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隨著張翎的創作從初期的“溫州系列”轉向“中國敘事”后，呈現出敘事策略的轉型。對西方華人故事的白描敘事逐漸“失效”，展開對“中國故事”的深度敘事。張翎擅長在歷史脈絡中講述故事，但絕非與歷史緊密相依，歷史承擔的是時空與記憶的真實，而她分散其中的事件拼湊起“歷史內容”與構建起“歷史敘述”的結構。“絕境”完成了事件在邏輯或倫理層面的推進，實現了人或情感存在的可能。其次，張翎深度敘事的重心離不開性別敘事，從社會性別的復雜性，到對理想的崇高女性的建構。通過性別與歷史、文化的互動，接近對人的觀照與對命運的揭示，飽含對家國、種族、性別的文化反思。

關鍵詞：張翎 敘事策略 性別邊緣化 女性主體建構

張翎作為“北美地區新移民文學的扛鼎作家”1之一，自“溫州系列”的離散與跨域寫作之后，出現了寫作路徑的轉變，為華語文壇輸入了有關歷史維度的文學書寫，偏向對“中國敘事”的表述。這一轉變立刻受到學者的重視：“在嚴歌苓、張翎、陳河等海外華文文學代表作家這里，更多的，是一種‘中國敘事’或者‘中國故事’的講述。”2關注張翎轉型以來的小說，通過對西方的獵奇書寫已然不能滿足敘事需求，對“中國故事”的敘事轉向無疑延伸了她的創作空間，也指向了對其敘事策略的觀照。從對西方華人故事的白描敘事，轉向對中國歷史的反觀及反思，涉及的仍是敘事的問題，即如何嫁接歷史來講述“中國故事”。歷史與災難構成了張翎深度敘事的重要支撐點；其次，張翎的深度敘事離不開性別書寫（女性），這也是女性作家難以規避的創作動機與模式，在針對性別書寫時，幾乎表現為女性的凸顯與男性的缺席，那張翎的深度敘事如何呈現與落實對性別意識的思考也是本文關注的重要內容。

一、“絕境”背后的生存表現

“絕境”與“死亡”并非同質概念，絕境的表象癥候指向死亡面向，但并非是僅有的終極形態。佳亞特里·斯皮瓦克在談及“絕境”時顯得更加寬泛，將其擱置于倫理經驗的表述中：“當身處兩個確定性決策的主題位置時，兩個都是正確的——當然兩個可能都是錯誤的——一個取消了另一個時，我們就身處絕境之中，而在定義上這是不可逾越的”3。可見，絕境面臨“選擇”，選擇又面臨著兩難的倫理決定；抉擇者面對的不再是非黑即白的是非選擇，而充滿“不確定性”，即隨著選擇結果的差異而出現不同的倫理斷裂。

于是，絕境不會隨著選擇的結束而終結，而是進入另一個絕境（情感的絕境），并且出現主客體倫理的沖突，抉擇主體需要接受絕境帶來的倫理危機。這就涉及絕境的兩種特征：一是絕境的物理性呈現“死胡同”的表象，至少存在終結的可能；二是絕境的本質性指向時間的連續性與可分化性。正如亞里士多德基于“現在”思考時間，“現在”不在“現在”之中，在“存在—過去/存在—未來”的形式中不斷往復，形成相互中斷與建構的形式。

絕境是張翎寫作中的重要環節，“境”以各種形式呈現，但“絕”表現的“不確定性”在于對“死”的規避，而真正重要的是對“境”之“絕”的營造，進而對“情”的觀照，而“情”也完成“境”從“絕”到“生”的轉向。她在創作談中直言：“與其說我對‘女性與戰爭’的題材感興趣，不如說我對‘災難和人性’的話題有極大的好奇心。”4災難是她支撐文本敘事的重要外殼，至于這個災難的形式不必介懷，重要的是深入災難對人生成的情感機制。災難本身的苦難效應催動人的情感機制，不管是承受者還是窺探者。于是，造成了災難的后退與情感的前移，災難呈現出多元化形態。

張翎筆下的絕境不僅外化為某種災難形式或事件，也內化為某種抽象的狀態，具體呈現為某種意識，而這種意識游離于現實話語不可觸及的真空位置，而恰恰如此，才推動了抽象意識與現實行為的戲劇化互動。《死著》始于一場現實車禍，但“境”“絕”之處不在于車禍本身，而是由此形成的人的未死狀態，“死著的身體”與“懸置的意識”構建了一個對話機制，但只能處于荒誕的錯位空間中，不得“對話”。這里所說的“對話”包括“身體與意識”和“意識與他者”兩個層面，“懸置的意識”只能被“懸置”于此，于是成就了“絕”的空間建構與文化意涵，從而實現了敘事的可能。于是，張翎構建了一個不可規避的敘事視角，“懸置的意識”儼然實現了上帝視角的功能，為揭示社會病癥提供了合理化通道。然而，上帝視角只提供了“看”的功能，無法實現“規訓”功能，卻達成了相反的效應。張翎讓“不能死”的“懸置的意識”發現多種社會角色對“死著的身體”的旁置態度，進而揭開人性中利與德的交鋒。其實，這才實現了文本敘事的可能，讓“上帝”來“觀看”，但又“不可作為”。最重要的是，絕境對“上帝”的規訓不僅牽扯對社會與人性的觀察，還指向對生死觀的思考。“死著”完成了對絕境的設置，它與“活著”與“死亡”的差別就在于“死著”呈現了一種過程，“以‘死’的形式承載‘活’的內容”5，故事最后又以茶妹的“盲”終結“懸置的意識”， 在“不能看”（盲妹）與“不能說”（路思銓）的互動中完成敘事。因此，車禍的“境”可以被任何災難性的“境”替換，但“不能看”的“活著的身體”與“不能說”的“懸置的意識”才構成“絕”的意涵，從而營造了敘事空間、實現了“境”的敘事功能。

雅克·德里達在討論關于絕境和對絕境的體驗時認為：“那肯定是無出路的問題，或者是死胡同的經歷，對這個死胡同里所發生的[se passe]迷人之事的經歷……”6“所發生的迷人之事”與“死胡同效應”在張翎的小說中無處不在，甚至必須與“死胡同效應”相連才可以實現“所發生的事”的“謎之效果”。絕境與“所發生的”之間存在悖論，既然無出路，又如何“發生”，因此，“所發生的”就臨時性地構成了對絕境的解構，進而實現了“發生”。于是，“絕境”與“發生”構成了敘事邏輯，完成了講述故事的功能，這個“死胡同”在張翎的《余震》中最為明顯。乍一看來，事件的災難源自地震，自然災害引發了倫理危機，從發生邏輯看來的確如此，但事件的“死胡同”卻不是地震，地震只是提供了生成事件的“境”，而“絕”體現在那塊“巧妙”地壓著姐弟的“水泥板”，從而形成了“所發生的”可能。于是，“選擇”成為解構“死胡同”的有效方法，如果沒有這塊承載倫理意識的“水泥板”，姐弟都被救或都遇難，就很難推演錯位空間下母女倫理情感的沖突與修復。因此，絕境被“水泥板”的實體破解，并賦予“死胡同”之“生”的可能，而只有先進入“死胡同”，才能講述“生”的故事，所發生的意義也就在此。張翎毫不避諱如此講故事：“天災只是故事展開的背景，所以這場天災發生在唐山或汶川，都不會改變小說本身的立意”7。更加佐證了地震本身的無效，那重審災難變得毫無意義，而真正的重心是殘酷的倫理“選擇”后，女性心理成長與情感和解的路徑。

呈現張翎書寫轉向的兩部長篇《金山》和《勞燕》中也布滿設置的“死胡同”。《勞燕》將災難以戰爭方式呈現，回顧了二戰時期美軍援華的歷史。這和張翎處理《金山》一樣，是將塵封于歷史縫隙里的事件重新撿拾起來。《勞燕》的主題呈現了中國抗戰史的一隅，小說采用亡靈敘事，以鬼魂視角講述歷史。有趣的是，雖然是對美軍援華史的追憶，但顯然抗戰成為講述烽火中三男一女交錯復雜的愛情故事的宏大背景，這和現代革命文學的“革命+戀愛”的模式雖有些許差異，但情愛本身遠遠大于對歷史的記憶。再看愛情故事的展演過程，阿燕與劉兆虎的愛情故事相當完整，但如若沒有戰爭和美軍援華，那故事就很難推進。于是，阿燕被日軍強暴并被身在美軍訓練營的教父所救，同時有可能與美軍教官相識。對于女性來說，從戰爭對女性身體的強暴開始，到貞節觀語境下對女性的拋棄，以及族群與歷史話語造成的生死離別，這些都是為女性設置的“死胡同”，但不同“境”卻指向了同一之“絕”——女性注定擁抱苦難、經歷苦難與超越苦難。張翎在小說中也是直言：“誰的戰爭？我也這樣問自己。天皇的戰爭？東條英機的戰爭？岡村寧次的戰爭？羅斯福的戰爭？重慶的戰爭？抑或是延安的戰爭？都是，也都不是。其實，那是你的戰爭。”8戰爭的形式已然不再重要，而苦難的內涵被凸顯，尤其是將歷史的沉重感轉向個人生命的沉痛感，完成對人性的發現與表述。于是，災難的形式并不重要，而苦難卻是必不可少的藥劑。這一點在《陣痛》《金山》等作品中亦是如此：前者三代女人都要失去丈夫而形成命運的復制，都要在混亂并危險的沖撞中完成生育；后者的“金山”可以是“非碉樓”的任何地理所指，而碉樓的女性都要面對內外部的苦難（包括在金山的方家人），勞工移民史與跨世紀家族史的雙線歷史維度被適度擱淺。然而，在“死胡同”的盡頭，“生育”（《陣痛》）、“斷指”（《金山》）等行為有效地實現通過不斷的代際交替或主體成長推進整個情節的展演。

這樣的“絕境設置”不僅在張翎重講“中國故事”的作品中有所體現，即便早期的“溫州系列”中亦有體現，海外生活中的情感癥結構成絕境的文化癥候，才使得人物群像有所作為。張翎不否認對絕境的熱愛：“我特別愛描寫絕境……人要被逼到那樣的地步，才能爆發出一種東西，讓自己吃驚，也讓周圍人吃驚。”9她又說：“絕境中迸發的能量是一種神秘莫測、令人驚嘆的生活狀態。”10筆者談及張翎作品疼痛書寫時就指出了“絕境”對張翎敘事所起的關鍵作用，主體忍耐絕境就必然要履行某些責任或承擔應付的代價11，只有面對“死胡同”才能有“沖撞”的勇氣，而“代價”都指向了生存表現。就像《向北方》中陳中越面對的尼爾一定是“殘疾怪孩子”才能通過實現“正常人子”的改造完成“向北方”的精神之旅；《都市貓語》中茂盛務必要目睹小芬出賣肉體才能傳達兩性情感的隱性痛感的共鳴；《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只有將個人生命史至置某個歷史長河中（這里選擇了東歐），依賴“歷史地”構成的話語——或是一個能指12，才可以完成“實在”的個體經驗。“絕境設置”充滿苦難經驗與悲情意識，但只有如此才能實現張翎的敘事邏輯與美學實踐。

從敘事層面來看，張翎與嚴歌苓有著類同性，她們都沉醉于“絕境”帶來的審美快感。有學者將嚴歌苓的寫作風格定義為“極致美學”：“她要的只是這些時刻所能提供的極致情境，只有在這樣的情境里，她才能看到她所要看取的人生。”13這和張翎的“絕境設置”如出一轍，“絕境設置”營造的“境”同樣是極致的，因為極致才能完成敘事的拼圖與情感的復活。

二、“模糊”：性別邊緣化的“異變”與“失語癥”

不僅是張翎，世界華文文學的女作家幾乎繞不開塑造女性形象、表達女性意識的囹圄，盡管很多女作家并不愿意承認這一點。張翎亦是有所排斥：“我在書寫過程里依舊很少刻意地把她們作為女人審視，我更多的是把她們當作與生活與命運博弈的蕓蕓眾生中的一員。”14但從作品來看，無論是“溫州系列”還是轉型后的“中國故事”，張翎都難以與女性剝離，提供佐證的一個文化癥候就是男性的缺席或被放逐。《陣痛》中三代女性相似的生命史；最新長篇小說《歸海》中袁鳳對母親袁春雨和姨媽袁春梅生命史的追尋，男性則成為歷史的幕景。這種敘事策略在《金山》中最為深刻。

張翎在《金山》中設計了兩個典型的人文地理空間，“這種互為參照實際上表現為一種雙向尋找，雙向追尋，簡言之，這種雙向尋找就是：從原鄉到異鄉尋找物質財富，而在異鄉又期盼回原鄉構建精神的家園。金山與碉樓這兩個空間意象互為構成原鄉與異鄉的遠景圖像，構成小說中雙向尋找的張力”15。指向了“闖蕩者”和“留守者”的文化抽象書寫，是原鄉“女人世界”與異鄉“男人世界”的對話。在不同文化語境下，又使得對性別意識的書寫更加多層次和充斥著沖突感。華裔文學中另一種性別經驗的建構就是描述在種族歧視的社會環境中，華裔男性中的那種“被閹割化”或者說“去男性化”。16這一點從方氏父子的命運可窺見一斑。

種族沖突是世界華文文學書寫繞不過的主題，沖突層面不僅是文化與身份的博弈，還呈現了身體與性別的交錯。方家父子的移民經驗可見端倪：方家父子在異族文化語境下，對文化身份的認知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方得法幾乎是堅持原有的文化身份，或者說他還僅是被停留在物質生活困境的階段；方錦山則是處在兩難的境地，積極融入又彷徨反復，甚至逃離；方錦河則被賦予“國際反法西斯戰士”的名義，在最大程度上縮短了與主流文化語境的距離，但還是無法抹去主流/邊緣二元對立的界限。雖然方家父子在面對主流文化語境時逐漸呈現出思考、挑戰和融入的姿態，但最終都沒有被主流文化語境所接受。主流和邊緣是相對的文化概念，隨著參照文化群體的不同，被邊緣化處理的文化群體可能會再次被邊緣化。當方家男性進入到西方文化語境后，遇到了性別意識上的問題。比如錦山在進入印第安人文化語境中時，與印第安女孩發生愛情時的一句“祖宗，不認你的”17，就體現了性別帶動身份的交叉對峙。但值得注意的是，印第安文化與華裔文化都處于邊緣，那作為“文化闖入者”的東方男性，在西方主流文化語境中又是否會面對性別意識的沖擊呢？

應該注意到張翎塑造的錦河，他成為進入“金山”后再次彰顯男性性別意識的文化符號。他進入白人亨德森家里做家傭，也就最接近與西方話語構成的“互動秩序”。所謂的“互動秩序”提出身體互動這塊領域已經喪失了自主性，轉化為政府、階級或男權制等結構或理性化過程的定位場所。18在“互動秩序”中，社會情境中的社會交往值得關注，比如“食物”“工作”“性”等都作為身體介入社會關系的可能“容器”，恰恰也凸顯了某種特定的社會關系與文化癥候。亨德森夫婦都在生理概念的“性”上給錦河很大的暗示，甚至是進行了實質性的性愛交換。張翎交代了亨德森太太對錦河在男女性愛上的引導，被方得法和錦山嘲笑“木瓜腦、在亨德森家待傻了”19的錦河實際上在對女人的話題上藏了一個“阿爸和阿哥是永遠猜不到的”20秘密。然而，亨德森太太最初和錦河發生性關系時，都在枕頭下附上小費，錦河每次都收好。于是，男性身體作為一個場所被定位于階級結構中，兩性關系的完成建立在種族權力結構和“主／仆”經濟構架之下。有趣的是，錦河在亨德森太太面前將小費扔進了垃圾桶而結束了兩性關系的經濟模式。對于錦河來說，“扔”這個動作富有了神圣的儀式感，一方面結束了他在生理性別上“被交易”的角色扮演，另一方面也實現了男／女之間的非權利結構與經濟框架下正常的兩性對話。

如果說錦河與亨德森太太的兩性關系實現了跨種族文化的性別意識想象的話，亨德森對錦河在性別意識上的期待則打破了傳統性別生理性征的概念。錦河感受到亨德森對亨德森太太的冷漠，當錦河和亨德森太太完成性行為后，他更加反感亨德森對亨德森太太的行為。于是，就形成了文學書寫中的“出走”現象。魯迅的娜拉出走引發了女性參與社會的熱議，關鍵就在于女性要求獨立的反抗之后將會面臨怎樣的危機。然而，張翎形塑了男性“出走”的文化景觀，那男性在異族文化語境下的出走經驗又有何含義呢？錦河要離開時，亨德森道出了對錦河的感情：“可你知道我為什么對她不好嗎？……你，是因為你。從你到這里第一天起，我就喜歡你。可是她夾在我們中間，山一樣的，我爬不過去。”21可見，錦河面臨的是生理性別體征的雙向拷問。如果說和亨德森太太是兩性關系的正常化書寫的話，亨德森的性別意識告白就打亂了男女在“性”關系上的傳統建構，要求對生理性別的重構。錦河的出走凸顯了對西方文化體制所構建的生理空間與文化空間的逃離，“出走”被打上了對性別意識思考的痕跡。作為西方文化符號的亨德森打破了對兩性社會性別屬性的傳統定義，錦河的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屬性在亨德森的情感告白中形成矛盾與沖突，從而呈現了不同文化主體的認知差異。同時也體現了西方文化語境下對“性與性別”概念認知的復雜性。同時，這種復雜性也將作用于文化身份的闖入者身上，其生理屬性與社會屬性上的表現方式隨著西方文化個體符號的不同要求而出現了截然不同的文化現象。

張翎對男性的“邊緣化”處理還表現在“碉樓”文化空間中的失語癥描寫上。在“碉樓”的文化場域中家傭墨斗是方家的管家，也是方氏父子“出走”后碉樓里唯一的成年男性。他雖然免于“流放式”的出走命運，但在充滿女性話語的文化場域中，墨斗的性別話語權被“封口式”處理，因此，墨斗處于“失語”狀態。對墨斗的塑造主要集中在土改時期的書寫中，社會的變革引發了對階級文化身份定義的轉變，碉樓女性集體話語出現了瓦解的危機。在此變化中，墨斗至少經歷了兩次被“隱形”的命運：一是在階級對立中的隱形；二是在傳統家長制中的隱形。但即便如此，在女性世界遭遇政治化階級對立而失去主導地位時，墨斗成為敲定碉樓命運的判官，男／女的性別主導發生了反轉，又成為主要“發聲者”。在碉樓中女性的生死權上，讓男性處在主導性的文化位置。但有趣的是，張翎仍然沒有完全釋放男性話語權，她賦予墨斗生殺大權的同時，也封堵了男性生存的權利。張翎通過墨斗手中的槍殺死了土改委頭目的區大頭，這是男性（墨斗）對男性（區大頭）的一次屠殺，也隱含了對社會體制變形而引發怪誕現象的揭露。特殊時期與特定體制下的外部男性對女性話語（碉樓女性主體）的沖撞，最后沒有形成男性對女性的拯救，張翎將男性與女性共同赴死。

總體看來，當女性集體話語瀕臨瓦解的危機時，“被隱形”的男性也許會再次回歸而力挽狂瀾，但男性的性別主導意識是否真實存在是值得質疑的。無論是錦河在亨德森夫婦性暗示下的出走還是墨斗最后的槍聲，男性最終成為女性的陪葬品。正如嚴歌苓讓老金對文秀開槍一般，近乎以“殉葬式”的書寫終結了性別的迷霧。

三、“陰性之余”：深度構建的女性

雖然張翎自我排斥對女性主體的強調，而更加重視對人性的觀照，甚至直言“我只能說在寫作過程中，我常常忘記我自己的性別，不會特意想起我是女性”22。但實則貼近女性，深度構建女性主體。張翎的故事書寫對“絕境”有所依托，“絕境”是對女性，或者說只是針對于女性的。男性從一開始就與絕境保持距離，甚至承擔設置絕境的載體。在面對與體驗“絕境”時，張翎女性在空間和性別意義上的兩種“消失”，呈現了張翎式的“女性獨像”。在她以史為景的《金山》《勞燕》中最為明顯。《金山》中的碉樓就如“大觀園”被女性填滿，留守的女人們以婆婆麥氏、媳婦六指、女兒錦繡和同村區氏最能反映出歷史發展的痕跡。從這群女性的身上，幾乎可以看到傳統文化語境下女性性別意識變化的過程。

在傳統文化語境中堅守的女性本身文化身份也經歷著變化：從男權話語下的傳統女性—傳統和自我并存—知識女性—“去性別化”的女性。女性深受宏大時代的影響，從傳統認識觀中“無才便是德”的賢妻良母形象逐漸走向自我意識的覺醒，走向知識女性。當然這也是女性為性別意識覺醒提出的可能性與嘗試。不僅如此，在本土文化的書寫語境中，碉樓里的女人在生理上表現出女性特征的同時，我們也不可忽視在“去男性化”的“純粹”女性空間里，女性還承擔和表現出社會文化屬性上非女性的特征。

“性別是女性或男性的文化構成，‘適合于’描述女性或男性的觀念，以及這些觀念在意識形態上用以維護性別身份的方式。……性別觀念認為一個人可能是男性，但可以具有與社會文化相關的女性屬性，反之亦然，一個女人也可以表現出男性特征。”23性別具有它的文化構成和意義，不是單純意義上的性/生理特征，而是涵蓋在意識形態下維護性別身份/文化身份的方式。那么，在華文文學的性別意識書寫中，對性別意識書寫就能夠形成更加豐富的景觀。結合張翎所塑造的“純粹”性別空間，更能夠關注到女性性別意識書寫的背面指向的是對文化特質的深層思考。

其實，雖然特殊化歷史造就了社會文化語境的改變，從而逐漸模糊了性別意識的界限，而使性別意識呈現出帶有陽剛氣質的統一性表現，特別是《金山》對歷史脈絡的依托。但也應該看到，張翎對“碉樓”空間設計的用心，不僅在于對男性的“閹割”，更在于對女性性別意識的再造。正如雅克·德里達所說：“科拉（陰性空間）不是、最重要的是它不是物，而是一個支撐或一個主體，通過接受或構想，通過讓自身得到構想而給予地點。” 24科拉是一個意義的容器，以一種符號網絡只限制語言自身有限的語義，以及父權經濟的單一意義。茱莉亞·克里斯蒂娃的論斷：“他還不是再現物或人的位置，也不是把人再現為另一個位置的立場；但它的生成就是為了獲得指意的位置。”25進一步推進這一說法，于是，陰性空間的流動性先于并超越模仿與本體論，形成一種擬真的時空、身份和位置。張翎在“碉樓”的陰性空間中重新為女性設置了主體位置，即女性的“男性化”傾向，至少是女性性別性征的弱化與社會性性征的重置與強化。因此，女性的“男性化”就表現為崇高的女性與男性化視角的生成，這是其一。

深度構建的女性的第二重面向在《勞燕》中尤為凸顯。《勞燕》的抗戰背景只是為阿燕的“變身”提供必要的時空可能，和《金山》的女性群像不同，阿燕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女性的多維度展現。作為同一個女性主體的阿燕、斯塔拉和溫德雖然身份意涵和面對的男性審視視角存在差異，但對于男性來說，阿燕及其“變身”都不僅作為性別的女性，甚至被推上了神壇而成為“圣女”。當然，阿燕的神性特質并非與生俱來，其轉折點在于“肉體強暴”后的“精神再生”，牧師的出現與包含宗教意味的圣經救贖，使得阿燕“由人轉為神”。正如嚴歌苓筆下妓女的圣潔化就從男性的介入開始，無論是因國民黨軍人而慘死的豆蔻，還是因日本軍人闖入后對女學生的覬覦，男性的闖入使得妓女從“卑賤”逐漸“圣潔化”，到最后代替女學生走出教堂時達到了高潮，宗教意味極強的“獻祭”，建構了全新的女性身份。

對于《勞燕》里的三位男性來說，阿燕早夭、斯塔拉與溫德是可見而不可得的，是被懸置的。阿燕為劉兆虎而存在，斯塔拉與溫德是張翎在敘事中追求的一種理想的女性，特別是對苦難經驗后女性如何自洽與再生的嘗試。我們很清楚三位男性亡靈尋找的是同一個女性，但顯然他們并不自知，也不可知，直到最后男性亡靈一齊俯視阿燕/斯塔拉/溫德，才被文本揭示。阿燕及其分身就像印度神迦尼薩一般，為男性做出犧牲（正如那顆斷掉的象牙），以殘破之身的精神安撫著兩位外國男性（正如守護三界的斧頭），而這一切都源自女性純樸、溫婉和如風如水的原始特質（正如迦尼薩手中“唵”所象征的宇宙初始之音），在這種從“尋”到“看（被看）”的過程中，張翎完成了對“神圣化”女性的建構。

張翎擅長在宏大歷史脈絡中講述故事，但絕非與歷史緊密相依，歷史承擔的是時空與記憶的真實，而分散其中的事件拼湊起“歷史內容”與構建起“歷史敘述”的結構。正如有學者在認識新歷史主義的文學書寫時指出的：“沒有哪一個人能夠在一個‘文本’里，真正完成一個對一切過去年代里發生的‘歷史客體’的完整的描述，所有的描述‘只能以適當舍取一些事實的范圍來制造關于過去的綜合故事’。”26多個事件完成了對歷史敘述的隱喻，歷史的真實被藝術的真實有效轉換，這就體現了文學的虛構性與修辭效果。張翎并不沉迷于“歷史的客觀”，歷史只是給“事件”提供一個“合法性的依據”。在歷史的敘述結構中，“絕境”完成了事件在邏輯或倫理層面的推進，這種“死胡同效應”要實現的是人或情感存在的可能，進而在“歷史的敘述”結構中，才更能接近對人的觀照與命運的揭示。

張翎深度敘事的重心是離不開性別敘事的，或者說直面女性，即便她主動地規避這一點。她擅長觀照女性的成長與命運，但并沒有拋棄男性群體，她不同于極端女權主義者對男性的文化閹割，而是通過性別與歷史、文化的互動來凸顯性別意識。尤其是對女性主體意識的關注，從社會性別的復雜性，到對理想的崇高女性的建構，性別意識摻雜著種族、宗教與國家的文化心理。于是，張翎將女性置身于“絕境”中，在完成敘事結構與表現情感倫理的過程中，對家國、種族、性別的思考中完成文化反思的意味。

[本文系江蘇省規劃項目專項課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學體系的審視：以世界華文文學為中心”（項目編號：C/2023/01/71）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陳瑞琳：《風雨故人，交錯彼岸——論張翎的長篇新作〈交錯的彼岸〉》，《華文文學》2001年第3期。

2 劉艷：《海外華文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敘述的兼容性問題——以嚴歌苓、張翎、陳河研究為例》，《當代作家評論》2018年第5期。

3 6 12 23 24 25 [美]于連·沃爾夫萊：《批評關鍵詞：文學與文化理論》，陳永國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9、27、139、95、172、172頁。

4 14 張翎、王紅旗：《以“死魂靈”男性敘事書寫戰爭廢墟上崛起的女性傳奇——從張翎的〈陣痛〉〈勞燕〉談起（上）》，《名作欣賞》2018年第6期。

5 11 徐榛：《以疼痛的方式揭開人性的面紗——談張翎的“生命力”三部曲》，《文學評論》2019年第6期。

7 張翎、木葉：《任何一個概念或主義都不能撼動我》，《上海文化》2010年第4期。

8 [加]張翎：《勞燕》，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82頁。

9 10 22 張娟、張翎：《海外視角下的“中國故事”寫作——海外華文作家張翎訪談錄》，《寫作》2020年第1期。

13 翟業軍、魯辰琛：《論嚴歌苓的極致美學及其限度》，《文藝爭鳴》2015年第12期。

15 江少川：《底層移民家族小說的跨域書寫——論張翎的長篇新作〈金山〉》，《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0年第4期。

16 [加]孔書玉：《金山想象與世界華文版圖中的漢語族裔寫作——以嚴歌苓的〈扶桑〉和張翎的〈金山〉為例》，《華文文學》2012年第5期。

17 19 20 21 [加]張翎：《金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第238、304、304、322頁。

18 [英]克里斯·希林：《文化、技術與社會中的身體》，李康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頁。

26 張京媛：《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62—171頁。

[作者單位：揚州大學文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