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當福爾摩斯變成計算機——21世紀網絡懸疑小說中的懸念、真相與媒介變遷

【摘 要】

現代媒介的發展，影響了網絡懸疑小說構造懸念與揭開真相的方式：在以《鬼吹燈》為代表的“盜墓小說”中，探險家用符號學方法揭露超自然現象背后“理性化”的科學真相，顯示出印刷媒介的影響；《無限恐怖》等“無限流”小說的“同人志”與“游戲化”特征，凸顯了“反轉”式懸念結構，小說中多維世界的設定則動搖了懸疑小說中“理性”真相的確定性；《詭秘之主》等“克蘇魯”式懸疑小說將懸念與升級敘事相結合，反思“理性”與“非理性”的合謀，呈現信息論視角下后人類時代的“真相”思維。信息時代人類與計算機的親緣關系，為懸疑小說的發展與重審人類主體觀念提供了契機。

近年來，懸疑驚悚小說逐漸成為中國網絡小說的熱門類型，典型者如《詭秘之主》《十日終焉》等。事實上，自清末民初福爾摩斯越洋而來，拉開中國偵探小說的現代化序幕，懸疑小說這一類型文學在中國已流行百年有余。相較于傳統的公案小說，現代偵探小說更強調“智力”與“理性”，并把偵探與罪犯的智斗視為核心描寫對象。這種對智性的崇拜既源于現代社會對工具理性的推崇，也與現代符號學的閱讀理念息息相關，同時亦反映出偵探小說與印刷術、照相機等現代媒介的關聯。時至今日，互聯網及其他新媒介的發展，使得網絡懸疑小說構造懸念與揭開真相的方式再次發生變化。

這種變化清晰地反映在福爾摩斯這位偵探形象代言人身上。在《神探夏洛克》（2015）這部現象級的電視劇中，福爾摩斯的偵探方法從由細節閱讀真相的“演繹法”，變為直接看見信息標識，或通過信息記憶進行聯想的“記憶宮殿”（圖1）。這表明信息論思維與計算機媒介開始主導當代偵探類文藝作品的懸念結構變遷，以網絡為媒介載體的網絡懸疑小說亦如此。圍繞媒介經驗這一線索，本文將討論三種不同的網絡懸疑小說亞類型，它們分別是以《鬼吹燈》為代表的“盜墓小說”，以《無限恐怖》為代表的“無限流”小說和以《詭秘之主》為代表的新式“克蘇魯”小說。三者前后相序的歷程正是印刷媒介向信息媒介發展的直接映射，小說中的偵探角色從“探險家”變成“計算機”的歷史，也展現出新的“后人類”主體意識對網絡文學的影響。

圖1 《神探夏洛克》中福爾摩斯處理案件的主觀鏡頭。他直接從死者的戒指中看到了“婚姻不幸10年以上”的信息，這也是觀眾戲稱其偵探方法為“掃描”的原因。

一、“墓穴”、書籍與歷史——從《鬼吹燈》看“盜墓小說”的符號學“真相”

在傳統通俗文藝的視域中，懸疑小說主要指以偵破案件為中心的偵探類作品。進入網絡媒介后，傳統偵探小說不再一家獨大。在起點中文網當前的懸疑小說主頁上，列有“詭秘懸疑、奇妙世界、偵探推理、探險生存、古今傳奇”五個熱門子類型，其中傳統的“偵探推理”僅排在第三位。當然，這些子類型的熱度時常發生變動。例如，“無限流”小說曾是懸疑門類中最熱門的子類型之一，其流行之甚，甚至使它從“懸疑”門類中獨立出來，成為與之同級別的類型。本文討論的“盜墓”“無限流”“克蘇魯”作品，均是網絡懸疑小說發展過程中曾經風靡一時的子類型。它們雖仍以“懸念”與“真相”為故事的主要驅動力，但已與傳統偵探小說有所區別。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這些作品在懸念構造與真相揭示方式上的變化，能夠反映出媒介經驗變遷對網絡懸疑小說的特殊影響。

在諸多網絡懸疑小說的熱門亞類型中，最早流行的是“盜墓探險”類，其核心敘事聚焦于主人公在地下墓穴或其他高危環境中的探險經歷。此類作品以《鬼吹燈》和《盜墓筆記》為代表，懸念主要由形形色色的邊緣空間及其中超乎常理的自然、人文環境與離奇生物構成。與之相應，探險家揭示“真相”的方式，主要通過符號學式的闡釋，將超自然現象還原為現代“科學知識”。從這一點看，此類作品仍帶有明顯的印刷媒介痕跡，這也使書籍與知識成為作品主人公胡八一等探險家的核心象征。

天下霸唱（本名張牧野）的《鬼吹燈》被視為“盜墓小說”的“鼻祖”。作品講述主角胡八一憑借祖父傳下的《十六字陰陽秘術》，與王胖子、Shirley楊組成“摸金鐵三角”，在各類險境中探險尋寶的故事。小說發表半年后，《鬼吹燈》的同人作品《盜墓筆記》從“鬼吹燈吧”遷至起點中文網，并脫離同人身份，成為該類型的另一大代表。這兩部作品迅速走紅，吸引了大量模仿者，其中較為知名的有《藏地密碼》（何馬）、《青囊尸衣》（魯班尺）、《茅山后裔》（大力金剛掌）等。上述作品皆以民間傳說與盜墓探險為描寫對象，但均未能再現兩部代表作的盛況。值得注意的是，《鬼吹燈》和《盜墓筆記》不僅在網絡媒介廣受歡迎，亦是紙質書市場上的暢銷作品——當時出版界甚至將2007年戲稱為“盜墓年”?？梢姡氨I墓小說”在網絡文學與傳統印刷媒介之間存在微妙的互動關系。

已有研究指出，盜墓探險小說的興起與當時中國印刷出版物中流行的懸疑恐怖小說關系密切。事實上，在《鬼吹燈》為盜墓小說確立文類規范之前，它本身亦屬于廣義的“懸疑恐怖小說”。《鬼吹燈》成文之時，正值中國出版業掀起恐怖小說熱潮，其問世的2005年甚至被出版界稱為“恐怖小說年”。在當時的界定中，恐怖小說著重描寫“人在遭受死亡、瘋狂等威脅時所產生的一種高度的焦慮的心理狀態”?！豆泶禑簟匪尸F的，正是主人公探險過程中遭遇的種種離奇死亡威脅。它最初連載的板塊是以恐怖小說見長的“蓮蓬鬼話”，而作者天下霸唱的處女作《兇宅猛鬼》則講述了一個純粹的鬼故事。綜上可見，《鬼吹燈》確實脫胎于彼時印刷媒介的恐怖小說風潮。

此外，盜墓冒險類小說也深受現代大眾文化中“尋寶”熱潮的影響，因此其懸念構造多與“失落文明”或“歷史真相”相聯系。天下霸唱亦曾坦言，《鬼吹燈》受到《奪寶奇兵》《古墓麗影》等現代冒險電影、游戲的啟發。這些大眾文化產品所呈現的“墓穴”往往位于現代文明的邊緣地帶，如沙漠、雨林、深山等，這些邊緣空間通向一段失落的文明。正如李玥陽所言，盜墓小說中的“古墓”“秘境”與21世紀初大眾文化對“異類”文明的“凝視”密切相關。在這種“凝視”中，處于西方文明視域邊緣的文化被塑造成神秘而封閉的“奇觀”，從而激發大眾的消費欲望。類似的消費熱情亦體現在當時中國公眾對歷史知識的“追逐”上：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欄目的衍生書籍如《易中天品三國》《于丹〈論語〉心得》等長期位居暢銷榜。截至2007年，出版業仍認為“與《百家講壇》沾邊的似乎都要火爆”。

從表面上看，大眾對“異類”文明與歷史知識的熱衷體現出對理性精神的知識渴求，而恐怖小說的流行則源于大眾文化對非理性“恐怖”體驗的追求。有趣的是，這兩種看似對立的消費訴求實際上緊密相連，其最直觀的例證便是《達·芬奇密碼》的熱銷。該書于2003年引入中國，僅在2004年一年即重印18次，銷量突破120萬冊。這部暢銷小說將血腥的懸疑謀殺情節與西方歷史傳說相結合，并穿插大量符號學式的解讀，可謂“懸念”與“歷史”融合的典范。

事實上，維多利亞時期的偵探小說與鬼故事已經呈現出“理性”與“非理性”的共謀關系。如斯爾詹·斯馬伊奇（Srdjan Smajic）所言，19世紀偵探小說的“理性主義”表面上排除了“各種非理性知識形式”（諸如鬼魂等超自然現象），卻與“唯靈論”“心靈視覺”“直覺主義”等超自然視覺理論保持著緊密關聯。這一現象又與19世紀對“符號學”的闡釋和百科全書式知識的熱衷相呼應。對此，?？轮赋?，在圖書館和檔案館中一個“新的想象空間”被發現。他寫到，從那時起，“想象的世界”由“符號學”與“圖書館”構成：

鬼魂主宰的領域不再是夜晚——理性沉睡或欲望之前那段不確定的空白——相反，它出現在人們十分清醒、孜孜不倦地聚精會神、熱衷博學并持續警惕之時。……幻象被精心安置在靜謐的圖書館里；整齊排列的書卷、依次排開的書名，共同構成一個緊密而封閉的空間，它既封印又釋放那些不可能的世界?！终Q不再是心靈的私產，也不是源自自然的不和諧；它從知識的準確性中衍生，其珍寶潛伏于檔案之中。

?？碌拿鑼懡议_了“墓穴”的第一重面紗——一個由書籍與檔案所主宰的“知識空間”。早在《鬼吹燈》開篇，天下霸唱即已向讀者展示恐怖冒險故事與檔案知識之間的緊密關聯。引言強調，“盜墓是一門技術”；為尋找墓穴，盜墓人不僅依據“古代文獻中的線索”，還有極少數人憑借秘術，通過解讀山川河流的脈象、運用風水術尋墓。故事亦從胡八一“爺爺留下的一本殘書《十六字陰陽風水秘術》”講起。全書8卷幾乎都圍繞書籍或“失落的知識”展開：第2卷《龍嶺迷窟》中的“龍骨天書”以暗語記錄“鳳凰膽（雮塵珠）”的秘密，胡八一唯有求助語言學家孫教授方能破譯；第3卷《云南蟲谷》中，眾人依靠“人皮地圖”指引進入獻王墓；在《昆侖神宮》《南海歸墟》《巫山棺峽》等卷，胡八一最大的依仗則是自半本古籍所得的“十六字天卦”符號學知識。

對古老文明“失落書籍”和“秘傳知識”的追索，并非對歷史本真之復原，而是一次帶有現代“符號學”目光的再闡釋。雖然胡八一的盜墓行為常被包裝成考古行動，但他并非遺跡的守護者，而是對古舊知識進行“現代譯碼”的冒險家?！豆泶禑簟吩O置懸念的顯著特征，正是執著于為超自然現象（謎面）賦予當代“科學”解釋（真相）。這些解釋有時由人物親口道出，例如《云南蟲谷》中Shirley楊對“霍氏不死蟲”的生物學說明；有時則來自作者的上帝視角，如《黃皮子墳》里對老羊皮暴食黑魚的成因分析：

許多年后，我參軍到了蘭州，才知道在黃土高原上，有種罕見的黑魚……任何人嘗上一口，都會變得跟餓鬼投胎一般，越吃越餓，越吃越想吃，一直吃到脹死為止，關于這種可怕的黑魚，有許許多多的傳說，有說這些魚都是鬧饑荒時活活餓死之人所化，也有人說黑魚是河中的龍子龍孫，誰吃誰就會遭到詛咒。

后來隨著科學日益昌明，我才了解到，原來這種黑魚中含有一種麻藥，人類之所以會感到饑餓和飽脹，都是由于人的大腦下視丘中，有一段“拒食神經”，黑魚中的某種成份，恰好能麻痹這片神經，使人感到饑餓難以忍耐，一旦吃起來，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了……

這些都進一步表明，《鬼吹燈》在制造懸念的同時，總是把古老傳說中的超自然“禁忌”轉譯為現代化的“科學知識”。正如李玥陽所指出的，盜墓小說“是文明探索在網絡文學中的一種敘述模式”，其中關于“秘境”與“廢墟”的描寫，“并不是回到古代，而是基于現代的一種歷史想象”。

在這一意義上，盜墓探險小說雖然與傳統偵探小說有別，但其懸念的生成機制及其展開所依托的空間與后者一脈相承。書中將“失落文明”與“超自然生物”皆視為現代文明“邊緣空間”的產物，猶如經典偵探小說中潛伏于都市陰影的“罪犯”。冒險者所承擔的任務也與偵探相似：運用現代理性與科學知識，對邊緣現象進行符號學譯碼，并將之重新納入中心化的理性秩序。繼盜墓題材之后，網絡文學又出現一種新興懸疑形態——“無限流”。此類作品因其同人基因而偏愛“反轉”式懸念，又借助游戲化結構，在多重維度中生成離散化的“真相”；從類型史視角看，它或可被視為網絡懸疑小說真正的起點。

二、智斗與“反轉”式懸念——從《無限恐怖》看“無限流”小說的“游戲化”

在《鬼吹燈》的眾多“后繼者”中，影響力最大者當屬何馬的《藏地密碼》。小說聚焦西藏地區的冒險經歷，與《鬼吹燈》類似，篇幅中穿插了大量想象性的“藏地知識”，因而依舊歸屬于傳統“探險”范疇。此類文本與2000年前后興起的“探秘”文化風潮同頻共振：一方面關注“野史”“民俗怪談”“失落文明”等非現實主題；另一方面又借助現代理性，力圖為“非科學”現象揭示“科學真相”。劉松將這一演變階段概括為“文化懸疑小說”時期。此類文本對“書本”與“知識”的另類符號學迷戀，本質上延續了自啟蒙時代以來由印刷媒介塑造的“通俗科學”文化氛圍。

隨著前述文化熱潮的消退，盜墓探險小說漸趨沉寂。與此同時，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懸疑小說在2007年登場——zhttty（本名張恒）的《無限恐怖》。小說講述鄭吒、楚軒等人被幕后“主神”強制投放至各類電影與書籍世界，執行高危任務。自此，該類型因這部開山作而被稱為“無限流”。“無限流”作品的同人基因與游戲化機制，決定了其對“反轉”結構的偏愛，也促使網絡懸疑小說的懸念邏輯從理性化、符號學式的唯一闡釋，轉向競技化、策略性的智力博弈。多維世界的設定不僅動搖了傳統偵探小說中“真相”的絕對權威，也暴露了理性權力潛在的暴力性。

早期“無限流”作品幾乎都以同人小說的形態出現?！稛o限恐怖》便將敘事場景嵌入《生化危機》《午夜兇鈴》等大眾熟知的文本之中。正如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指出的，同人文化的興起與網絡時代息息相關。網絡媒介一方面強化了粉絲社群的互動，并為同人創作提供了公開的平臺；另一方面，版權制度的缺位也讓寫作者得以憑借同人文本獲利。由此帶來的“同人志”身份，為“無限流”小說開辟了新的謎題與懸念模式：傳統偵探小說的懸念源于案件，探險小說的懸念源于野史和民間傳說，驚悚恐怖小說的懸念源于超自然生物，而“無限流”小說的懸念則誕生于對原始文本的“改寫”與“再解讀”——在這種機制下，“理性真相”不再唯一。

《無限恐怖》的多數劇情源自各類名作，讀者對其“原初真相”與“生路”早已熟知，因此這一類型的懸念不在于揭示已知真相，而在于主角能否“改寫”既定結局。第二個劇情單元即為例證：鄭吒與隊友借助“主神”提供的道具及劇情內現成的炸藥，擊殺了《異形》中連原始主角亦無法對抗的終極怪物“異形女王”。隨著“無限流”的發展，讀者不再滿足于對固有框架的改寫，而期待出現更多脫離原著的情節。“再解讀”遂成為另一懸念機制：作品不只改寫結局，更追索文本中更深層的“真相”。至中后期代表作《驚悚樂園》，這一邏輯演化為“破解世界觀”的任務——主角須探明整個故事空間的成因與規則。

從表面上看，“無限流”作品依舊在追索原始文本被遺漏的“真相”，對“理性”原則也毫不動搖。但更重要的是，懸疑小說的同人化改寫正動搖這種排他性的理性。在傳統偵探小說中，真相只有一個，正如福爾摩斯所言，“排除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即使再不可能，也必定是真相”?！巴酥尽钡膶懽髯藨B本身，就是對偵探式排他理性的懷疑，這也進一步凸顯了偵探文學中“后期奎因問題”的困境：既然偵探角色身處小說世界，他還能得出唯一確鑿的真相嗎？笠井潔的追問恰與“無限流”的真相邏輯相合：鄭吒等人并非原生角色，因而得以窺見更高層面的真相。于是，“無限流”至少并置兩級世界：其一，各原作構成的故事世界；其二，主角與“主神”所在的高維世界。兩層世界之間關于真相的齟齬與反轉，正暗示網絡與游戲媒介對理性唯一性的持續懷疑。

類似的，《驚悚樂園》對“世界觀”的破解，看似在表明作者對“唯一真相”的執著；但事實上，“世界觀”的真相與“案件”的真相分處兩重維度：前者指向電子游戲本身的系統規則，后者則是規則框架內的故事進程。這表明，“多維真相”結構同樣源于“無限流”作品的游戲化特征。事實上，主角在不同異世界空間完成任務的設想并非《無限恐怖》的原創，其靈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漫畫《殺戮都市》（GANTZ，2000）的影響：該作的主角玄野計等人被黑球“GANTZ”（主神）召至封閉房間（主神空間），被迫前往不同時空與各類敵人戰斗，并以完成任務獲取點數，用于兌換武器或復活同伴。這種鮮明的“游戲化”機制后來成為多數“無限流”文本的核心范式。

對電子游戲的仿效，使“無限流”小說制造懸念的重心由“解謎”轉向“回合制”智斗。傳統偵探小說的懸念核心是案件（謎面）與推理（解答）；“游戲化”則讓“無限流”文本大幅增加戰斗場面。這些戰斗不同于武俠敘事，它們更依賴“智力”而非純粹“武力”。宇野常寬曾指出，受卡牌游戲影響，2000年前后日本通俗文藝的主流戰斗描寫，已由即時對打轉為“回合制”技能應對。同樣，“無限流”小說也充斥此類“回合制”智斗，典型例子是近年走紅的變體作品《十日終焉》。書中主角齊夏為逃離一個僅存10天、循環往復的世界，被迫參加一系列“生肖游戲”。作者通常先安排隊友受對手欺騙，隨后由齊夏以智力或武力翻盤。例如早期“倉庫尋道”一局，齊夏需在倉庫里找到對手“人鼠”隱藏的游戲貨幣“道”。當隊友屢尋無果、對手自認計謀得逞時，齊夏指出“人鼠”本人也在倉庫，“道”就在她身上，遂獲勝。此種“智斗”模式在近年來的影視作品中亦屢見不鮮，《彌留之國的愛麗絲》《魷魚游戲》皆屬此列。

需要指出的是，決定上述“智斗”勝負的，不僅是傳統懸疑小說所倚重的理性精神與無盡的符號學知識，更關鍵的是對游戲規則及其漏洞的洞察。以《魷魚游戲》為例，主角能在“摳糖餅”環節取勝，正因他捕捉到潛在規則，先以舌尖舔濕糖面來軟化邊緣，降低斷裂風險。同樣，有學者指出，在“無限流”文本中，左右戰局的已不再是單純的角色“數值”，而是參賽者綜合運用技能與道具、發現對手軟肋并實施針對性打擊的能力。換言之，電子游戲經驗的浸潤使“智斗”的真正要害轉向對游戲機制及其機制漏洞的認知；這正是“無限流”作品熱衷“反轉”結構的基底——角色以“游戲化”的目光審視并顛覆現實。

可以說，同人志文體對“改寫”與“再解讀”的執著，加之電子游戲影響下的“回合制”戰斗，共同塑造了“無限流”小說對“反轉”的迷戀。這種“反轉”既包括傳統偵探小說里“最不像犯人的人就是犯人”的戲法，更涉及不同維度世界之間的反轉邏輯。從《無限恐怖》的同人寫作，到后期完全原創的“無限流”文本，作品始終預設多層世界的并存。與傳統穿越小說相比，這一點尤為顯著：穿越文學也有“能否改寫結局”的懸念，但改寫始終局限于單一的故事世界，因此早期穿越作品通常著重描寫穿越后的情節，卻少有追問“穿越行為本身的真相”。相反，“無限流”小說的主角永遠在多維空間之間穿梭，他們不僅追索故事內部的真相，也致力于揭露故事世界得以成立的真相。

這種“關于真相的真相”也動搖著偵探世界穩定的理性秩序。西格弗里德·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認為，偵探小說的核心特征，是通過“片面化”與“風格化”來表現“全盤理性化的文明社會”。為了維護“理性空間”的既定秩序，偵探必須在神秘化的案件表象中找到科學且唯一的符號學解釋。因此，盡管傳統的偵探故事會經歷曲折或多重反轉，但皆大歡喜的結局與理性的秩序內核不會被動搖。相反，“無限流”小說不僅承擔去神秘化的解密功能，更將懸念的重心置于不斷“反轉”的智力對抗及對故事世界基本規則的突破，理性化的“真相”因此不再唯一。這正是其與傳統偵探模式的關鍵分野，也映射出對現實權力結構截然不同的認知。

事實上，“無限流”作品本就脫胎于以《大逃殺》為代表的“幸存系”亞文化。鄧劍將此類型的基本模式歸納為：玩家在低維敘事層展開行動，而至高權力居于高維元敘事層，注視并干涉這些行動，迫使玩家相互廝殺直至只剩最后一人。就此而言，“無限流”小說也是某種展現理性權力殘酷內核的反烏托邦寓言。這與克拉考爾筆下的偵探小說對理性權威——烏托邦式和諧秩序——的承諾迥然相異。耐人尋味的是，多數“無限流”作品仍把拯救世界的希望寄托于理性本身。讀者們大多希望多次“反轉”后，作者能給出一個更加可靠的“真相”；然而，多維度世界的基本假定，卻使任何一種“真相”都會遭到質疑。因此，從《無限恐怖》開始，幾乎所有的“無限流”作品都以“爛尾”收場，始終無法提供一個完滿的總體真相。換言之，一旦“真相”被嵌入無盡鏈條，它便無法再“反轉”回理性權威的原初起點。

總的來說，“無限流”小說呈現了網絡時代的“游戲化”媒介經驗?！坝螒蚧钡木W絡中，讀者既是觀眾也是演員：他們一方面熱衷于見證“理性”戰勝“非理性”，又渴望目睹“理性”之間的對決；同時，他們亦期待親自登場，這正是網絡“同人志”得以萌發的重要原因。此種心態可稱為“玩家”的多維意識。正如周志強所言，游戲玩家明知自己是游戲之外的“真實之人”，卻仍想成為“游戲中的角色”，于是便在“電子游戲的現實性悖論”中，一面破壞規定性，一面服膺規定性。受此影響，探案與犯罪的邊界越發模糊，傳統偵探小說的“理性”神話也逐漸搖搖欲墜。下一節將討論近年來網絡文學對“克蘇魯”元素的借鑒，探究新興懸疑作品將“反轉”與“升級”相結合的敘事策略。它們從信息論的角度揭示“真相”的另一面，并進一步暴露“理性”與“非理性”的合謀。

三、后人類的“真相”——《詭秘之主》、“克蘇魯”網文與信息論

許多研究者已注意到，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尤其是在2015年前后，中國網絡文學發生了一次明顯轉型。相較于以“升級打怪”為主題的“傳統網文”，新作品展現出更強的多元化取向與解構傳統的姿態。譬如上一節提到的《驚悚樂園》（2015），就一反懸疑小說慣常的凝重氛圍，在“吐槽”與“玩?！敝袪I造出“輕松”的懸疑感。因此，有學者認為，“玩梗”與“吐槽”帶來的“輕松化”“粉絲化”正是新網文的關鍵特征。然而在2018年，一部相當“正統”且“沉重”的作品卻奪下所謂“輕松”時代的王冠，那便是愛潛水的烏賊（本名袁野）的《詭秘之主》（圖2）。本文認為，這部新時代桂冠之作的最大創新之處在于將“反轉”式懸念構造與傳統“升級”敘事結合在一起。其對“現實/真相”關系的處理，也由在場與缺席的符號學，轉向信息論意義上的“模式/隨機”符號學。

從故事內容上看，《詭秘之主》仍是一部頗為傳統的“升級”敘事作品。主角周明瑞穿越到因受邪神蠱惑而自盡的克萊恩·莫雷蒂體內。為了重返地球，他一方面以“灰霧之上”的神祇“愚者”身份組建秘密組織“塔羅會”，另一方面尋找并服用“占卜家”序列的魔藥，逐級從序列九“占卜家”成長為序列零真神“愚者”。與眾不同的是，作品在西方玄幻底色中融入大量“克蘇魯”“SCP基金會”等小眾懸疑/驚悚元素。這些設定既呼應了福爾摩斯誕生的維多利亞時代氛圍，也令全書呈現出《呼嘯山莊》式的冷冽基調和“陰郁凝重”的懸疑風格。

更重要的是，風格化的懸疑要素極大增強了《詭秘之主》升級故事的內在連續性。作者將主角的每一次重大“升級”都與一宗復雜案件綁定：第1卷中，克萊恩在晉升至序列八“小丑”的同時，偵破了廷根市接連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卷末，他在更龐大的陰謀中死里逃生，為追索幕后黑手不得不離開廷根，遠赴帝國首都貝克蘭德，從而引出全新的場景與劇情。懸疑與升級的捆綁，使“升級”不再是單一敘事引擎，“換地圖”亦不再淪為機械的“飛升”。作者為后續每一張“地圖”都配備了獨特的風景與案件：第2卷的貝克蘭德“大霧”事件便與其原型“霧都”倫敦互文。因此，有研究者將“偵探式追索真相”視為整部小說的縮影。

同時，“克蘇魯”與“SCP基金會”等元素的引入，使“升級”本身成為該書的根本性“懸念”。這類設定強調：超自然力量伴隨著大量風險。在《詭秘之主》中，非凡者服藥稍有不慎便會失控，墮為怪物；使用各類超自然道具亦需付出嚴苛代價。比如第1卷幕后黑手的道具“阿勒蘇霍德之筆”，它可以使寫下的故事變成現實，但會導致持有者在故事發展中遭遇不幸。這些背景既能為故事提供緊張的情緒氛圍，也使“升級”本身成了小說最大的“謎團”。讀者一邊閱讀，一邊懷疑“升級”的終點是否意味著一場驚天陰謀，事實的確如此——克萊恩最終發現，他看似順利的晉升其實是神靈復活計劃的一環。雖然他成功挫敗陰謀，卻在結局陷入沉睡，由此引出續作《宿命之環》的新懸念。

《詭秘之主》懸疑與升級相結合的敘事策略和“克蘇魯”式背景設定，也影響了其后的許多作品。如此書之后的另一部暢銷作品《大奉打更人》，便被讀者戲稱為“詭秘悍刀行”，意即它是《詭秘之主》故事與《雪中悍刀行》風格的模仿者。該作也采用了小案件與大陰謀相結合的模式，第1卷是主角解開一個個小案件，并發現所有案件背后都是邪教“巫神教”的陰謀。如上所言，“克蘇魯”元素加深了“升級”與“懸疑”兩種敘事動力的結合，其沉浸化的懸疑氛圍，也有助于抓住讀者的注意力。于是，《詭秘之主》之后，多部網絡小說或多或少地移植了這一框架，較為人熟知者包括：黑山老鬼《從紅月開始》、真愚老人《長生志異》、風月《天啟預報》、狐尾的筆《道詭異仙》、遠瞳《深海余燼》等。甚至曾因尺度問題被下架的懸疑作品《神秘復蘇》，亦在修訂之后打上了“克蘇魯”的標簽（tag）重新上架。

與“非理性”主人公和“狂歡化”風格相對，“克蘇魯”小說中的反派常代表絕對的“理性權威”，這也造就了此類小說的核心“反轉”。這些小說常把“升級”的代價設想為故事的核心“懸念”，并把主角的成長與故事的發展，描述為一個巨大的“陰謀”與主角揭開“真相”的過程。有評論者將其核心句法概括為“殺皇帝”，意即陰謀主要源于權力中心的設計。理性的掌權者是“陰謀”的幕后黑手，他們表面上光鮮亮麗，但為了鞏固地位或攫取更多的權力，便會不顧治下平民百姓的生命，采用各種卑劣手段。如《詭秘之主》中“貝克蘭德大霧事件”的真兇，恰是該國前國王喬治三世，他與對手弗薩克帝國合作，用陰謀挑起戰爭，最終目的是發動一場獻祭儀式，使自己升級為序列零的真神。就此而言，“克蘇魯化”的網絡懸疑小說與偵探小說不同，并不把理性視為唯一真理，而是試圖展現“權力”與“理性”的瘋狂一面。

這種理性與瘋狂的辯證關系，也可被視為模式（有序）與隨機（無序）之間的悖論關系，這恰恰反映了信息時代的符號學變遷。N.凱瑟琳·海勒（N. Katherine Hayles）認為，在印刷媒介為主導的時代，打字機的鍵盤與字母處于能指與所指一一對應的意義模式中，然而這種在符號學系統中占據主導地位的關系——在場與缺席之關系，卻在信息媒介的影響下，讓位于有序的模式與無序的隨機關系。如凱瑟琳·海勒所言，“能指”在信息論中不再是“單獨的標記”，而是“作為通過相關編碼作用下游各種隨意關系交織起來的、具有可變性的標識符鏈條存在”。具體而言，每一個計算機時代的能指都存在于指令鏈條上，人們在鍵盤上打下的字符并非直接寫在屏幕上，而是先將鍵盤的敲擊轉換為二進制的機器代碼，再由信息處理器重新編碼成文字符號。在信息論的符號系統中，符號的意義源自多重編碼鏈條上的信息傳遞，“意外”與“噪音”等不確定因素會干擾鏈條上的傳遞過程，因此必須盡可能排除。此外，信息也依賴于“不確定性”，例如意外總是包含著超出日常慣性的信息。因此，沃倫·韋弗（Warren Weaver）認為，信息“既依賴于可預測性，也依賴于不可預測性”，“既依賴于模式，也依賴于隨機”。

在此意義上，克萊恩反抗權威、識破陰謀的成神之路，也是一種“隨機”對“模式”的修正。事實上，該書中的“升級”行為也帶有明顯的信息論意味。《詭秘之主》將“升級”描述為消化“魔藥”的過程，而魔藥本身便是“超凡特性”的載體。這些“超凡特性”很大程度上可被視為去身體化的“信息”標識，而“升級”則意味著更多信息的聚合與穩定的框架。因此，《詭秘之主》中的成神之路，不僅代表傳統“升級流”作品對力量的渴望，它更應被視為信息媒介對“信息”與“模式”的欲望。無獨有偶，王玉玊指出，在遠瞳等與愛潛水的烏賊同時代的網絡文學作家作品中，對宇宙與神秘力量的想象很大程度上已經信息化了。如克萊恩成為序列一“詭秘侍者”后的能力“嫁接”，便是“無法直接產生聯系的”事物“嫁接”在一起，書中特別強調這作用直接發生于“概念”本身，而非物質層面。這也表明該書力量體系中信息對物質的超越。

可以說，《詭秘之主》不僅有對“發展主義情結主導”的“升級流敘事”的反思，也表現了信息媒介的去身體化想象，而這恰是另一種“發展主義”。愛潛水的烏賊在《詭秘之主》的完本感言中寫到，他希望借克萊恩的成長表達“人性與神性的對抗與融合”。為了表現人性的一面，該書描寫了主角與許多底層人物的互動，并力圖重現其具體生活，以使他們“看來像人而不是數字”。然而隨著克萊恩不斷晉升，他的人性愈趨稀薄，“越來越孤獨，漸漸沒有血肉之感”。正如凱瑟琳·海勒（Katherine Hayles）所指出的，控制論雖然將信息與其身體剝離，但并非令肉身徹底“消失”，而是生成一種由“信息論的物質性”與“信息的非物質性”交錯構成的“特殊主體性”。《詭秘之主》對理性權威的反諷與對成為信息之神的渴望，正是這種“特殊主體性”的想象方式之一，也應被視為“具身化”文學與“信息化”世界的對抗與融合。

在此意義上，“克蘇魯”式網絡懸疑小說中的偵探也象征了一種后人類的“真相”。傳統偵探小說的結局往往是揭開真相與皆大歡喜。在克拉考爾眼中，這是“理性毫無爭議的勝利”，并與一種“封閉的內在哲學”相關。這是由理性擔保的閱讀神話，它象征了符號學中能指與所指唯一的對應關系，也意味著作為閱讀主體的人（偵探）與作為閱讀對象的現實（案件）在理性上達成統一。然而，“克蘇魯”式“真相”則意味著這種統一的消亡。在《詭秘之主》等作品中，揭開真相往往意味著發現理性與主體性的裂痕：一方面，偵探發現幕后黑手是成為計算機后將人視作數據的神；另一方面，他對抗陰謀的方式則成為另一種計算機。在此意義上，“克蘇魯”化的“真相”表現了一種新的主題，即重新描繪人類閱讀與計算機編碼之間的差異性與相似性，以探尋新的主體性。

余論：計算機福爾摩斯是否想變成“人”？

瓦爾特·本雅明指出，照相機在捕捉人臉的瞬間，人們得以識別并“征服”潛藏于都市大眾中的“匿名者”，偵探小說亦由此應運而生?？梢哉f，自照相機問世起，偵探小說便與現代媒介的發展聯系在一起。這種類型文學誕生于城市中人對陌生人的好奇與恐懼，大眾既對犯罪表現出強烈的好奇心，也害怕非理性事物對自身的傷害?，F代偵探用符號學的閱讀方式，為這些“非理性化”的現實建立起“理性”的因果關系，以消解其中的緊張關系。這也導致大部分偵探懸疑故事，都在“理性”的“真相”與“非理性”的表象兩極間徘徊。就此而言，現代媒介的歷史，也折射在網絡懸疑小說構造懸念與揭開真相方式的變化中。

在以《鬼吹燈》為代表的探險類小說中，冒險家主角與傳統偵探十分相似，他們通過“理性精神”與“科學知識”對“邊緣空間”進行符號學解讀，以揭露其表象背后唯一的理性化“真相”。到了《無限恐怖》等“無限流”小說中，“同人志”與“游戲化”的特點突出了懸念中的“反轉”結構。讀者關注的對象從科學與理性“真相”的勝利，變為了“玩家”能否找到系統漏洞，揭示“關于真相的真相”。而《詭秘之主》等新的“克蘇魯”化作品則將懸念構造與傳統升級描寫相結合，并反思傳統懸疑故事中“理性”與“非理性”的合謀。同時，這種新的懸疑類型也呈現了信息論視角下后人類時代的“真相”。

值得補充的是，當計算機取代書本與照相機成為福爾摩斯的新化身，偵探形象本身也正逐漸成為懸疑小說思考的“真相”。在《神探夏洛克》中，福爾摩斯出現時像一臺冰冷的計算機，他與華生的偵探經歷則使他逐漸具備了感情。夏洛克的成長，也是如今許多懸疑故事的主題，即作為計算理性象征的“偵探”探索“人性”的過程。這在《詭秘之主》中表現為克萊恩與諸神的博弈，在《道詭異仙》中表現為“大千錄”對身體的迷戀，在《撈尸人》中表現為李追遠對情感的渴望。這些近年來最暢銷的網絡懸疑小說，都表現出對某種人類主體性的持續思考，這也是“后人類”時代懸疑作品的重要特點之一。如周志強所言，“芯”正逐漸取代“心”成為人工智能時代新的美學范式表征，這也給人們帶來了對傳統藝術經驗失范的焦慮。與此同時，偵探小說的故事表明，信息時代人類與計算機的親緣關系，似乎也為重審傳統的人類主體性提供了契機。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虛擬現實媒介敘事研究”（項目批準號：21&ZD327）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