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詩意哲學:論何向陽的詩歌
摘 要
大愛與善意的品格,是當代著名女詩人何向陽四十多年來詩歌創作追求的主旨內蘊。在她的詩歌文本中,愛的理念是多向度的,比如戀人的純潔情感,朋友間的真摯情誼,對平凡生活的無限熱愛和審美認知。尤其是對身邊的自然景物,她總是從愛的倫理出發,賦予自然物象生命的哲理內涵。就何向陽的詩歌而言,愛的表達具有哲學觀、宇宙觀的人生啟示,其藝術形式則是一種心靈辯證法的審美表述。何向陽的詩歌創作始終保持一顆善良的品性,以審美的眼光發掘生活中的美和絕對的善,特別是對弱小者所傾注的大愛之心,更是彰顯了她詩歌善意的美學價值。善表現在何向陽的作品里,既是人類社會基本的精神素質,也是崇高品德的完美體現。
關鍵詞
何向陽;愛的主題意涵;心靈辯證法;善的審美認知
“愛”是當代著名女詩人何向陽四十多年來詩歌創作的主題意涵,她總是用“愛”去思考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在她的詩歌里,有戀人之愛、朋友之情,有熱愛自然景象的審美情懷,更有人性向善的崇高品質的大愛。愛在她詩歌中成為一種永恒的話題,不僅貫穿其四十多年的詩歌創作,而且帶有哲學的思辨力量。千百年來,“愛”一直是古今中外的詩人們討論的話題,因為“愛”是詩人對社會的理解,對人類向善的注釋。何向陽詩歌中“愛”的主旨內涵是多面的、立體的、深刻的,是具有審美力度的“愛”的詩意哲學的思考。無論是塵世的兩情相悅,還是對自然景觀無限熱愛的情感表述,都體現了詩人真愛的人生態度。特別是她的詩歌中對善的品性所傾注的充盈而飽滿的情感,更是使她詩歌中的“愛”得到美的高度升華。總而言之,四十多年來,何向陽展現給讀者的“愛”就在她詩歌的文本中,那是一種完整的、“愛”的多重變奏。
一
與“愛”相遇,并將這種相遇用人性的詩意記錄下來,這是詩人的詩性使然,而愛與被愛則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何向陽說:“詩歌猶如我的編年,我是把詩作為日記寫的。”這就是說明詩人每天都在用詩來記錄生活,用詩的藝術形式與社會對話,而這些對話中就包含了人間之愛。戀人之愛是何向陽詩歌中頻繁出現的一種情感,只不過隨著年齡的增長和人生閱歷的豐厚,這種兩性之愛由早期的隱秘、青澀走向穩重和成熟。但無論哪個年齡段創作的愛情詩,在字里行間里都始終蘊藏著一種細致而生動的情操。正如保加利亞心理學家基里爾·瓦西列夫在《愛的哲學》中所說:“精神組織細膩的人,在審美、精神和道德方面文化修養豐富的人,在產生愛情的感受時會有許多生動的、激動人心的聯想。”作為文學批評家的何向陽,她的美學理念及精神文化是異常豐富的,作為女性詩人的她,其精神組織又非常細膩,兩者合二為一,彰顯在她的愛情詩中,就是以鮮活生動、聯想和想象的審美形式直面讀者。
何向陽的第一部詩集名為《青衿》,第二部詩集《錦瑟》,第三部詩集《剎那》第四部詩集《如意》。從書名的蘊含分析,這樣的命名,都與塵世之愛有著直接的審美聯系。《青衿》所收的詩歌都是1980年代創作的,“青衿”當然來自《詩經·子衿》中的“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這是一首描述少女思戀所愛之人的詩,詩人用來做詩集之名,當然會給讀者帶來一種期待的心理。事實上,詩集《青衿》中的確有許多以愛為主題的優秀愛情詩,而且是一種來自內心深處神秘而青澀的“悠悠我思”的感受。《二月》這樣寫道:“我唱不出來/對著陌生的眼睛/二月/牽著我/像牽著一個/對春天的默許。”這是青年時代愛的夢想,似乎心中所想的戀人是另一個陌生人,但是,只要你“牽著我”,就是男女雙方對愛的承諾。“牽著我”是一種愛的肢體語言,雖然不是聲音的直接交流,卻勝似言語的表白,是愛情通向成熟的第一步。詩集《青衿》中以肢體語言代替愛情言說的詩歌很多,如《今夜的月色》中愛人“閃躲轉身”的無奈,《無題》描繪的是面對戀人久久“不敢回身”的表述,《預言》里內心愛著的人“對我注視”的沉默回應,都是以身體接觸的方式表達婉轉的愛意。正如維特根思坦所說:“思想在命題中得到了一種可由感官感知到的表達。”當愛情的“命題”需要含蓄而又真實的表達時,愛之觸摸不需要多少時間,但需要感官的理性感知,因為戀愛雙方的存在,都得力于肢體的語言表述。從人生哲學的意義上說,觸摸對方的身體,就是觸摸他(她)的內心,而遠離對方的肢體就是情感上的一種遠離。對愛情的向往首先是對美的愉悅體驗,如同《薄雪花》中的表達:“薄雪花飄著/我想象你走在我右邊/無言地/把天上那輪朦朧的月/指給我看。”詩歌中的戀人“你”并不在現場,是抒情主體“我”發自內心的美妙聯想,而主體意象“朦朧的月”則是聯結愛與被愛者的關鍵詞。也許在某個“薄雪花飄”的夜晚,“我”所愛的人“走在我右邊”,將不太清晰的薄紗似的月光“指給我看”,并向我表達含蓄的愛意。“朦朧”所象征的是一種不太清晰的審美意涵,因此,“薄雪花飄著”之夜的關于“朦朧的月”的情愛表白,也許是詩人心中一種稚愛的審美感性認知,而實際生活中或許并不存在。從初戀雙方的心理分析,不是戀愛中的人創造了朦朧的美,而是朦朧的月光之美創造了互相愛著的他們。美國學者希利斯·米勒說:“每一作品都虛擬地實現了‘真實世界’中未實現的一種可能。對真實世界而言,每一作品都是無法取代的、有益的補充。”《薄雪花》中所敘述的戀愛情結,是現實世界的想象性虛擬,雖然是詩性的聯想,但對現實生活來說,卻是有益的審美補充。《山楂樹》里我送你的“一縷春風”,如同山楂的甜美一樣動人心魄,是一種生命形式對另一種生命的展開,是來自骨子里愛的詩意訴求。何向陽早期詩歌中愛的語境的表達方式是兩情相悅的真實記錄,是一種基于情感的語言記憶,雖然是雙方朦朧的青春交流,卻具備真與美的精神品質。
愛情有時是男歡女愛的狂熱,有時是淡淡的憂郁和記憶。特別是進入人生成熟年齡階段的情感訴求,愛的情緒依然充沛,更具精神的高度和道德的力量。成人的戀愛,原欲的情感退到人生的后面,代之而起的是成熟和穩重的愛情力量,責任和義務則成為情感審美元素的重要體現。何向陽后期作品中的愛情是一種深刻的人性內在美的生動表述,其創作更具有文化審美的完滿和豐富,詩歌中所表現的情感世界更復雜、更深厚、更具有人道的崇高品格,是獻給讀者關于愛的道德力量的熱情頌歌。
詩意的生命創造了永恒的愛,詩人筆下的愛不是享樂的形態,而是審美經驗的重要過程,以及人生意義的提升。在何向陽的筆下,愛是一種對生活的真實體驗,是高尚情感的回歸,更是人生哲學的思辨。如同《千年》中的描述:“你真的就是/他么/千年前的/那個人/那么 漂泊在/歲月之河的/是誰的心/流逝中/凝成了石頭的/又是誰的期待的守候”。愛情詩中“千年”的內在意涵并非現實生活中的數字表述,而是暗喻戀人從相識、相愛到相守,經歷了漫長的歲月之后,依然保持著深厚的感情,是一種長久相愛的美的象征。這首《千年》暗示真心相悅的愛情能夠經受住時間的考驗,那個漂泊在“歲月之河的”他,即便是等待凝成石頭,依舊保持著長時間的期待與守候,這種默契就是經受滄海桑田之后的成熟之戀,無論人生歷程遭遇到什么挫折,也不管人世間受過多少磨難,雙方依舊相互吸引和依戀,始終保持彼此之間真誠的愛意,這是建立在信任、理解和互相支持的基礎上的愛情,是一種純潔、完美而意志堅定的千年之戀。又如《忠貞》所寫:“他不知道這巖石已經等了/幾千年/這巖石因為等他/才成為巖石”。情愛脫去了青年時代朦朧美的裝飾,沉穩如千年巖石一樣的“忠貞”。詩歌中巖石的意象既是人生滄桑的證據,更是堅貞情意的隱喻。《忠貞》所彰顯的就是保持兩情相悅的永久性,即便過了“幾千年”,也是一種堅硬的快樂體驗。蘇珊·朗格認為:“詩歌有自己的目的,它要傳達詩人所了解的某種事物,并且打算借用唯一能表現它的符號形式來傳達。”一首成功的詩,肯定要傳達詩人的審美目的,這個傳達的過程就是借用符號來完成。《千年》中的“千年”《忠貞》里的“巖石”的符號內蘊,都是戀愛雙方深厚感情的表述,其具象的外在意義已經被消解,代之而起的是詩意堅韌的哲學元素。符號作為愛情的代碼,通過詩人的審美情感過濾,再由主體進入“他者”的心理嘗試,實現共生共存的永遠之戀。提升愛的人生哲學的詩性境界,建構“千年”之愛的內在情結,這是何向陽詩歌的美學系統,也是她四十多年來詩學的審美目的。如《心疼》中“在別人心里”的花朵,之所以凝成千年“疼痛”,就在于彼此的堅固守護,就像《離開》中的“白蘆花”,雖然歷經人世的傷痕,卻依舊等待愛的回歸,《歌者》中的“花瓣”“落雨”“旗子”的符號所指,是為了守候曾經的相識相愛之人,而《靈魂》里戀人站立的“山崗”,則是愛的永恒誓言的代稱。愛的人生哲學,在何向陽的詩歌創作中自成一體,而且是一種自覺的審美構想,如同《愛語》所寫:“這一個名字/清冷,熾熱/而又/孤高/已鐫刻在/一瓣櫻花的/訊息里/好似我與你/不是不愛/不是不能/而是相比于/愛中之愛/我寫給你的愛/還不夠好。”在充滿悖論的“不是不愛”的現實生活中,熾熱而孤高的“愛中之愛”,何其珍貴而崇高。詩人在舒緩的節奏中表達了對真愛的向往,一種茫茫人世、摯愛如初的審美愉悅,在詩歌中得以完美地凸顯。盡管如此,詩歌中的抒情主體還是在內心深處做出了坦誠的愧疚承諾,“我寫給你的愛/還不夠好”。何向陽在四十多年的詩歌創作中,通過詩意的哲理總結出人生情愛的真諦,那就是真正的愛能夠經受時間的考驗,不會因為歲月的流逝而褪色,反而會因為雙方的情感的真誠付出變得更加珍貴。喬治·桑塔耶納認為:“快感與美感之間的區別有時被認為在于審美快感無關功利性自私心。”在何向陽詩歌的字典里,愛不僅是一種兩情相悅的快感,更是毫無功利的人性美感的升華。愛不是私欲的展示,而是神馳身外的人間情懷,是具有哲學含義的長久而美好的情感體現。
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兩性之愛就成為文人們千年不變的探討話題。何向陽的詩歌,無論是早期稚氣青澀的朦朧之美的戀歌,還是后期在愛的理念層面練達持重的純粹追求,都具有道德的詩意旨歸,更有著崇高的哲學意義的審美力度。
二
熱愛大自然,在詩歌文本中與大地萬物傾心交談,敬畏原生態環境的自然生命,視大自然為人類詩意棲居的屏障,是何向陽詩歌審美意識的哲學表達。她在詩歌中以愛的情懷代替自然景物說話,呼吁人類要像愛自我生命一樣熱愛身邊的一花一草、一棵樹、一滴水,甚至日常生活中的陽光雨露。在詩人看來,只有保持一種敬重山川河流、草木森林、風雨雷鳴的原生態良心,純潔的自然風景才可以凈化人的靈魂。她總是從愛的視角審視人與外在物象的關系,認為人類只有熱心于自然保護,與自然和諧相處,人性之愛的力量才會真正得到擴充。
何向陽的詩歌從審美的角度構建了人與自然物象的關系,從人生哲學的高度詮釋了大自然作為人類生命生存的本源,外在的物象不僅應該受到保護,而且要從內心深處敬畏和熱愛與人類朝夕相處的自然景物。在她四十多年的詩歌創作中,描述自然的作品占有顯要的地位,她不是從純粹生物學的視角判別人與自然如何相處,而是從愛的倫理出發,賦予身邊的自然景色生命的哲理內涵。《海上》時而卷起時而落下的“浪花”,既是自然規律的演變,更是“我”與海水相依相愛的人生證明,因為愛大海,“我”與大海已經融為一體,海水的潮漲潮落,如同自我人生的步履一樣,都是一次審美主體的精神暢游。《致林海》中“林海”的澎湃呼吸,與我的呼吸匯總在一起,授予我鐵骨錚錚的生命,帶給我人生夢想的無限憧憬。《所愛》之所以深深地愛著窗外那片小小的銀杏林,是因為這樹林是我生命的倒影,記錄了自我人生的成長軌跡。《長風》是一首描繪人的身體與自然景象相互接觸后,情感就會產生強烈共鳴的上乘佳作,表達了人只要深深地愛自然的風,風就會帶給人類美的愉悅心理。當“長風”經過雪山擁抱我時,雖然有一種寒冷的感覺,卻具有一種浸透靈魂的美感,而穿越雷電的“長風”躍入本我的眼簾時,自我的心胸如同闊大的高原,就能夠裝下整個世界,那些風吹過的草木就演變成歌者的音符,與人類一起在山崗上跳動。這首長詩的創作旨意,就是展示作為自我的生命形式與外在景物的“長風”密切相關,“長風”是人類身體的另一種形式,只要人的面孔和身影接通長風,人類就能享受到潔凈的空氣,人類邁向文明社會的腳步就不會停滯。這首長詩最后寫道:“長風 告訴我/它的跳動/今夜/是如何緊緊地/貼著我的/胸膛。”人只要與自然融入一體,紛紛擾擾的塵世心靈就會獲得寧靜。所以當“長風”緊緊地貼近我的胸膛,自我溶解到自然萬象之中時,生命就有了詩意的歸途。德國學者漢斯·薩克塞在《生態哲學》中說:“人們在同被馴服的自然的交往中得到了和平,享受到在庇護之下的安寧。”這就說明人類在與大自然相處的過程中,只要用心去愛大自然,真誠地與自然萬物接觸,就能夠充分享受自然賜予人類的和平與安寧。《同路》里自我的肉身與“西風”“閃電”“水”“沙”等外在自然景象親密觸摸后,個人的靈魂獲得了哲學意義上的生存價值。當比刀子還硬的西風長驅直入我的喉嚨時,個體的生命似乎回到原初生命的開端,人生收獲了巨大的快樂。而閃電穿過肉身時,靈魂與閃電融為一體,個體的內在意識“自由飛奔”,人的生命與自然景象實現了同構一體。水是萬物生命之源,當我握住水時,無色無味的水在自我的身體內流動,水成為我人生的另一個“別名”。關于人的生命與“沙”的關系,詩人是這樣表露的:“我需攥住/攥住/沙/盡管它/蓋天鋪地/無畏馳騁/這一粒/昂首闊步/正值年華/或許正待與我/相認”。詩中的“沙”是一個審美的隱喻,無論它以“蓋天鋪地”的方式出現,還是“無畏馳騁”地在地面飛奔,抑或“昂首闊步”地在天地間前行,不管它以什么樣的形態出現,“沙”都將與我“正值年華”的人生“相認”。“沙”就是我,我就是“沙”的生命存在。《同路》描述了個體生命與自然現象互為感應的同構關系,作為象征物的“西風”“閃電”“水”“沙”,其所指內涵遼闊深邃,具有以物證己的哲學命題。由于我與“西風”“閃電”“水”“沙”相依相守,天地萬象授予個體身心神秘而微妙的能量。在何向陽的詩歌里,自我與物象相遇后,自然景色已經超于了物質的元意義,個體的自我仿佛獲得一次靈魂的返鄉,完成了從肉體到精神的嬗變。
何向陽的詩歌從哲學的視角,闡述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是互為陌生的他者,而是和睦相處的鄰居。在描繪自然物象時,她用詩歌闡述了人類是整個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是人的生命之源,因此,人類要把自己的生存納入自然的秩序之中,把自然景物視作等同的生命來敬重和愛戴,實現自我與萬物相融的原生境界。這是內潛于她詩歌創作的美學意識,也是其生態精神的詩意追求。
大自然是人類生存的故鄉,也是美好理想寄存的地方。人類雖然處在后工業文明的發達時代,但對詩人而言,回歸自然、回到夢想的原生家園,用身心與自然密切交流,讓主體成為自然之子,是詩人文本中的審美精神向度。作為文學批評家的女性詩人何向陽,她的詩歌作品所展示的是直接將自然物象鉗入詩歌的審美結構,將自我情感寄托于原生景物,以此發現自然景色詩意棲居的美學意義。海德格爾提出了“自然培育詩人”的哲學蘊含,在他看來“自然在一切現實之物中在場”。也就是說,與人和平相處的天地山水等自然景物是自然生命“在場”的表現形式,而自然的靈性則培育了詩人的審美理想。從這個意義說,何向陽也是自然培育出來的詩人,在她的詩歌文本中,所有物質的自然景觀都是涵養她詩性審美的精神家園,是自我心理維度情感的集中體現。在《我的蘋果園,我的記憶》中,已經凋謝的淺紅色的蘋果花助我找到人生“舊日的回憶”,在春天的早晨和秋日的夜晚,我深深的呼吸里彌漫著蘋果樹的靈氣。“我把歌聲串起來系在你的枝頭/我把清香裹起來深藏在我心底/我把笑聲匯總在蔚藍的天空/我把沉思凝聚在腳下的土地//呵,我的蘋果園,我的記憶。”對于詩歌中的抒情主體而言,“蘋果園”是一種“在場”的精神依戀,我與“蘋果園”混沌一體,成為安頓肉身與心靈的處所。“我的歌聲”與蘋果一樣系在果樹的枝頭,兩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脈相連。而蘋果園的芳香氣息被藏在我的靈魂深處,互為貫通,滋養了我的性情,甚至我的笑聲也只能在果園蔚藍的天空綻放,我的沉思和蘋果的樹根一起凝聚于蘋果園的泥土。描述人類鄰居的自然景物,讓身體與靈魂都回歸自然,并在自然中重獲新生,這是何向陽詩歌審美理念的重要目標,也是她藝術生命的另一個主體,她總是以純粹的美妙的詩歌言說,喚醒人類熱愛身邊自然景色的自覺意識。《葡萄花》中自我與外在景物“葡萄花”互為生命的塑形,歲月在我的頭頂撒滿了一簇白色的葡萄花,我的手指長出葡萄的新芽,“葡萄花”養育了我的青春盎然的詩性,激活了個體的審美經驗。《永生》里行云不去,“青山入夢”的審美言說,則表達了外在物象是人的生命之根的生存哲學。《風》中拾貝女子站成海邊不息之風的敘述,《微塵》里在故鄉煙火中掙扎的悲苦精神,《藍色變奏(四)》“踏雪而歌”的人生況味,《暮色》聽一樹桃花盛開的生命敘事,都是人與生態景物多元共生的哲學思考。何向陽重視人與自然深度親近的審美取向,并試圖從中探索現代新寫作的元生態方向,她描繪自然景色的作品具有一種清新別致的風格,而詩歌所體現的精神境界,則是人與自然和睦共生的宇宙觀。
人類如何對待自然,怎樣與大自然相處,這是決定人類生存的關鍵問題,也是哲學家、社會學家、人類學家非常關注的哲學主題。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高屋建瓴地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馬克思認為,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和人與人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人類要與自然界和平共處,實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融合,自然界就成為人類存在的物質基礎,人就是自然界中的存在元素。長期以來,古今中外的詩人都十分關注人與自然的關系,并書寫了許多關于自然與人的文學作品。與眾不同的是,何向陽的詩歌創作拒絕人類中心主義,反對人類對自然界的無限度掠奪。她在詩歌創作中,追求天人合一的樸素人生觀,視自然界為心靈的故鄉,熱愛自然、做自然人,把客體的自然景象納入人類生活的鄰邦,讓自然與“人道”合而為一。這樣的審美境界,從哲學上闡明了人與自然界是互為依存的關系,而個體的自我生命融入自然則是人類生存的最高理想。
三
人性的善、崇高,是激發詩人情感的重要因素,而對善的贊美,對惡的批判,則是詩人審美態度的正確選擇。在何向陽四十多年的詩歌作品中,始終流淌著一種善的崇高的主題思想,而人性美的表達,則是她詩歌創作中始終如一的美學追求。從哲學的意義上說,詩歌表現出來的最高美感,就是與善相結合、相統一的正能量,說到底,美就是一種道德價值觀的體現。對于一個詩人來說,必須具有人性向善的創作動機,其作品才會煥發出道德美的詩意光芒,何向陽就是這樣的詩人。
在何向陽的詩歌中,愛與善是一種有意識的創作實踐。善作為傳統的道德觀,是以人格完美為目標的行為,表現在詩歌中就是善的人格散發出的同情,以及人性大愛的品質描述。“所謂善就是滿足自我的內在要求;而自我最大要求就是意識的根本統一力、亦即人格的要求,所以滿足這種要求、即所謂人格的實現,對我們就是絕對的善。”人性向善既是詩人的人格內在要求,更是詩歌中表現出的善良的哲學意識力量。《從前》寫的是朋友之情,無論過了多少年,也無論友人是“影子”還是現實中的“月下詞人”,詩中主體的“我”都選擇等待而不是背叛。《誰》描述的是善的行為態度,不管誰把善意的體溫傳送給我,把善的信仰帶給我,我都將一如既往地傳遞下去,直到生命的盡頭。《永生》的救贖雖然漫長,但“我”必須攢夠奮飛的腳力,讓遠方的被救贖者看見生的希望之光。說到底,善就是一種符合人的正當目的和功利行為,具體到詩歌文本中,就是詩人創作的作品要符合社會發展的方向,符合人類的利益和需求,正確表達社會生活中的正能量。何向陽的詩歌作品所表現的道德行為,是一種善意的精神特質,無論是《剎那》中雙手合手,祈求迷惑的人群得到救助,還是《微塵》中對故里鄉人的善良祝愿,抑或《肉身》中對犯下僭越之罪者的寬恕,《彼此》中對友人的寬容,以及《禮拜》中“扶著燭煙”的善舉,《邊界》里目光總是看向窮人,哪怕口袋里只有幾枚硬幣,也要贈送的仁愛之心。這些都是善的人格的顯現,是高尚的情感在詩中的真實明證。何向陽的詩歌就是這樣,通過文本傳遞向善的價值觀,營造積極向上的審美氛圍,引導讀者遵循善的生活原則。比如《梨樹開花》中母親盼望兒子歸來的敘事,就是對善的謳歌、對真的追求。詩中寫道:“一棵開花的梨樹/你教給我這首歌的/歌詞/紡線的媽媽/在梨樹的搖籃里/把兒子搖大/后來兒子參了軍/在梨樹下送他出征/再后來兒子沒有回來/媽媽把家中的紡車/支在了梨樹下//落下的梨花將她的頭染白了/媽媽變成了一棵梨樹/長在村口”。母親在梨樹下把兒子“搖大”,又在梨樹下送兒子遠征,為了等候參軍的兒子歸來,母親把紡車放在梨樹下,但兒子已經在戰場上為國捐軀,永遠等不來兒子的母親,最后變成了村口的一棵梨樹。“梨樹”是這首詩的核心語境,所有故事都在梨樹下發生,媽媽之所以變成一棵梨樹,當然是堅信兒子一定會遠征歸來,才無怨無悔地等待,哪怕母愛之魂長成一棵梨樹。詩歌藝術的最美境界就是讓讀者動心,讓閱讀者的靈魂受到善的陶冶,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發現生活的美、心靈的善。表面上看,《梨樹開花》敘寫的是一個媽媽盼兒子歸來的簡單故事,但是詩中的母親形象,讀之令人動容,她喚起了讀者真善美的情感體驗,感受到母愛的博大和無私。善與真是詩人對現實生活的再發現,何向陽的詩歌中愛與善的追求,是建立在詩人頌揚真愛的審美理想之上,就像詩人所說:“詩歌教會我們愛。愛也必基于認識才可能真實和持久。”詩歌是愛的哲學,而愛首先基于詩人主體對愛的信念的深刻認識,如此,愛與善才可能更加真實久遠。正是有了愛的真實情感,詩歌才會傳承真善美的主旋律。
善在詩歌中的表達方式是多種多樣的,同情弱小,也是善良品格的表現行為,更是普通人應盡的職責。何向陽的詩歌中對弱勢群體的關愛是顯而易見的,在她看來,關心弱者是自己的義務,是一種常見的善的行動準則,是人人都應該有的素質。她在《低語》寫道:“我越來越喜歡/弱小的事物/湖水上的晨曦/船槳劃過的/漣漪/蜻蜓點水的微瀾/在我心中/不為人知的/洶涌的/波浪//我越來越熱愛/軟弱/胡同口獨坐的老人/偎在母親懷中/熟睡的孩童/晾臺上洗舊的床單/拐角處佝僂的背影/一只無力的手上/扶著的/吊瓶”。在詩人心中,自然界那些弱小的物象如同人的生命一樣,應該得到人類的愛撫,無論是一縷晨曦、一滴漣漪、微小的波紋,人類都要熱愛它們。只要心中裝有弱小,人的胸懷就能容納下那些來自社會陰影處的不為人知的洶涌波濤。而在現實生活中,“獨坐的老人”“佝僂的背影”都是底層的弱者,他們都應該受到尊重和熱愛,而“熟睡的孩童”更應得到保護,這是人類的基本精神要求,也是善良品德的體現。詩中“晾臺上洗舊的床單”喻指對底層勞動者美德的熱愛,而“吊瓶”則是暗指要關懷躺在床上的病人。無論是對自然界的弱小、還是對現實生活中在場的軟弱者,詩人都傾注了大愛之心。“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善的經典語錄,闡釋了小善大義的道理,即每一次小善的行為,就是真正的仁義之舉。何向陽的詩歌對弱小者善意的關愛有著獨到的描述,《盟》對渡口守望者的同情,《歌者》中對吟詩少年的關愛,《春天》對“抱膝獨坐”的少年牧人的愛意,《疼痛》中的“我”如同盲人一樣舉著燈,其目的只為照亮別人的“疼痛”,這些作品都深度體現了對弱小者的善意品行。在人與人生存的現實社會中,無小惡就是大善,就是大愛,這是何向陽詩歌堅守的哲學底線。愛與善是倫理學系統中意義相近的兩個概念,在何向陽的詩歌文本中,善是價值之本,愛是美感之源,對弱小者的普遍友善,是人性深處的最大善意。康德在《論優美感和崇高感》中說:“普遍的友善乃是同情別人不幸的基礎,但同時也是正義的基礎。”關愛弱勢群體,從小事做起,從內心深處關懷他人,就是一種“普遍的友善”,更是詩歌文本中正義的表達。對別人的友愛、對身邊親人的愛心,就是人性善良的表現。如同何向陽在詩歌中所寫:“旨在救助遠方/而對親人的疼痛置若罔聞/應不是真正的慈善”。對遠方的弱者要救助、要關心,但是對親人的“疼痛”也不能漠不關心,因為善是人類道德的普遍行為,無論是誰,也無論他是陌生的還是熟悉的,只要他們有需求,就要獻出愛心與善意,這是彌漫在何向陽詩歌中崇高的價值和意義。
愛與善是人類社會最為純粹的情感,也是文學藝術創作的永久性話題。何向陽的詩歌以豐富復雜的現實生活為底蘊,完成了大愛與善意的審美敘事,賦予愛與善哲學意義的詩性光芒,提煉出愛的純潔真義,回答了沒有小惡便是大善的哲學命題,肯定了關愛弱小是根植于人性深處的普遍品質。正是她在創作中持之以恒地對愛與善的真諦進行美的深層次發掘,其詩歌作品才成為當代詩壇寶貴的真善美的文化資源。
(作者單位:云南民族大學文學院。原載《當代文壇》2025年第5期。注釋從略,詳見紙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