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20世紀以來，文學地理學研究極大地拓展了空間的情感、心理與文化想象，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曲折演變和現代化的多元發展，地理區域間的融合或分化促使該話題得以重新討論。近年來，當代中國文學的地方性話題熱度不減，學界掀起了以“新”和地理位置命名的文學思潮，文學地方性研究在蓬勃發展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諸多爭議與問題。本文系統梳理“新東北文學”“新南方寫作”“新北京作家群”“文學新浙派”“新西部文學”等地方寫作的研究現狀，并剖析其存在的問題和局限，探討未來寫作的方法與路徑，以及在當代文學研究中的經驗和價值。

關鍵詞：新東北文學 地方性寫作研究 問題與方法 新南方寫作

邁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學》中指出：“文學地理學應該被認為是文學與地理的融合，而不是一面單獨折射或反映外部世界的鏡頭或鏡子。同樣，文學作品不只是簡單地對客觀地理進行深情的描寫，也提供了認識世界的不同方法，廣泛展示了各類地理景觀：情趣景觀，閱歷景觀，知識景觀?！?文學與地方的關聯是一個雙向同構的過程，文學本身的修辭紋理、審美形態、價值再生，與地方的自然景觀、人文風貌、經驗想象之間，實現了多維度、深層次、高疊合的相互融合，并產生了新的演化。“每一種寫作手法都在試著開辟出一種特殊的理解景觀的方法，文學寫作與地理學寫作兩者相互借鑒，它們都吸收了常用的寫作方法并考慮到讀者的期望，各自都采用不同的文體和修辭來提供一個可信的視角，我們不應該把地理學和文學看成兩種不同的知識系統（一種是虛構的，另一種是真實的），我們應該把它們看作是相同類型的寫作，這樣就體現出了‘文學寫作的世故性和地理學寫作的想像力’?！?可見，“地方”在文學中既是具體而微的情感經驗，也可以是天馬行空的想象機制——人們的生活經驗所產生的情感與想象，使得地區或地域成了“地方”，地方性文學儼然具備了自身的文化記憶及獨特倫理。

近年來文學地方性的研究浪潮洶涌澎湃，文學地理學的話題進一步發酵。2021年，《南方文壇》雜志自覺舉起地方性研究的大旗，將“新南方寫作”推至學術研究的前沿；緊接著，《新華文摘》等以專題形式轉載“新南方寫作”的系列成果，新“南”“北”寫作還入選了2022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3；隨后，“新南方寫作”與“新東北文學”實現貫通與合流，并帶動了“新北京作家群”“文學新浙派”“新西部文學”等至今仍方興未艾的地方性寫作新浪潮。然而，從古到今熱議的文學地方性話題在新時代迎來生機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爭議，本文將通過梳理當前文學地方性研究存在的問題，進一步探究未來的路徑方法，試圖激活地方經驗在當代中國及世界的文化新價值。

一

“文學觀念由不同的地方文化所決定?！?在后全球化浪潮不斷地沖擊著地理邊界的今天，“地方性”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主導文學觀念的中心”5，“地方”不僅是“情感事件的載體”，更代表著“一種象征性的符號”，因此，地方性文學便成為重塑地理認知和想象的重要場域。例如：莫言的“高密東北鄉”、賈平凹的“商州”、韓少功的“馬橋”、遲子建的“東北邊疆”等，這些文學地理符碼不是對自然地理的簡單復刻，也不是文化標簽的生硬陳列，而是將“地方”進行經驗化與當代化的動態實踐。從地理環境到地方文化，構成并影響著國家民族的精神氣質，因而地方性文學所表達的就不僅是特定地理空間的感情和記憶，而且是不斷變化更新的意義范疇。李怡認為：“文學的‘南北’之論從來都超出了文學批評本身，指向一種更大的思想文化目標。”6中國文學的“地方性”探索既是不同區域的自我發現，也是激活自身創造力的方式，“地方”在某種意義上是作為一種方法來表達超出其自身的更深層次的主題。所以，從宏大的層面看，文學地方性應該關注的是地方文化流脈中“人”的情感動向，而非拘泥于標簽化的坐標方位，在重塑“人”的價值的過程中，重新思考民族國家甚至未來世界的發展動態。

作為新世紀中國文學的重要現象之一，“新東北文學”已成為學界研究地方性寫作的典型。劉巖在《同時代的北方：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歷史經驗與當代》中聚焦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歷史經驗與當代文化生產，重構了“北方以北”的文學地理，“東北”原本的地域屬性被賦予一種極具標志性的美學形式。在他看來，“東北”既是相對于南方而言的地理方位，同時也是能夠反思歷史、再塑想象的文學裝置。北方與南方對立而統一，打破了一般意義的二元框架，“地方”不但擺脫了簡單地域印象的束縛，更作為一種多元的理念和方法不斷增善自身。在東北跌宕起伏的歷史經驗下，產生了大量豐富的文藝作品和文化現象，究其原因，“既是對‘東北文藝復興’話語的擘肌分理，也是探究被這一主流話語所屏蔽的敘事脈絡和相關歷史經驗”7。王德威《文學東北與中國現代性——“東北學”研究芻議》8認為，東北的復興需要從重述東北故事開始，在敘事的時候把握當前時代的意義，跳出斷代史跨入當代歷史的“核心現場”，同時直面一些暗面，并在痛苦中重生?！靶聳|北文學”文本所呈現的美學特質是“從本土歷史經驗出發，回到現實的生活之中，思考尊嚴、命運以及我們與生活的關系，以充滿創造性的形式，將生活凝聚為藝術”9，黃平在《“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以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為例》中談到，對于新一代的藝術家而言，應該破繭而出，創造一種新的文藝。這種文藝始于“地方”，又要反思以往的地方性，甚至是對抗1980年代中期“尋根文學”以來將地方“地方化”的趨勢，要重新從“地方”回到“國家”，從“特征”回到“結構”，從“怪誕的人”回到“普通的人”10。東北作家把“東北”作為文化記憶以及反思方法，直接面向生活和群體的真實體驗，在寫作中完成形式美學的破局，創造性轉化了地方性寫作的經驗和方法，以此深入探索“東北文藝復興”的文化倫理和創作實踐。

如果說“新東北文學”這一概念是對東北作家群及其所描述的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當代中國的反思性概述，那么“新南方寫作”的理念相比之下則更具張力和想象，充滿著開放性和未來感。作為近年文學批評的熱點概念，“‘新南方寫作’是一個不斷更新的野氣橫生的文學現象，充滿著人間煙火與民間底層生活的生命活力，敘事散發出一種活潑向上的、不可遏制的生命力”11。2021年，張燕玲在《南方文壇》雜志上提出：“我們探討的‘新南方寫作’，在文學地理上是向嶺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粵港澳大灣，乃至東南亞華文文學。因為，這里的文學南方‘蓬勃陌生’，何止雜花生樹？！何止波瀾壯闊？！”12楊慶祥在《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13中，界定了“新南方寫作”的準確地理范疇，指出其具有地理性、海洋性、臨界性和經典性的特征?！靶履戏健钡淖骷以趧撟鞯臅r候無意識地體現出其地域特性，主動構建著自身的地方意識，并通過語言（漢語）及其生成的美學形態，使之延伸到其他民族、地區和國家，所以在文學的場域中，漢語書寫從某種意義上得以作為流通世界的介質，地域寫作的命名也不再被區域位置所局限。曾攀相繼發表了《“南方”的復魅與賦型》14《漢語書寫、海洋景觀與美學精神——論新南方寫作兼及文學的地方路徑》15等文章，并出版《新南方寫作：地緣、經驗與想象》16，在他看來，“新南方寫作”具有深刻的地緣政治/經濟/文化意義，是以南方為坐標，向海洋、向粵港澳、向東南亞發散的不斷生長的現象及形式，充滿著近代南方強烈的變革精神和不斷新生的想象，其觀點通過深挖邊地、海洋、港澳等南方的書寫，從話語修辭到精神洞見，探究作為方法的南方美學為地域寫作提供的可能路徑。

“新北京作家群”的界定由《北京文學》等期刊發起，同樣形成了豐富的歷史與當下交織的地理敘事。從老舍、汪曾祺、林斤瀾、張潔、張承志、史鐵生，到李敬澤、劉震云、格非，再到徐則臣、寧肯、石一楓、劉汀、文珍、孫睿、李唐、杜梨、梁豪……北京文學以海納百川的氣度涵括流動的文學生命，這些京派與京味書寫，主要體現在“故都景象、市井風俗、京腔京調及其文化性格”17。與其他地方性寫作的風格相比，“新北京作家群”筆鋒更為汪洋恣肆，歷史與生活的底蘊成為他們創作的底色。然而當代“北京”書寫更為注重對小說創作技法的探索和對新社會境況下都市人群的聚焦，尤其特別關注他們對世界及未來的作為與想象。徐則臣的《如果大雪封門》《跑步通過中關村》，以及《耶路撒冷》《北上》等作品，描繪了從花街到北京，從中國到世界的圖景，對之展開了盛大而具微的地方暢想；此外，石一楓的《一日頂流》《漂洋過海來送你》、寧肯的“城與年”系列小說、劉汀的《水落石出》、孫睿的《發明家》、文珍《安翔路情事》、梁豪的《世界》等，多體現出新北京作家的作品不僅寄寓于政治文化中心的精神認同，走進形形色色的各階層人群，照亮明暗交加的人世，還走向更為龐大復雜的城市文化與文明，以更新潮也更獨到的文學視鏡，關注并記錄當下具有世界意義的中國性/北京性。李丹《“雙城故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京滬講唱文藝》18認為，趙樹理等人推行的北京故事，構建并存活于一個更加“前現代”的“史詩傳統”中，這一傳統可以在太行山這樣具體的小環境中施展，而在1950年代初的北京城中實現卻頗為困難；另外，楊慶祥《新北京作家群寫作：空間、視野和問題》也提到，北京因其復雜的地理空間屬性，使得文化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政治空間。因此，“作為北京加速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同時代人對之進行同時性的書寫和記錄，并在這一書寫和記錄的過程中建構新的現實感、歷史意識和價值觀念”19，在此基礎上敘寫的“新北京”作家們，作品不僅包含著具有時間維度的北京地方文化，以及空間層面的不斷變動著的世界意識，還具備了立足當下和想象未來的現實視野。在“新北京作家群”那里，現代意義上的都市生活，包裹著當代人的命運及其試圖打破既定軌跡的意念，因此，當傳統的“京味”小說融匯在當代敘事的洪流中，新的北京書寫則被視為窺見當代中國城市文化景觀與都市復雜人性處境相互膠著的多棱鏡。

“文學新浙派”這一概念首次出現在2023年第5期《江南》雜志上，該命名的提出旨在傳承和發揚浙江的文學傳統，并吸收新的文學力量，而非局限于地域空間。相較于“新東北文學”的創傷共識與“新南方寫作”的未來想象，浙江作家群的多元創作路徑，使得“新浙派”充滿著包容多元和開放進取的精神氣質。它不僅是張燕玲提出的“文學浙派”開出的新花，更是孟繁華提到的“強大的文脈”的延續20?！爸劣谡f到‘文學新浙派’，我覺得浙江籍自己確實形成了越來越鮮明的特色。比如余華對現實批判的小說，麥家的諜戰小說，艾偉、鐘求是后革命時代的小說，哲貴的‘信河街’系列小說，吳玄的虛無主義小說，東君的具有‘清’的美學價值的小說，黃詠梅的迷惘又意欲突圍的小說等，都與其他區域作家創作有非常明顯的差異性?！?1因而，正是作品勃發的生命力和獨有的特質，喚醒并創造了當代地方性文學“新”的品格。

不僅如此，“新西部文學”等概念的提出，也為中國當代文學地方性寫作研究注入了強勁的活力和多樣的研究視角。在傳統與現代、邊地與中心、本土與全球的場域中，中國當代文學地理學不斷回應著地方與人文的議題，這些地方寫作的探討與爭鳴充滿著理論更新的生機；同時，也因井噴式涌現出豐富多樣的作品和現象而形成了不容忽視的“新浪潮”。

總之，當前中國地方性書寫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再回過頭來看，無論是理論還是創作，都呈現超越地方本身的精神回響，表現了后全球化時代里現代人的情感和身心。地方性寫作中，“寫作”與“敘事”更需要落實到作者及其作品的立場、觀念、行動之中，以此表現個體的具身經驗，并觸發每一個在場的主體以及共同體本身凝聚的共性特質。所以，不論是理論還是概念，更亟待提出一種基于或源自地方的設計策略和實踐方法，而不是單單停留在學理的探討、觀念的翻新，重要的是思維、語言與行動，需要更多革新、銳意的創作實踐來推進。重返“地方”之中，踏入土地的深處，探索密林與河流，回到田埂和鄉間，進入主體最切身的經驗，立足于種種民間的信仰和民族的風俗，以尋求真正的文化認同和美學創新。從經驗到感受再到最后完成想象與寫作的過程，無論是“東北學”還是“南方學”，都不是指向簡單的對抗，而是意味著直面“中心”的某種凝視并形成文化的人格，煥發多元與多維的創造力。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在外部不斷變化的強大吸力下，仍然能夠保留真我、審視自身、回歸自我的文化征途。

二

但當代文學地方性研究也存在著不少有待克服的難題，在某種程度上將“地方性”直接對應去中心化與后全球化，過于強調秩序的打破和虛造的前衛，這忽視了可能隱含的傳統意義及其傳承性，并且執著于開拓新的空間而忽視其中的意義屬性和真實可能。對文學地方性研究的重新討論，本質上是當代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從這個角度來看，發展中的事物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矛盾，因此，需要警惕的是，在傳統中國的地域詩學中，邊緣群體的民俗觀念和民間信仰若忽略可供接續與承傳的文化價值，將在很大程度上掩蓋地方文化的自我更新能力，由此造成敘述及倫理維度上的單薄偏頗。

“新東北”作家存在著代際視角單一與倫理困境的問題，雖然他們傾向于在當代中國的歷史結構與社會政治經濟的轉折中，通過文學完成代際間沖突與和解的轉圜，但“和解”本身是否取消了更為嚴肅的思考？值得進一步追問。這里常常既包含著對歷史轉化與曲折的反省，又暗含對集體主義倫理的追求；不僅如此，“新東北文學”還存在著女性主義視角缺失的問題——女性的聲音在歷史中的隱匿以及特定主體的“聾啞”（雙雪濤的《聾啞時代》），導致了新的遮蔽的發生；同時，東北敘事的本質化現象，如對下崗潮、國企轉制與懸疑推理的重復書寫，可能造成新的刻板印象；最后，代際關系的固化和關于兩性關系的僵化，也特別值得深思。可以說，“新東北文學”的瓶頸與困惑，成了當代中國地方書寫的新課題。

“新南方寫作”在最初設想上并沒有局限在文學的單一層面，這既是創新所在，但同時也造成了后來發展中理論和創作層面的缺失。從“南方風景”中美術（油畫）的探究，到“新南方影像”紀錄片、影視劇作品，再到音樂、舞蹈、戲劇、書法等，雖將“寫作”的意義及其可能性最大化地釋放出來，但落實到突破“唯文學”視域的時候，理論與批評都經歷了某種程度的失語；另外，“新南方寫作”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區域的融合、邊界的抹除，然而，這也是詬病所在：“新南方”打破了以往地方性寫作的單一地域指向和認同，但是其中的邊界性又是頗為模糊的，如對東南亞的含糊指向，創見同時也是盲區所在；“新南方寫作”還是一定程度上的理念先行，當然，這亦是當代地方性寫作的重要癥候。其中的理論新見，又因為打破一般意義的國族認知框架，不得不面臨著邊界拓得過寬過于模糊的困境。但總的來說，因為我們以往的地方性是跟國家民族的認知與認同聯系在一起的，所以說“新南方”拓展到了東南亞，就突破了原本國家—民族的敘述，建構起了地方—國族—世界的闡釋框架，然而后者在相關的研究論述中有所提及，但并沒有得到更加深入全面的闡發，在創作上的反應也較為遲緩。

“新北京作家群”側重城市書寫以及反映當代人的心靈境況，但作品總體看來似乎沒有形成關于北京地方認同的新的總體性，也沒有如以往“京味”小說一樣生產出整全性的文化意義；類似的，“文學新浙派”側重特定地域的寫作且在回溯歷史的同時，展現出多樣的創作面貌，但同時其內部的認同性較弱，“新”更多只是一種命名，實質上并沒有形成某種群體性的特征，亦沒有形成真正具有共同體性質的地方意識，或者精神與文化層面的一致性；“新西部文學”則將遼闊、蒼茫的地理空間與特定的心理空間加以融合，但是相關的作品偏少，內在的指向比較模糊，其中的豐富性有待進一步挖掘。

因此可見當代中國地方性寫作中存在的問題：其一，地方性和世界性相互共生又暗藏博弈。文學作品誕生于地方，影響力能夠波及全世界，靠的是人類情感的共鳴，但也存在著歷史文化和語言傳播的壁壘，其中自然不乏關聯交互、辯證關系，以及共同命運的交織，但是后全球化時代的深層矛盾和相互障蔽，又不斷沖擊著地方性想要打破自身局限的嘗試；其二，從反面自審地方的獨特性，不難發現，其可能會窄化個體的認知和已形成的寫作樣態，尤其作家的身份意識及其在地化認同，發生一定程度的認知偏差也在所難免，與寫作本身以及地方性中的世界主義訴求和文化身份認同形成背離，當寫作者本身的美學探索指向特定的區域時，某些局部會演變成局限，有礙寫作者意圖的實現，妨害更深厚的藝術理念表達和更廣闊的美學追求；其三，地方研究的理念先行和概念更新，有的時候沒有作品和作家支撐，所以其自我設定和預想是需要反思的，理念先行和經驗主義也成為當代地方性寫作創新性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四，過于強調求新求變，忽略對地方文化和傳統精神的繼承。韓松剛在《空洞的“地方”，以及淪為一種空談的“地方文學”研究》中探討了地方文學研究的缺陷和短板，他認為，“所謂的地方寫作，更大程度上是研究者一種‘一廂情愿’的研究行為，或者研究方法”，“新地方文學研究在完成了自身專橫的‘圈地運動’之后，其所產生的破壞性效應，不僅削弱了文學自身的內部張力，還動搖了中國文學內部更具威力的思想性和美學性?！?2方巖在《地方性的皇帝新衣》中也意識到，現有的大部分地方性概念都“捆綁了大量參差不齊的作家作品以證明自身強悍的概括力和闡釋力，卻同時把批評行為轉變成了帶有利益關系的表彰行為”23。因此，對于地方性文學爭相圈地命名的現象看來，地方性寫作在一定層面上只是浮于表面的跟風，退潮后所露出的本質，才是真正值得研究和深挖的問題；其五，對于地方性寫作的研究，缺乏科學意義上的量化考察，如語言學中漢語/方言使用、地方文化的資料庫與數據庫檢索，以及更為重要的田野調查的缺失，相關的跨學科研究視野也未能充分打開，地方文學與地方志、民俗檔案、影像記錄的互動研究較少，不同藝術門類的聯結和貫通較為松散，等等，都制約著當代地方性寫作與研究。

三

目前看來，盡管當代中國的地方性寫作在概念與理論上錯綜復雜，也因此難以統一，但是文藝思潮的發生與延展已經成型，最終需要回歸的是“寫作”本身，是文學敘事中必須完成的觀念更新和方法創新。一、聯動更多元的文藝，實現不同藝術門類間的跨界創作。如文學與影視劇的轉化，攝影、繪畫作品中文學理論的研究，短視頻、脫口秀與文學互動等。二、拓寬辯證比較的視野。在地方和世界的融匯分化、城鄉書寫的復雜譜系、跨文化間的交流對照中，探討當代人的命運及其精神成長。三、關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正在發生或即將誕生的敘事轉型，重新生成理解當代世界的思維及表現形式。

“先在藝術實踐上表現出一個新的境界，才有概括這種新境界的理論?！?4例如“新南方寫作”不是翻烙餅，也不是因概念而概念，而是對“南方以南”地區出現的新文學作品、新文藝現象和各藝術門類呈現的新樣貌形成的思考，并重建關于“南方”的新思想。“新南方寫作”對于“寫作”本身的啟示很多，就其中的方言寫作來看，在現代漢語的發展歷程中，文學寫作的方言元素被不斷擠壓，方言其實在文學創作領域，本身就是一個寶藏和武庫，在寫作中持續激活不被規訓的野性、活力和生命力。林白的《北流》作為方言寫作的典型文本，也是當代地方性書寫的重要收獲，小說用粵語方言勾漏片區的北流話創作，雖然造成了閱讀的障礙，甚至在傳播上也有一定難題，但這塑造了方言的形式美學，也重塑了讀者的品位?！侗绷鳌酚幸庾R地采用方言作為小說的內質美學，用少數話語表達大時代的變遷和宏大的主題?？梢砸姵?，“新南方寫作”擁有穩固的文化內核，能夠不斷向外發散理論和創作的生長點。

地域文化的融合以及再生的過程，打破了以往理解“地方”的二元對立形態，因為地方本身也能夠完成自我的更新與重造。以海洋文學為例，楊慶祥曾提出“新南方寫作”的海洋性，曾攀則進一步探索了“新海洋文學”的概念。近年來，海洋文學創作越來越受到關注，但從文學發展史看，海洋寫作是被壓抑的，這是由于自古以來中國鄉土文化敘事過于強大，遮蔽了關于海洋的創作。如今，在“新海洋文學”的理念中，海洋文化的輻射面對于增強文化認同感、跨文化的交流和溝通十分重要?！皬漠敶Ｑ髸鴮懙谋姸嗫晒┨接懙奈谋究梢砸姵?，‘新海洋文學’首先構筑的是一種極富當代人心史的情感結構，在彰示主體性、經驗性及基于此塑造的文化性征上，都呈現出非同于既往海洋寫作的形態。其中既不缺乏自我的召喚，試圖構設海洋界域中的新的經驗主體；也在排異與包容中，投影出文學地方性中的種群、民族、家國的情感縱深。”25林森的《海里岸上》《唯水年輕》《心海圖》等小說，表達了當代人的困境與脫困的努力。新的社會歷史進程下，個體的情感經驗和主體變遷，所涉及的不僅是風物、地方的問題，更是超出了地方單一性，具有跨區域性質的文化融合或排斥的問題。王德威在《寫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塊、走廊、風土》中認為，“新南方寫作引人矚目的地理特征首推海洋。相對北方土地，閩越桂瓊面向大海，自然激發出波瀾壯闊的想象；海洋的深邃與廣袤，還有航行指向的冒險與未知，在在縈繞寫作者心中”26，海洋文學開放的想象力和可能性，有利于我們沖破固化的創作方式、思維模式和保守心態，更有助于跨越心理的和文化的鴻溝，形成進取的情感和包容的心態。

此外，生機勃發的邊地書寫也非常值得討論。邱華棟的《空城紀》、葉舟的《涼州十八拍》、徐兆壽的《西行悟道》、陶麗群《七月之光》等邊地寫作蘊含的是跨國別、跨文化的文學形態，迥異于所謂“中心”以及一般意義的城市/鄉土寫作。當下中國地方性寫作已突破傳統地域文學的基本框架，在地方與世界的動態張力中，構成了多元共振的文化景觀。一是文化地理的活態建構。前述的“地方”作為開放流動的意義網絡，自然要拒絕來自傳統及狹隘的固化思維，如不同代際、不同經驗、不同立場的寫作者對同一地方的表達方式各有不同，視角的轉換使得地方記憶不是單一而是多層次的；二是地理空間與文化政治的和調。地方寫作折射社會、階層、政經關系，揭示物理空間背后的資本、技術與文化權利關系，比如“新東北文學”的改革開放史與人物的心靈史相互交織，“新南方寫作”中鮮明的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東盟等元素，“新西部文學”中的“一帶一路”精神要義，等等，都在嘗試聯系本土與全球，注重地方區域與全球文化的融合再生，在世界范圍內建立宏大開闊且更多元有效的對話；三是跨學科與跨媒介結合的創作嘗試。不同媒介的傳播可以突破單一載體的限制，生成更加立體豐富的文學之聲，各學科間的相互融合有助于豐富地方寫作的理論深度和表現形式，實現經驗表述與成像的多樣性轉化，通過與其他學科的結合，以及數字媒介的深度參與，改變陳舊的寫法與傳播形式，探索當代文學發展的新理念和新路徑。

值得一提的是，當代中國的地方性文學思潮對以往學術史也有著某種反思的意味，對當代文學的美學發展與變遷，生成了新的觀察角度。我們對經典往往采取“超保護狀態”，但是，很多所謂的經典其實是時代和歷史的產物，因此“經典”也常常處于變化之中，新的地方性寫作及研究則可以重估文學經典，并為文學史提供新的觀念和方法。從積極的角度來看，地方性寫作思潮之所以能夠引領如此的聲浪，也是因為其中的開放性和想象力。作品的生成、現象的涌現以及理念的更新、敘事與和語言的變化等，打破了以往僵化的文學史敘述，以及對文學作品、文學經典的固化認知；但是從批判的角度審視，也有它自身的缺陷存在，消解其背后不斷產生的不確定性，將有助于傳統的轉化與繼承。由此可見，這需要不斷反思探索，并確定新的標準。

展望中國當代文學地方性研究的未來，就其發展和特征而言，無論東北、西部還是南方，又或者以城市或省份命名的其他地方性寫作，都打破了傳統的二元對立思維，走向動態、開放的理論體系。至于說突破困境，使地方性研究得以持續良性發展，關鍵就在于地方分化之后的融合，以及邊界的開拓，如何真正意義上地走向世界、走向更宏闊的領域；如何實現跨媒介與跨文體融合，除了關注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結合數字人文技術等多維層面以外，如何呈現出更多元的文學藝術表現形式；如何在跨學科意義上，超越文學的界限，不斷開拓寫作的深度和廣度，探索兼具和合性與聯系性的寫作形態，推動文學地方性表達走向深遠。

也就是說，探究更加具有未來感、創造力，并且能重新激發對世界的想象的地方寫作，需要摒棄將“地方”視為封閉容器的本質主義思維，轉而以動態建構的視角，不斷審視文學空間中重組多變的文化地形；同時，在方法論上融合實證與闡釋，平衡文學性與社會性，使“地方”作為中國文學參與世界對話的獨特路徑，克服概念泛化與理論懸浮的障蔽，謹防“地方性”被簡化為固定的地理標簽或民俗符號，加強將靜態地方內化為動態文化的轉換，以及對權力、資本、媒介的深入剖析；最后，避免對地方的描述僅停滯于風景、方言、習俗的表面，忽視內部深層而多維的差異與矛盾，要真正實現與中國本土經驗和當代人文境況的有效交流，避免理論闡釋與寫作實踐脫節；此外，當代大眾化寫作與素人寫作等，同樣可以為中國的地方寫作提供更有益的批判性反思。

四

總而言之，“最近一個時期，文壇‘新的割據’勢力似乎不斷強大。‘新南方寫作’‘新東北作家群’‘新北京作家群’以及此前提出的‘閩派批評’‘粵派批評’等此起彼伏。這些提法與當下各地創作狀況有關，也與文壇日久以來的空曠寂寞有關；但更重要的，是這些提法背后隱含的‘去中心’和對文學多樣性、多元化的呼喚和期待，是對當下文學總體格局‘再結構’的一種努力”27。建構于地方性之上的辯證法既儲存著一脈相承的文化記憶，又能在新時代語境下實現意義的再生產。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地方性研究作為近年來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關注文學創作與地域文化、地方經驗、空間政治、身份認同之間的復雜關系，既涉及對文學文本的審美分析，也延伸到社會學、人類學、地理學、政治經濟學等跨學科視野，目前正處于理論深化與范式轉型的關鍵期，有待在全球化與在地化的沖突或交融中，重構“地方”在新歷史境況下的創造性意義。

當代文學地方性研究“或可開辟更加多樣的中國當代文學創作風格，也可打開新的文學理論與批評的論域”28，其意義不但在于激發當下文學創作的思潮，更揭示了文學如何通過敘事和想象，在流動的現代性中錨定靜置的地理坐標，在后全球化的不確定性中尋求保留自身特性的路徑，守護差異并與新時代文化再融合。相信今后的地方性寫作和研究能夠不斷沖破固態的地域標簽，在硬化的文化認知以及既定的歷史認同中突圍，開辟當代中國文學更具活力和創造力的學術空間。

注釋：

1 2[英]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楊淑華、宋慧敏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2、53頁。

3 《2022年度“中國人文學術十大熱點”評選揭曉》，引自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5301354588614641&wfr=spider&for=pc。

4 5 賀仲明：《“地方性文學”的多元探究與價值考量》，《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2期。

6 李怡：《當代文學地方路徑的演進》，《中國文學批評》2024年第3期。

7 劉巖：《同時代的北方：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歷史經驗與當代文化生產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34頁。

8 王德威：《文學東北與中國現代性——“東北學”研究芻議》，《小說評論》2021年第1期。

9 10 黃平：《“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以雙雪濤〈平原上的摩西〉為例》，《揚子江評論》2017年第3期。

11 張燕玲：《“新南方寫作”的多樣性與可能性》，《廣州文藝》2022年第12期。

12 13 楊慶祥：《新南方寫作：主體、版圖與漢語書寫的主權》，《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

14 曾攀：《“南方”的復魅與賦型》，《南方文壇》2021年第3期。

15 曾攀：《漢語書寫、海洋景觀與美學精神——論新南方寫作兼及文學的地方路徑》，《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3年第1期。

16 曾攀 ：《新南方寫作：地緣、經驗與想象》，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版。

17 徐剛：《“新北京作家群”：總體性消失之后的文學圖景》，《北京文學》2023年第11期。

18 李丹：《“雙城故事”：20 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京滬講唱文藝》，《文學評論》2021年第2期。

19 楊慶祥：《新北京作家群寫作：空間、視野和問題》，《北京文學》2023年第11期。

20 傅小平：《“文學新浙派”：傳承文脈，在召喚中求得新變》，《文學報》2023年12月21日。

21 27 孟繁華：《“地方”的崛起——當下文學總體格局的“再結構”》，《南方文壇》2025年第1期。

22韓松剛：《空洞的“地方”，以及淪為一種空談的“地方文學”研究》，《北京文藝評論》2024年第2期。

23 方巖：《地方性的皇帝新衣》，《“地方性的辯證法”筆談》，張新穎、何言宏、黃平等，《揚子江文學評論》2024年第2期。

24 宗白華：《中國美學史論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頁。

25 曾攀：《心理圖示、空間詩學與地緣文化——關于“新海洋文學”》，《天涯》2024年第5期。

26 王德威：《寫在南方之南：潮汐、板塊、走廊、風土》，《南方文壇》2023年第1期。

28 陳曉明：《南北分野的文學地理學與審美的文化記憶》，《中國社會科學》2025年第1期。

[作者單位：《南方文壇》編輯部]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