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頁圖片，畫面中上下排列著兩幅照片。前端是一條寬闊浩蕩的江水，水岸綠色彌漫，停靠著數條貨船，岸邊設有碼頭，三三兩兩地聚著些人在說話。背后是十數幢雄偉壯觀的工業廠房。照片扁長，如果兩張照片左右拼在一起，廠房連成全景圖，愈加顯得雄偉壯觀。遠處的煙囪仿佛立于蒼穹之間，煙霧升騰，氤氳著歲月的厚重。中間位置用鐵架高高豎著五個大字，上方為“永安”，下方為“金城牌”。兩幅照片的中間有一段英文介紹，說這里是上海永安棉紡織廠。

有位舊書商專門收集英文版刊物，一本出版在1935年的英文刊物多年無人問津，這頁圖片便在這本英文刊物里，他索性將圖片從刊物里拆解出來單獨售賣，2023年12月我遇見了這頁圖片。

我的工作室便在圖片上這座1935年時被稱為上海永安棉紡織廠的紗廠里，在主干道上的4號樓一樓。4號樓建于1919年，4號樓向西有5號樓，建于1929年，5號樓建成后與4號樓貫連在一起，成為當年遠東地區最長的連體廠房。不過1919年還沒有上海永安棉紡織廠，紗廠最初創辦的時候有一個十分民族化的名字：大中華紗廠。

大中華紗廠之殤

曾紀芬生于1852年，號崇德老人，是晚清重臣曾國藩的小女兒，按湖南習俗排行最小稱為“滿”，于是大家稱呼她“滿小姐”。1875年，“滿小姐” 24歲，嫁給了湖南衡山聶家的聶緝椝，他們的婚禮誕生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張結婚照。不過“滿小姐”的父母沒有等到自己女兒出嫁就過世了，曾國藩與夫人歐陽氏相繼病逝于1872年、1874年。聶緝椝生于1855年，字仲芳、仲方。聶云臺便是曾紀芬、聶緝椝之子，名其杰，生于1880年，著名民族實業家，大中華紗廠的創辦人，1920年曾當選為上海總商會會長。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聶云臺順應時流，為了讓大家都能熱愛民族、熱愛國家，取“大中華”為品牌，發起創辦了大中華紗廠。聶云臺看中吳淞蕰藻浜北岸（今淞浦路泗東路一帶）一片占地150畝的荒地。這里向東距離黃浦江口與淞滬鐵路吳淞站僅數百米，水陸運輸非常便利，其時吳淞又開了各國工程師的專家會議，決定浚港筑埠，未來將設為無稅口岸。他心想，過不了多久，吳淞的興盛定不亞于上海中心區域，于是紗廠選址在蕰藻浜北岸。

初創時，聶云臺將資本總額定為90萬兩白銀，紗錠2000錠，由于五四運動后中國紗廠的產品在國內市場已供不應求，聶云臺遂以愛國口號為號召，甚至在大中華紗廠股票背面印上了章程，第一條便是：此股票不得移轉外國人，如入外國人手即為廢紙。紗廠短短幾個月募集了90萬兩白銀，這使他受到極大鼓舞，因此擴大了計劃規模，將資本由90萬兩白銀擴為120萬兩白銀，又擴為160萬兩白銀、200萬兩白銀，1922年時增到300萬兩白銀。紗錠則由2000錠擴為3000錠，最后定為了45000錠。

經過3年建設，1922年4月14日大中華紗廠正式建成開工。那天舉行了開幕活動，聶云臺邀請中外各界友人近萬人來到紗廠參觀，自下午1點到6點，聶云臺近乎全程陪同。參觀的路線從公事房開始，而后什物棧、修機廠、雜工間、棧房、紡紗陳列室、紗廠、休息室、電廠、工人宿舍、職員住宅、消防隊、工人飯廳、廚房、仆役室、職員宿舍、運動場、花園。

來賓們無不驚訝于紗廠規模的宏大、建筑的雄偉，紛紛將紗廠評為國內第一流與“模范紗廠”。聶云臺十分自信，向大家介紹說近年中國的工業，以紡織業為最發達，如大生、恒豐各廠，每年盈余在60%左右，即每股百元平均每年紅利可得60元，“若以現在大中華紗廠營業觀之，其前途尤有無窮希望”。大中華紗廠的創建標志了聶云臺企業經營的高峰，同時標志了中國民族紡織資本發展的頂點，對于聶家和民族紡織工業都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

然而讓聶云臺始料未及的是，正當大中華紗廠正式建成開工之日，滿懷的期待卻變成了全面的危機。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以及戰后初期，據統計，1915年國產棉紗的消費量為160萬擔，至1924年增至830萬擔，同一時期，日紗的進口量由144萬擔減至29萬擔，這意味著中國民族棉紡工業在國內市場的競爭中取得了優勢地位。不僅如此，在歐戰結束以后，中國的棉布也有了行銷南洋各地的能力。但此時日本的棉紡工業出現了過剩現象，于是大規模來到中國開設工廠，很快，日商紗廠的設備占到了我國棉紡工業總設備的45%。而日商紗廠之所以能夠如此迅速地發展，主要是由于日商紗廠得到不平等條約的保護，不僅捐稅的負擔比華商紗廠少，同時能夠利用治外法權進行偷稅漏稅和走私等非法手段，加以銀行和財閥的支持，資金充足，利息極低，從而在經營和市場競爭中處于有利的地位，華商紗廠在政治與經濟的重重擠壓之下無奈地不斷萎靡。

大中華紗廠自1919年6月起，由于多次更改規模影響了工程進度，到1922年4月建成投產，已臨近中國棉紡織業第一個“黃金時代”的尾聲，使企業失去了營業的良機。又由于過分追求規模，耗資過大，造成企業負債過多。大中華紗廠建成時，額定股本只招到154萬余兩白銀，因此靠大量挪用聶氏家族另一家紗廠恒豐紗廠的利潤和拖欠購機款項來彌補。建成后，生產流動資金沒有著落，又需歸還購機款項本息。公司雖擬增發優先股147萬余兩白銀，但購買者很少，最終不得不由上海錢莊和中外銀行組成銀團代行募債170萬兩白銀，其中怡和洋行承擔50萬兩白銀。這項債款，不僅以全部廠產作抵押，外加高額的利息與“另給股票一成酬勞”，使企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到1923年春，因囤積原料過多而適逢花紗布市價暴跌，營業大受虧損，營運資金耗盡，加之銀團內部發生爭端，遂致停業。

大中華紗廠的遭遇，同樣是許多華商紗廠的遭遇，象征了整個民族棉紡工業的衰落，正如華商紗廠聯合會當年指出：“大中華之失敗，當事者于營業之計算失于周密，在所不免，然以受不平等條約之約束，外廠競爭之壓迫，供過于求之打擊，債主重利之盤剝為其主要。”從經濟上來計算，債權人共損失45萬兩白銀，公司股本1549200兩白銀，其中23700兩白銀為后招優先股，定期存款11000兩白銀。聶云臺經手挪借的款項計9萬余兩白銀，未付股息計25000余兩白銀，其余雜項欠9000兩白銀，營運墊款團項下欠了13000余兩白銀，由此各項損失總數為211萬余兩白銀。聶家各房的損失投資為23萬兩白銀，加上聶云臺個人墊付公司債息等支出9萬余兩白銀，共損失32萬兩白銀之多，對聶家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時代的更迭

難以為繼的大中華紗廠終于在1924年4月在報紙上刊登出售廣告，奈何三個多月過去了，僅日本資本家出高價想要購買。聶云臺不愿讓大中華紗廠落入日本人之手，所以不為所動，最后決定公開拍賣于華商。聶云臺說，拍賣“限價194萬兩，蓋此為債權人之本利共數也”。不過大中華紗廠的拍賣并不順利。1924年江浙戰爭爆發，江蘇督軍齊燮元與浙江督軍盧永祥之間的這場戰爭不僅使戰區內的人們顛沛流離，還造成巨大的災難。上海同樣受到波及，治安狀況惡化，居民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人心惶惶，忍受著不安和混亂，并導致上海的經濟活動受阻。大中華紗廠拍賣當天，竟無一人競拍。

不過在拍賣前一天，永安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永紗）曾向大中華紗廠債權人表示，愿意出價175萬兩白銀收買大中華紗廠，債權人以“既登報公開拍賣，則私行成交，于法不合”拒絕了。但無人競拍后，大中華與永紗重提前議，永紗得知大中華一時沒有其他買主，開始乘機壓價，只肯出價157萬兩白銀。經過緊急會議討論，大中華認為這是目前唯一的買家，不能錯失這次機會了。最終永紗答應以159萬兩白銀購買大中華。159萬兩白銀折合當時銀幣221萬元，共分3次付清，第一次即成交時付現金三成，剩余款項在一年內分兩次支付。另有傭金4萬兩白銀，律師費及債權人墊付相關保險費等1萬多兩白銀，都由大中華債權人自理。雙方于1925年1月6日正式簽訂合約，進行交割。自此，大中華紗廠進入永安時代，改名永安二廠，而那頁圖片上的兩幅照片，便是鼎盛時期的永安紡織第二廠。

對于永紗來說，收買大中華紗廠是歷史上的一件大事。最初，永紗的創辦者郭氏兄弟是有著諸多猶豫的，如1924年8月第15、16次董事會上，兄長郭樂認為：“擔當此重大責任，須要認真考慮，如可能湊二三公司合份，則更容易辦。”“昨日商酌承買大中華紗廠之事，然此事先要由財政方面著想，因在此一二年間，紗廠一業，正當時勢不好，極難獲利，倘若時勢好，該廠自己可以發展，不至于擱淺日久，無法維持。所以我們必要再三認真考慮。”弟弟郭順也說：“本公司財政與人力不甚寬裕，且時勢不佳，豈敢冒險行事。”

但永紗為了在逆勢中圖生存，必須盡可能擴大生產規模，才能增強與外商和同業的競爭能力。另外，由于帝國主義對民族工商業的壓迫和摧殘，不少民族紗廠陷于破產，給予資力比較雄厚的企業以廉價兼并的可乘之機。永紗當時的自有貨幣資金雖不十分充裕，但財務情況仍較一般同業遠為優越，加以聯號資金的支持，不僅收買大中華的價款可以應付裕如，即使兼并后進行擴大生產所需的追加資金也綽綽有余，這是當時其他同業所不能相比的。

陷困紗廠獲新生

永安買下大中華紗廠后，對其進行了諸多整頓，于1925年2月開始投入生產。3年后，隨著西側空地建起永安四廠，郭氏兄弟對永安二廠、四廠的經營有了更多的期待。1929年，郭樂與侄子郭棣活東渡日本赴豐田紡織廠參觀，見到豐田幾家紗廠、布廠、紡織機械制造廠以及自制精紡機、自動織布機，極為羨慕，也受到了極大刺激。他們有了新的想法，擴充老廠、增設新廠與自制紡織機，并將紗錠發展至100萬枚，其中永安二廠、四廠空地上將添建一家織布廠……正當一切順利進行之時，1932年“一·二八”抗戰爆發，永安紗廠的發展計劃就此被迫中止。

此后，永安二廠、四廠有了幾年平穩的發展，到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紗廠再次受到重創。由于紗廠地處戰區，戰事一開始，部分廠房建筑和機器設備旋即被炸毀，繼而遭日軍占領。1937年8月26日的《申報》上曾有相關的記載：“自星期六夜中、敵軍開始集中軍艦密集炮火、并有大隊敵機轟炸以企掩護步兵上陸、經我軍奮力迎擊、雙方激戰、歷經五十一小時之久、吳淞全鎮、幾摧毀殆盡……蕰藻路永安紗廠及對浜之大中華紙廠兩大建筑、著彈延燒、第見赤焰騰空、火勢猛烈、損失奚止千萬……”我曾在舊貨商店淘到一張香煙畫片，正面是一間高大的廠房，屋頂是一個大洞，背后印有這樣一段文字：“永安紗廠機器房被炮彈開一天窗。”可見炮火之猛烈。

經過抗戰，永安二廠、四廠元氣大傷，接著數年，國民黨對棉紡織行業進行各種壓迫與限制，又因通貨膨脹日益加劇，棉紡織行業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直到上海解放，永安二廠、四廠與永安其他紗廠及全上海人民一起步入了新時代。

大中華紗廠的東側是1920年4月創建的華豐紡織廠，這家紗廠1922年遭遇了與大中華紗廠相同的命運，中國棉紡織業陷入衰退的浪潮，不得已向日商東亞興業會社借款1000000日元，到1923年12月無力償還利息，由債權人委托給日華紡績會社經營，1927年被正式賣標。不久華豐紡織廠為日華所得，改名為日華第八廠，1931年改稱日華華豐工場，1943年改稱日華吳淞工場。抗戰勝利后政府接收了紗廠，改稱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上海第八紡織廠，新中國成立后的1950年改為國棉八廠，1958年與永安二廠、四廠合并為國棉八廠。

隨著20世紀90年代紡織行業轉型以及近二三十年來城市的更新與提升，國棉八廠成了今天的半島1919文創園——我工作室的所在地。午后，我靜靜地坐在工作室大玻璃窗前，總有陽光斜斜照進來。好幾次，我搬了椅子，閉上眼睛坐在溫潤的光暈里，瞬間仿佛凝固在這百年老紗廠的歷史里、凝固在這百年民族工業的一米陽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