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信是研究作家交往的重要史料，其中蘊藏著大量鮮活的文學細節。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汪曾祺書信有多封，其中有一封用紅筆寫在《經濟日報》稿紙上的信，收件人是鄧友梅，共3頁。筆者查閱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的《汪曾祺全集》、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的《汪曾祺書信集》、上海三聯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的《汪曾祺書信集》以及2018年12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書信集》，均未收錄此信。中國書籍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的《人生百味——汪曾祺年譜》一書中提到了該信：“2月27日致信鄧友梅，原件藏中國現代文學館。”但未將內容列出。這封未收入任何公開書信集的信件，看似日常，實則蘊含著豐富的信息，涉及創作工具、繪畫、赴美交流計劃以及個人心態等，是理解汪曾祺的創作生態與晚年心境的一扇獨特的窗口。現將原文摘錄如下：

友梅：

請原諒我用紅色的筆給你寫信，——照外國規矩只有絕交信才用紅筆寫，我手頭沒有別的顏色的筆。

香港好友使人回北京，請韓舞度給咱們捎幾枝斑馬筆(就是我現在寫信用的這種筆)回來。要黑色的。我覺得斑馬筆最好使，比鋼筆、圓珠筆都好。我從香港帶回來好多枝，都送人了。剩下最后一枝黑色的，春節前寫了一下劇本《一捧雪》，寫得沒有水了。

可我的畫，拿到美國去宣傳，咋宣傳法？是發表，還是展覽？今天畫了一張風荷，花葉半倒伏在畫的一角。畫不算好，題字卻佳：“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有這一張，再從組畫里挑一張(有一張秋海棠，畫得比較野)，即可交差。何時交，交給誰？要不要裱？——我自己裱不起。

元宵節是我六十六歲生日，寫了一首詩，讀一讀：

一事勝人堪自笑，

年年生日上元燈。

春回地暖融新雪，

老去文思憶舊情。

欲動人心無小補，

不圖海內博虛名。

清時獨坐饒滋味，

幽草河邊漸漸生。

讀后，當知老夫情懷不惡。

到韶門，密后議。無錫我不想去，那里的飯菜味淡而油多!

曾祺二月廿七日

信的開篇即以幽默口吻解釋用紅筆寫信的原委，既體現了汪曾祺的詼諧個性，也透露出與鄧友梅關系的親近隨意，更顯其待人的周到——唯恐友人誤解。

接著從“筆”說起。書寫工具是作家創作“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信中涉及了文學的“手寫時代”作家對寫作工具的選擇。據了解，日本斑馬公司雖于1963年在香港設立子公司，但其產品(汪曾祺使用的水性筆)在內地市場普遍流通是在1987年前后。1985年10月2日，汪曾祺隨中國代表團從北京赴香港，11月返京。此信寫于1986年2月，汪曾祺所使用的斑馬筆，應系從香港購得帶回，彼時在內地尚屬稀罕之物。汪曾祺使用并推薦給朋友，可見其喜愛。斑馬筆也承載了他的劇本創作。信中提到用剩下最后一支黑色的斑馬筆所寫的京劇劇本《一捧雪》也在當年有所推進。1986年7月15日，汪曾祺赴密云水庫參加北京市文化局組織的“新劇作討論會”，《一捧雪》受到肯定與好評，認為可以較快投入排演。

在詳述斑馬筆事宜后，汪曾祺將話題轉向信中更顯迫切的核心關切：其畫作拿到美國去宣傳的問題。

問題是，畫為什么要拿到美國去？這其實與愛荷華寫作計劃有關。汪曾祺在接到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主持人、美籍華人女作家聶華苓的邀請后于1987年8月底赴美。201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汪曾祺全集》出版之時，汪曾祺之子汪朗回憶，當時中國作家協會向國際寫作計劃推薦汪曾祺的時候，“國際寫作計劃的領導說沒聽說過這個人，但是他去了之后挺會折騰的，弄得大家都挺喜歡的。他就拿了《汪曾祺短篇小說選》和《晚飯花集》作為自己的身份證明”。根據該信息并結合信件內容可以合理推測，國際寫作計劃推薦工作有一個時間流程，在1986年，甚至是更早之前，中國作協就已經在物色推薦人選，汪曾祺被推薦。汪曾祺與鄧友梅是多年好友，在上世紀80年代交往十分密切。當時鄧友梅已被任命為中國作協外聯部主任，外事訪問、中外交流都屬于他的工作范圍，作為好友給出一些具體建議，相互交流亦在情理之中。

汪老晚年的愿望是辦一個畫展，出一本書畫集，這個愿望在他離世后才得以實現。由佚信可知，在首次出國之行前，汪曾祺就在思考畫作是發表還是展覽。“何時交，交給誰？要不要裱？——我自己裱不起。”三連問，直接而強烈地體現了汪曾祺對此次外宣機會的重視，內心之迫切與困惑溢于紙上，而提到自己囊中羞澀的窘迫也有些許無奈。信中所提到的兩幅畫也有跡可循。“殘荷畫”兜兜轉轉，贈予了謝冕。上世紀80年代末盛夏褥暑之時，汪曾祺親自封寄一幅黑白風雨殘荷。謝冕自述：“當年風狂雨驟，危急中，我立即體會到長者贈畫深意，他是在勸我臨事慎行，不可匆忙促急！我為此感激在心。”“秋海棠”帶到美國送給了聶華苓，在《遙寄愛荷華——懷念聶華苓和保羅·安格爾》中他提到：“我給她帶去一個我自己畫的小條幅，畫的是一叢秋海棠，一個草蟲，題了兩句朱自清先生的詩：‘解得夕陽無限好，不須惆悵近黃昏。’”這印證了信中提到的畫作確實被挑選出來并發揮了作用——雖然可能未完全按信中預設。信中提及“再從組畫里挑一張”，表明他應存有能夠稱為“組畫”的一批作品，并計劃從中挑選赴美之作。值得一提的是，汪曾祺晚年創作了許多以“三”成組的小說，如《故里雜記》《晚飯花》《故里三陳》《橋邊小說三篇》等。學者王干曾指出，這種組合小說和書畫“屏條”形制相關，是汪曾祺對書畫美學的變通理解。

汪曾祺著重描繪花鳥草木等靜物，信中提到“風荷”與“秋海棠”便是如此。繪畫不僅是其日常遣興之途，更深植于其文學肌理之中。作品語言的描寫力、把控力，以及“畫意”的凸顯，離不開繪畫上的積淀。正如他在《我的創作生涯》中談的那樣：“把作畫的手法融進了小說。有的評論家說我的小說有‘畫意’，這不是偶然的。我對畫家的偏愛，也對我的文學創作有影響。”汪曾祺曾創作了數篇與書畫相關的小說和散文隨筆。前者如《歲寒三友》《鑒賞家》，后者如《徐文長論書畫》《齊白石的童心》《張大千與畢加索》等。汪曾祺作畫方面的條件可謂簡陋。其女兒汪朝曾提到上世紀70年代末的汪曾祺恢復寫作，“有時高興了畫點畫兒。他先是給好朋友朱德熙畫了幅墨菊，花徑如掌，花瓣如絲。有幾個朋友看到了很欣賞都要父親畫。于是一發而不可收。其時條件很簡陋，父親舍不得買宣紙，連顏色都沒有，只有墨色一種。”這恰恰又能在汪曾祺贈給老友鄧友梅的鐵干梅花畫中得到印證。畫中的樹干樹枝為墨染，梅花是白色，他附上字條讓鄧友梅夫婦猜猜梅花是用什么顏料點的。二人猜了兩個月都沒猜出來，只好讓老友揭曉答案：梅花竟是用牙膏點綴而成。白色的梅花與信中“裱不起”的嘆息形成互文，生動映照出在條件局限情況下的汪曾祺如何以巧思與智趣化解困窘，用熱忱澆灌出繪畫方面的蓬勃創作力。

詩和畫，是汪曾祺晚年的兩大興趣，他常作自壽詩，也常常寫聯感懷、贈人。信中所提到的六十六歲生日詩在《汪曾祺全集》舊體詩部分提及，原載1987年2月8日《光明日報》“東風”副刊，題目為《元宵》。汪曾祺每年生日都在熱鬧的燈火中度過，形成一種特殊的生命印記，也暗含繁華與個人心境的對比。冬去春來，冰雪消融，充滿生機，而自己年華老去，時常懷念舊事舊情。“欲動人心無小補，不圖海內博虛名”一句寫他心懷一種淡泊名利、回歸本心的態度。“清時獨坐饒滋味，幽草河邊漸漸生”是全詩的點睛之筆，以景結情，清靜時刻他獨自安坐，河邊幽靜的小草正一點點地、悄然無聲地生長著，傳遞了一種豐富而深長的生活滋味。“幽草”象征著生命的韌性、淡泊的志趣以及一種不張揚卻生生不息的力量，與汪曾祺此時的心境高度契合。自壽詩表達了詩人在生日時的人生感悟：看淡世事比較與浮名，安于老去與回憶，在寧靜中發現生活真味。也流露出一位歷經滄桑的老作家不事張揚的生命狀態和恬淡自適、甘于寂寞的晚年心境。

總體來看，這封書信“日常性”與“重要性”兼備：既是與好友的絮談手札，附有淡泊自適的生日感懷，流露其真摯性情，更是窺探1986年這一時間節點上汪曾祺創作生態、繪畫追求與外事籌備的關鍵實證，亦為解讀其人其文，添補了一方不可或缺的拼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