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就是一種思考。“用腳寫作”，是我多年來的一種寫作方式。

2019年，中國作協組織20多位作家分赴各地，采寫“脫貧攻堅”的感人故事。開動員會時，我想，其他作家都有固定的點了，我就干脆全國走一圈吧，能采訪到的都采訪采訪。當時，中國作協制定了一個政策，參加采訪的作家每人發一筆固定的經費，下去后吃住行自行解決，不給地方添負擔，花多了自己補，剩下的也歸個人——這倒有利于作家們發揚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但是我決定全國走一圈時，根本沒去想費用的問題——深入生活，投身寫作，那才是我最大的快樂！

我從北京出發，赴陜北，入新疆，穿云南，走貴州，過廣西，帶著一盞小臺燈，專往曾經最貧困的地方走。途經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時，因沙暴襲來，遮天蔽日，失去方向，只能坐等救援，我戴的小紅帽也被風刮沒影了。這次采訪，我寫出了長篇紀實《國家溫度》。回到北京那天已是半夜，正碰上大暴雨，電閃雷鳴，積水成河。下了飛機后，打車匆匆往家趕，結果誤進對面一個社區，怎么也找不到家了。沒辦法只好打110，警察最終通過手機定位系統，把被澆成落湯雞的我送回了家，老伴還被嚇了一跳，以為我犯了什么事兒了。

2024年是全國對口支援西藏30周年，我去了西藏。當地人都說，我這個年齡不該上高寒缺氧的高原了，為此旅社給我配了氧氣瓶，每天晚上吸一陣子。后來我和當地記者合寫了一篇大紀實，發表在《人民日報》。年輕時我曾在北大荒下鄉8年，什么艱難困苦都見過，如今這點辛苦又算什么？

新疆，我也去過多次。新中國成立初期，10萬大軍就地安家。為節省軍費，軍裝沒有領章帽徽，沒有衣領衣兜。官兵駐扎在大漠戈壁上，常年見不著青菜，很多人患了夜盲癥。有一次，一個連隊終于做了一大鍋青菜湯，連長號召把所有青菜留給一個年輕戰士吃，就是為了保護他那一雙明亮的眼睛。夜晚下工讓他帶路，再用一條麻繩系住整支隊伍，官兵們看不清路，卻依然高唱著“向前、向前、向前，我們的隊伍向太陽……”

塔克拉瑪干沙漠旁邊有個老兵村，官兵來自全國各地，到新疆后從未出過村。他們用一生，把軍裝的顏色給了大漠戈壁。我去祭拜過一片很大的墓地，茫茫黃沙中所有的墓碑都寫著姓名、年齡、籍貫，全部向東！上世紀90年代末，老兵已所剩不多，首長安排17個老兵出來轉轉，在石河子廣場見到王震將軍的雕像，他們立即列隊敬禮：“報告司令員，你交給我們的任務已經完成！”在場群眾無不落淚。

在云南，復員歸鄉的戰斗英雄王明禮領我參觀茶園，上山時他健步如飛。路上我才得知，幾十年來有兩樣東西他一直帶在身邊：一個是全班戰友的花名冊，一個是一把老軍號。每天清晨，他都登上山頭吹響軍號，組織鄉親們上山種樹護林。路上說起曾經的戰斗，王明禮卷起褲腿告訴我，他的左腿沒了神經，釘子穿過腳面沒感覺；而右腿——說著他忽然解下來，砰地扔到幾米外的路邊，嚇我一跳，他卻哈哈大笑！

幾十年來，正是這些動人事跡深深感召了我，讓我不停地翻山越嶺、進村入寨，去聆聽，去書寫，把鍵盤敲得丁當響。有時候我會感動得熱淚橫流，喊房東趕緊“拿紙來”。有時候又會哈哈大笑，圍觀的鄉親們也跟著我笑。

進入波瀾壯闊的新時代，我走的山區農村越來越多，從黑龍江到海南島，所到之處，道路四通八達，人們生活幸福，鄉親們建起了別墅式的小白樓，院里停放著大型農機和小轎車，我能不為之動容嗎？

老伴曾說我“雖是老驥，并不伏櫪”，在我看來，這樣的生活不僅有意義，也有意思、有溫度。人生有一種召喚叫責任，有一種激情叫熱愛，有一種選擇叫出發，有一種生活叫行走。雖然路的盡頭仍然是路，出發，就是人生最美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