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大規模的戰時流動不僅重構了城市與鄉村、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也改變了新文學作家的工作方式與組織形式，重構了文藝與現實之間的關系，并形塑了新的主體構造、經驗形態與歷史方向感。對1930年代成長起來的革命作家而言，抗戰文藝在社會感知和文學感知層面的更新，有賴于作家主體位置與實踐方式的重構，如何將被動的流亡與遷徙轉換為切實的工作與斗爭，也是不同政治區域的革命作家共同面臨的難題。在“戰時流動”的視野下，如何在爬梳作家個體或群體遷徙經驗的基礎上，聚焦文學形式的流變折射出的歷史危機與主體困境，發掘作家在文學實踐與社會肌理之間的雙向互動與經驗再造，也是內在于抗戰文藝研究的重要命題與理論視域。

關鍵詞：抗戰文藝 戰時流動 革命作家 文學重造

一

我只有一枝筆。這枝筆是我的本錢，也是我的抗戰的武器。我不肯，也不應該，放棄了它，而去另找出路。于是我由青島跑到濟南，由濟南跑到武漢，而后跑到重慶。由重慶，我曾到洛陽，西安，蘭州，青海，綏遠去游蕩，到川東川西和昆明大理去觀光。到處，我老拿著我的筆。風把我的破帽子吹落在沙漠上，雨打濕了我的瘦小的鋪蓋卷兒；比風雨更厲害的是多少次敵人的炸彈落在我的附近，用沙土把我埋了半截。這，是流亡，是酸苦，是貧寒，是興奮，是抗敵，也就是“八方風雨”。1

1946年，老舍用“八方風雨”四字狀寫自己抗戰時期八方流徙、以筆為戰的經歷。伴隨著作家們遍及戰時中國前線與后方的遷徙與流亡，新文學的總體格局、生產與傳播的范圍、空間、方式及受眾，以及作家交游、文學活動的展開，都呈現出與抗戰全面爆發前截然不同的豐富面向。與此前新文學作家集中于北京、上海等文化中心城市相比，戰爭將知識分子帶往更廣闊的生活天地，伴隨著戰爭形勢、政治格局及文化形態的劇烈變動，作家們足跡所至之處也逐漸生成新的文化空間。在廣大的后方，昆明、重慶、延安、桂林、香港都曾成為作家聚集、交往以及展開文學實踐的中心。尤其是1930年代形成的具有共同的革命傾向的左翼文學群體，在戰時遷徙的聚散離合中也面臨著文化空間的轉移與重構。

如果說五四新文學運動曾以文學革命的召喚，令大量知識青年與文學青年從內陸鄉村進入大中城市，形構了全新的現代教育與文化空間，那么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則將大批知識分子、文藝家及青年學生從城市重新驅散、放逐到了廣大的內地與鄉村基層世界。面對戰爭局勢的瞬息萬變、政治格局的打散重組以及戰時文化的風起云涌，新文學作家尤其是1930年代成長起來的革命作家群體必須要在漫長而動蕩的流亡與遷徙中，面對個體生命體驗、文學經驗與文化實踐方式的重構與更生。在這個過程中，“戰時流動”無疑構成了作家戰時遷徙與實踐歷程中最重要的問題視野與文學想象展開的現實基礎，它既具有社會史意義上的事件性，又具有心靈史意義上的經驗性，更具有文學史意義上的形式感。更重要的是，戰時流動將城市與鄉村、中央與地方、國家與民族、政黨與基層、個與群、人與我等一系列結構性視野帶入了戰時作家文學實踐的經驗結構與問題意識當中。正如姜濤指出的那樣：“談及1940年代戰時的新文學，一個經常被提到的狀況是戰爭帶來的遷徙、流亡以及中國內部空間的重構對于文藝生產、傳播方式、作家主體意識的影響。生成于中心城市與沿?？诎丁⒁劳杏诂F代知識社群的新文學，在流轉遷徙之中必須與廣大的‘內地中國’乃至‘邊地中國’相碰撞、下沉到更為復雜的基層現實中，并在此過程中，重造自身的形式、語言、主體意識，以及社會現實感、文化責任感。”2

新文學作家的戰時遷徙首先是內在于1940年代中國大規模的戰時人口遷移之中的。美國記者白修德等曾在報告文學《中國的驚雷》中這樣描述抗戰初期的難民遷徙：“一九三八年漫長的歲月中，中國軍隊被迫緩緩退向內地之時，發現自己的路上擁塞著移動著的老百姓。冬天的這個喘息使千百萬人有時間來作自己的決定，而中國就在移動，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集體移民之一?！?全面抗戰時期的人口遷徙不僅規模巨大、人數眾多、歷時漫長，在遷移的主體、方向、時間、距離、路線、主要遷居地等方面也顯現出復雜的差異性。有研究者梳理：“從遷移的主體來看，既有難民的內遷，又有政府機關、工廠、學校的內遷；從遷移的距離來看，既有遷到大后方的長途跋涉，也有鄉間四郊的短途躲避；從遷徙的方向來看，既有向西部大后方的遷移，又有向偽滿甚至日本的遷移。當然，后一種遷移往往是受到了誆騙甚至是脅迫。”4鑒于這種復雜性，抗戰時期的遷徙人口一直難以得到準確的統計。據既有研究，流亡難民“僅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就已達2000萬，到1938年7月受戰爭直接威脅的民眾超過1億人口。日軍占領華北后，一些鄉鎮的逃亡人數已占當地總人口的50%左右。逃亡的難民既有來自北平、天津、上海、青島、濟南、武漢等大城市，也包括河北、山西、河南、山東、安徽、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等省的中小城市和沿海村鎮居民。自東北到華北、江浙，從安徽、山東到福建、廣東，乃至湖南、湖北，隨著日軍對許多城市的狂轟濫炸以及對各地區的侵占，產生了一股又一股巨大的難民潮”5。此外，戰爭局勢的發展與變化也決定了人口遷徙的階段性與遷徙路徑的多樣性。戰爭初期，難民多為就近遷徙，選擇遠距離遷徙的往往是以知識分子為主的少數城市人口。有研究者將其主要的遷徙路徑概括為以下幾種：“（一）鄉村人口向鄰近的山區或其他偏僻地區作短期奔逃，這種路徑在時間上、路程上都是極短的，占農村人口絕大部分的貧苦農民一般都采用此路徑；（二）鄉村人口向附近的城市遷移，華北農村人口逃往平、津二市，上海周邊居民匯集租界等即屬于這種情況；（三）城市人口往鄉村或小城鎮避難，淞滬會戰中，旅滬人口返回原籍即為一例；（四）更長距離的遷徙，包括華北難民或經海路南下上海、南京，或經平漢線至武漢三鎮等地，以及上海、南京一帶人士西遷等?！?

據司馬文森的回憶，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后，上海的進步作家就是按照不同的路線分批撤退的：“整個進步的文化隊伍分三批，一批組成救亡工作隊沿京滬線撤退，目的地是武漢；一批由海道乘英國船向華南撤退，目的地是廣州；另一批則留在上海隱姓埋名繼續堅持地下斗爭。我是屬于朝華南撤退的一批，和我們走同一路線的，還有郭老、夏衍同志，和在炮火聲中誕生的《救亡日報》社同人。”⑦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后，武漢成為流亡難民的集中遷居地，以及以此為中心繼續西遷的中轉站。1938年10月武漢陷落后，難民則繼續向湘、鄂、贛、川、陜、云、貴、粵、桂等后方地區疏散。作家路翎的戰時遷徙路線即是如此：1937年8月15日，路翎一家逃難抵達武漢，暫住于漢口江邊飛機場側的小旅館，因其繼父工作無著落，全家只得乘船前往繼父在漢口附近漢川縣的鄉下老家；1937年底，路翎到漢口“流亡學生登記處”登記，乘招商局的船只前往宜昌，又從宜昌乘民生公司的“民主輪”入川，1938年抵達重慶。8這一流亡經歷與具體路線，也在路翎于抗戰中創作的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下部的主人公蔣純祖身上得到再現。小說下部一開篇即以宏闊的筆致描述了戰爭中大規模的傷亡與流徙：“戰爭，是在死傷了數十萬人，流徙了數百萬人之后才固定；這個強大的浪潮祛除了籠罩著全中國的各種懷疑。這數十、數百萬人，從各個社會層，各個家庭——各樣的環境出來，接受了為他們所期待，亦為他們所恐懼的命運，于是全國的生活強烈地變動，而戰爭強固了?！?據孫艷魁對抗戰時期難民人數變化的觀察，“1939年以前的幾年是一個難民高潮，1939年以后的幾年則是一個難民數目相對穩定的時期，到了1944年，由于受豫湘桂戰役的影響，難民又大批涌現，又形成一個高潮，只不過這個高潮和抗戰初期的高潮比起來規模要小一些罷了”10。

二

在這場大規模的戰時遷徙中，知識界與文化界的遷徙者占據了很高的比例。據時任振濟委員會代委員長的許世英1938年5月的說法：“自東戰場逃來的難民中，文化教育者占百分之五十五，黨政及國營事業者占百分之二十一，商人占百分之十，工人占百分之六，而農民僅占百分之二。”11而在接受過文化教育的難民內部，據孫本文的估計，“大概高級知識份子十分之九以上西遷，中級知識份子十分之五以上西遷，低級知識份子十分之三以上西遷”12。與安土重遷且高度依賴于土地謀生的農民相比，工人大多隨廠遷往內地，小商販、小手工業者、職員、店員等則具有一定的社會流動經驗與積蓄，更容易在流亡途中謀生；包括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師、青年學生、作家、藝術家、科學家、醫生、公務員、編輯、記者、文員等職業在內的知識分子大多在戰前具有相當的經濟基礎，亦有跟隨政府部門、高校、醫院、出版機構等公教機關一道遷徙的可能，且因受教育程度較高，對民族命運與國家危亡也更具有敏感性和參與意識，因此在戰爭爆發后也更愿意投身前線服務或轉戰后方工作。13

然而，正如孫艷魁指出的那樣，雖然大批知識分子的流亡“促成了文化重心的西移”，有利于廣大西部地區在文化、教育、學術方面的發展，但從人口學的角度分析，“流入后方的難民中屬于非生產人口的比例很高”，“直接從事工農業等物質生產”的生產人口比例較低，也給大后方的經濟生活帶來了相當的負擔。14事實上，在經濟的壓力之外，大規模的人口流動也在城鄉、階層、地域文化等方面催生出大量嚴峻的社會問題。曾經生活在政治、文化中心及城市空間中的知識者在遷徙途中，開始與地方基層社會及底層民眾的生活發生各種交集乃至激烈的碰撞，同時，其個人生活也面臨著通貨膨脹帶來的普遍的貧困，以及政府職能的失效導致的行政人員的腐敗、戰時應急機制的缺乏、社會分配的兩極化等問題。即便是抗戰勝利之后，戰后回遷又給流亡者帶來了新的難題，國共內戰時期，上述種種問題甚至愈演愈烈。巴金就曾在小說《寒夜》的結尾，借兩個“原先以為一勝利就可以回家”卻買不到船票、“東西快賣盡吃光了”的難民之口說道：“船票哪有我們老百姓的份！”“現在是官復員，不是老百姓復員?！薄皠倮撬麄儎倮皇俏覀儎倮Ｎ覀儧]有發過國難財，卻倒了勝利楣。”15在這樣的境況下，不獨革命作家，很多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也開始對社會狀況以及自身的實踐方式產生新的認識。1946年2月，聞一多就在家信中寫道：“抗戰以來，由于個人生活壓迫及一般社會政治上可恥之現象，使我恍然大悟，欲獨善其身者終不足以善其身。兩年以來，書本生活完全拋棄，專心從事政治活運[動]（此政治當然不指做官，而實即革命）。”16

由此可見，戰時遷徙在將五四之后從地方鄉土社會脫域而出的知識分子重新推向“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17的同時，也將更廣闊、更復雜的現實狀況帶入了他們的視野。大批新文學作家或舉家逃難返鄉，或隨所在的文教機關或文人群體在后方各地輾轉流亡，或進入民眾救亡團體、戰地服務團、抗戰演劇隊等戰時組織，或追隨軍隊加入前線戰斗。無論是走入“我鄉我土”還是奔往“異地異路”，戰時中國的地域空間、社會結構、現實狀況都逐漸以前所未有的廣度與深度向他們敞開。應當說，戰時中國的流亡與遷徙既是1940年代中國爆發的兩場大規模戰爭引發的具體事件，也是內在于近現代中國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變動與社會流動之中的，戰爭則以更加酷烈的方式加劇了這一總體性的巨變。從城鄉流動來看，中國近代以來的城鄉結構變動可以視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城鄉流動性在世界范圍內發生的強制性傳遞。18與1920、1930年代破產農民大量擁入城市不同，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則推動了1940年代城市人口向鄉村的反向流動。政府職能部門、黨派團體、軍隊以及高校、學院等文教機構的西遷也使大量非生產人口擁入內地鄉鎮，增加了內地經濟的壓力，戰時工業向大后方的遷徙，更打破了之前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伴隨著知識分子向西北或西南地方的遷徙，這些問題也以不同的方式進入新文學作家尤其是左翼作家的視野當中，或直接構成其切身的生存處境（如陜甘寧邊區軍民比例的失衡、財政負擔的加重以及由此引發的干群矛盾），或從文化、經驗、心理的層面進入作家對于戰時日常生活的細微觀察（如蕭紅筆下重慶及周邊農村的本地人與逃難來的“下江人”之間的沖突），或引發作家關于戰時社會結構變動下革命主體如何生成的體察與思考（如路翎筆下西南地方鄉土世界與現代工業世界的沖突、“農工”經驗的生成等問題）。在城鄉經驗的流動與碰撞之外，新文學作家也在遷徙途中遭遇了更為復雜多樣的地方性經驗。戰爭一方面使更廣闊的國土與新的國旗共同體想象進入作家的視野，另一方面也以暴力性的方式打破了此前新文學中既已形成的地方性圖景。大規模的人口流動帶來不同地方文化之間的碰撞，對內地的深入也伴隨著對地方生活的擾動。而新的政治文化實踐對地方社會的重造，也開始進入作家的創作視域，并最終落實為文學形式的變革。19對于那些進入各大邊區和根據地的革命作家而言，如何進入廣大農村的基層世界則不僅是小說敘事或文學想象層面的關切，更與作家身份、工作方式、文藝實踐形態等一系列整體性的轉換與改造內在相關。換言之，新文學家們的戰時寫作已不同于1920年代僑寓作家筆下的鄉土文學或1930年代相對凝定的地方性圖景，而開始自覺地探尋某種劇變之中的、戰時文化政治或基層治理中的地方性問題。

總體而言，大規模的戰時流動不僅重構了城市與鄉村、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也激發了作家對于歷史和現實中的社會問題的強烈質詢甚至主動的介入與實踐。因此，在“戰時流動”的視野下，我們會發現新的經驗伴隨著對戰爭的感知，如何作為城鄉問題、地方問題、民族國家問題、文化政治問題與革命問題，出現在新文學作家的戰時文學實踐當中。在這個意義上，作家筆下的戰時遷徙也就不僅是對于遷徙途中的日常生活、城鄉經驗、地方見聞或風俗民情的文學再現，也不單是有關漂泊或流亡的個人生命體驗或某種群體性的情感結構，而是包含著作家如何理解與思考戰時中國社會現實的視野、方法與實踐路徑。

三

在大規模的戰時遷徙過程中，左翼作家群體也形成了新的分化：“一部分革命者在黨的部署下深入到廣大的內地或國統區的要害部門從事具體的抗戰救亡工作，一部分作家則跟隨既有的文學群體在大后方輾轉遷徙，經歷道路選擇上的分歧與聚散，或參與到群體性的文藝實踐中去，或從事個人性的文學創作。選擇‘到延安去’的大批文藝家與文學青年則從過去較為松散的革命同人狀態進入政黨政治的組織實踐當中，深入到戰地前線或農村基層的動員、治理與建設工作中?！?01939年底，左翼作家羅蓀在總結抗戰文藝運動的發展狀況時，談到“抗戰的烽火”如何迫使作家“接近了現實”，“突進了嶄新的戰斗生活，望見了比過去一切更為廣闊的、真切的遠景”21。這意味著，對于1930年代成長起來的革命作家而言，抗日戰爭的全面爆發不僅改變了他們的工作方式與組織形式，重構了文藝與現實之間的關系與距離，也形塑了新的主體構造、經驗形態與歷史方向感。

首先，在作家的主體狀態和社會感知等方面，戰時遷徙既帶來生存方式、生活狀態以及實踐方式的變動，也改變了革命作家關于自我、民眾、戰爭與革命的認識。1938年12月，胡風在一次題為“抗戰以來的文藝動向”的演講中，曾這樣談到戰爭給作家帶來的影響：

第一，許多（可以說是絕對的大多數）作家或文學者都參加戰爭，或者是參加戰地生活，或者是參加戰時的群眾工作，甚至就是消極地逃難罷，也是不言而喻地帶著動員民眾的使命分散到了后方各地。有的人各自為戰，有的結成一團，各各在自己的條件，自己的愿望下面，和活的現實問題摶斗，向總的戰爭目的匯合。

第二，文化青年廣泛地參加到了戰場或戰時的群眾工作里面。這些千千萬萬的優秀兒女們，被情勢所激蕩，被熱情所鼓動，被祖國底號召所喚起，由“讀死書”“死讀書”的學習方式轉變到在實際生活里面一面戰斗一面學習的學習方式，在軍隊里面，在前方后方的民眾里面，在產業機構里面，以至在學校里面，他們用著熱情和真誠一面消除障礙，培植新生，使戰爭向勝利的路上前進，一面和實踐統一著，艱苦地養育自己，完成自己；而他們里面的許多就是新文藝底基本讀者，后備隊伍。22

換言之，五四新文學培養出的讀者與作者正是在抗日戰爭這一現代總體戰的形勢下，重塑了過去在都市、學院中的學習方式、知識結構與文學經驗，此前個體化的生活方式與自我意識也在與更廣大的人群相接觸的流亡生活、戰地服務或基層實踐中得到轉換與更新。對于進步青年和革命作家而言，生活領域的擴大帶來的不僅是文學視野的拓展，也塑造了新的現實感以及自我與他人的聯結，進而帶來的也是革命文藝在生產與接受層面的主體新變。

第二，戰時流動中誕生的各種新的團體、組織與實踐方式，也生產出新的文藝構想、形式方案及其社會效應。1938年，周揚提出“作家應當到前線去，到內地去”23，并尤其重視救亡演劇隊契合于戰時工作的流動性，便于展開集體動員、調動民眾熱情，以及通訊工作兼及事實報道與情感抒發的特點。1940年，郭沫若在總結抗戰全面爆發三年來文化戰線的實績時，則談到各類文教組織與文化工作者在抗戰動員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各種文化機關如學校、圖書館、出版界、藝術團體等，都向后方移撤，分布到內地的各城市，各鄉村，建立了更多的文化核心。文化工作者們也分布到了各處，或則深入農村，或則參加前線，浩浩蕩蕩的使文化力量彌漫到了全國。在武漢時期，更曾經匯合而成為了各種中心的組織，如戲劇、電影、漫畫、木刻、文藝、音樂、教育、新聞等等，都前后在武漢成立了全國性的統一機構，鑄成了文化界的空前團結。這一團結是中國文化運動史上的一個偉大進步，文化戰線更顯出了剛健雄偉的姿態了。……流動劇團、歌隊、放映隊，流到四方，四處都有廣大的群眾受著鼓舞。《大刀進行曲》、《犧牲已到最后關頭》、《打回老家去》等等抗戰歌曲流傳到深山中的牧童口里，揀煤渣的貧兒口里。一批又一批的文藝工作者、新聞記者涌上前線。工作隊、宣傳隊、漫畫隊、孩子劇團、慰勞隊、服務隊等等，一隊復一隊的走向軍隊，走入鄉村。兵營、戰壕、廣場、原野都成了課堂?？箲鹪拕　⒖箲痣娪疤剌嫛⒕韧龈枨?，成為武裝同志與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補習教育與識字運動也成為了一時的潮流。有好些文化團體，尤其小學教師，都紛紛散入武漢四鄉去響應政府的號召?？箲饡鴪笈c各種小冊子的出版，真如風起云涌。書報供應社、文化服務站等更努力于報章雜志的流通與輸送。宣傳周，運輸周，一次熱烈過一次的舉行著。前方將士英勇的戰績興奮了后方人民；后方人民踴躍的輸將鼓勵了前方將士。熱烈的民族意識，高揚的政治水準，把前后方打成了一片。24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形勢下，革命文藝向抗戰文藝的轉變既催生出新的文化組織形式，也呼喚著更具大眾性、實踐性、訴諸視聽文化、感官體驗與情感動員的文藝形式。

第三，戰爭局勢的復雜多變與戰時流動的不穩定性，也為真正想要介入現實、改造社會的革命作家帶來了新的難題與挑戰。沙汀在總結抗戰三年以來自己的創作活動時，就曾直陳在實踐路徑的選擇及現實認識等方面遭遇的落差與“失敗”：

但抗戰引起我一種冒險的打算。我以為我應該暫時放下我的專業，不再斤斤計較一定的文學形式，而及時地來反映種種震撼人心的戰爭。我認為這是一個文藝工作的責任。而在情緒方面更是一樁不能自已的事。所以“八一三”后，在離開上海那一段時間中，我總四處奔走著，渴望著到前線去。

然而，如同其他許多抱著相同希望的朋友一樣，我失敗了。我們似乎只有被熱情燃燒著，住在租界里傾聽遙遠的槍聲的權利。我于是回到了四川，我夢想我的故鄉也會有如火如荼的場面的，那么憑著我對它熟識，我會能夠同它接近，而且了解它。

我碰到了同樣的失敗，但卻不像在上海一樣，現實的四周都布置著鐵絲網，使人無法和它接近。恰恰相反，在這里，生活之門是向我大開著，我可以較為自由地跨進去了。但我卻沒有尋覓到什么我夢想的新的東西。一切照舊。一切都暗淡無光。

自然，從整個國家民族說，人民所渴望的神圣的戰爭，總算是揭幕了，所以雖然由于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各地有著差異，就在落后的四川，也不能說沒有新的物事產生的。比如一些有關抗戰的條文和命令，一些官家的或民眾的組織。而許多人是頂著新頭銜擾嚷了。

但可憐得很，這些新的東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為了抗戰，而在實質上，它們的作用卻不過是一種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們你爭我奪的飯碗。所以人們自然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分，是在獰笑著，呻吟著，制造著悲喜劇。25

沙汀在抗戰中的這些切身感受也折射出許多左翼作家與進步知識青年在戰時遷徙中的心態、選擇和困境。與沙汀最終選擇回到四川安縣老家不同，許多左翼作家或主動或被動地一直處于一種“在路上”的狀態，但也在不斷遭遇相似的挫敗，并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對現實產生新的、更深的認識。如蕭紅作為一個在戰爭中堅守作家崗位的女性寫作者，常常在群體化的戰時遷徙以及與文學友人的道路分歧中體驗到自身處境的邊緣甚至孤絕，這使她格外關注弱小者的戰時生活，并能在左翼文學和抗戰文藝的內部展開富于批判性的審視。駱賓基及其周圍的左翼青年從抗戰爆發時起就一直抱著“到前線去”的熱望，亦嘗試過多種不同的戰時實踐路徑，但其遷徙之途總是被迫在前線與后方之間不斷輾轉，難以真正介入抗戰的切實斗爭中去。即便是選擇“到延安去”的丁玲，在西北戰地服務團、文藝下鄉運動等各種流動性的文藝實踐當中，也經歷過與戰地現實或農村基層社會之間的艱難磨合。

在不同的生活領域，作家們的具體觀感雖然不同，但關于戰時中國的新與舊、變與常，大多生成了某種相關聯的、具有總體性的認識。與沙汀相類，革命作家大多將抗戰視為“一個民族自身的改造運動”26，但隨著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也逐漸認識到這一改造過程的艱難。對于流動于國統區的作家而言，沙汀的認識顯然不局限于四川一隅，而是具有一種輻射性與概括力。蕭紅在對戰時遷徙中的知識分子生活的觀察中，產生了一種繞圈子式的、國家與國民均無進步的悲哀之感，進而寫出了《馬伯樂》這樣的悲喜劇。駱賓基在大后方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一種仿佛“沒有戰爭”的寂寞，甚至主動的遷徙也未必就能提供有效的實踐路徑或帶來羅蓀所說的“真切的遠景”。面對戰時流動帶來的城鄉沖突與文化沖突，路翎則從對工農生活的實感中生成了一種結構性的感知，并嘗試以強烈的主觀性敘事，呼喚一種不穩定的、尚未被賦予明確的政治形態的歷史動能。與此同時，身處延安的丁玲面對的則是現代革命文化政治如何下沉到地方基層社會中去，在“新”與“舊”的相互碰撞中彼此重造。質言之，社會感知與文學感知的更新，在根本上有賴于主體位置與實踐方式的重構，如何將被動的流亡與遷徙轉換為切實的工作與斗爭，也是革命作家在不同的政治區域共同面對的難題。

結 語

從抗戰文藝研究的角度而言，面對這一整體性的大變革以及復雜多元的經驗形態，首先需要破除的是一系列諸如文學與政治、革命與抒情、個體與集體等二元化的論說結構，才有望以更加體貼的姿態與更為內在化的視角進入革命政治的社會肌理與文學經驗的深處。在大規模的戰時遷徙帶來的流動語境下，革命作家們變動不居，或主動選擇或被迫遭遇的經驗與困境，的確需要更加耐心、細致的還原與辨析，戰時遷徙與文學實踐的內在關聯也有待更加深入的挖掘。應當說，“戰時流動”這一研究視野，在1940年代文學的既有研究中已有不同程度的浮現以及不同側面的展開。如何不局限于對作家個體或群體遷徙經驗的爬梳與呈現，亦非在某種籠統的戰爭背景下展開文學考察，而是注重外部經驗與文學實踐之間的相互作用，聚焦文學形式的流變折射出的歷史危機與主體困境，發掘作家在文學感知與社會肌理之間的雙向互動與經驗再造，也是內在于抗戰文藝研究的重要命題與理論視域。

在對抗戰文藝發展狀況的觀察中，胡風曾將進步作家的戰時遷徙稱為一條“雖然困苦但生活形象卻紛至沓來的，長長的旅路”27。正是在這條烽火延綿的旅路上，新文學既迎來了現實感知與形式探索上的多重新變，也逐步深入了戰時中國社會的一系列結構性命題。在戰時流動的視域下，我們既可以看到戰爭為革命帶來了怎樣的危機與生機，也會發現革命文藝如何發展出新的經驗形態與實踐路徑，甚至重構了革命與現實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深入革命作家的戰時經驗，發掘戰爭、流亡、工業內遷、戰地服務、文藝下鄉等歷史運動與作家的精神結構、社會感知、日常生活、地方文化、基層工作、抗戰動員、革命文藝的轉型以及新的民族國家想象之間的相互作用，也有助于我們建構一種整體性的研究視野，為探究革命文學的經驗重構乃至整個戰時中國的文化重造打開新的生面。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情感政治視域下的解放區文藝研究”（項目編號：22CZW047）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老舍：《八方風雨》，《老舍全集（修訂本）》（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79頁。

2 姜濤：《作為“社區研究”的戰時現實主義——沙汀“雎水十年”的生活與寫作》，《文藝理論與批評》2020年第4期。

3 [美]白修德、賈安娜：《中國的驚雷》，端納譯，新華出版社1988年，第60頁。

4 6 齊春風、鄭忠、嚴海建：《抗日戰爭與中國社會變遷》，團結出版社2015年版，第2、21頁。

5 蘇智良等：《中國抗戰內遷實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頁。

7 司馬文森：《在桂林的日子——對二十年前一段生活的回憶和懷念》，《司馬文森研究資料匯編》，楊益群等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頁。

8 參見張以英《路翎年譜簡編》，《路翎書信集》，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199—200頁。

9 路翎：《財主底兒女們》（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09頁。

10 14 孫艷魁：《苦難的人流——抗戰時期的難民》，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02、79頁。

11 《許委員長講救濟難民問題》，《新華日報》1938年5月22日。轉引自孫艷魁《苦難的人流——抗戰時期的難民》，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頁。

12 孫本文：《現代中國社會問題（人口問題）》第二冊，商務印書館1948年版，第261頁。引文中的“知識份子”原文如此，應為“知識分子”。

13 參見孫艷魁關于難民的文化程度與職業類型的分析，孫艷魁：《苦難的人流——抗戰時期的難民》，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6—77頁。

15 巴金：《寒夜》，《巴金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701頁。

16 聞一多：《210.致聞家??》，《聞一多全集》（第1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2頁。

17 魯迅：《“這也是生活”……》，《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24頁。

18 參見路楊《借鏡威廉斯：現代性敘事與中國城鄉問題》，《中國圖書評論》2015年第2期。

19 參見路楊《從“我鄉我土”到“異地異路”——1940年代文學與“地方性”的再問題化》，《文藝理論與批評》2016年第5期。

20 路楊：《流動與重造：抗戰文藝與作家的經驗重構》，《文藝報》2025年7月18日。

21 羅蓀：《抗戰文藝運動鳥瞰》，《1931—1945年東北抗日文學大系》（第5卷），顏同林主編，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03—204頁。

22 27 胡風：《民族革命戰爭與文藝——對于文藝發展動態的一個考察提綱》，《七月》第4集第1期，1939年7月。引文中的“摶斗”原文如此，正確應為“搏斗”。

23 周揚：《抗戰時期的文學》，《周揚文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240—241頁。

24 郭沫若：《三年來的文化戰》，《中國現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4卷），蔡尚思主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頁。

25 26 沙?。骸哆@三年來我的創作活動》，《抗戰文藝》第7卷第1期，1941 年1月1日。引文中的“身分”原文如此，應為“身份”。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