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新生代”軍旅作家王凱的軍旅小說有著“成長小說”的特質，即書寫當下軍營中的“青春殘酷”，但他筆下的士兵是憂傷的，隨處體現出無法成長的痛楚與無奈。士兵的憂傷與指導員形象的無力直接相關，作為軍隊中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化身，曾經代表著時代中最為科學、先進、進步的意識形態與政治范式，卻逐漸被現實剝奪了存在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通過他的軍營青春書寫，王凱實踐著想象“士兵”及重新定義英雄主義、戰爭精神的工作，同時亦凸顯了在一個“告別革命”的時代試圖重新開辟英雄主義書寫空間的艱難。

關鍵詞：王凱 文化領導權 成長小說 軍旅小說

在巴黎的凱旋門之下，有一團終年不熄的火焰，眾所周知，那是為了紀念在一戰中犧牲的無名烈士。時至今日，它已經成為一種象征，紀念在殘酷的世界大戰中犧牲的無名士兵。左派哲學家巴迪歐認為，士兵的形象在20世紀具有某種神圣的典范性，他們的身上體現了戰爭的精神與人性的本質，閃爍著一種“內在的不朽”的光輝。或者說，他們就是戰爭精神的人性化身，是血與火的洗禮中涅槃重生的20世紀本身。在巴迪歐兼具哲理思辨與浪漫詩情的闡釋中，士兵的形象是高尚的、可愛的，在死亡與不朽間達到了詩性的本質性聯系，也就是說，即使身體已經死去，他們也“仍然擁有生命本身，擁有玫瑰，擁有黑夜之中的夏天的不朽”1。士兵，曾經是20世紀英雄形象的典范，是現代戰爭及軍事文學一以貫之的主角，而當下中國年輕的“新生代”軍旅作家需要直面的，則是身處于一個“士兵”的光環與靈韻已然消失的時代——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一統天下的世紀——如何書寫、想象“士兵”及重新定義英雄主義及戰爭精神。

王凱是“新生代”軍旅作家中的一員，他畢業于空軍工程學院，擔任過技術員、排長、指導員、機關干事等職，從基層連隊一路“摸爬滾打”成長，既有過硬的“基層主官”的經歷，又經過機關工作的打磨，這些都成為他軍事文學創作中難能可貴的經驗。在其長篇代表作《導彈和向日葵》中，主人公葉春風的人生經歷幾乎“復刻”了王凱的軍旅生涯。王凱和平時期軍營“青春殘酷”敘事，有著強烈的日常生活的氣息與質地，又保持了理想主義的底色與本色，同時思索著在當下語境中如何將真正的軍人精神與品格保存下來，延續下去。如果說同為“新生代”軍旅作家代表人物的西元借助于戰爭歷史的書寫，試圖在歷史虛無主義盛行的當下，重建宏大敘事與英雄主義，那么王凱則是在當下青年官兵的現實軍營生活中嘗試同樣的事業，或者說，他們在各自不同的題材領域內試圖完成同樣“不可能的任務”。

一、“匿名”的士兵

哲學家巴迪歐在哲學論文《士兵的形象》中，用充滿哲理思辨與詩情浪漫的語言贊美士兵，他認為士兵是20世紀現代戰爭與民主政治的產物，他們取代了古典時代的武士成為英雄形象的典范。在法國大革命之后活躍于世界舞臺上的“士兵”形象，天生具有集體主義的維度與民主社會及階級革命的色彩，是在“理念力量支配下的莊嚴紀律的一個有意識的組成部分”。因此，士兵天生就是“匿名”的，他們沒有專名，“士兵這一象征形象的真正本質就是無名”，他們的身上體現出“民主的榮耀，它用匿名的集體的勇氣創造出某種不朽的東西”2。但隨著冷戰的落幕與“歷史的終結”，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開始在全球強勢推進，一個徹底否定英雄取向的墮落世紀由此拉開帷幕——這個世紀“以正在形成的人性的名義，支持一切形式的內在的非人性”，這個世紀盛行的是“嚴格非人性的技術謀殺，以及官僚政治對于生活各個方面的監視”3。從這個意義上，不難發現在“新生代”軍旅作家們的筆下，士兵為何總是“沉默”與憂傷的，因為他們在一個“士兵”的意義已經逐漸逝去的時代生存，而在現實及符號世界謀殺了“士兵”的，是彌散于整個社會的虛無主義與個人主義，是盛行于軍隊中的專業技術主義與官僚政治。無論是王凱，還是西元、曾劍、王棵、朱旻鳶，他們都在試圖為普通、無名的士兵尋找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我們要為墊片尋找存在的理由，需要證明墊片有著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但這煞費苦心的“尋找”恰恰證明了“士兵”這一群體深刻的存在性危機。“墊片”這個頗有幾分殘酷的比喻，揭示了一個嚴峻到幾近殘酷的事實：沒有了軍隊內部的民主政治，就不再有“官兵平等”，也不再有“軍民魚水情”。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依然橫行的21世紀，年輕可愛的士兵正在逐漸淪為“卑微的生命”。

曾經擔任過排長與連隊指導員，有著過硬的基層主官經歷的王凱對于軍隊中的普通士兵有著深厚的感情，從《沉默的中士》《魏登科同志先進事跡》《卡車上的伽利略》《北六千》到《白鴿》，軍營中的普通一兵始終是他筆下的主人公。《魏登科同志的先進事跡》是王凱的代表作之一，他說：“魏登科是許多士兵中的一個，他是英雄，也是凡人；他是凡人，也是英雄。”這句飽含情感的話意蘊深長，頗具哲理性：作為“許多士兵”中的一個的魏登科代表著士兵的群體，他身上體現著“一”與“多”間的辯證，“英雄”與“凡人”間的辯證。所以這部看似不起眼的小短篇，實際上具備了寓言的言簡意賅與微言大義。在寫作技法上，作者突破了現實主義的書寫陳規，以“檔案直呈”的“原生態”方式，將魏登科這個普通一兵直接推到讀者面前，逼迫人們思考并做出判斷：魏登科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兵？他是英雄嗎？敘事人“我”通過探索已被塵封的官方檔案試圖還原出一個真實、沉默的“匿名的士兵”，一個已經被無情遺忘的士兵，他只存活在布滿灰塵的檔案袋里那些冷冰冰的文字中，只活在諸多戰友眾聲喧嘩又自相矛盾的講述里。作者以客觀理性地呈現諸多事件親歷者、目擊者“口供”的方式，在“眾聲喧嘩”中還原魏登科的為人及他舍己救人的事跡。在這樣頗為“先鋒”的寫作技法背后，作者意欲表達的其實是一個嚴峻而悲傷的事實：一個性格獨特、鮮活可愛的士兵，一個舍己為人的英雄，卻被“機關”化約成幾份無關痛癢又無人問津的文件，這是怎樣的荒誕、不公與殘酷。魏登科們的悲劇就是“匿名的士兵”的悲劇：在當下逐漸官僚化、專業化及去政治化的軍隊管理機制中，無名士兵們的生命被高度概括成不帶任何細節和感情色彩的“簡歷”。

《白鴿》《卡車上的伽利略》《迷彩》，無一例外地彌漫著沉重的憂郁與詩情的感傷，與曾劍的《飯堂哨兵》《穿軍裝的牧馬人》，朱旻鳶的《馬桶》《斜坡》，西元的《鍛煉鍛煉》《界碑》《枯葉的海》等，共同構成和平年代軍隊軍營日常生活的“眾生相”。這些作品無一例外地關注著普通士兵的喜怒哀樂，通過描摹他們年輕心靈深處的有形或無形的傷感、憂慮、無助、憤怒，將批判的鋒芒指向和平時期在軍隊中四處滋生蔓延的官僚政治：“機關第一、領導至上。”革命戰爭時期被寫進文件的“官兵平等”早已不復存在，官太像官，高高在上的“長官”對“大頭兵”們視而不見，更不會再有心體察小兵內心深處的痛楚與憂傷。并且，日益嚴重的官僚作風及與之伴生的僵化與腐敗擠壓著無名士兵的生存空間，使他們頭頂的天空日漸狹窄。《白鴿》中被借調到機關單位為處長開車的汽車兵小選，是一個出身農村、勤快能干的技術尖子，無論是機關里的處長、干事，還是連隊中的連長、指導員、司務長，他必須為各色“長官”們服務，召之即來揮之即去，一旦有所疏漏便會后患無窮。但他的謙卑勤懇、任勞任怨換來的只是無處不在的冷漠與無視，這些機關或連隊中的長官，心性涼薄到令人心寒齒冷的地步，他們與士兵之間“至少隔著兩個星球”。善良厚道的小選最終仍然選擇堅守自己的準則，寧被所有人辜負與背叛，也不會去傷害任何人。他就是一只悲傷的“白鴿”，執拗地按照既定的軌道前行，迎擊著命中注定的那顆子彈，那些冷漠而殘酷的傷害與洞穿，九死而不悔，因為“它們天生就這樣，它們就認得這條路”。這樣的固執與“愚蠢”，卻又是那樣地高尚與純粹，這就是這群無名的、沉默的士兵，王凱筆下的士兵。王凱筆下“白鴿”式的士兵們，他們類似于某種“前技術時代”的人類，他們的人生目標也許并不會總是與高蹈的“意義”“理想”掛鉤，但內心有著堅守的原則與不可碰觸的底線，為此而背負著豐富沉重的情感包袱，舉步維艱。大多數時候，面對理想主義嚴重流失的荒漠一般的現實，他們善良敏感的心“如同被高炮擊中的拖靶，布滿焦黑的破洞”。

二、“救救指導員！”

在“新生代”軍旅作家中，王凱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他長于在作品中塑造基層連隊中的政工干部形象，即“指導員”。作為社會主義國家與人民戰爭的產物，中國人民解放軍基層連隊實行的是軍事、政治雙主官制，簡言之即連長抓軍事指揮與鍛煉，指導員則負責士兵的思想政治教育，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區別于舊式軍隊與資本主義國家軍隊的重要因素，從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及朝鮮戰爭中，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在武器裝備等硬件方面始終處于明顯的劣勢，卻依靠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每每取得“以弱勝強”的戰果，甚至創造了若干軍事史上的奇跡。可以說對于軍隊意識形態的重視，對于普通士兵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塑型，是人民軍隊重要的制勝法寶之一。但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機械教條地灌輸，成功的政治工作不是通過強力控制而是依靠“認同”而實現的，即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霸權”或曰文化領導權。根據海外學者的考察，共產黨軍隊當中的思想政治工作與動員是依賴于“情感”的方式推進的，也就是說理性的政治話語借助“情”的感性面孔實現最初的自我呈現，而體現在具體的工作中即政工干部尤其是基層連隊中的指導員對于士兵無微不至的關懷上，首先體現于日常生活中。值得注意的是，這并不僅僅是個人性的行為，而是在紅軍時代就被寫進了當時的綱領性文件中，如《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就有這樣一條規定：“官長，特別是和士兵接近的連上官長，應當隨時看視傷病兵，送茶水給他們吃，晚上給他們蓋被窩，他們覺得冷，要替他們想辦法，如向別人借，增加衣服。以上這些招呼傷病兵的辦法，要定為一種制度，大家實行起來，因為這是最能取得群眾的方法。”4“十七年”時代戰爭文學經典之作《保衛延安》中著力塑造的團政治委員李誠，竟然用母親和孩子的關系來比喻政治干部和士兵間的關系，“好干部連他的每個戰士睡下說什么夢話，怎樣磨牙統知道。好的干部是戰士思想情緒的體溫表……母親和孩子的感覺是相通的。一個干部應該是最好的母親”5。1950年代因同名電影而紅遍大江南北的中篇小說《柳堡的故事》中，敘事人便是“新四軍”連隊中的指導員，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出身使他在殘酷的斗爭生活中仍然保持著敏感文藝的氣質，對于戰士與村姑之間“不合法”的愛情始終抱著同情與理解的態度，最終成功挽回了戰士李進“動搖”的心。可見，成功的文化領導權是一種情感的政治化，同時也是政治的情感化，而“指導員”或“政委”正是這種轉化的中介或“化身”。“十七年”時期的革命歷史題材中，軍隊指導員或政委的形象大多是李誠式的翻版，政治正確、無限忠誠，極為擅長思想工作，對戰士無微不至，作戰勇敢、英氣勃勃、完美無缺。

“指導員”與“政委”是社會主義國家與人民軍隊特有的產物，是“黨”和“軍隊”之間的中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這也就是為什么文學史進入新時期之后，隨著社會價值形態發生重大轉型，出現了一系列意欲挑戰與解構社會主義“十七年”期間“革命歷史題材”的作品，如莫言的《金發嬰兒》與劉震云的《新兵連》，其明顯的意識形態冒犯性就體現在對于軍隊“指導員”形象的解構之上。在這兩篇小說中，被刻意欲望化與庸俗化的“指導員”不僅不能成為士兵思想上的引路人，反而淪為士兵嘲弄、憎惡甚至報復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對軍隊政工干部形象進行解構與“去勢”的《金發嬰兒》與《新兵連》，成為“后革命”時期對于1950—1970年代“革命歷史敘事”的“誅心”之作。《新兵連》文本末尾射向指導員的那顆子彈成為一個驚心動魄的隱喻——中國的軍旅作家們開始了在文本界/符號世界“殺死指導員”的工程。同樣由軍隊培養的作家閻連科緊隨其后，“和平軍旅”系列中的大部分作品如《和平雪》《夏日落》《自由落體祭》《革命浪漫主義》《中士還鄉》等均可目為投向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匕首投槍”，其筆下的政工干部形象往往是道貌岸然、工于心計，甚至口蜜腹劍。進入新世紀之后，隨著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整個中國社會的蔓延與深入，對于軍隊政工干部的解構甚至“污名化”在文本世界中一如既往且變本加厲，在“新生代”軍旅作家裴指海的代表作《白月梅與白毛女》《井岡山》中，“指導員”形象越發面目可憎、言語粗俗、靈魂丑陋，形象之惡劣堪比國民印象中的國民黨“匪兵”。

經過眾多文壇大家或小家前赴后繼地積極解構，軍隊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形象已然千瘡百孔、不堪入目，從這個意義上看，身為“70后”，作為“新生代”軍旅作家中的代表性人物，王凱所要從事的修復與“救活”指導員形象的工程實在是頗為艱巨的。畢竟解構容易建構難，尤其在一個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仍然甚囂塵上的“后革命”氛圍中，理想主義、英雄主義與集體主義話語及實踐仍舉步維艱的時代。當然，在這條建構之路上王凱并不完全孤單，誕生于1980年代初期的《啊！索倫河谷的槍聲》就是一部較早為“指導員”正名的小說。彼時軍旅作家劉兆林貢獻給文壇一個堪稱“完美”的指導員形象——冼文弓。作為后繼者，“新生代”王凱在《終將遠去》中也塑造了一個幾近完美的基層連隊政工干部形象——指導員張安定。張安定把“指導員”的工作做到了任何人也無法超越的極致，他的理念或信念就是，只要肯用情用心用腦，沒有帶不出來的兵。是“用情”而非“用腦”才是至關重要的，一定程度上，張安定仍然延續著社會主義“十七年”期間政委李誠的“政治情感化”的工作原則：“他會對手下的士兵毫無保留地好，好到你的心總是熱乎乎的。什么委屈都會被融化。”雖然故事的敘事人，作為張安定后輩及接班人的“我”，新一代的基層主官及政治工作者，一直將張安定作為偶像，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我只是我，我成不了他”。張安定太過于完美，讓人覺得不真實，如果與自信樂觀、精明睿智、博學多才的冼文弓相比，張安定身上多出了強烈的“圣徒”或曰“殉道者”的氣息。也就是說，“我”已經預感到了張安定這樣的傳統的、延續著理想主義情懷的政治工作者，在一個犬儒主義、功利主義甚囂塵上的墮落時代，注定免不了悲劇的收場。如果再將張安定與《保衛延安》中的團政委李誠的形象相比較的話，不難發現他們二人雖基本遵從同樣的工作準則，但是李誠的樂觀果敢、雷厲風行，那種發自內心的強大自信卻是張安定明顯不具備的。他所能做到的是“了解手下的每一個兵”，從而“他知道某個人的問題該在自己的權限內用什么方式得到最有效的解決”。但是，他有太多無法解決甚至難以面對的問題，升平日久的軍營，英雄主義、理想主義早已雄風不再，人人皆須面對日常生活的荒漠，“機關第一、領導至上”“關系兵”擠掉了真正優秀士兵的留隊名額，政治工作往往淪為假大空的話語游戲或面子工程，面對這一切，張安定均無能為力。雖然擁有士兵們的無限愛戴與擁護，但他所能做的往往只是和他們一起抱頭痛哭。而對于年輕的更有血性的“我”而言，張安定的困境仍然延續在我的軍旅生涯中，“我”對于資質不高的周文明的處處“護短”，表面上看是因為他是張安定的血親，實際上為整個連隊共同守護的、希望延續下去的是張安定式的精神。但“我”的努力注定是徒勞的，小說的最后，“我”只能眼睜睜看著側影酷似張安定的周文明坐在軍列上緩緩遠去，猶如題目告知我們的，張安定所代表的人民軍隊的一部分優秀傳統“終將遠去”。

《沉默的中士》中的敘事人“我”，一個年輕的“70后”汽車連指導員，喜歡竇唯張楚，也常讀唐詩宋詞，枕邊書是《魯濱孫漂流記》，熱愛好萊塢電影，頗有幾分小資情調與文青氣質。“我”雖然做不到張安定似的“春風化雨”，卻自認為是個稱職的基層主官，“我”拒絕空洞的政治教條，尊重士兵的個性，試圖盡量深入地了解他們。“我”既保持了基層主官的威嚴，又能做到與士兵打成一片，是一個讓士兵覺得“很親”的“好領導”。但老兵李二明的悲劇讓“我”產生了強烈的愧疚感，“我”發現自己其實并不如自己想象中那么敬業與稱職，在還未真正理解時就已經先入為主地認定其不可救藥，從而“在精神上”把他拋棄了。“我”將愧疚之情投射到十九歲的新兵張建軍身上，“我”借《魯濱孫漂流記》給他，當他突發疾病時親自背他去醫院，跟他一起喝酒、“打群架”，親眼看著他戴上了漂亮的“中士”軍銜，卻最終不得不接受他是一個在逃通緝犯的殘酷事實。《沉默的中士》結局處的反轉多少顯得有些刻意與生硬，但寫作者借此意欲表達當下軍隊政工人員不得不承認的一個悲哀事實——“我永遠也無法真正了解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我”延續了張安定“用情”“用心”的帶兵方式，也延續了張安定的無力與悲情。身為后輩的“我”比張安定更為清晰地看透了這個時代與人心，越發深切地意識到“我們”/政治工作者的努力并不能真正改變什么，無論是士兵，還是自己。

隨后的《換防》真正成為一闋獻給“指導員”的哀歌，文本中的孫璞是又一個張安定式的模范指導員，被理想主義情懷與犧牲、奉獻的精神所充盈，他被手下的士兵們視為連隊的“靈魂”。但比之張安定他更加地不幸，因為身處在已經被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深刻浸潤的新世紀，理想、信仰、獻身、集體主義精神與話語皆遭到無情地解構與嘲弄，在這個越發墮落虛無的時代，他的愛人、戰友、同僚、下屬，紛紛背棄了他。在遭遇一系列無情無恥的背叛與剝奪之后，孫璞選擇了死亡。比之張安定的身后哀榮，孫璞的葬禮卻冷冷清清，他帶過的士兵們、他曾無微不至地關懷過的士兵們幾乎都選擇將他徹底遺忘。在尋常人的眼中與世俗意義上，孫璞的人生是灰暗而失敗的，他奉獻一生卻一無所得。其實他最大的錯誤在于生錯了時代，他是一個墮落可恥的時代索要的必然的獻祭與犧牲。但《換防》的用意并不僅在于鋪陳一個悲劇故事，敘事人“我”與孫璞之間構成了意味深長的“對話”關系，或者說孫璞的悲劇必須與“我”的人生軌跡并置一處才能看出作者的深意與用心。“我”曾經是孫璞的搭檔，連隊的軍事主官，與孫璞不同，“我”是一個與時代合拍的軍人，功利性強，懂得利用資源與人脈，明了何時該犧牲原則換取上級領導的歡心，從而為自己的未來鋪好升遷之路。“我”野心勃勃、世故老練，固執、講原則的孫璞曾經只是“我”升遷之路上一塊煩人的絆腳石，“我”堅信“不論他活著還是死去都無法對我造成任何影響”。直到“我”在機關中的事業敗走滑鐵盧，被迫接替故去的孫璞在政治處的職務之后，“我”才發現，原來他一直都被密封印在“我”的靈魂深處。在荒僻蒼涼的邊陲小城，“我”洞悉了自己內心的愧疚與羞恥，更洞悉了孫璞悲劇人生的真相：他固執倔強掩飾下的軟弱與無奈，他無處放置的理想與信仰，還有那被時代叛賣與放逐的凄愴與悲涼。“我”最終認同了孫璞的執著與信念，也遵循了自己的本心與本性，守在了他曾經的位置上——這就是“換防”的真正意圖與意義。雖然無奈，依然無望，但猶如《終將遠去》中的“我”之于張安定，《換防》中的“我”之于孫璞，理想主義的旗幟在當下的軍隊中依然有人在固執堅守，人民軍隊中的優良傳統仍然在薪火相傳。這也是王凱小說中一以貫之的精神線索，也許悲觀，可能軟弱，也會妥協，但從不絕望，拒絕投降。

三、軍營“正太”的青春殘酷

王凱的長篇《全金屬青春》《導彈與向日葵》及中篇《藍色沙漠》《鐵椅子》有著明顯的青春文學與成長小說的痕跡：軍校與軍隊內部的規訓與懲罰，遭遇背叛的愛情與友誼，暗潮涌動又屢屢受挫的雄性荷爾蒙——青春殘酷的氣息撲面而來。《導彈與向日葵》可以說是“新生代”軍旅文學中書寫日常軍營的集大成者，題目便不同凡響，反差鮮明的意象充滿了強烈的象征性：軍營中的青春與成長“像導彈一樣冷峻而決絕”，又如“葵花一樣絢爛而憂傷”。自命不凡的軍校高材生葉春風畢業后來到位于巴丹吉林沙漠的導彈基地，從一個眼高手低、吊兒郎當的“屌兵”到圓滑的機關辦事員再到一名優秀、硬朗的基層主官，葉春風的青春軌跡完整地詮釋著“成長”的內涵與外延。如傅逸塵所說，作者顯然不滿足于單純、自戀式的青春書寫，而是將屬于個體的經驗與記憶有機地嵌入了軍校與基地、機關與基層組組構成的密集復雜的關系網絡，嘗試建構出當代軍隊生活較為全面及縱深的圖景，體現出年輕的作家們試圖擺脫孤獨、自戀的個人化的“內面”寫作，重新融入社會與時代的努力。6

巴丹吉林沙漠，坐落于沙漠邊緣的空軍基地，似乎已經成為王凱的“約克納帕塔法”，是他一再書寫、念茲在茲的紙上原鄉，在這片英雄主義暫且找到棲身之處的鐵血沙漠，“救活指導員”的緊迫工作仍然在延續，《導彈與向日葵》貢獻出了“袁門”這個不同凡響的指導員/政委形象。同樣是優秀的政治工作者，但比之張安定與孫璞，他身上終于部分消散了殉道者的悲劇氣質，而多了幾分力量與手段，一定程度上可以與軍隊中的不良風氣抗衡與斗爭。在桀驁不馴、浪漫多情的葉春風眼中，他并不是可親近、能交心的“靈魂工作者”，相反，他認為袁門工于心計、城府頗深，最好敬而遠之。事實也確乎如此，政委袁門全沒有了“春風化雨”的溫柔，倒頗有幾分“化骨綿掌”的手段，將“規訓與懲罰”演繹出了教科書級的高水準。政委“整人”的手段堪稱鬼斧神工，思想政治工作者與士兵/屌兵的關系不再是“母親與孩子”那樣的溫情脈脈，而是猶如如來佛與孫大圣間的“道魔斗法”，但無論是用心用情還是“上手段”，“九蒸九釀”之后的葉春風已然脫胎換骨，“長大成人”。

“成長小說”的范式并非中國本土的產物，而是來自前蘇聯著名理論家巴赫金的闡釋。巴赫金認為，“成長小說”的出現標志著西方傳統小說向現代小說的轉變，也就是說，“成長小說”是十足現代性的產物。“成長小說”的關鍵在于“成長”，而巴赫金意義上的“成長”絕非單純生理意義上的，而是在于“人對‘歷史時間’的認知與把握”，重要的是“人的‘成長’將表現出歷史本質的生長過程”，“他與世界一同成長，他自身反映著世界本身的歷史成長”。7因此，“成長小說”往往出現在社會發生“斷裂”式變革或革命的大時代，主人公“處在兩個時代的交叉處，處在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轉折點上。這一轉折寓于他身上，通過他完成”8。所以，“成長小說”的主人公總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新人”，他以自身的“成長”演繹著“個人”與“歷史”之間的全新關系，這就是作為現代性產物的“成長小說”的歷史價值與文化內涵。按照學者李楊的闡釋，縱觀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真正稱得上現代意義上“成長小說”的，首推社會主義“十七年”間的經典之作《青春之歌》與《紅旗譜》。

從這個意義上說，新時期之后，尤其時進入市場經濟野蠻生長的199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的語境中很難產出真正意義上的“成長小說”。1997年上映的電影《長大成人》成為一個悲傷的預言，故事開始于“文革”后期，終結于市場經濟如火如荼的當下。影片將國際社會主義文學序列中的經典之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為“前文本”與“潛文本”，展現了“兩個時代，兩種無法重疊的人生與價值”9，成為獻給一種意識形態、一種英雄主義的哀歌。男主人公希望成長為一個保爾·柯察金式的英雄，追隨一個頗富理想主義魅力的精神導師“朱赫來”，多年以后卻發現“朱赫來”早已在一次義舉中被刺殺雙眼，流落他鄉。引路人/范導者的失敗/失效，時代的斷裂卻沒有喚生出更為“先進”“進步”的意識形態，渴望成長的年輕人最終只能直面“長大”卻無法“成人”的困境。同樣，在軍旅文學的世界，年輕“士兵”的成長面臨同樣的困局：首先，是范導者/引路人的失效，指導員作為成長道路上的范導者/“朱赫來”，已經在符號世界被“閹割”與“放逐”，而“修復”的工作將是無比地漫長與艱辛。他們曾經代表著時代中最為科學、先進、進步的意識形態與政治范式，卻在冷戰之后“放逐革命”的年代，逐漸被剝奪了所有存在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其次，“斷裂”的時代卻沒有產生“新人”的語境。不同于“五四”時代與社會主義1950—1970年代，1990年代之后的時代斷裂并沒有喚生出更為先進、進步、科學與超前的“理論”及意識形態，整個世界反倒倒退回了革命之前的“十九世紀”：“大范圍貧困，不平等加劇，政治蛻變為‘財富儀式’，青年人群中大部分所秉持的虛無主義，眾多知識分子的奴性屈從”10，所有的社會主義實踐與共產主義想象都被群起而攻之。究其本質，時代的“斷裂”只是表象，其實回到了“革命之前”的強權與資本一統天下的狀態才是關于“歷史終結”的世紀不可說破的真相。

冷戰之后的世界，隨著東方陣營的歷史性敗北，社會主義實踐在全球范圍內失效并被持續地污名化，資本沒有了外部而越發橫行無忌，于是批判思想與話語不再擁有抗衡的力量與反抗的空間——“歷史的終結”最終帶來世界/空間的二維化與扁平化。在所有宏大敘事與烏托邦激情均被審判與放逐的時代，青年尤其是軍隊中的青年該如何“成長”，或者說在“士兵”的意義遭到全面放逐的時代，士兵是否還能“成長”，完成心理及社會意義上的“長大成人”，從而擺脫“卑微生命”的魔咒？這是以王凱為代表的大部分“新生代”軍旅作家所面對并部分揭示出的重要的時代命題。應對著巴赫金意義上“成長小說”的范式，可以說對于軍隊中政治工作者形象的修復，對于理想政治工作者形象的塑造，是“成長”的重要且關鍵的一步。王凱的軍旅文學如果說給了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那就是不僅要尋找“朱赫來”，更重要的是想象并建構“朱赫來”，更進一步地，像他筆下“新生代”的指導員們，當務之急是先把自己做成“朱赫來”——如果暫時還沒有理論，那就用實踐呼喚、逼迫、催生出理論。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20世紀中國文學選本學研究”（項目編號：23&ZD285）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此處對于“士兵”形象的描述參見[法]阿蘭·巴迪歐《士兵的形象》，《哲學與政治之間謎一般的關系》，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第26—37頁。

2 3 [法]阿蘭·巴迪歐：《哲學與政治之間謎一般的關系》，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第29、26—27頁。

4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頁。

5 杜鵬程：《保衛延安》，人民文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29—130頁。

6 參見傅逸塵《“新生代”軍旅文學整體觀》，《“新生代軍旅作家”面面觀》（上），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4頁。

7 李楊：《50—70年代中國文學經典再解讀》，山東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頁。

8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頁。

9 戴錦華：《隱形書寫》，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9頁。

10 [法]阿蘭·巴迪歐：《共產主義的設想》，《生產》（第6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頁。

[作者單位：泉州師范學院文學與傳播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