》刊登此記，“以為關懷吾國極南邊疆者之參考”。（《文匯報》1939年3月22日）

1939年3月，日軍侵占團沙群島（今南沙群島）部分島嶼，并在北緯7度至12度之間圈出一個七邊形區域，改名為“新南群島”，以拓展其所謂“南下戰略”。此消息由外文報道傳入國內，國內報刊對于該群島的位置、組成和戰略意義眾說紛紜。有的報紙直接用外文譯名，稱之為斯巴特萊群島（Spratly Islands），有的將之與1933年被法國人強占的“九小島”相混淆。上海文化中學地理教師劉同葆在《史地周刊》（1939年4月5日）上發表《“團沙群島”與“九小島”》一文，明確指出團沙群島是中國領土，共有96個島嶼組成（目前認為該群島有230多個島嶼），其中就包括被法國強占的“九小島”。而團沙群島中位于北緯4度（實為3度58分）的曾母灘（含曾母暗沙）是中國國境的最南端。在《史地周刊》第十三期《為中學生請命》一文中，作者桂家材批評了市場上部分史地教材質量低劣問題。他舉例說，關于中國國境最南端，有的教材說是位于北緯10度，有的說是位于北緯7度52分，竟不知道中國最南端位于北緯4度（實為3度58分）的曾母灘。“經他們這么一說，吾們中國南境便被他削去了大大的一塊”。可見地理教材問題很大。《史地周刊》對于南疆地理的關注，是希望通過普及正確的國家領土觀念來培養民族意識。

四、在帝系傳說中探索民族融合的歷史

《史地周刊》從1939年3月8日第三期開始刊登顧頡剛的《帝系考》，連載九次后中止，5月10日第十二期《編者的話》中表示，《帝系考》全文有四五萬字，在報紙上連載速度太慢，以后擬在《兼明月刊》上全文發表。其實顧頡剛本人從來沒有撰寫過題為“帝系考”的文章，目前所見顧氏文集、書信、日記、年譜也都沒有著錄此文。《史地周刊》的《帝系考》是顧頡剛的學生童書業從顧氏1929年在燕京大學授課時所編《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中抽出第七章“史記封禪書（五帝）”和第八章“國語（包左傳）”連綴而成，很可能事先沒有經過顧氏同意。童書業后來再次從顧氏講義中抽出數篇文字發表在汪馥泉主編的《學術》月刊上，汪馥泉倒向汪偽后，在《學術》上發表文章者皆受牽連。1940年5月28日顧頡剛在《責善》半月刊上發表啟事，表示《學術》上的文章系有人未經他同意從講義中抽出，以撇清關系。《帝系考》發表在持有抗戰立場的《文匯報·史地周刊》上，所以即使未經同意，顧頡剛事后也沒有追究。《帝系考》的題目雖然是童書業所加，卻也有所依據。1933年顧頡剛在《古史辨第四冊序》中披露了編寫帝系考、王制考、道統考、經學考的學術計劃。而在燕大所編的《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正是其龐大的帝系考計劃的一部分。

1939年童書業在上海編輯《古史辨》第七冊，古史中的帝系源流梳理正是該書的重要內容。在童書業看來，這項工作可以厘清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有利于中華民族的團結： “中華民族史，本來是一部民族融合的歷史，古史中的帝系傳說，本來是東西民族融合過程中的結晶品，古代中華民族的怎樣會團結起來，我們從帝系的傳說中，看得很清楚。我們研究了帝系說的怎樣層累地造成，我們可以相信往后去的中華民族一定愈團結，愈堅固！”（《帝系考（一）》按語，《史地周刊》第三期）。

在以“帝系考”的名義被童書業發表的那兩章講義中，顧頡剛提出了很多創見。他認為，據《史記·封禪書》，秦國所祭祀的黃帝、炎帝、白帝、青帝皆為上帝。據《國語》《左傳》，黃帝和炎帝皆為少典之子，分別為周代姬、姜二姓之祖，即由上帝演化為人類某族的始祖。黃帝、炎帝人化之后，人帝的譜系繼續演化，顓頊、帝嚳、鯀、共工、舜、禹、稷、契等都是他們的后裔，太皞、皋陶、祝融、夔等古史人物，跟契、稷一樣，“都來自各國的祖先”。

受顧頡剛這些創見的啟發，童書業、楊寬分別提出了自己的帝系學說。童書業根據《尚書·呂刑》《史記·五帝紀》《逸周書·嘗麥解》有關黃帝、炎帝、蚩尤的記載，認為黃帝是姬族的宗神，炎帝是姜族的宗神，蚩尤是苗族的宗神。姜族與苗族戰而不勝，乞援于姬族，“姬族滅苗族，遂并服姜族”。因為這場勝利，姬族的宗神黃帝遂演化為諸族共同信仰的上帝，蚩尤被惡魔化，炎帝則成為僅次于黃帝的一方天帝。其后被稱為“帝”者，如帝嚳、顓頊、堯、舜等，皆為上帝化身（童書業《關于黃帝的討論（一）》，《文匯報·史地周刊》1939年5月10日）。對此，楊寬提出了兩點異議。第一，征服苗族的應為姓姜的羌族，黃帝本為羌族之上帝。第二，五帝傳說中，黃帝、顓頊、堯是西方羌戎之族的上帝，帝嚳和舜是東夷殷人的上帝，東西民族融合之后，其帝系神話也隨之融合（楊寬《關于黃帝的討論（二）》，《文匯報·史地周刊》1939年5月17日）。在探討帝系源流的時候，楊寬明確提出帝系傳說的演化是一種自然的進程，與古代中國東西族群的融合過程密切相關，而古史的層累現象是這種自然演化的結果，并非古人刻意偽造。顧頡剛在《我是怎樣寫古史辨的》一文中，對于楊寬的這些創見給予了充分肯定。這些創見在后來出版的《古史辨》第七冊中有詳細論證，《史地周刊》是最早披露的地方。

五、與汪精衛集團劃清界限

1939年3月1日，蔣大沂在《史地周刊》第二期發表通俗史話《卜式拼性命的精神開辟了南方疆土》，稱贊漢武帝時候的大臣卜式對于開辟包括海南在內的南方疆土的貢獻。3月12日，汪精衛集團在香港的機關報《南華日報》發表了署名蔣大沂的文章《卜式開辟海南島》。蔣大沂得到香港方面的消息后于3月29日在《史地周刊》第六期發表文章《羊肉弗當狗肉看》。文章首先宣稱，《南華日報》上署名蔣大沂的文章是偷的，作者本人事先毫不知情。隨后，作者認為，《南華日報》作為汪精衛機關報，平時只會狂吠，根本沒有人看。這次把他的文章偷去轉發無非是兩個目的，其一是弄點有民族意識的文章裝點其版面，欺騙其讀者；其二是想離間《史地周刊》的文字與其讀者的關系，讓讀者誤以為《史地周刊》與《南華日報》是一伙的。為此，他提醒讀者別被《南華日報》欺騙，并警告說，對方可能偷了不止一篇。蔣大沂的這篇文章措辭激烈，表達了對于汪精衛集團深惡痛絕的態度。

《史地周刊》第六期發表文章《羊肉弗當狗肉看》

事實確實如蔣大沂所料，《南華日報》把楊寬的《海南島開辟的歷史》也偷去轉載了，《史地周刊》沒有就此另發聲明。不過，《史地周刊》第九期刊登了一則《胡嘉啟事》：“最近發現香港《南華日報》有‘胡嘉’所作之社論，不勝駭異。鄙人對于長期抗戰，素具堅定信仰，與該報宗旨，適相背馳，執筆者實另有其人，不敢掠美。深恐讀者誤會，特此鄭重聲明。”（《文匯報》1939年4月19日）由這則啟事可知，為了抹黑《史地周刊》，《南華日報》改變策略，不是直接轉載文章，而是以《史地周刊》作者名義發表他們自己的投降派社論。對此，《史地周刊》當然立即予以澄清。

汪精衛集團的機關報一再試圖抹黑《史地周刊》，倒是從反面證明了這份周刊在當時的輿論場中是有一定分量的。

《文匯報·史地周刊》雖然只刊發了十三期，卻成功地把一批史地學者聚集起來投入到抗日救國的事業中去，培養民族意識的宗旨也在其發表的數十篇文章中得到了充分展示。這些史地學者自身的精神境界也在抗戰事業中經受了洗禮。抗戰勝利后楊寬和蔣大沂重新回到上海市博物館工作。楊寬回憶說：“我們只替博物館收購古物，從來沒有為自己購買一件古物，家中也沒收藏過任何一件古物，直到如今依然如此。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保持一個古物工作者的優良品德，只有這樣才能創建成一個代表國家優秀文化傳統的博物館。我和蔣大沂志同道合，對他也十分敬佩。”（楊寬：《歷史激流：楊寬自傳》，第175頁）無論是編撰《史地周刊》，還是建設博物館，對于蔣大沂和楊寬來說，都是用“國家優秀文化傳統”來培養民族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