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本文以成長、時間、救贖等為關鍵詞，解讀王安憶長篇小說《一把刀，千個字》，梳理少年“兔子”獨特的成長歷程，“兔子”一家人的時間哲學，嚴酷時代與傷痛心靈，大事件與小人物，烏托邦與淮揚菜等的糾葛，以及王安憶的創作發生學，新聞與“奇點”，事件、親歷與小說，并且由此延伸到新時代文學的心靈拷問、精神救贖與悲憫寬恕。

關鍵詞：王安憶 《一把刀，千個字》 成長小說 時間哲學 心靈拷問

王安憶的《一把刀，千個字》1，在篇名上安排了兩個句段，這在文學作品的命名上是較為少見的，對王安憶，除了《雨，沙沙沙》也是罕有的。這樣的篇名把簡短的一句話裁切為兩個意念，或對比，或貫通，都耐人尋味。

最簡明的說法是印在作品正文前的袁枚聯語：“月映竹成千個字，霜高梅孕一身花。”但這種解釋也是非常蹩腳的。它所針對的是“千個字”，進而也可以說成這是照應作品的主角“兔子”少年時期在揚州曾經鉆進著名園林個園中玩耍，所觀看到的園林竹影，而嚴霜梅花則喻示母親的高潔品格，或者換一種思路，不是說蔥蘢竹葉有千片萬片，而是將個作為數量詞，那這一千個文字又有什么內在意蘊，“一把刀”的關聯語又在哪里呢？

我曾經設想，將本文的題目擬寫為“成長、時間、親歷一把刀，文化、歷史、文學千個字”，為了避免形成新的文字混淆而取消此意，但在下文中基本上是貼著這些關鍵詞而展開，并且進而討論新時代文學書寫中的“罪與罰”的命題。

上海與高郵：“兔子”的學習時代

德國文學大師歌德有一部被譽為“成長小說”峰巔之作的長篇小說《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作品的同名主人公，出身于商人家庭，其成長軌跡卻與現實功利社會和家庭環境迥然相異，選擇并且成就了自己的藝術理想和人生追求。蘇聯思想家巴赫金正是從這部厚重深廣的作品中獲得重要啟示，寫出《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意義》的長文，提出其成長小說理論，與復調小說、狂歡理論等一樣，這是巴赫金思想文化研究的標志性成果之一。

《一把刀，千個字》也可以看作少年“兔子”的學習時代。他在時代的險風惡浪中遭遇重大創傷，頑強而扭曲地成長。小說從“史無前例”的年代講起。 “兔子”原本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在江南揚州出生的父親楊帆走出舊家庭投身革命，是一個意志堅定的革命者，“簡單里有本質性的洞見”。在哈爾濱的多元文化中長大的母親是一個沉浸于純而又純的理想主義者，陰錯陽差地度過那令許多激進青年折戟沉沙的1957年，進入結婚成家、生兒育女的日常生活。父母親都忙于革命+工作，姐姐“鴿子”強勢補位，同樣幼小的她為弟弟的童年提供了母愛的替代和強有力的保護傘。母親遽然入獄、罪名不斷升級而遭致槍殺，尚未進入小學讀書的“兔子”從成長之地哈爾濱被帶到上海投奔孃孃（即姑姑），他賴以成長的家庭共同體徹底解體，他弱小無辜，卻也因少不更事無法像父親和姐姐一樣充分理解母親亡故所造成的傷害之慘烈恒久。他的當務之急是怎樣在陌生的動蕩的新環境中生存與成長。孃孃對他的撫養盡心盡責，卻不能貼心貼肺，親情與責任不言而喻，但終歸缺少從嬰幼兒時期的共同生活所建立起來的天然親昵關系。“兔子”少年失怙，身世模糊，甚至被街談巷議傳為是孃孃的“私生子”，更讓他多了一重遭人鄙夷的理由。但他的原始生命的一面卻得到異常的擴展。他幾乎是貪婪地抓住每一只伸向他的友愛之手，不但是那位帶他去工廠洗澡的爺叔令人記掛，連那位偶然邂逅而向他表現出關愛的名叫招娣的女工，也讓他沒齒難忘。許多年過去，已經在紐約唐人街站穩腳跟的“兔子”回到上海參加孃孃的葬禮，他順路走進當年的鋼廠車間，看到招娣曾經開過的行車，勾起往事歷歷，淚如泉涌。這也是作品中“兔子”的唯一一次失聲痛哭。

多少年的心靈缺失與情感壓抑，在此找到一瀉而出的缺口。但“兔子”從來不是一個只會流眼淚抹鼻涕的“小屁孩”。從家庭和姐姐的羽翼下走出來，他需要少年的玩伴，如鄉下來的孩子“黑皮”，但是他不曾沉溺于街頭的兒童游戲。相反地，他的內斂和自我克制，都是“超一流”的。作為一個學齡兒童，遠離家鄉的“兔子”失去了上學讀書的機會，但是他基本的文化教育不曾匱乏。孃孃用《紅樓夢》給他做語文教材，用記賬對賬的方式教會他數學初步。高郵的舅公教他做鄉廚，又用皇歷教他識字，并且給他灌輸了醇厚的鄉村古意。然后，他又正式拜師于名家正派，師從單先生學習淮揚菜的烹飪，單先生則以《易經》《天工開物》等古典文化典籍與現實中的種種實物開化他，兩者似乎分屬于形而上和形而下，卻在單先生口中渾然相融，“說的菜譜，其實是人間世”。偏偏遇到“兔子”天資聰穎，悟性極高，如單先生所言，“你歲數不夠做我兒子的，頭腦卻頂得過三個大人！”

歌德筆下的維廉·麥斯特，摒棄利益與貪婪的世俗社會，在學習和漫游中成長，最終將現實中從事的戲劇活動與超越市民社會的審美理想結合在一起。作品主人公維廉·麥斯特對于謀生職業與內心理想的融合為一，超越現實的局限，有著精辟的闡述：“世界上有什么人在沒有內心的需求時空空地從事一種手藝、一種藝術或任何一種謀生的方式，會不像你一樣感到自己的境況是不堪忍受的呢？誰生下來有什么才能，便在什么才能上用，在這里邊便尋到他最美好的生活！大地上沒有一件事不艱難！只有內在的行動、快樂和愛能幫助我們克服阻力，開辟道路，脫離別人可憐巴巴躲在里邊的狹小范圍。”2那么，少年“兔子”又是怎樣超拔自我的呢？他憑借自己的內在本能、樂趣和愛好，抓住生活中唯一的機會，為自己選擇了烹飪廚藝，將自己提升到了什么樣的高度呢？

法拉盛與“軟兜”：淮揚菜的前世今生

記得有位大作家說過，寫作的時候要有一個鬧鐘擺在面前。此話的寓意，是說作品中的時間要有明確表示，讓讀者讀起來脈絡清楚，心中有數。《一把刀，千個字》中的時間觀更是值得關注。

為了捋出《一把刀，千個字》的時間線索，追蹤“兔子”的成長史，我從不同的章節中勾攝出他的年齡標志。在《紅樓夢》中，寶玉和大觀園里一眾姐姐妹妹的年齡，就是一筆糊涂賬，令眾多紅學家和“紅迷”百思而不得其解。因為《一把刀，千個字》以片段式方式寫成，法拉盛、揚州、高郵鄉下、上海、哈爾濱的時空切割，使得“兔子”的成長軌跡不斷地“斷片”，但是，以邏輯嚴謹見長的王安憶，卻給有心的讀者提供了足夠的信息，讓“兔子”的成長草蛇灰線有跡可循。

“兔子”生于1960年代初期，“三年困難時期”結束而走向新的上升期，“年景向好，枯干的日子有了膏腴”，他真正開始其自我記憶則是到上海的孃孃處之后。相比起來，母親的事情，對姐姐和楊帆是念茲在茲，對他來說只是“模糊的記憶”。母親被捕入獄事發之時，1968年前后，“兔子”方才6歲，尚未入學，就被帶到上海，因為身份曖昧，無法入學求知。“兔子”流徙于上海、揚州和高郵之間，后來向舅公學習廚藝，為期三年有余。

這一時期，有兩個重要的節點：其一，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開始于北京，而從上海離開。身份不明的“兔子”，為了規避尼克松來訪所引發的高度警覺嚴管嚴查，被從上海帶到揚州，由此開始他的鄉廚生涯。學徒三年期滿，得以重返上海。其二，是“兔子”回到上海，和弄堂里的小毛相識相熟，幫助他買蹄髈以請客（客人就是小毛），使孃孃認識了他的烹飪水準，進而帶他去向單先生拜師學藝。這時候，他是14歲。此后，“兔子”跟著淮揚菜的正宗傳人單先生，正式學習3年，是在14至18歲之間。

然后，就是母親的冤案大白于天下，并且成為時代英雄和國人榜樣，“兔子”的處境發生根本變化，作為“大齡”少年，他參加了為富有代表性的各方優秀少年組織的北戴河夏令營，開始新的生活，卻又不甚適應。“兔子”來到美國，那一年，姐姐32歲，他28歲。他以探親的身份到來，以廚師的技藝滯留在美國。根據后來發生的情況，他隨大流地以政治庇護的理由獲得居留美國的合法身份，推測他來到北美大陸的時間應當是在1990年之前。

花費這么多的篇幅論述“兔子”成長的編年史，是想要說明他何以成為自己。近代以來的中國，風云跌宕，山重水復，從九曲回腸到峰回路轉，然后在新的層面上經歷一個新的輪回。時勢的急驟變化，五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給每一代人帶來新的時代氛圍，新的時代命題。作為《一把刀，千個字》的時代背景來說，“史無前例”的十年，就經歷了三個大的段落，每一段落都造成一個巨大的轉折。“兔子”和他的姐姐“鴿子”，兩個人出自同一家庭，相差不過4歲，但他們之間的歷史記憶和心理差距，卻相去甚遠——王安憶對此心知肚明，作品中有個場景，幼年的“兔子”坐在與姐姐同年的師師膝蓋上幫她抓撲克牌，師師說他手氣好，能夠抓到好牌，作家補敘說，“這樣的年齡，相差三四歲就像兩代人”。姐姐早熟早慧，處處爭先，具有權威人格，不僅是在“紅小兵”中當“連長”“營長”，還參與父母親關于時局的對話。“兔子”卻只是學齡前兒童，對動蕩時勢懵懂無知。柳青曾說過，“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兔子”的人生關鍵時期，就是他的10歲—17歲，先后師從舅公和單先生，游走四方，接地氣知民俗，學到淮揚菜的正宗精髓，不僅是學到技藝，更有其形而上的道。就像他對于江南本土與法拉盛的“軟兜”之差別的精彩辨析。進而影響到他的人生態度，“有些道家精神”。

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將人的成長分為各有特征的8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亟須克服的精神難題。“兔子”成長中從離家到歸家的這10年，正是從童年期的6、7歲—12歲到青少年期的12—18歲兩個階段，前者需要應對的是勤奮學習與自卑無能的沖突，后者需要克服自我同一與角色混亂的沖突。埃里克森指出，在童年期，兒童學習各種必要的謀生技能以及能使他們成為社會生產者所具備的專業技巧，不管是學校是田野，是叢林還是教室。兒童在這一階段所學的最重要的課程是體驗以穩定的注意和孜孜不倦的勤奮來完成工作的樂趣，獲得一種為他在社會中滿懷信心地同別人一起尋求各種勞動職業做準備的勤奮感。如果兒童沒有形成這種勤奮感，他們就會形成一種引起他們對成為社會有用成員的能力喪失信心的自卑感。青春期（12—18歲）的危機則是自我同一性與角色混亂的沖突，青少年面臨新的社會要求和社會沖突而感到困擾。按照埃里克森的觀點，青春期的問題將發生在自我同一性未曾建立上，這將導致“角色混亂”3。

以上理論可以用來闡釋“兔子”的獨特成長。他的童年大致就是上海和高郵時期。出于對幼稚男孩進行保護的共同心理，父親、姐姐、孃孃等都對他屏蔽了母親的遇難，遠離哈爾濱，也讓他和父親、姐姐產生很大隔閡。好在他的適應性、自制力和學習能力非常強，擺脫了同齡孩子的貪玩習性，主動選擇加入烹飪行業，因為聰穎內秀，學習能力極強，以其專注和勤奮贏得他人的認可。接下來的青少年時期，普泛存在的自我同一與角色混亂的沖突危機，“兔子”因為沉迷于拜師學藝，躲進廚房成一統，在廚藝不斷提升中得到快樂，這也使他獲得一重自我保護的外衣。廚師的職業，既是一種工作技能，又是一種人際關系，具有先天的職業優勢，會到處受到消費者的歡迎。直到母親的冤情大白，全家人的處境得到根本的改善，他作為烈士的兒子得到格外的尊寵和保護，卻讓他感到劇烈的不適應，他無法接受母親的光環帶給他的高光時刻，無法接受新的社會角色，以至于從北戴河的少年夏令營提早逃離，然后又遁身于鄂倫春人所在的興安嶺大森林，才得以重新安頓自己的心靈。

這迥異于姐姐的社會角色認同。對于姐姐“鴿子”，從曾經的“紅小兵”干部，到遭受血統論株連淪落為“賤民”，往事不堪回首，其自我同一與社會角色之間產生不可彌合的斷裂，自我的目標設定與現實處境之間不啻云泥之別，如同埃里克森所言，如果一個兒童感到他所處的環境剝奪了他在未來發展中獲得自我同一性的種種可能，他就將以令人吃驚的力量抵抗社會環境。在人類社會的叢林中，沒有同一性的感覺，就沒有自身的存在。4反之，當天回地轉，“鴿子”被大學招收入學，然后又被保送出國深造，重新走向時代的舞臺中心的聚光燈下，她心安理得地接受這種補償而沒有任何不適。兩人的差異由此顯示出來：“兔子”未曾與母親之死發生深刻關聯，他需要面對的是父親和“鴿子”彼此的敵意與仇恨，對母親本身則印象有限，記憶貧乏。比較而言，他是這個殘缺家庭中唯一的正常之人。

自然時間與人為活動的時間

在對王安憶的訪談中，《上海書評》的記者說，王安憶“對時間的思考令人著迷”：

小說里，姐姐的得州男友問：“什么才是對？”姐姐答說，“歷史”。這部小說到處可見“歷史的多重性”“歷史發展規律”“歷史潮流”“歷史停滯”“歷史的紀念碑”“歷史接縫”這樣的表述。法拉盛某種意義上處在“歷史”之外嗎？小說里多次出現“球”的意象，主人公最后回到童年生活的上海，記憶浮現，歷史在“循環”嗎？聯想到《匿名》結尾的“沒有來，只有去，去！”和《紅豆生南國》結尾的“歸，歸，歸來才有解藥”，在這些不同說法背后，您對時間的思考令人著迷，能談談嗎？5

記者提出的這個問題非常專業，非常有深度。王安憶也承認，這是一個好問題，并且就此闡述了她研讀世界文學名著的覺悟與困惑，“因為很難分開主體和客體，敘事是依附在時間上進行，遵守順序是它，企圖干預也是它，自然的時間和人為活動中的時間是一回事還是兩回事？哪一個更真實？”6這也恰好印證了我對《一把刀，千個字》以“時間”為核心的內在結構。前面講到，每個作家寫作時，都應該在桌上擺一只鬧鐘。王安憶將此更推進一步，在《一把刀，千個字》的每個重要人物身后，都設置了一架計時器。那就是歷史，個人的歷史與時代的歷史。歷史的狂暴中，潛藏著荒謬無情的鐵律，“前一波浪潮里的勇進派，率先者定作極右，革除學籍，重則送交刑律，輕則遣返原地；次一級為右傾，留校察看，從中細分一二三等行政處罰……政治歷來為革命和保守力量對比，此起彼落，歷史就在此間發展，其實無礙于‘左右’。此時的‘右派’恰是彼時的‘左派’，彼時的‘左派’則是此時的‘右派’”。這就讓我想到許多年前橫遭批判的大人物的一句話，革命就像開飛機去莫斯科，沒有直線可走，左一下，右一下，就到了。

往高里說，這就是“歷史試錯”說，人類的歷史從自然界分化出來，靠自覺的意志和社會的力量不斷地進行完善和提升，或者如西人所說，從上帝那里得到啟示而不斷前行。但是，無論是人性進化，還是上帝神啟，人類都是在與戰爭、災難、血腥、動亂的伴隨中走過來的。剛剛過去的20世紀，被認為是人類的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空前發展的偉大世紀。1980年代，我的研究生導師張鐘先生到法國去講學，驚嘆在巴黎的超級市場中看到馬克思所預言的“物質財富極大地涌流”的奇觀，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進入新時代，孰料這幅圖景在中國也已經司空見慣。兩次空前規模的世界大戰，橫尸遍野，血流成河，則是歷史的另一面。《一把刀，千個字》所書寫的“兔子”一家人及其周邊人等的命運，也是在20世紀后半期的中國歷史大幕下徐徐展開。其中心事件則是將“十年內亂”中率先覺醒并且發出毫不妥協的抗爭之聲的張志新烈士投射到母親身上，將這曾經震撼國人的歷史悲劇賦以足夠的時間長度，將似乎已經愈合的歷史創傷再一次地撕裂、袒露出來，在從中國到北美的廓大空間中，再一次進行冷峻的心靈拷問。

回到母親與時間的話題。在1957年，她因為思想的單純與超越——那個年代，大學校園里思想單純的青年比比皆是，與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中的“大鳴大放”運動相比，前者的思想活躍程度和提出問題的角度，都有其獨特性——母親是大潮流中的逆潮流者，以一己之力和眾多同學辯論“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命題，她“認為政府有更宏大的目標，世人的目光不可企及”。以此而拒絕同學們對現實的激烈批評，同時也與運動指導者的理論預設相去甚遠，實際上是站在距離現實更高更遠的視角以構建其心目中的烏托邦，比激進派更為超前，卻與不完美的現實產生否定之否定的認同。王安憶對此沒有多費筆墨，一帶而過，只是明白交代，母親在此表現出的單純是以圣女貞德的姿態出現，在時局上則是落后保守，與激進派相對立的。這是一種思想操練，是一種否定之否定，卻在隨后的“反右派”運動中得到正面的肯定，使她立于不敗之地，這卻未必就是她的初心。她向往積極的、激烈的斗爭，但勝利是如此輕而易舉，幾乎讓她得了憂郁癥。拯救她于精神困境的，同樣是時間，是多種時間交織的異域空間：

時差在物理性質上轉換了精神場域，追逐太陽飛行，延長的白晝，使日照充沛。歌曲和電影里的景象出現眼前，讓人不敢相信：紅場，列寧墓，克里姆林宮，衛國戰爭紀念碑，是無產階級革命圣地;而沙皇時代的舊跡，青銅鑄像，石砌建筑，大劇院,芭蕾舞，應歸于歷史藝術遺產;新市政，比如地鐵，象征人民和勞動的力量；少先隊員的鼓樂，則代表未來。

在王安憶筆下，時間不僅是自身，還成為描述歷史風云的一種尺度：

波濤起伏的六十年代中期，是一個短暫的休憩，許多事物，扣緊機遇，和時間賽跑，匆匆生長。

……

歷史將時間壓縮了，一切都在遽急地發生，簡直回不過神來。

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步履匆匆瞬息萬變。人為的超級意志，更加劇了這種刻不容緩的緊張感，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時間觀念。“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挖出來”，時代的時間哲學，與母親一樣，經常是處在與時間的博弈中，不但是與時間賽跑，更是與時間搏命。在1957年前后“反右”斗爭中，她因為超前之超前，不但超越時代局限，而且超越那些激進的批評派，生活在心造的烏托邦之中，以此反駁批評派對現實的批判，卻意外中彩，成了堅定的革命派。到1960年代前期，激進的革命之弦繃得沒有那么緊了，日常的世俗的生活，成家，生育，理家，順理成章地成為生活中心，若能夠延續下去，安穩、和緩、靜好的歲月指日可期。母親的烏托邦理想可能逐漸被務實瑣碎的現實所取代。但是，突然迸發的“批判”“打倒”“橫掃”再一次加快了時間的發條，再一次迫使人們做出自己的政治選擇。

這是母親的時間，也可以稱作哈爾濱時間。還有那位急于進入母親冤案平反之后的殘缺家庭，加入三口之家的鄰居阿姨，事情成敗，皆在于時間。“阿姨卻要和時間賽跑，她是那種行動大于思想的人。”從動機上說，阿姨對“兔子”姐弟和父親楊帆的關愛，和與他們重新組織一個新的四口之家的愿望，無可非議，合情合理。假設一下，如果楊帆想要尋獲一個新的異性伴侶，鄰家阿姨也是首選的目標。孰料，一是眾口鑠金，二是“鴿子”抵制，事情尚在進行中，不利的輿論卻發酵開來，“鴿子”的及時出現，從內部化解了阿姨的咄咄攻勢。

在作品中，還有高郵—上海時間和法拉盛時間以及宇宙時間。它們和哈爾濱時間形成鮮明的對照。

哈爾濱是中國北方重鎮，亦是東北三省政治、經濟、文化要沖，和時代風云關聯緊密，同進同退，何況父母親都是黨政基層干部，本身就是政治運動的工具。“鴿子”則是心理早熟，社會角色早熟，思維高于同儕，領袖欲和表演欲十足，充當兒童領袖，還和母親形成既是政治同盟又是論辯對手的奇特關系。“兔子”拜師學藝，跟隨舅公游走于蘇北鄉村，因為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征，糧食生產要不誤農時，種莊稼是生活重心。“兔子”后來跟隨單先生學習正規廚藝，在單先生心中，不但是民以食為天，政治亦要賓服于美食，即便是新中國的官員，也和民國人物一樣，對美食同樣充滿興趣，如孟子所言，“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時間如流水，美食永流存。這是他在鼎革之際選擇留在上海的理由，此后的事實也一再地證明了這一點。盡管是動亂歲月，嬢嬢仍然會帶著“兔子”前來投師學藝。在最高的層面上，如單先生所言，美食是“天地人貫通”，超越有限的時空，“食材離不了水土，水土離不了節令，什么時間產什么，產什么吃什么，就是天地人貫通！”時勢變動可奈其何！

法拉盛時間不同于中國大陸的“運動時間”，對于眾多移居于此的華人而言，它只是一種“循環時間”：新面孔變成舊面孔，然后變成新面孔，再是新換舊，這個循環自有周期，但沒有誰去計算概率。“人際關系簡化，也和他們各種光彩或不光彩的過往經歷斷開。法拉盛多的是這樣封閉的人生，事物的動態到這里就靜止了”。“循環時間”，周而復始，尤其是作為外來者的華人，能打拼的人去美國高校，去硅谷，去華爾街，法拉盛則是他們的消費空間，營構這消費空間的則是“兔子”這樣的廚師，胡老師這樣的古玩店老板，師師這樣的租房中介、婚姻中介。盡管說，那些來來往往的華人，許多都有著富有曲折多變的戲劇性的人生閱歷，但在紐約的法拉盛，這一切都被大洋大海隔斷，都化為餐桌上的八卦談資，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那么，這些各自分立的碎片化的時間怎樣整合在一起呢？還是那個得州佬，“鴿子”的男朋友，在一次聚餐中關于中美時令對比中突發奇想，說出驚人之語，“宇宙時間”，他的原話是《紅樓夢》中“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就是宇宙時間”。得州佬這句話說得沒頭沒腦，令人莫名其妙。要說讀《紅樓夢》，他遠沒有嬢嬢和“兔子”、胡老師和胡師母那般熟悉，也未必有什么對中華文化的深刻修為。然而，半生不熟，未必不會說出驚天之語。在《一把刀，千個字》中，敘事人有多次關于真理問題的評斷，說到楊帆的簡單里有本質的洞見，說到法拉盛的八卦謊言，“瞎話里也能開出真理的花朵”。那么，得州佬就像《皇帝的新衣》中的小男孩，有其過人之處。進而推想，他在“兔子”一家人的“法拉盛四人幫”或者加上師師的“五人幫”中，雖然連中文都說不好，但直覺是第一流的，他講起中文來笨嘴笨舌，但是在許多尷尬難堪的場合都發揮了他獨到的作用吧。

那么，“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就是宇宙時間”應該如何闡述呢？得州佬說不出，但王安憶必定說得出，而且說過多次——

在表達對于才人早逝的顧城的追念之情時，王安憶這樣寫道：“二十年的時間，在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下，一眨眼都不到，塵世間卻是熙來攘往，紛紛擾擾，單是詩歌一界，就有幾輪山重水復。”7

在一篇名為《世情與神話》的雜感中，王安憶如是說：原來正值一段風流公案，源起于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所在為另一種天時地理人倫，時以“劫”為計量單位，一劫有千萬年，多少事物從無到有，再從有到無，人們常說的“世上千年，洞中一日”，大約就是那個“洞”……那石頭所來自的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則是更久遠，用現代物理學的話，就是時間的起點。8

新聞、“奇點”、小說

美國學者柯文研究中國近代史，以《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引人注目，也為我們的作品分析提供了新的啟迪。仿此，我們也可以將“兔子”一家人的故事分為事件、親歷與小說敘事三個方面。

母親的原型來自思想先驅張志新的英雄事跡，英年殞命，慘烈傷情，更因其在臨刑前夜被割斷喉管而震撼國人，一時間成為文學書寫的熱點，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就借張志新的英勇獻身與全社會的喑啞無聲激發國人自省與懺悔，成為詩歌經典。隨著歷史事件的漸行漸遠，時代熱點的快速切換，其身影逐漸模糊。經濟大佬、演藝明星乃至短視頻主播相繼登場吸睛，讓人有一蟹不如一蟹之嘆。共和國建立70周年的2019年，盛典空前，張志新和許多杰出人物一道被國家授予“最美奮斗者”的榮譽稱號。9這也許是一個新的契機，再度將這樁歷史奇冤及烈士子女現狀的信息引入社會視野。

在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中，王安憶對社會新聞最為關注。《長恨歌》《遍地梟雄》《匿名》等長篇小說的創作都是從報紙新聞獲得創作靈感，王安憶的敏感神經在于這些新聞中的“奇點”。“奇點”一說，借自陳曉明闡釋莫言《檀香刑》一文提出的專用術語，如其所言，“奇點”意味著以感性形象的方式在一個舞臺上展示了中國進入現代的震驚時刻。沒有任何一部作品像這部小說這樣，如此高度濃縮地、戲劇性地而又無比真實地表現了歷史最為尖銳的時刻。10我非常認同“歷史的奇點”對莫言小說的概括凝練，與《檀香刑》中的一根檀木棒相類的，就是張志新臨刑前夜被割斷的喉管以及種種不堪的獄中經歷。

但是，王安憶從新聞消息得到啟示并將其脫化為文學作品的“奇點”，卻另有會意，就是其中一些有悖常理常情費人思索的地方：一個曾經當選過“上海小姐”的女性，已經過氣多年，消隱于茫茫人海，卻因為一樁入室盜竊案死于非命，成為媒體的話題而拔出蘿卜帶出泥，從生到死，她經歷了什么樣的人生滄桑呢（《長恨歌》）？同理，當張志新重新回到大眾視野，關于烈士本身的英雄壯舉披露盡凈，她的子女定居美國的近況也被蹭熱點的媒體予以公布，卻會讓人揣想這兩個孩子在母親犧牲近半個世紀漫長期間坎坎坷坷的心靈歷程。這姐弟兩人，在撥亂反正的時代里，得到過很多來自對烈士子女的關愛和補償，而且還會繼續受益于母親的光環；這光環可能日漸淡薄，但足夠讓姐弟二人有一種安穩自足的時光。他們為什么會飛過大海大洋，在大洋彼岸的陌生國度去過一種“美漂”的生活呢？《一把刀，千個字》就是針對這一難題做出的微妙探索。

福斯特在《小說面面觀》中說過：國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這是歷史。國王死了，王后因為悲痛而死；這是小說。那些只有頭尾而沒有過程的八卦新聞誘發讀者的好奇和想象，王安憶的小說創作，很多時候就是從中穿針引線，編織過程，為故事的一頭一尾尋找“中段”，從人物行為邏輯的推理入手，去建構自己的作品。這獲益于對推理小說大師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深度解讀。王安憶出版過專著《華麗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她說：“阿加莎·克里斯蒂用成人世界里認可的人和事，講述一樁接一樁的離奇故事，每一個細節，她都負責給予讀者信服的解釋，就像《古墓之謎》里，波洛所說，‘完美的答案必須要把一切事情都解釋得清清楚楚’。”11這樣的要求可以說是至難至高，卻又被王安憶一一化解，周密歸納。個中奧妙何在呢？

清人張問陶《論詩絕句》云，名心退盡道心生，如夢如仙句偶成。天籟自鳴天趣足，好詩不過近人情。曹雪芹《紅樓夢》中有一副對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兩者分別從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不同角度闡釋了世俗生活人情世故對于文學的重要意義。王安憶經常訴說，她是最貼近現實的世俗生活人間煙火的。在《一把刀，千個字》中，揚州一把刀，滿桌淮揚菜，就是充滿色香味的現世誘惑。王安憶還能把這色香味區分出先后順序，進而增加了話題的密度。“兔子”關于“軟兜”即黃鱔等食材在中美不同的土地上生長出不同特性的辨析，則深化了餐飲文化之中美不同的深度內涵。

同時，她又向阿加莎·克里斯蒂學習用演繹邏輯進行推理，按照常理常情去搭建“奇點”背后的邏輯關系。這當然是一種心靈推演，從故事發展的許多種可能中去選擇最具有說服力的那一種，以征服讀者，贏得讀者。師師因為“兔子”突然失蹤而去求助于見多識廣的胡老師，胡老師告訴她，在北美的華人男性們遇到突發危機尋求解脫，不是賭就是嫖。接下來“兔子”前往大西洋賭城并且在倩西那里過夜，就顯得順理成章。這樣的建構情節線索的方式，在《長恨歌》中就屢屢出現。作品開篇之時，王安憶反反復復地告訴讀者，王琦瑤就是上海弄堂普通人家的女孩兒，普通，家常，平凡無奇：王琦瑤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兒。“每天早上，后弄的門一響，提著花書包出來的，就是王琦瑤；下午，跟著隔壁留聲機哼唱‘四季調’的，就是王琦瑤；結伴到電影院看費雯麗主演的‘亂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瑤；到照相館去拍小照的，則是兩個特別要好的王琦瑤。每間偏廂房或者亭子間里，幾乎都坐著一個王琦瑤。”12這給作品主角的出場奠定一個堅實可信的根基。

這就是“鴿子”“兔子”和父親楊帆紛紛離開故土，避居美國的根本理由。王安憶曾經說，她對于史詩性的寫作敬而遠之。但是，只要是書寫共和國七十年的故事，人們就無可逃避地被投入時代的旋渦，各自打上時代的烙印與創傷。

“鴿子”和得州佬有一段對話：“反正，我們這種人總是錯的。”“什么才是對？”“歷史。”面對歷史這頭怪獸，微弱的個人如何面對？而且，不只是此時此刻，還有和此時此刻無法切割的過去與未來，“一失足成千古恨”，還不止于此，而是一失足即千失足，此時恨即千古恨，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即便是已經遠離“哈爾濱時間”而進入“法拉盛時間”，與既往的切割已經做到最大的可能性，但一家三人之間的創劇痛深何以痊愈，甚至也不能像胡師母所言，找到“膿頭”，切開它，引而導之，就結痂了。此恨綿綿，何以為期？作品寫到“兔子”重返上海吊喪截至，但那不時爆發的家庭戰爭，只要他們還在世，就不會停止，“鴿子”和父親的互相指責，就是他們的飲鴆止渴，指責對方就是撕裂自己，然后進入下一輪的惡性循環。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說：此在的存在向來是從它的將來方面“演歷”的，此在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原就“是”它的過去。此在通過它當下去存在的方式，因而也就是隨著隸屬于它的存在之領會，生長到一種承襲下來的此在解釋中去并在這種解釋中成長。此在當下就是而且在一定范圍之內總是從這種此在解釋中來領會自身。這種領會開展著它的各種可能性并即調整著這些可能性。它自己的過去——而這總是說它的“同代人”的過去——并不是跟在此在后面，而是向來已經走在它的前頭。13往事并不如煙，它在現實中展開，也蹲踞在未來準備伏擊人們。“鴿子”和父親一次又一次地撕開往事的真面目，有多少難言的怨恨與悔恨，而“兔子”就更加無語，面對往事和現實，他心頭的沉痛，一點不比姐姐和父親輕松。《道德經》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天地不仁，歷史無情，但人卻是有血肉有感情的。親歷者和當事人的切身感受，豈是冷冰冰的歷史所能覆蓋？

掩卷長思，對于“兔子”一家三口，頓生悲憫之情。有拷問，有懺悔，更有悲憫，這才是新時代文學在描寫慘痛既往時的新特征。對此論點，點到為止，不在本文中贅言。我只想說，“兔子”一家人的靈魂拷問與沉痛懺悔，讓我想到魯迅論陀思妥耶夫斯基時所言，凡是人的靈魂的偉大的審問者，同時也一定是偉大的犯人。審問者在堂上舉劾著他的惡，犯人在階下陳述他自己的善；審問者在靈魂中揭發污穢，犯人在所揭發的污穢中闡明那埋藏的光耀。不但要拷問出清白下的罪惡，還要拷問出罪惡下的清白。14那么，悲憫“兔子”一家人，就是悲憫我們自己，尤其是比“鴿子”和“兔子”年長的共和國同齡人。那個年月，有幾個人能夠親情至上，而不會做出與被公然宣判為“階級敵人”的親屬朋友“劃清界限”斷絕一切關系的決斷呢？

行文至此，意猶未盡，從雷抒雁《小草在歌唱》中截取幾句，以作為本文的結語——

我們有八億人民，/我們有三千萬黨員，/七尺漢子，/偉岸得象松林一樣，/可是，當風暴襲來的時候，/卻是她，/沖在前邊，/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廈的棟梁！15

[本文系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重大項目“中國當代文學經驗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一把刀，千個字》，首發于《收獲》2020年第5期，人民文學出版社于2021年版。本文依據和引文即出自《收獲》2020年第5期。

2 歌德：《維廉·麥斯特的學習時代》，馮至、姚可昆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頁。

3 4 參見郭婷《淺談埃里克森的人格發展階段理論》，《理論導報》2010年第3期。

5 6 《王安憶談〈一把刀，千個字〉》，澎湃新聞2021年5月16日。

7 羅皓菱：《紀念詩人顧城逝世20周年 王安憶舒婷等撰文回憶》，《北京青年報》2013年10月08日。

8 王安憶：《世情與神話》，《文匯報》2015年6月20日。

9 相關新聞資訊介紹：張志新（1930—1975），女，漢族，中共黨員，1930年12月生，天津市人，生前系遼寧省委宣傳部干事。她懷著對黨、對人民的赤膽忠心，在“文革”期間，反對林彪、“四人幫”的倒行逆施，遭受了殘酷迫害。她堅持真理，公開揭露林彪、江青一伙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被“四人幫”一伙定為“現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被捕入獄。1975年4月4日慘遭“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殺害，年僅45歲。1979年3月21日，遼寧省委為她平反昭雪。

“最美奮斗者”建議人選及事跡簡介——專題報道——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cpc.people.com.cn/gb/n1/2019/0916/c428852-31354258.html。

10 陳曉明：《奇點、事件與小說聚合歷史的力量——試析〈檀香刑〉的現代發生學》，《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24年第5期。

11 王安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是寫給成人的童話》，轉引自https://sghexport.shobserver.com/html/baijiahao/2021/03/26/392692.html。

12 王安憶：《長恨歌》，《鐘山》1995年第2期。

13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著譯作品集》（第13卷），陳嘉映譯，商務印書館2023年版，第29頁。

14 魯迅：《〈窮人〉小引》,《魯迅全集》（第7卷），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第152頁。

15 雷抒雁：《小草在歌唱》，《1979—1980詩選》，詩刊社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頁。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人文藝術研究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