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1938年10月廣州和武漢淪陷，到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桂林憑借其在地理、交通、政治上享有的獨特優勢，匯聚了中國大批知識分子，書店出版事業、文學創作、戲劇、繪畫、音樂、抗戰愛國文化運動等隨之蓬勃發展。桂林由此成為一個離散文化人身心棲息的場域，也成為中國的抗戰文化城。尤其是一批海派知識分子，他們在日軍空襲的暴力威脅下辦巖洞學校，開展巖洞教育，籌辦書社，創刊辦報，開墾文化園地，傳承中華文化，守護文明之火，在戰火中求生存，在山河受難中追求超越時空的精神自由，與時代、社會展開抗爭，并最大限度凝聚同道，形成文化磁場，創造出了桂林山水間一個個富有現代意義的全新文化空間。

關鍵詞：抗戰；桂林；文化城；海派；知識分子

向南向西：抗戰文學地圖的變遷

在中國新文化的發展歷程中，因為政治、經濟、軍事等因素的作用，不同時期產生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中心。1917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北京為中心展開，1921年文化中心南移至上海，尤其文學事業如火如荼。繁榮的文學中心基本離不開京滬沿線。然而，抗日戰爭爆發之后，戰火硝煙逐漸蔓延至中國整個東部和中部。“大規模的戰爭使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的地圖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文學地圖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全面抗戰打破了這種狹小的分布格局。先是東三省的淪陷促使一批作家流亡內地，加入了新文學的隊伍。1937年戰事爆發，戰爭裹挾了作家們被迫遷徙和流亡，武漢、香港、桂林、重慶、延安等等，相繼成為中國文學的精英薈萃之地，形成了多元的文學中心。”1938年，大批知識分子集中在武漢，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隨著武漢淪陷，知識分子向國民政府戰時陪都重慶、桂系統治下的桂林，以及中共抗日民主根據地延安轉移，形成了抗戰時期中國文學的三足鼎立之勢。就全國的局勢而言，國統區、解放區與淪陷區（以上海為中心）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其中國統區的文學地圖，正是以重慶和桂林為中心的。1943年，梁超史發表在《新聞戰線》的《桂林新聞事業》一文中提到抗戰時期中國四大名城：“桂林的‘文化城’，既與重慶的‘政治城’，貴陽的‘交通城’，昆明的‘商業城’等量齊觀，而稱為今日中國四大名城。”這不僅是戰爭中的中國政治版圖，同時也孕育出戰時的文化版圖。

1946年，抗戰結束后，大批知識分子回歸上海、北京等地，文學中心也隨之轉移。“抗日戰爭以其所引發的中國文學地理的巨大裂變，對‘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沖擊，戰爭改變了原有的文學面貌，造成了新文學運動軌跡的巨大變動。”文學版圖發生了劇變，新文學的生存與傳播空間向南向西擴展，新文學在抗戰文化中心薪火相傳，在中國西南的地圖上星星點點地流動著。

“在抗戰初期，和其他蔣管區比較起來，廣西不論在政治上、文化上，特別是對待愛國的知識分子和‘救亡青年’，態度都是比較開明。桂系對當時政局保持這種‘八面玲瓏’，以抗日、民主為號召的態度。”中國共產黨也利用桂系與蔣介石政府的矛盾，在桂林積極開展統戰工作。于是，廣西桂林這座素來以“山水甲天下”的西南小城，因為政治環境比重慶更為自由開明，交通、地理條件比昆明、貴陽更為便捷，從1938年10月廣州和武漢淪陷，到1944年9月湘桂大撤退這一時期，憑借其在地理、交通、政治上享有的獨特優勢，匯聚了中國大批知識分子。這一時期，居住或中轉桂林的人數達1000余人，文化名流約200人。文化人士匯聚桂林不僅尋求身心庇護，更是因為當時在桂林能獲得更好的文化創造空間。因為知識分子的文化實踐與創造，桂林一改原來寧靜樸實的樣貌，書店出版事業蓬勃發展，文學創作豐富多樣，戲劇、繪畫、音樂活動全面興起，抗戰愛國文化運動如火如荼展開，在抗日戰爭時期不斷發展，成為一個離散文化人身心棲息的場域，成為中國的抗戰文化城。

這6年的時光在中國百年文學史上只是一瞬間，但是在抗戰14年中卻占了將近一半時間，在全面抗戰的8年歷史中占了大部分時間。聚焦于桂林的文學地理，可使那些被戰爭緊急狀態放大的點顯現其意義。以地理的眼光來看，文學版圖一直在流動，在變化，如1941年“皖南事變”之后，政治環境改變，桂林的進步書店和報刊被迫停業、停刊，抗戰文化運動受到影響，一度陷入低潮；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大批在香港從事愛國救亡活動的知識分子如茅盾、柳亞子、林煥平等虎口脫險，撤退至桂林，又造就了桂林文化的黃金時期。抗戰時期還有許多值得關注的其他地理空間，如香港1938年因大批文人南下而繁盛，1942年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消沉，重慶、昆明、延安，甚至上海孤島也是如此，皆因人流的聚散而不斷變化著。

反而言之，這就是抗戰時代的文學特征——文化地理學的特征。因為戰爭，很多地方都會在短暫的時間里突然繁榮，爆發出璀璨的光芒，然后又瞬間消失，而把這些星星點點描繪出來，連接起來就是一個無法忽視的抗戰文化地圖。由此，中國文學史就會以一種新的敘述方法呈現一種新的圖景，表達出更細致、更全面、更底層的全民文化狀態。這種短暫的文學現象在過往的以時間為脈絡的文學史敘述中常常是不被關注的，只有以另一種方式才能被關注和重視，“文化地理學必須關注這樣一個現象，即分散的、零星的文化形式的并置，以及在這種并置中所產生的新的特征”。

桂林市的面貌在特殊戰爭背景中不斷變化，“好似變了一個時代，換了一番世界”。戰爭讓無數人民流離失所，大至14年的抗日戰爭，小至桂林時期的6年時光，逃難像是一個歷史動蕩時期不得已的必然選擇。作為“抗戰文化城”的桂林無疑是包容的，這種包容既是地理的，更是人文的，是西南地區淳樸的民風和戰爭時代種種不得已的因素合力產生的結果。真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無論是歷史的必然，還是偶然，多方面的原因使桂林吸引著抗戰時期的知識分子，又通過他們的文化實踐與開墾，把桂林造就為中國抗戰大后方的一顆“文化巨星”。桂林文化城，其意義不限于桂林或廣西，它是中國抗戰文化的縮影。

抗日戰爭的爆發使中國北部、東部、中部的部分領土不斷淪陷，隨著知識分子流入西南，中國一直以來以北京、上海為中心的文化版圖被改變了。隨之改變的還有知識分子的作品主題——以往作品涉及的題材多局限于知識分子階層的生活、思想、情感等方面，而現在作家們走出象牙塔，走向大西南，感受著從來沒有接觸過的風景與生活。郭沫若在《中國戰時的文學與藝術》中提到，抗戰改變了原來“文人相輕”的狀態，作家們由于相互的接近，增進了認識與交往，變得團結合作，現在已轉為“文人相愛”的局面了，“這是抗戰以前所極難期待的現象……抗戰的號角，卻把全體的作家解放了，把他們吹送到了十字街頭，吹送到了前線，吹送到了農村，吹送到了大后方的每一個角落，使他們接觸了更廣大的天地，得以吸收更豐腴而健全的營養”。

不同地域的知識分子從不同線路匯合至桂林，他們流動著，聯通不同空間自有的文化基因，傳播到桂林，在中國的西南生根發芽，然后隨著戰爭緊急狀態的轉向又帶走了桂林空間的文化信息，回到各自所在之處。

“上海化”的桂林：抗戰文化城現代景象

上海作為中國近現代以來最具有代表性的新型城市，吸引了大量國內各地人口和海外冒險家勇闖上海灘，共同創造出雜糅了“西方文化”“現代都市文化”與“內地傳統文化”的復雜又開放的海派文化，由它所衍生的海派文學形成了現代性的傳統和批判性的傳統。“上海在開埠以后，逐漸成為一個經濟畸形發展的魔都，人口的大量流動成了它的標志性的文化特征……我們考察‘海派文學’的前提，是要認識到它已經不是屬于上海地區土著的歷史的文學現象，而是一種因為特殊的經濟環境而造成人口流動，并隨之發生的文學以及一切文化藝術的新因素。這些‘新’的因素具有流動變化、龐雜無章、轉瞬即逝的特征。”海派文學現象與抗戰時期急劇發展又瞬間消失的文化中心現象，在特征上有許多相似之處。

“直到日寇侵犯，上海淪陷，一大批知識分子先是蟄伏孤島，后又轉向民間，在戰火中保存了文化的精血……”本文提及的海派知識分子以及他們的文化實踐、文化創造，并不特指那些土生土長的“上海人”，而是泛指共同造就了海派文化，曾經在上海生長、學習、生活、工作過的文化人士。海派文化在中西文化、新舊文化不斷碰撞中，生發出創新、開放、包容的精神氣質，充滿批判與冒險的生命力。這些擁有五湖四海生命背景的“海派知識分子”被“海派精神”所浸染，帶著現代性的流動感，在抗戰時期如候鳥般不斷遷徙，在戰爭暴力與政治權力的縫隙中生存，掙扎著創造出文化新義。

茅盾1942年3月9日從香港脫險抵達桂林，他在回憶錄《桂林春秋》中寫到當時選擇遷居桂林的原因：“桂林在抗戰中是有名的文化城。廣西地方當局為確保自身利益和抗衡重慶政府的壓力，在一段時間內曾對共產黨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合作態度，允許若干的進步活動。他們招攬了大批進步文化人到桂林工作，創辦了好多進步刊物，使得桂林成為一個民主空氣比較濃厚，文化生活比較活躍的城市。皖南事變后，形勢有了變化，各種限制增加了，圖書檢查嚴厲了，但比之當時令人窒息的重慶，桂林仍舊算得是塊‘寶地’。”《克敵周刊》1938年第12期刊發的《戰期中桂林文化的動態》一文提到抗戰時期中國文化中心的轉變情況：“素為人們目為‘沙漠’的內地城市，卻在抗戰的怒潮中，怒發了新的文化之花。桂林也是其中的一個，過去是受過‘古城’的嘲笑的，而現在大家都以另眼相看它了！因為它已呈現了新的姿態，無論各種文化機關，學術團體，出版業界，藝術集團，都在急激的加增……也給予許多過去迷戀著十里洋場的文化人，以一個最大的教訓，從敵人炮彈炸彈下跑到后方，來重新建設新的文化陣營。桂林的文化，就在這兩個地帶中的文化人，會合握手，分頭工作，而造成現在的新姿。”正是因為戰爭下的多重因素相互交織，中國的大批知識分子遷居桂林，在自己的崗位上實踐著中國文化的傳統，保護著中華民族的文脈，傳承著文明的星星之火，桂林因為他們以及他們的生命的綻放與踐行，成為抗戰中的文化城。

人口激增是新的文化中心在戰爭中的第一大變化。因為戰爭帶來的人口流動，小小的城市山水承載著5倍于原來人口的生活日常。并且，因為源源不斷的人流匯聚于此，桂林的市容市貌隨之變化。1938年6月，豐子愷從武漢撤退至漢口、長沙，攜家眷抵達桂林，懷揣著對“山水甲天下”盛名的好奇，看著青灰色的奇特山巒拔地而起，仿佛古代畫卷中的遠峰，綠波比西湖的水更為可愛，他感到心滿意足，“以為流離中能得這樣山明水秀的一個地方來托庇，也是不幸中之大幸”。祖籍廣西，畢業于復旦大學的上海著名話劇演員封鳳子，在其《念桂林》中也提及1938年春天的桂林安靜得像世外桃源。作家繆崇群在抗日戰爭爆發后流轉于中國西南各地，他在《希望者》中回憶初到桂林時，桂林是一個嫻靜得像處女般的城市，仿佛第一次走進一幅古人的畫帖。海派知識分子匯聚在戰時桂林，感受著與繁華都市完全不同的山水地理空間，在受難的山河間，在矛盾的笑與淚中，不斷尋找著安身的居所與工作的崗位，投射出精神內在的創造愿景，記錄著周遭發生的新景觀，以不息的創造力開展文化實踐，進而為桂林注入了現代性，使城市振興起來，各方面逐漸“上海化”。

城與人相互影響、相互成就，城市文脈得以流傳，城市景觀得以更新，城市精神得以傳遞。1938年，陳畸記錄下桂林的改變：“許多新的馬路被開辟起來了，許多鋪戶正在進行建筑，各種商業都表現了活躍；新的生意開張了，來往的旅客特別的多，公共汽車也開始活動了，人們可以看到許多新的面孔和許多旅行者的新的服裝。一隊一隊的武裝的學員隊，唱著‘進行曲’在馬路上走過去，任何人的腦筋都不免要受到一種新的刺激和新的興奮。”根據1944年出版的《廣西年鑒》記錄，1940年廣西商店總計5335家，而桂林商店最多，為1101家，占全省1/5。繁榮的商業反映在桂林的街道上，1940年，金葉發表在《旅行雜志》上的文章描繪了從桂林郊區良豐驅車駛入桂林城市中看到的五光十色：“桂南路，中南路，好似上海的霞飛路一般，人群風起云涌，他們真在歡迎新生的使命哩！”1944年，《申報》記者趙君豪來到桂林時驚艷于山巒疊嶂的同時，也為桂林市區的繁榮感到驚訝，仿佛回到記憶之中熱鬧的上海街道：“桂林的繁華，同于戰前的上海四馬路，店里的伙友，路上的行人，全是上海口音，用不著學桂林話，上海的商店也搬了來，我們第一晚到老正興吃夜飯如同在上海的飯店弄堂……上海化的桂林，是時代造成的。盟友在街上閑逛，咖啡館和茶室都擠滿了人。”

這樣欣欣向榮的街景一直持續至桂林淪陷前夕。1944年下旬，桂林戰事緊張，“湘桂大撤退”進行之時，身為美軍譯員的黃裳記錄下疏散之時的桂林一夜，“中南路上是一片美麗的燈市。又看見霓虹燈了，它帶著一股都市的膩膩的感覺……路邊是一個個鮮貨攤子，上面懸著兩三只一百支光的電燈，照耀著香蕉、蘋果、柚子、菠蘿，嬌黃嫩綠鮮紅，一片美麗色彩的堆積”。而他在一個月之后回到桂林時，長沙戰事轉好，桂林一掃疏散蕭條的景象，又是一番集中著流寓之士各自故鄉特色的景象：“疏散工作似乎只疏散了些看不出來的人口，他們的去留與這個城市并無多大關系，桂林似乎照舊繁華，也許還更熱鬧了。”

現代性在戰爭中隨著人的流動與聚集改變著桂林城市的面貌，而桂林市民的生活也在環境的變化中變化著，接觸到天南地北的地域氣質。上海氣質成為旅桂人士的都市參照系，桂林的奇麗山水與不斷“上海化”的繁榮街市在特殊的時代中奇異又和諧地結合在一起，這既是抗戰時期特殊的產物，也成為旅桂人士身心安居的棲所，同時為知識分子提供了文化創造的場域。

山河受難：知識分子旅桂心路

抗戰時期，桂林作為廣西的省府所在地和西南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日軍飛機轟炸的重點目標。1937年10月15日，日機首次轟炸桂林，在城郊投擲炸彈40余枚，城內落下8枚，死傷嚴重。日本軍方在戰爭的各個階段采取了不一樣的轟炸策略，隨著戰線不斷南移，從1938年11月開始至1944年8月，每隔三五天就會有幾架或幾十架日軍飛機分批空襲桂林，持續時間幾十分鐘或一個多小時。“在桂林市文物工作隊原隊長趙平收藏的抗戰圖片資料中，有一張日軍對中國城市轟炸的戰略圖。圖上昆明、重慶、貴陽、柳州等城市旁均標有一顆大炸彈，但桂林上空卻清楚地標有一大一小兩顆炸彈，是比其他城市更受日軍關注的轟炸對象。”日軍意圖通過這種行徑破壞抗戰大后方這個重要的工業、文化中心和西南重要交通樞紐，打擊軍事設備和作戰人員，同時進行心理戰，通過轟炸威懾桂林軍民，摧毀百姓及新桂系的抗戰意念。但是，空襲不僅沒有使人民屈服，反而激起了全民的抗戰意識，他們在抗戰的浪潮中，積極地組織、參與文化救亡活動，這些實踐與創造極大地改變著桂林的城市空間。

曾經寧靜與柔美的桂林山水，在戰時尤其是在文人們的眼中也發生著變化。豐子愷為美麗的山水受到戰火的威脅而感慨，為1938年的畫作配詩道：“山如眉黛秀，水如羅紋碧。為念爭戰苦，好景忽減色。”此時的巖洞也不再單純是廣西山水凝聚的仙境了，而成為與每個桂林市民的生活日常息息相關的避難空間。1938年底，巴金初到時，桂林還是一個完整的城市，后來伴隨著“警報”“緊急警報”“炸彈爆炸”，桂林一點點變成了廢墟，在散文《桂林的受難》中，他寫道：“在月牙山上我看見半個天空的黑煙，火光籠罩了整個桂林城。黑煙中閃動著紅光，紅的風，紅的巨舌。”“火”的意象在此是戰爭的暴力野蠻的象征，也是知識分子的悲憤、痛苦、焦慮與堅忍的力量，他們要作為歷史的見證，守護文明，激勵民心，喚起抗戰熱情。巴金在抗戰中創作的《火》三部曲被認為是宣傳抗戰的作品，他自己也承認“《火》的頭兩部都是宣傳的書”，但“第三部卻不是，第三部寫了陰暗面”。《火》的第三部《田惠世》在桂林創作，并以在桂林的老友林憾廬為原型，他說：“1943年我在桂林寫《火》的第三部，就用轟炸的夢開頭：馮文淑在昆明重溫她在桂林的噩夢，也就是我在回憶1938年我和蕭珊在桂林的經歷。”“火”真切地成為經歷空襲的人們揮之不去、驅之不散的噩夢。桂林山水越美好，當它遭受破壞之時帶給人們的悲傷和恐懼就越強烈，“在桂林人不大喜歡看見晴天。晴天的一青無際的藍空和溫暖的陽光雖然使人想笑，想唱歌，想活動。但是凄厲的警報聲會給人帶走一切。在桂林人比在廣州更害怕警報”。

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10月到1944年8月，日軍飛機總共入侵桂林1218次，投彈1710枚。1938年中下旬之后空襲更加頻繁，平均每隔幾天就有日軍飛機入侵桂林領空。戰爭初期，桂林對于防御空襲并沒有十足經驗，政府通知市民在城內挖掘防空壕，如同打仗時的戰壕，上面鋪上木板和泥土，這種簡陋的戰壕，別說是炸彈，就是近距離的步槍都可以擊穿。1938年6月15日，日軍空襲時在城外數里的飛機場旁投放數枚炸彈，死七人，傷數人，此后桂林防空森嚴，從6月21日起頒布“衣著禁令”。豐子愷1938年6月24日初到桂林時，就看見旅館樓下有兩位著白衣的行人走過，一位背上畫一個黑色大圈，另一人背上畫著許多黑點，詢問友人才知道這項新規定，“每日上午六時至下午五時半，路上行人不準穿白色或紅色的衣服”，因為著該顏色衣物最容易暴露目標，于是警察抬小桶墨汁在街上巡行，見違反規定者，“用墨水筆在其人背上畫一圓圈，或亂點一下，據人說有時畫一個烏龜”。

隨著時間的推移，空襲愈加頻繁，政府和市民都在實踐中獲得了經驗，不再使用防空壕，也不再把白衣服視同仇敵了。政府經過縝密的研究、準備、組織，終于形成了一個較為完善的空襲預警機制，采取在桂林市中心的獨秀峰上掛燈籠的警示方式，并且，為了更有效地保障市民生命安全，當局還按照區域、人口安排避難流程，分配相應的避難巖洞。當時，豐子愷逃難到桂林是受到廣西省教育廳邀請，為“廣西省立藝術師資訓練班”授課。豐子愷結識了正在籌辦廣西省立桂林師范學校的教育家唐現之，其“藝術必能建國”的觀點與唐校長的辦學宗旨“藝術興學，禮樂治校”不謀而合，惺惺相惜，于是又受邀至桂師任教。豐子愷認為“藝術不是孤立的，而是與人生相關聯；美不是形式的，必須與真善相鼎立”。知識分子的藝術觀與人生觀相連接，也反映在他對于避難的樂觀態度上：“桂林的空防已經辦得很周到，為任何別的都市所不及。他們城外四周是奇形的石山，山下有廣大的洞——天然防空壕……我來桂林已六天。天氣炎熱，人事煩忙，敵機不來，還沒有游玩山洞的機會。下次敵機來時，我可到老人洞去游玩一下。”

避難藝術：在巖洞中重建生活日常

警報是戰爭暴力的序曲，當敵機前來，充滿詩意的獨秀峰變成空襲警報的發出地，山頂旗桿上的警報球提醒桂林市民危險來襲。在1938年底之后，隨著空襲日益頻繁，桂林人民開始把前往各個巖洞“躲警報”當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警報聲中，桂林城中老少成群結隊地穿過寬闊繁華的街巷，經過漓江大橋望著水墨似的遠山，從市區走向郊區，涌向防空司令部根據不同區域分配好的，或是距離最近的天然防空洞——巖洞，那是生命的避難所，也是守護文明新生的所在。

戰爭中失序的殘酷，需要人們構建新的秩序來抵抗，每個區域都有各自的方法守護自己的人民，桂林的方法就是完善的防空體系和天然避難所巖洞。1941年2月號的《良友》雜志刊出《桂林不怕空襲》的圖文報道，配圖十張，介紹了桂林巖洞的特性在抗戰時期被加以拓展利用，發揮出不同的作用，也從各個方面記錄了桂林政府的相關防空舉措和桂林市民躲警報的生活場景。照片配文分別是：“巖洞避難所外均懸有防空壕規則，俾市民籍資遵守”“獨秀峰上發出空襲警報后，市民相率步上巖洞”“警報聲起，省立醫院的看護忙將病人移入巖洞內”“七星巖內倚崖而筑的省立醫學院，可稱中國最安全的學府”“市府將標語遍懸各避難所外，促使市民避難應不忘工作”“巖洞內置備各種救急藥物，以備避難市民不時之需”……

當避難成為生活中不得已的一部分，人們就在避難的空間內重建日常生活。“躲警報”作為生活的一部分，頻繁地出現在旅桂作家的筆下。巴金在《桂林的受難》中描述自己躲警報的經歷：每當聽見了緊急警報，巴金與蕭珊才從后門走出菜園向七星巖散步而去，甚至會常常在途中田野止步，在樹下坐坐，聽著頭上轟炸機發出“孔隆”“孔隆”的聲音，他們躲警報，去的最多的是月牙山或七星巖，因為站在那兩個地方的洞口，看得更清楚，而且覺得更安全。當時，避難者都喜歡到七星巖躲警報，據說此洞可以容一兩萬人。山頂即使落一百顆炸彈，洞內也不會有什么損傷。1941年8月23日，田漢與母、弟、女一起乘火車從湖南衡陽抵達桂林，在桂林東靈街和施家園整整住了三年，主持“新中國劇社”的工作，開展舊劇改革運動，后來又與歐陽予倩、瞿白音發起了轟轟烈烈的西南劇展。他于1941年12月在桂林創作的以“湘北戰事”時期的桂林為主要背景，以知識分子的抗戰工作與家庭戀愛生活為主題的五幕話劇《秋聲賦》，展現了巖洞作為避難所之外的另一空間功能——會客廳。第三幕“久雨新晴，朝陽射著丹楓”，劇情設置在警報之后，描寫避難市民慢慢散去，朋友們在人群中相聚而談的場景。

邱小江：因為天氣有點冷了，大家都懶出門是真的，要不今天躲警報，我也想不到會碰到你的。

楊去非：可知道一切事有利必有弊，連空襲警報對于我們的團結都是不可厚非的。

《良友》1941年2月號刊《桂林不怕空襲》

……

徐子羽：啊，夢鶴。你剛躲在哪兒？

王夢鶴：七星巖呀。

徐子羽：怎么沒有見到你？我是把七星巖當會客廳的。

王夢鶴：我也是啊。那真是個再好沒有的會客廳，什么人都可以碰得到。不過都得感謝警報。這些日子要不是警報把咱們趕到這兒聚一聚，好像都懶得出門似的。

知識分子本來就喜愛到七星巖前的茶座相聚，皖南事變之后，桂林政治氣氛肅殺，文化氛圍較為壓抑，在連綿陰雨的秋冬之季，知識分子的心情也“秋風瑟瑟”，工作熱情被打擊之后深感寂寞，只有躲警報時，被迫聚集于巖洞才重獲與新朋舊友相會的時機。大家在巖洞中交換著對于政治局勢的意見、生活見聞和創作動態，彼此鼓勵。因為空襲頻繁，去巖洞躲警報也成為桂林的生活日常，戰爭改變了巖洞的生態。如此，避難就不僅是恐懼和慌亂了，還有避難前后相對輕松的“會客時間”。由于桂林出名的避難所規模都比較大，避難人數也多，許多商販也看準商機，擺攤叫賣，一時重構了一幅熱鬧的生活景象。艾蕪就記錄下避難日常：“許多小販，真可感謝，他們在這時候，便挑起餛飩擔子，蒸糕擔子走來了。躲警報的人，便在洞口，悠悠閑閑地吃著點心。”小販叫賣水果蔬菜小食，難童提著擦鞋工具盒招攬顧客，大家會在巖洞前的茶座喝杯茶聊聊天，即使在戰亂的年代，人們依然需要“生活”。文學還原了抗戰桂林的地理文化空間，再現了一個豐富而包容的場域，也展現出“避難所”的另一面生活場景。

艾蕪于1937年底離開上海，之后從武漢到湖南，1939年元月來到桂林，在桂林居住了五年，積極從事抗戰文化運動和文學創作，擔任桂林“文協”分會理事，主編《抗戰文藝》，他在幾篇散文中都寫到了桂林生活的經歷。當時桂林人的生活與躲警報是緊密相連的，在《桂林遭炸記》中，他感嘆桂林的巖洞是抗戰時代最好的避難所。因為經濟拮據，桂林市內房屋也十分緊張，艾蕪及家人從漓江東岸的施家園搬到桂林鄉下觀音山腳定居，屋外不遠就是避難的山洞：“前人稱桂林山水甲天下，現在應該贊為防空洞甲天下了。同時看見遠處坡上，布著高射炮陣地的地方，荷槍立著的哨兵，那種掩映在晴天朗日下的雄姿，也足使人感到格外安心。”艾蕪在避難中感受著巖洞中的環境和周遭人們面對生命安危的反應，在令人安心的避難所中，人們似乎忘記了巖洞外面的世界，他們緊密地依靠在一起，在巖洞之中安放因戰火而慌亂的心。1942年，葉圣陶來桂林后第一次遇到警報就是在茅盾家做客時，“午后一時許傳警報，未久而傳緊急。雁冰夫婦不逃，余亦留。雁冰為余談在新疆一年間之所歷，頗長異聞。旋飛機聲起，隱隱聞投彈聲，繼見高射炮之煙兩朵，復次見敵機四架，飛行甚高。約歷一刻鐘而寂然。雁冰繼續談說，中氣甚足，直至四時半而終止”。寥寥數筆，把茅盾夫婦在空襲中的從容淡定刻畫得十分形象。茅盾在回憶錄《桂林春秋》中介紹了在桂林躲警報的經歷，也解釋了自己從來不躲警報的原因：“炸彈不長眼，它要落到你頭上，躲也沒有用，況且那兩三個小時我的灶披間最安靜，既無來訪的客人，‘兩部鼓吹’也進了防空洞，我可以專心寫作。”當時，茅盾借住在文化供應社的宿舍廚房，生活條件很艱苦，每天還要被鄰居先生、太太熱烈的八卦與議論聲打擾，于是空襲之后，他反而獲得了珍貴的安寧可以醉心創作，長篇小說《霜葉紅似二月花》就是在這樣短暫的間歇集合中寫就的。

葉圣陶的日記《蓉桂之旅》記錄著他從1942年6月4日到達桂林至7月11日飛赴重慶期間的生活，這一個多月中有9天遭遇空襲。6月12日，“晨四時半起，洗漱畢而警報已鳴，幾同常課。仍至文供社后面之山洞。聞機聲，即入洞。云彬家攜有一長凳，拉余共坐。洞中人幾滿，頗感悶熱。約略聞投彈聲。既而人稍稍走出，及聞機聲，又一哄而入，如是者數次，至七時半解除”。7月3日，“方得朦朧而呼傳警報，看表方兩點。遂獨往文供社，月光下照，諸山生輝，人群如流而余廁其間，宛然夢境也。在彬然室中小坐，彬然令余洗面。坐一時許，警報解除，仍踏月而歸”。月光之下桂林山巒的平靜被警報的急促聲打破，人們披著月光流動著涌向巖洞，他們如同夢游一般，不知身在何處，可是身體的記憶已經把他們引向避難所，仿佛只要走到了巖洞，身體和心靈就獲得了短暫的安寧，他們同樣會在警報中、巖洞里苦中作樂。

對于桂林人民而言，“躲警報”可能比“跑警報”更適合定義他們的避難行為。如果說，馮至的詩《我們來到郊外》優美而詩意地描繪了敵機空襲警報響起時，在昆明“跑警報”的生命體驗——“和暖的陽光內，我們來到郊外，像不同的河水，融成一片大海”，那么，豐子愷的《望江南六首——逃難》中的第一首“逃難也，逃到桂江西。獨秀峰前談藝術，七星巖下躲飛機，何日更東歸”則十分生動地刻畫了知識分子在桂林生活的兩大主題——避難與藝術。身體記憶與文明日常表現出在特定空間中“躲警報”的情形。知識分子在抗戰中，源源不斷地遷徙至中國的大后方，他們在不同的場域中棲息，躲避著戰火的襲擊，同時也在逃難的過程中重建生活的日常和藝術。

原來因為戰爭的緊張氣氛和蕭索的政治空氣不愿意出門的人們相聚在巖洞附近，敵機來臨前和來臨后，小商小販擔著食物瓜果飲品叫賣，大家交換著生活見聞和最新戰時資訊。艾蕪在《村居雜記》中曾寫到躲警報時龍隱巖前的“集會”，因為巖洞前的沙地，被流經的小溪小河曲折圍成一個半圓形的沙洲，警報一響，小攤小販便聚集成市，躲警報的人們仿佛逛廟會似的，只是多了一層緊張罷了。巖洞不僅成為“會客廳”，也成為“學校”。為了利用起避難人群閑置的時間，陶行知提出“巖洞教育”的建議，讓新安旅行團的孩子們在巖洞中接受教育，倡導“小先生制”，由教師組織中小學生在巖洞里向群眾進行空襲常識、識字教育和抗戰文化宣傳，抗戰圖畫貼在洞口巖壁上，抗戰歌曲縈繞在山洞中。同時，為了在戰時不中斷文化產業的宣傳出版，保護珍貴的印刷設備和資料，保障工作人員的生命安全，位于桂林市中心地段太平路的《救亡日報》報社把印刷廠設置在桂林東郊白面山，印刷機安置在寬闊的巖洞里，其他單位也借鑒其經驗，《大公報》把報社遷到七星巖后吊蘿山的山洞里，文化供應社、國際新聞社搬至七星巖，開明書店自建棧房于百雁山等。巖洞又成為“報社和印刷廠”。巖洞的庇護是桂林戰時出版印刷業蓬勃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當時，《救亡日報》的印刷廠安置之后，在城內報社編輯的稿件，須由工作人員穿過城市，經由漓江上的浮橋前往東郊偏遠的白面山巖洞內定稿發排。總編輯夏衍除了領導報社的一切管理工作，還負責每期撰寫一篇千字左右的社論特稿，有時在太平路報社寫完之后，還要同廖沫沙商量討論，就必須步行四五十分鐘路程，前往荒涼的白面山去定稿，審校大部分稿件，親自審定排版的版式后，才讓報紙正式出版印刷。夏衍在《懶尋舊夢錄》中回憶當時漫長的送稿經歷：“這條路上幾乎沒有人煙，還得經過一塊墳地。我不止一次在路上踢到一塊既不像石塊又不像樹根的東西，擦亮火柴一看，原來是一個骷髏。當時我正好四十歲，膽大包天，根本不把野鬼放在眼里。”《救亡日報》在桂林的抗戰文化宣傳就從白面山巖洞之中的印刷廠出版并發行傳送至西南讀者手中，傳播文化的工具就這樣被巖洞默默守護著。

豐富的文化活動擴充著這個曾經單純的地理場域，巖洞的天然屬性被知識分子加以利用，擴展至各個領域，曾經陰暗潮濕的巖洞在抗戰年代包容著人們的生活日常和工作實踐。作為天然防空洞的巖洞，承載著知識分子們豐富的文化實踐，以及人與人之間、人與知識之間、知識與知識之間的交流與融匯。這個蘊含著多重意義的空間，在抗戰年代成為抵抗暴力、守護文化、傳播文化的獨特空間。巖洞不僅是生命的避難所，更是文明的庇護所和再生地。戰爭的爆發讓國家進入緊急狀態，戰爭是野蠻的、失序的，而彼時的桂林與巖洞屬性連接在一起，使得這個抗戰時期的文化城，知識分子向大后方遷徙的中轉站，成為人們安居身心的避難所。中國的知識分子無論身處何地，都堅持著傳播文化的理想，他們聚集在戰時桂林，在大后方開墾出自己的文化園地，開啟民智，傳承文脈，其中的艱辛和困難正如夏衍描述的那樣，須經過白骨森森的墳堆，于死亡的恐懼與戰爭的威脅中，走出屬于自己的既寂寞又坎坷的小徑，但是他們知道，走過黑暗就能到達保存著文化火種的工作崗位。

文化磁場：知識分子的崗位實踐

“雜志和報紙等現代媒體的大量涌現不僅改變了中國文學的生產方式、傳播方式，也改變了中國文人的生存方式，開創了新的公共話語空間和生存空間。”現代社會的發展讓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文化價值轉換中，確立起新的身份，開始在社會的各個領域憑借自己的知識，投身于事業與工作，“二十世紀初的現代化運動中，出版是知識分子將其知識轉化為社會動力，并實現其自身價值的主要渠道”。上海的經濟發展極大地促進了現代出版業與現代媒體的繁榮。抗戰時期，夏衍、巴金、趙家璧等一批海派知識分子先是在孤島奮戰，而后在不斷遷徙中，轉向民間，堅守著專業崗位，形成了聚集廣大文學同好者的文化磁場。繼承著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知識分子，在顛沛流離的泥沼中依然守護理想與文明之火種，把星星之光通過自己的生命、創作、實踐在中國的土地上傳播開來。

在出版業迅速興起的桂林，文人辦報辦刊辦出版是一個普遍現象。趙家璧在《憶桂林——戰時的“出版城”》一文中感嘆，抗戰勝利后，雖然出版業者都已經回到了上海，但出版界“死氣沉沉，如在黑夜”，從而回想起抗戰時期桂林出版業的盛況：“從三十年到三十二年的桂林城是被稱為自由中國的‘文化城’的……它有近百家的書店和出版社。抗戰期間自由中國的精神糧食——書，有百分之八十是由它出產供給的，所以說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說它是‘出版城’更來得適當……假如把沒有鋪面的出版社計算在內，出版業的單位在百數以上。”抗戰時期，很多文化團體、學者、作家聚集于桂林，與生俱來的人文情懷，使他們無論身處何時何地都踐行著知識分子的人文理想，在他們的文化實踐中擔當抗日救亡的時代使命。他們出報紙、辦雜志，開設書店與出版社，各種文化活動在桂林火熱展開，出版業蓬勃發展，大量書店興起在桂林的街道上，改變了桂林街道原來較為單一的狀態，城市公共空間被賦予新的意義——文化。

茅盾在《雨天雜寫之四》中描述了當時桂林形成的書店街：“桂林市并不怎樣大，然而‘文化市場’特別大，加入書業公會的書出版社，據聞將近七十之數。短短一條桂西路，名副其實，可稱是書店街。”知識分子堅守在工作崗位，通過開辦書店，出版圖書、雜志、報紙等介入百姓的生活日常，使原來較為封閉的小城瞬間聯通了豐富的信息，在因戰爭而改變著的街道生活中增添了文化的改革因素。當時的桂林一躍成為全國有名的文化出版中心之一。知識分子們行走在桂林的街道上也為書店業的蓬勃發展感到歡欣，認為這樣的場景可以作為桂林文化躍進的尺度，“桂林的街頭，最容易觸目的，是販賣精神食糧的書報店的增加率，和販賣糧食的飯菜館，等量齊觀。”來自全國各地的知識分子們以極大的文藝熱情傳播文化之火，這些來自廣闊世界的信息，在紛飛的戰火中，凝結著文明之光，承載著知識分子的人文使命，造就了抗戰時期大后方桂林空前豐沛的燦爛文化空間，并成為中國現代出版史中的奇觀。

1938年10月21日，廣州在日軍侵華的鐵蹄中淪陷，《救亡日報》總編輯夏衍及報社同仁在戰火紛飛中離開廣州，經肇慶、柳州，于1938年11月7日晚抵達桂林。11月12日，夏衍來到湖南長沙水風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忙著“緊急疏散”的周恩來交給夏衍的任務之一就是自籌經費，盡快恢復《救亡日報》。夏衍隨后前往香港通過廖承志籌募復刊經費，廖承志接到周恩來的托付，很快決定從海外華僑捐贈的經費中分出1500港幣，同時，周恩來、郭沫若與李宗仁、白崇禧在桂林的會面中也談及《救亡日報》在桂林復刊一事，桂系答應補助一筆經費協助開辦。1939年1月11日，《救亡日報》桂林版出版，郭沫若任社長，具體事宜由駐守在桂林的夏衍負責，夏衍帶領著一群從來沒有當過記者的文人書生（林林、阿英、廖沫沙等）組成的“雜牌軍”，開始了桂林辦報生活。為了在桂林的報業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夏衍開始大力整頓和改革版面，加強發行和管理。首先，采取社內外“每日評報”制度，報紙印出之后先由夏衍校勘，用紅筆標注意見，貼在墻上，社員閱后提出自己的想法建議。其次，舉行社內民主會，集思廣益，同時還多次向胡愈之、范長江、王文彬等名報人請教辦報經驗。此后，《救亡日報》打破陳規改版，每日簡編國內外新聞，夏衍自己撰寫一篇千字社論，其他版面則涉及國內政治情況與廣西桂林的社會新聞等，報紙還設置了副刊《文化崗位》，不定期刊登藝術專刊，此外，亦向文化界名人約組針對時局的特稿。于是，經過這支“雜牌軍”的辛苦經營，《救亡日報》走上正軌，發行也從2000份增加到8000份，銷路擴大到周邊省市，甚至香港、南洋。夏衍在回憶中提及，“對我自己來說，也在這時候開始，真心實意地愛上了新聞事業。第一，直到現在，我還覺得搞文藝工作不如搞新聞工作痛快。不論是大的國際大事，或者小的社會現象，人民群眾有意見，要講話，要抗議，我們當天晚上11點鐘以前寫好社論，第二天清早就可以和讀者見面，這是一個政治上、寫作上、編報技術上的最好的鍛煉自己的機會”。在桂林期間，《救亡日報》始終堅持著周恩來的指示“總的方針是宣傳抗日、團結、進步，但要辦出獨特的風格來，辦出一份左、中、右三方面的人都要看，都喜歡看的報紙”，從而成為推動桂林抗戰文化運動發展的主要力量。

當時，《救亡日報》的同仁是沒有工資的，社員即使為報紙寫稿也沒有稿費，全社人員包吃包住，只有微不足道的津貼。副刊《文化崗位》上刊登艾蕪、陳殘云、司馬文森眾名家的文章，作者也分文不取，堅持義務撰稿，讓人感慨。《救亡日報》社址在桂林市中心的太平路十二號，有些外地來客會落腳于此，順便幫忙或寫文章，來往于此的文化界人士很多。歐陽予倩當時住在榕蔭路，晚飯后，常常散步過來聊天，艾青、孟超也是常客。副刊《文化崗位》團結著更多作家，郭沫若、茅盾、艾青、周立波、黃藥眠等都是主要作者。它還經常發表陜甘寧邊區來稿，許多青年作家也在這塊文化園地上發表創作，“例如當時在生活書店工作的青年詩人許潔潤和秦似都經常在這副刊上發表詩和雜文。也由于這種聯系，夏衍、孟超、秦似等同志又一同創辦了雜文、小品文刊物《野草》。我（周鋼鳴）和司馬文森同志籌辦《文藝生活》。這些，都是《救亡日報》在桂林復刊之后所派生出來的花果”。

出版文化空間就是文化磁場，一個凝聚著出版者人文理想和精神的場域，同樣會以獨特的風格與魅力吸引志同道合的文化人士，再經由報刊將這些名家的文化成果傳播輻射向全國。桂林文化城的場域就是由這樣一批知識分子的良知風骨與身心血汗構筑而成的。端木蕻良1942年從香港來到桂林，親身感受著知識分子在桂林展開文化實踐的不易：“當時，桂林成為有名的‘文化城’，是‘文化人’聚集最多的地方，正是為了這個原因，文化并不那么容易‘化’起來呢！文網之密，書報檢查之嚴，都被層層布置下來，當然，廣西地方不乏有識之士，另外，進步力量也在相應的成長，但編刊物，寫文章，確乎要沖破重重阻力。田漢的詩句：‘殺人無力求人難，千古傷心文化人’也正是在這時候寫出的。巴金有句名言：‘抗戰時期最佳作品都已經入書報檢查處的禁庫里！’”抗戰期間，巴金曾三次來到桂林生活與工作，1941年9月第二次到訪桂林正是為了籌建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當時桂林的出版業非常繁榮，但是出版者面對的問題也前所未有之多，如紙張原料漲價，印刷條件粗陋，印刷品運輸限制等，但巴金依然堅持做出版。1942年10月，巴金三度來到桂林，當時桂林分社的許多編輯人員困于生存和戰事的壓力，紛紛離開桂林，出版社的運營面臨問題，在這艱難的時期，桂林文壇紛傳巴金要離開桂林，但“這位為青年讀者敬愛的作家卻沒有離開桂林。他似乎比一九三六年寫《沉默》一書時更沉默了，《火》的第二第三部將在他這種態度下產生”。

抗戰期間，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繼續推出著之前名震文壇的各大叢書系列，分別出版了《文化生活叢刊》中的《草原故事》（高爾基著，巴金譯），《愛與死的搏斗》（羅曼·羅蘭著，李健吾譯），《夜未央》（寥抗夫著，巴金譯）；《文學小叢刊》第一集的《無名氏》（師陀著）、《地上的一角》（羅淑著）、《灰燼》（蕭乾著）、《逃荒》（艾蕪著）、《逾越節》（朱雯著）、《藍河上》（劉白羽著），第二集的《歸來》（許幸之著）、《塵土集》（鄒荻帆著），第三集的《魚兒?》（羅淑著）；《現代長篇小說叢書》中的《邊陲線上》（駱賓基著）；《文學叢刊》中的《湖畔》（叔文著）、《利娜》（巴金著）等文學作品。在抗戰的烽火之中，出版更被賦予對抗戰爭暴力，保存并宣揚民族文化的重要意義。離開上海之后，巴金流轉于廣州、重慶、桂林、成都等地，籌建并開展分社的出版工作，桂林分社的工作只是其知識分子崗位實踐的一環，環環相連，他領導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對青年作家鼎力支持，讓作家們凝聚在一起形成文化磁場。在這個豐富飽滿的文化磁場中，對新文學傳統與精神的薪傳是知識分子實踐一脈流長的精魂所在。這一批知識分子不懈努力，在工作崗位上堅守藝術本色，以文化出版凝聚文明星火，追尋未來光明，最終在歷史上鐫刻下了熱血與奉獻，靈魂與良知。

尾聲

在浩浩蕩蕩的歷史長河中，“形成一個文化中心點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是歷史的、地理的、政治和經濟的諸種因素的綜合，但它的形成必須經過一個漫長的時期。抗日戰爭時期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卻是一個例外，戰爭和地理因素促使它迅速地具備著一個規模，加上政治因素造成了大批文化人才的聚集，在一個很短時期內形成了大后方一個文化中心點。在某種程度上說，較之當時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慶，文化的繁榮景象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又因戰爭因素和地理位置的喪失，這個文化城也隨之迅速衰落而至湮沒。這是一個獨特的歷史現象，然而這現象卻記載著中國現代文化史上十分燦爛的一頁”。

不僅是本文提及的海派知識分子，還有廣大來自五湖四海的各界文藝人士，他們在桂林的山水間讀書創作，聚集在一起談論時局與文學思潮，憂國憂民，在戰亂和貧困中堅持辦刊辦報，在后方的寂寞與苦悶中書寫心境，為各自家庭、戀愛與事業尋找有效路徑。在日軍空襲的暴力威脅下，他們辦巖洞學校，開展巖洞教育，啟發民智，傳承中華文化；更以巖洞保護出版設備、圖書古籍，開墾文化園地，堅持藝術精神，守護文明之火，讓人文理想與精神薪火相傳。戰爭可能會把他們碾得粉身碎骨，但他們始終秉持著最基本的價值判斷與精神向度，并將之視為知識分子的本真本色。他們可以為了捍衛自己的價值觀挺身而出，在戰火中求生存，在山河的受難中追求超越時空的精神自由，與時代、與社會展開抗爭，并最大限度凝聚同道，創造出桂林山水間一個個富有現代意義的全新文化空間。

1944年11月10日，在抗戰中守護了大批知識分子和逃難民眾身心的桂林在戰火中淪陷。人們曾經生活過的田園，奮斗過的工作場所，甚至避難的巖洞，都在戰火中被攻占或摧毀。山水受難，但知識分子們在桂林開墾的文化成果，成為他們藝術人生的重要注腳，也讓桂林文化城被銘記于歷史之中。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后期資助項目“抗戰時期‘桂林文化城’空間與文化實踐研究”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1FZWB052]

（相宜，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原載于《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4期。）

（為方便閱讀,本次推送注釋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