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大連詩歌會議

很高興亞思明讓我來威海參加這次小型會議，討論由她翻譯的，張棗在德國圖賓根大學的博士論文2。在座的都是當代新詩史研究者、批評家，不少是張棗的朋友、學生。我雖然喜歡他的詩，讀過一些，但是沒有深入研究，就談一點印象。在《中國當代新詩史》（與劉登翰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修訂版）中，當然要說到張棗，另外他去世的2010年，我也寫了紀念他的隨筆——《紀念三位詩人：商禽、張棗、許世旭》。2010年這一年有三位“用漢語寫作”的詩人離世，分別是臺灣的商禽，韓國的許世旭，以及張棗。許世旭是韓國人，他年輕時候在臺北留學，跟中國詩人、學者交往密切，不少詩是用中文寫的，所以我使用了“漢語寫作”或“中文寫作”這個說法。除此之外，前些年討論蘇聯作家愛倫堡《〈瑪琳娜·茨維塔耶娃詩集〉序》的文章也提到張棗，將他和茨維塔耶娃做了比較：這些文章收入《我的閱讀史》和《讀作品記》這兩個集子中。我談張棗的詩的有些看法，是從一些評論家那里得到啟發或者挪用的，如在座的顏煉軍和不在座的余旸。要說明的是沒有抄襲他們，有注釋標明這些觀點的來源。

我跟張棗只見過一面，那是1999年12月底，也就是20世紀將要結束的那幾天。那個時候，普遍有一種“世紀末”或“時間開始”的似乎有些沖突的意識；特別是對時間敏感的詩人。不知道誰發起，在這個世紀交替的時刻，召開了頗大規模的“中國當代詩歌研討會”，許多著名詩人、詩評家、文學報刊主持人齊聚大連。會議舉辦方有大連金生實業有限公司，有作家出版社，《收獲》《作家》《上海文學》《當代作家評論》《山花》《文學報》《大連日報》周刊等文學報刊3。為什么要把金生公司放在最前面？因為它在會議的籌備、組織，特別是經費支持上起到了關鍵作用。公司掌門人王強也是詩人，寫詩用筆名麥城，他出版的詩集有《麥城詩集》（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詞懸浮》（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歷史的下顎》（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等。既是詩人，又是企業家，經營企業也寫詩，資助詩歌活動、詩歌研究和出版，1990年代之后，王強不是孤例。身份的多樣性，以及企業家資助詩歌事業的現象，對當代詩歌產生怎么樣的影響，是個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

我參加這個會議純屬偶然，開會前幾天臧棣通知我，并為我補訂機票。12月24日下午大連大雪，飛機無法降落經停沈陽。在沈陽機場寒冷的候機廳，臧棣見我枯坐一邊，就好意介紹我認識詩歌界的一些人物。他領著芒克走過來，“這是洪老師，認識嗎？”芒克搖頭；“寫過當代新詩史的，讀過嗎？”芒克仍一臉茫然。我頭一回見到這位著名的“朦朧詩人”，開始以為他是李陀：都有稍高大的身軀，頭發也稍花白。開會之前，有25日的晚宴，大廳里還有抽獎活動。記得我抽到一支圓珠筆，大獎被老詩人鄭敏（1920—2022）和牛漢（1922—2013）獲得。我猜想這是有意的安排，為表達對這兩位“世紀詩人”的敬意：過了這一年，鄭敏先生就年屆八十。席間臧棣介紹我認識張棗，他也同樣茫然。那時他年輕，容光煥發，有點孩子氣的打打鬧鬧。后來讀他的詩，感覺當時留給我的印象是他詩里寫的：“頭顱盛滿蔚藍的蘑菇。”此后就再也沒有見面，他回國后在中央民大任教的那些年也沒有。這有點遺憾，失去向他學習的機會。不過反過來想，保存的是他“蔚藍蘑菇”的陽光形象，又可以說是幸運。

會議原本要發布迎接新世紀，宣告“時間開始”的“大連詩歌宣言”，但因為“民間”與“知識分子”紛爭的烽火已經燃起，總結新詩百年歷史，規劃未來走向的宣言最終流產。據臧棣告知，核心小組討論吵翻了，深夜三點也沒有結果，最終只發布一個簡短的會議消息。討論會上也能聞到硝煙味。一位著名詩人批評我和劉登翰編寫的《中國當代新詩史》（1993年初版）評價不當，偏向“知識分子派”，對“民間派”漠視。我回應說，詩人其實應該學習芒克，不要理睬這些文學史與詩歌史；我們在大學教書，這些也就是上課和評職稱的需要。現在回想起來，這個回應不厚道，有點推脫責任，正如這位詩人緊接著說的那樣，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已經出版，已經發生影響，就應該為書負責。確實，他指出的缺陷、偏頗是存在的，不過也不是故意。編寫完這本書是1980年代末，因為涉及北島等問題，拖延四年秘密轉換不同出版社、在無奈做了妥協改動之后，1993年才得以出版。編寫時我們確實沒有“知識分子”“民間”的派別意識。出現這些缺陷，一是遲鈍，閱讀和資料收集上的欠缺，再就是詩歌趣味上的問題。詩人有的很重視“派別”，有的則相反。1994年4月討論《中國當代新詩史》的座談會上，牛漢先生發言就反對把他歸入“七月派”，他說“我不是七月派，七月派已經不存在”。當然，后來有了解內情的朋友解釋，牛漢的否認另有跟詩無關的，但不便透露的原因。不論如何，當時和后來我一直認為，無論哪個派別（如果有的話），都有寫得好的，也有寫得不夠好的；流派現象自然很值得研究，但是最終還是要落實到詩人個體身上。

大連的這次會議留給我幾個印象。第一，1980年代初“新詩潮”內部的“共識”已不存在——其實，1980年代初“新詩潮”內部也不是鐵板一塊，“第三代詩”對“朦朧詩”的“反叛”意識自不必說；記得孫紹振《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4發表后，當時寫作面向歷史之問的“大詩”（《大雁塔》《紀念碑》）的江河、楊煉，私下就表示不認同將“自我表現”當作“新的美學原則”；但是他們申明，在面對思想藝術革新的共同阻力下，“內部”的分歧暫且擱置，在這個時間里也微不足道5。大連會議后不久，在北大中文系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尾崎文昭演講認為，“五四”以來的新文學已經終結，我們進入了一個“碎片化”的時代。主持人王風教授讓我也說說，我對尾崎文昭提的問題是，當你說“新文學”終結時，是快樂還是感傷？因為會場的笑聲，我沒有聽清楚他怎么回答；只聽到王風說，“這個問題倒是應該問洪老師自己”。我當時的感慨是，對于“時間”的問題，人們的感覺、判斷有時候會有很大的不同。

另一個印象是，先鋒詩歌（或者可以用“新詩潮”代替）由于外部壓力降低、控制的放松，內部存在的差異、矛盾開始公開化。因為大多數時間處于社會文化的邊緣地位，價值判斷有時候又出現“真空”狀態，這種差異、矛盾便以“江湖幫派”的民間形態呈現。后來，網絡上流傳白曉生編的《詩壇英雄座次排行榜》，幽默地呈現了這個狀況。“余少年浪跡江湖，中年為家所累，退隱林泉，日日碌碌，然心之所寄，亦只一個江湖。余于江湖俠少、武林大哥大諸般看家本領多有涉獵，早有心點評一二”。這份排行榜，就有“北京幫”“鐵獅子鏢局”“第三代聯盟”“云南王”等名目。這個情況說明在“后現代視野”下的1990年代，詩歌界其實也還保留著濃重的“傳統”觀念和結構。當然，不能說這場沖突僅是場域、地位、權力之爭。爭論中提出了許多“真問題”，如詩人身份，詩與現實、與當代生活的關系，全球化語境中的漢語寫作，語言和寫作行為的權力特征，文學經典與文化傳統……有學者這樣認為，論爭也隱含著知識分子在1990年代分化的“癥候”，所謂“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前者的姿態，似乎更近似于六七十年代之交，歐洲知識分子‘退入書齋，以書寫顛覆語言秩序’、以文本作為‘膽大妄為的歹徒’的選擇；而后者則選取某種甘居邊緣的態度，以文化的放縱與狂歡的姿態挑戰或者說戲弄權力。從某種意義上說，‘書齋’間的固守與‘邊緣’處的狂歡，正是1990年代知識分子或曰文化人的兩種最具癥候性的姿態”6。可以修正的是，“民間”派也并未選擇“甘居邊緣”，否則就不會有火藥味十足的這場沖突。一開始就出現的“運動”方式——高度意識形態化立場，簡化歷史復雜性以劃分對立營壘、以“本質主義”的想象來擴展分歧，還有不加掩飾的權力欲望——使討論難以有效展開，當然也無法繼續，不久便煙消云散。然而，“雖漫不經心但無處不在的持久戰”仍在。這一切，旁觀者眼中原本莊嚴的詩界，變得有些含混和褪色。

這次會議給我留下的最后一個印象是，在中國當代文學界，詩歌、小說、戲劇等文類，創作者與批評、與文學史研究者之間的關系不很相同。這個不同，大部分是與詩的特質有關。小說家一般自信，但也不把自己的行當看得那么玄奧，那么深不可測。批評家說什么，小說家大都不會太上心（至少表面上是這樣）。不同的是，畢竟詩歌是“高端文類”；詩人有的驕傲，有的也有點脆弱，對風吹草動十分敏感。他們是在盡責地看管詩的神圣營壘。他們對非詩人的批評家、研究者普遍不信任，認為其中絕大多數并未了解詩的堂奧，沒能真正涉足這一“小徑分叉的花園”：“當代中國詩歌的批評狀況一塌糊涂，沒有一個職業詩歌批評家寫出過一篇有益的，有見解的，有信息量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或是文采斐然、膾炙人口的詩歌批評文章。”7這個描述有一定道理；許多非詩人的詩歌批評家、研究者確實存在才情、智力上的欠缺，否則就會去寫詩，不會退而求其次寫評論，去編寫《中國當代新詩史》。這樣，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圖景是：“詩人們是自己來操辦一切的。詩人既是詩篇的作者，又是編者和出版者……又是熱心和夠格的讀者，當代詩人還是自己詩歌的批評者……”8實際情況自然也不是這樣，1990年代有成就的“非詩人”的當代詩歌批評家并不少。這是一個不完全的名單：唐曉渡、程光煒、耿占春、吳思敬、陳超、王光明、沈奇、敬文東、張清華、陳仲義……

1994：《中國詩選（第一輯）》

上面講的都是1990年代末的記憶，然后試著回到1990年代初。1991年秋天到1993年秋天，我在國外一所大學上課，陳平原幽默說是去當“外勞”。那時還沒有互聯網，電郵什么的，資訊傳播溝通十分不便。加上我性格上有嚴重的得過且過的弱點，與中國當代文學、詩歌的狀況相當隔膜，1993年9月底回到北京，才陸續知道一些。10月首先遭遇的是顧城事件，一次會議上有朋友遞給我《北京青年報》讀到這個消息。事情本身無須再多說，留下的記憶卻長久未能清除。十多年后，在《中國當代新詩史》（2007年修訂版）中，我簡略寫了這樣的幾行：“詩人、詩歌與‘殘暴’的連接，出乎人們的想象，震動了當時的中國文學、文化界，成為廣泛談論、爭辯的話題。在一段時間里，被從生命、道德、文學、哲學、詩歌等形而上層面，不斷加以闡釋，從中引申各種寓言和象征。”出版界也及時推出有關這一事件的書籍，我讀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如《顧城棄城》9《顧城絕命之謎——解秘》⑩等。1993年第4期在海外出版的《今天》，也有紀念顧城的小輯。小輯里張棗的文章有這樣一段話：

人類所有的藝術和歷史、傳統與智慧都是幫助和教導人們生而不是死的。可悲的是，在這嚴峻的時刻有些人竟故作高深，大談什么詩人之死是入禪得道，是驚世駭俗的殉美之舉……。我們真希望這些偽學的嘍啰們少講幾句走火入魔的昏話，更不要再往祖國文化的臉上抹黑。若死可以選擇，如同生一般，那么這種選擇就必然承擔道義之責任。除此之外，別無它說。

張棗的朋友鐘鳴在他后來的書中，也寫了相似的評議：“正因為有人要抽象地在字面上，在精神上把握一切，遂就有了禪呀，荷花呀，而也恰恰就有了帕斯卡爾下面的命題：要向過分象征性的東西論戰。……這是真正哲人的思考，帕斯卡爾和加繆一談到殺人，便馬上把形而上調子降到了常識性論述上來。畢竟，哲學的基本任務，是幫助人們掌握事物，而不是服從命題。”11 在這個時候，我十分贊同“民間派”詩人的說法：拒絕比喻，拒絕象征！

過了不久，在學校我的信箱里發現一份雜志：《中國詩選》第1輯，主編閔正道、執行主編沙光12。后來知道閔正道、沙光當年就讀北大中文系的“作家班”。雜志封面印有“中國現當代重要詩人研究資料·每年一輯”的字樣。從出版說明中得知，雜志籌劃從1989年11月開始，1994年7月才得以出版，其間經歷了“飽受的屈辱和譏諷”，以及“出版經費的尋找，出版社的落實，宣傳發行的努力”諸多只有當事人才深切體驗的波折。沙光寫道，“在與時間曠久的搏斗中，我們才是最終的勝利者”；她還引了這樣一段話：“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13不過她還是過于樂觀，創刊號也是終刊號。雖說閔正道三十年后出版了第2輯，但很難說是原來那個雜志的延續。這份雜志，現在即使是當代詩歌界，知道的人也不會太多。

從雜志的“編后記”得知，它有很大的抱負，編者的定位是：“中國最優秀的詩歌詩論選本”，“集納的是中國詩壇近年來最為優秀的詩人、詩論家；所編選的，是他們近年來最為優秀的作品。我們以期通過這些‘個點’，描繪出中國現當代詩歌的流向，呈現出它的線面與立體空間”；這種呈現，具有甄別、界定和“導向性”的作用。這個抱負，要放在特定的詩歌環境中才能理解。那個時期詩作的發表和出版有極大困難。如果讀到吳思敬為《詩探索》復刊在1992到1993年辛苦奔波的那些記載，就能明白這一點。1994年4月2日，在北京西城的“文采閣”，由吳思敬召集開會祝賀《詩探索》復刊，也討論剛出版的《中國當代新詩史》，有牛漢、鄭敏、李瑛、張志民、屠岸、劉湛秋、西川等二十多人參加。中午吃飯我坐在鄭敏先生旁邊，她說到自己的詩集難以出版，問西川有沒有辦法。當時真的很感慨，沒有想到這樣資歷、成就的老詩人也有這樣的難題。1993年10月號的《詩刊》上，有昌耀的《詩人們只有自己起來救自己》的文章，也說到詩集出版難，說他準備自費出版《命運之書》14。《命運之書》后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是否自費我不知道。收到昌耀先生的寄贈，看到裝幀、印刷、紙張都有點簡陋，有點心酸。《命運之書》最后一首是寫于1992年2月的《播種者》，和編輯《中國詩選》的沙光不約而同地用了播種收獲的意象。但是這位寫了“我們降生注定已是古人。/一輩子僅是一天”（《眩惑》）的詩人，沒有沙光那樣的樂觀，《播種者》有這樣幾行：

……

我在自己的作坊卻緊扶犁杖

赤腳彎身對著堅冰墾殖播種。

……

啊，苦行中永在的播種者，

你能預期怎樣的果實！15

“詩歌民刊”和自印詩集都印數很少，不可能有發行渠道，只是在“圈子”中散發，一般讀者，甚至有的專門研究者也難以讀到。《中國詩選》借助作者自薦，顧問、編委推舉，編者選取的各種方式，讓散落各處的“優秀”作品得以匯集，這就是功績，有助于展示、保存可能被掩蓋、忘卻的一個時期的詩歌，情感、心理狀況。入選詩人有近三十位，他們是西川、歐陽江河、王家新、孟浪、陳東東、于堅、翟永明、王寅、蕭開愚、陸憶敏、張曙光、陳先發、柏樺、孫文波、鐘鳴、藍藍、張棗、黃燦然、韓東等。舉個例子說，比如王寅，一位出身于上海師大的詩人——在1980年代，上海師大曾經是“新詩潮”的“海派”重鎮——從1980年代的飄逸飛翔到1990年代初“下降”到“塵世的皮膚”，寫下“城市等待著不期而至的雨點”“你將如何傾聽時針的暴動/如何應付紙中的火”“看哪，靈魂終于出竅了，教父/這一切已無法挽回”這樣的句子，記錄了“浪漫的騎士”如何失去了他的時代，而他的“敏銳與激情”又怎樣“反而變成了一把自我傷殘的刀子”16。

詩作之外，《中國詩選》也重視這個時期重要的詩論，編者顯然看到其中蘊含的當代詩變革的信息。收入有西川的《答鮑夏蘭、魯索四問》，歐陽江河的《89后國內詩歌寫作、本土氣質、中年特征與知識分子身份》，王家新的《回答四十個問題》、臧棣的《后朦朧詩：作為一種寫作的詩歌》，唐曉渡的《從死亡的方向看》，陳超的《從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這些文章，集中回應時代變革對詩和詩人提出的問題，如詩人身份、工作性質、詩的社會地位，和相應的歌觀念藝術方法變革。在這樣的系列中，似乎還應該收入肖開愚刊于《大河》1990年第1期的《抑制、減速、放棄的中年時期》。

在肯定《中國詩選》貢獻的前提下，當然也能發現它的不足。譬如說，一些重要作品未能選入，又如鄭敏、牛漢、昌耀、灰娃等老一輩詩人這個時期的勞績沒有顯示。編者顯然延續的是1980年代那種“新詩潮”就是青年詩歌的思路。這個思路，也導致一些重要詩論沒有得到關注。這里指的是鄭敏《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的論文17，以及與鄭敏論文沒有直接關系，卻有相近主題的海外漢學家的爭論文章。這些文章，大而化之地可以概括為“新詩合法性”問題；這是讓人心動也心煩的“世紀之問”。有歷史記憶的人都知道，新詩誕生以來，每隔若干年這個問題就會變化花樣地提出來。有時候不免感嘆，已經七八十歲的人了，仍上不了戶口，成為來歷不明的“黑戶”。鄭敏認為，由于以白話為媒介，否定、遺忘、背棄了古典語言和文學傳統，使新詩至今沒有出現世界級的詩人和作品。許多人對這篇文章感到意外，主要是質疑來自老資格，且在1980年代得到高度評價的新詩詩人那里。這個現象，讓人想起1940年代林庚在《甘苦》18里的感慨：燦爛輝煌的古典詩詞巨大背景的籠罩，即使新詩的探索者“接受著一般只愿讀那爛熟了的作品的人們的罵”，也讓有的探索者“遲早也是要做古詩的”；“這文化的遺產真有著不祥的魅力，像那希臘神話中所說的Sirens，把遇見她的人都要變成化石嗎？”

但是鄭敏不僅在中國“古典詩詞”背景下提問，也在“世界詩歌”的視野下提問。這是“全球化”時代問題的“新變”。也就是，用來丈量新詩的，不僅有中國古典詩歌的尺子，還有歐美現代詩歌的尺子。鄭敏的論述受到許多質疑，但也有評論者認為，不應簡單理解為保守“復舊”，她重提傳統，包含著對當代平庸、瑣屑、缺乏精神高度的某些“后現代詩歌”的批評。不過在我看來，這一批評似乎不應在新舊詩關系的框架里得出。在此前后，美國研究唐詩的宇文所安教授在《什么是世界詩歌》里，也把對中國新詩的評議放置在中西、新舊交錯的平臺上。他說“現代漢詩”有雙重不足，一方面比不上中國古典詩，另一方面比不上歐美詩；模仿歐美詩的“現代漢詩”“失了根”，變成不中不西的贗品。

海外學者爭論的起因，部分和北島詩英譯本《八月的夢游者》19的出版有關。另一位由這本英譯詩集引發感慨的，是澳大利亞的教授威廉·兼樂，他在《評〈八月的夢游者〉》20中有這樣的話：“漢語不再可能寫出偉大的詩篇了。過去40年沒有真正能傳世的漢詩，在那以前的半世紀也沒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作品”；又說，“即使是那些受過古典教育的人也發現幾乎沒辦法用白話創造勉強稱得上好的詩歌”。這些話傲慢，也不是事實。當然，海外的中國詩歌研究者中，也不是都持這一偏見，像奚密、周蕾、柯雷等就或寫了反駁文章，或在這一問題上表達了不同看法。他們一個重要的論點是，不能無視20世紀中國人的遭遇和面對的問題，他們由此產生的經驗，需要尋找相應的語言和藝術表現方式；事實上這一探索已經取得可觀的成績。后來有研究者指出，這里涉及民族文化身份和審美話語權的問題。但我當時的認識沒有達到這個高度。

十多年后2006年的春天，臧棣、姜濤在北大開設“當代詩歌與當代文化”的全校通識課，讓我去講一次。借這個機會，我溫和地為對新詩嘔心瀝血的“志士仁人”鳴冤叫屈。宇文所安在文章中談到北島的《雨夜》之后說，“避免寫出這樣的詩句，大概是一個詩人需要學習的最重要的事情”。可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之交，有不少中國讀者讀北島這些詩，有過“震撼性”的觸動。21我相信審美評價有超越時空的共同性因素，但是，特定情境的感受、體驗也需要尊重，并在思想、美學上做出解釋。正是不同時空的特異性，是構筑、推動、發展審美共同性的要素。

由于受到巨大的古典詩歌的覆蓋，新詩評價“標準”問題在這個時期出現一種“激進”論述。其中一種思路在臧棣1990年代初論述“后朦朧詩”的文章提出，并在他后來的博士論文中得到較完整呈現。1997年6月，受孫玉石先生邀請，我參加了他的關于新詩現代性問題的論文答辯。他試圖用“現代性”框架來清理新詩的評價史。他的主要論點是，新詩的評判標準“是其自身的歷史提供的”，新詩“有能力為自身制定規則和標準”，試圖切斷新詩與古典詩詞聯結的“臍帶”。這份博士論文是沒有終曲樂章的“未完成交響曲”，北大圖書館博士論文庫不見收藏，多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議修訂出版，他雖頷首微笑卻不加理睬。不過，論文部分內容以《現代性與新詩的評價》的題目，作為一次詩歌會議論文發表。22他的這個論點，讓我想起1958年新詩發展道路討論時的情況。當時，雖然說古典詩歌和民歌是新詩發展道路基礎是權威性認定。當年任職于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何其芳、卞之琳、力揚，還是禁不住以怯生生的語調提出，新詩自身的傳統也應該是一個傳統。距何其芳們有點委屈的申辯又過去了五十多年，臧棣覺得無需心虛。新詩已經有了豐厚的藝術積累，有了成就卓著的詩人；它既無需以是否“繼承”古典詩歌作為前提，也不必再征引外國（西方）詩歌作為依據。臧棣他們認為，當代的優秀詩人，已有足夠心理能量、知識儲備和藝術才能，來參與和古典詩歌、和域外詩人的對話。對臧棣這一看法，姜濤評論說，在這種視角中，“一種虛擬的卻絕對化的連續性被排斥”，新詩與舊詩之間雖有影響甚至是推動性關系，但這種關系不應構成一種具有模式意義的評議角度。姜濤認為，臧棣將論述重點轉移到新詩自身的現代性追求上，“從而巧妙地繞過了僅在傳統與現代關系（或繼承或反叛）中思考新詩前途的慣習”，帶來了新詩研究的新局面。姜濤有一點“狡猾”、在支持的同時不露聲色地將問題縮減為研究和敘述的層面。

1997：武夷山上的“現代漢詩”

前面說到當代詩人“包辦一切”，似乎帶有一點貶義，其實不然。寫詩這個行當，有許多特殊的地方，有天賦的成分。想象力，“通感”的氣質，對聲音、語言的敏感和辨識力，不是每個人都擁有。我這樣說肯定要受到質疑，趕緊補充一句：批評家和研究者也有詩人難以承擔的事情要做。而且，詩人的話也不可全信；詩人們寫詩的時候和講詩（哪怕是講自己的詩）的時候可能不是同一個人。

沙光他們編輯的《中國詩選》收錄的1990年代初詩人的詩論文章，提供了我們認識詩人論述的特點。當時讀的時候，一個很強烈的印象是一連串詩學詞匯迎面撲來，而這些詞匯中有些是寫詩人才可能有的感覺。知識分子寫作之外，還有本土氣質、中年特征、容留的詩歌、不潔的詩歌、及物性、敘事性，以及后來柏樺的“下午”“減速”等等。這是那個時期當代詩學的“關鍵詞”——那個時候，“關鍵詞”的概念還沒有流行，還沒有成為體制化學術論文的必備“零件”。有詩歌批評家將這個現象描繪為“拋擲著花樣繁多的詩學詞匯”，以為自己和眾人“廓清自身、指明方向”23。

這組詩人詩論的另一個共同點，是對時間（社會的和詩歌的）斷裂的強烈意識，以及斷裂的情勢下對詩人心理、身份意識、寫作藝術方法等轉變的規劃。“中斷”“重新開始”，1980年代詩歌方式“失效”等，是他們的相當一致的判斷。當然，同時存在被掩蓋、忽略的不同認識，如圍繞詩歌民刊《他們》的詩人認為，1990年代詩歌藝術路向，在1980年代中后期經由《他們》等為代表的“第三代詩人”已確立，1990年代是它的延伸；“敘事”“日常性”“反諷”等詩歌觀念與藝術方法，并不是1990年代的發明。他們拒絕有關“轉型”“斷裂”的說法。不過，關于1990年代詩歌出現“斷裂”和時期更替的認識仍占據主流位置。后來我在《中國當代新詩史》有關大陸1990年代詩歌的部分指出，在這樣的估量下，詩歌如何處理復雜化的經驗，如何保持“向歷史講話”的能力，是他們不斷提出的問題。這包括：“跌落”的、留心生活細節、陰影、皺褶的詩歌，與精神探索、歷史承擔之間的關系；詩人在“自覺于詩歌的本體依據，保持個人烏托邦自由幻想的同時”，如何“完成詩歌對當代題材的處理”24等等。這個階段提出“及物性”命題，針對的是1980年代“純詩”、詩歌“不及物性”“零度意義”的主張；但同時也劃出了它和“抗議”詩歌的界限，消解有關詩歌巨大“政治能量”的幻覺。另外，這些詩論也在消解“詩人英雄”、代言人身份意識，打破詩人自我形象與詩的“敘述人”之間的“浪漫主義”式的重合，而“向著詩人的個性收縮”的趨勢25。因而，在“斷裂”的估量者看來，結論只能是一個：

這一行必須重新做起

學會活著，或怎樣寫詩

——張曙光《責任》

無獨有偶，曾是“朦朧詩人”的王小妮，這個時期也寫了以《重新做一個詩人》為題的隨筆和詩。他們從各自的時代體驗中，意識到更替、轉折的必要：

有人說這里面

住著一個不工作的人。

我的工作是望著墻壁

直到它透明。

……

海從來不為別人工作

它只是呼吸和想。

詩歌“轉型”的強調者的詩學理念和藝術方式的設定，不僅當作個體，或某一“詩群”的美學個性，而是賦予“范型”意義。他們將“意識”與“事實”，“可能的方面”與“歷史的方面”交錯、混雜，把正在展開的寫作實踐迅速歷史化。這一處理方式，以及對1980年代和1990年代之間詩歌理念、藝術方法關系的不同理解，是后來詩歌界爭論的根源之一。包括世紀末的“民間”和“知識分子”之爭，也包括二十多年后的“未來詩學”的提出。

1997年夏天，社科院文學所和福建師大聯合舉辦現代漢詩學術研討會26，地點是福建武夷山。這次會議上也能隱隱感覺1980與1990年代詩學觀念、學術風格上的差異、碰撞。雖說文學所是主要主辦單位，其實也就是掛個名，實際是福建師大中文系，特別是王光明教授在操辦。王光明堅持用“現代漢詩”來取代“新詩”，認為“新詩”的概念具有“時間神話”和“歷史進化”意識，也不利于將海外用漢語寫作的文本納入其中，他后來出版的有很高水準的著作就用了《現代漢詩的百年演變》的書名。不過，后來中國大陸詩歌界還是不大采用這一概念。王光明把1980年代對詩、對學術的敬畏、熱情，秩序帶到這次會議上。他事無巨細，包括議題、邀請人選、會議單元規劃，發言次序，食宿，菜譜……都殫精竭慮安排。他寬容但也嚴厲。我那個時期精力已經完全放在當代文學史上，詩歌只是作為文學史的組成部分關注，沒能提交會議論文，但他還是讓我參加。但他又“霸道”、不容分說地安排我主持懵懂無知的“女性詩歌”專場。最后一天游九曲溪，最能體現投入、專注、敬業、講究秩序的“80年代氣息”。在溪邊，眾人正興致勃勃呼朋喚友時，他從書包里掏出事先草擬好的名單，逐一宣讀每個竹筏乘坐人名字。當念到我、孫玉石、和荒林、周瓚、翟永明乘同一竹筏時，能覺察到周圍空氣中潛藏的失望以至不滿的氣味。這次會議上，“朦朧詩”時期“三個崛起”首次同臺，這被看作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會議留給我深刻印象的是兩點，一是關于詩人身份意識與詩歌寫作性質的討論，另一是對1990年代詩歌的評價。柯雷（荷蘭萊頓大學）的發言題目是《實驗的范圍：海子、于堅的詩及其他》27。他比較了《祖國，或以夢為馬》《春天，十個海子》和于堅的《0檔案》，認為前者是“重新陶醉于詩歌和詩人的崇高而重申神話”，而后者則是“反神話詩歌”，用“反”隱喻“回避”意象的方法，讓日常生活細節陌生化而產生了另一層面的隱喻。柯雷認為，雖然海子和于堅在“詩歌神話”上趨向兩極，他們卻都指向有關詩人“身份”的共同問題。“詩人是非常敏感的預言家，與眾不同的悲劇英雄，其天才經常得不到社會的承認。”柯雷說，這一浪漫主義的習見，在西方，比如荷蘭可能會被認為已經過時，不過在中國詩人這里似乎仍很普遍。他認為于堅、韓東的寫作，這種對“崇高的詩觀”的拆解，“是一項建設性的事業”。

有關詩人身份和寫詩的工作性質的另一個發言人，是王小妮。1980年代中期之后，王小妮與詩歌界的“運動”、潮流很少直接關聯，寫作變化也明顯，以致有“全然換了一個人”的感覺。28 前面我已經引了她的《重新做一個詩人》的詩，她說對著空空的墻壁影子，像是在讀出它們的寂寞、幽深……在武夷山這次會上，對著我們她也像是對著影子說話，講了“木匠致鐵匠”的故事29。她提出我們通常不再提出的問題：“我為什么要不停的寫字呢？”（當時我也朝自己提問：“為什么要不停地寫那些當代文學史的字？”）“故事”里那個“自棄的木匠”，釘死了鋪子柵欄走向田野（我卻沒有這個勇氣）。她說，詩人和這個木匠一樣，并沒有和詩“訂過終身廝守的契約”，也可以“終止寫作”；而且，“詩寫在紙上，謄寫清楚了，詩人就消失，回到他的日常生活之中去，做飯或者擦地板，手上沾著淘米的濁水……”30。

柯雷和王小妮在詩人身份和詩歌寫作性質上的觀點，都具有“反浪漫主義”的消解“詩歌英雄”、詩歌神圣想象的指向。這個問題的尖銳性現在已經大為減弱。不過，即使是21世紀之后，我在海口、北京的兩次詩歌會議說到詩人“手藝”問題的時候，還是引發我尊敬的知名批評家的強烈不滿和反駁。

1990年代詩歌評價并沒有列入這次會議的議題，卻引起大家的關注。原因是三位“崛起者”對“朦朧詩”之后的新詩潮評價大大降低，有許多實質性的嚴厲批評。開始我有點錯愕不解，曾一度將事情解釋為閱讀覆蓋面差異引起。現在想這是不對的，主要還是詩歌觀念上的問題。我和謝冕、孫紹振先生是老朋友，從他們那里學到了很多很多。他們都是極認真執著（為人和為學）的成就突出的作家、學者，有著堅守的不可更易的原則。他們做出“詩歌離我們遠去”判斷的原因可能不同，但都經過了深思熟慮。孫紹振在潛心于中國古典詩詞和文論之后，必然會如林庚先生說的“發現新詩的缺陷”；而謝冕則目睹他信奉的“詩歌精神”在1990年代的磨損和丟失而失望，并發出警覺提醒的聲音。設想謝冕也如痖弦先生（他們都出生于1932年，一位在河南南陽，一位在福建福州）那樣寫《如歌的行板》，可能會有這樣的句子：

抒情之必要

天真、樸素，跟顧影自憐、故作高深保持距離之必要

混雜的世界中發現美和單純之必要

批判之必要

清理英雄幻覺和保存英雄氣質之必要

認識“小也是大”但明白“小就是小”之必要

鳳凰木，梔子花，酒，羊雜碎湯和微醺之必要

始終的百年憂患意識和代言承擔之必要

……

1998，“空白練習曲”

武夷山會議期間，臧棣說想編一個詩歌叢書，入選詩人是1990年代開始活躍，并取得一定成就的詩人作品，問我可不可以當主編。我從未當過主編，有這個光榮很高興。這個詩歌叢書的主旨，猜想是要回應對詩歌現狀批評的爭議，并為進行中的1990年代詩歌定位。當時詩歌“不景氣”的情況下，以叢書或選本方式展現“進行中”的詩人寫作，是一種有效的傳播、批評手段。臧棣他們的叢書就叫“九十年代詩歌”。就在武夷山會議召開的同時，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紀末中國詩人自選集》31，西川、歐陽江河、陳東東、王家新等列入。另一個重要例子是程光煒主編的，影響很大的選本《歲月的遺照》32。

說來慚愧，我其實沒有做具體的策劃、編輯工作，就是掛個名，寫了一個簡短的序言。我為飽受責備的“1990年代詩歌”做了辯護，并指出詩歌批評、研究方法上存在的一些偏向，沒有疑問，批評的整體描述、判斷是重要的，不能只撿芝麻丟掉西瓜。不過，整體性描述和評價應該建立在個案、文本分析的基礎上，否則，全景式的概括便失去根據，空洞乏力。當時我寫了這樣一段話：

……我們必須改變處理問題的方式。也就是說，不是首先從各異的詩觀出發，憑一種印象對詩界現狀估出結果是四分五裂的描述和判斷，而是首先細心地考察詩人們究竟做了些什么，做得怎樣，并首先討論我們據以評判、解讀現代詩歌的理論、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我們不僅要對詩提問，而且對“對詩提問的人”提問，不僅質疑詩，而且質疑自身。

叢書由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出版，收入臧棣的《燕園記事》，黃燦然的《世界的隱喻》，西渡的《雪景中的柏拉圖》，孫文波的《給小蓓的驪歌》張曙光的《小丑的花格外衣》，張棗的《春秋來信》。我比較集中讀張曙光、黃燦然和張棗的詩，也是通過這個叢書。2001年9月到12月，我退休前最后的課，是給研究生上的1990年代詩歌細讀討論課，第一個解讀的詩人是張棗，選了他的短詩《邊緣》。由臧棣主講；我當時非常期待，從臧棣的解讀中收獲很多，但也有點失望。糾結的是解讀有點理念化、邏輯化；對我一直小心保護的詩的神秘感有點損害，但也許臧棣是對的。“邊緣”作為一種社會位置、心理感受，在張棗那里確實很重要。后來，我在一篇討論俄國作家愛倫堡的文章里寫到張棗，我覺得他和俄國詩人茨維塔耶娃的性格、詩觀、處境有一點相像：這就是潛在的“邊緣”位置和心理意識。這個位置和意識其實存在著悖謬的特征。如果詩人們認可奚密教授的概括，把“邊緣”作為現代詩的本質特征的話，他們不僅有驕傲，而且更有焦慮和痛苦。我隱隱覺得，這兩位不同時代、生活在不同國度的詩人，他們性格、命運有著“自毀”悲劇性，與“邊緣”有關。讀著《春秋來信》，一個明顯的感覺是“抒情方式”和1980年代的不同。主要的一點是如他評論策蘭時所說的，以獨白式的抒情被“對話式”取代。張棗認為，“對話是一個神話，它比流亡、政治、性別等詞更有益于我們時代的詩學認知。不理解它就很難理解今天和未來的詩歌” 33。“抒情方式”的這種轉化，在1990年代的中國詩人那里當然不限于張棗，但他表現更為自覺。對話的對象可能是親友，是某個詩人，是某一文本，是“自我”的虛擬或拆分，或確定的、想象中的“知音”讀者。于是，張棗的詩中常漂浮著隱秘的信息。它的傳遞得到一些讀者會心的領悟和參與，而因時空際遇的限制，和對想象方法的陌生，卻與另外的讀者產生阻隔。因此，正如有的批評家所說，抵達“知音”的向往本身就會包含失敗的悲劇。譬如，我當時讀詩集中的《今年的云雀》便難以理解其中隱含的信息，過了幾年讀到德國學者蘇珊娜·格絲《一棵樹是什么？》34的文章，才有一點領悟，才明白這首詩與策蘭、與布萊希特之間的關聯。 蘇珊娜·格絲的文章討論了張棗《今年的云雀》（1992）、布萊希特《致后來人》（1938）和策蘭《一片葉，沒有樹》（1968）35之間的應答關系，并延伸到詩歌中的對話、尋找傾聽者、知音等問題。格絲認為，布萊希特和策蘭的詩歌、語言觀大相徑庭。布萊希特根據他的馬克思主義藝術觀不懷疑語言的交流功能，因此，他認為“非政治性的話語”就是對惡行的沉默，也就是同謀犯罪。策蘭卻認為一切對話，與以往對話的話語都應含有歉疚，他質疑言說本身。因此，“無樹”意味著“對藝術而言，一個可觸感的物件已徹底缺在”和“意義空白”。顯然，張棗的《今年的云雀》是采取同情策蘭的立場來與布萊希特的對話。格絲認為，與其說張棗不同意布萊希特的“言說＋行動”這一詩學宣言，倒不如說他不同意代表一代人發出共同聲音的方式，因為具備一個集體意志的“后來人”已不存在，今天的個人只能面視他自己發現的現實。

“個人只能面視他自己發現的現實”，大概就是1990年代詩歌界提出的“個人歷史想象力”的命題了。在1990年代，“具備集體意志的后來人”的存在，在一些人那里得到肯定和堅守，但在一些人那里受到懷疑；個人從“一代人”，從“集體意志”中離散，分裂為沒有關聯的“原子式”個人。如果是后面的這個情況，那么，言說、詩歌等也就跌落破碎，詩人筆下大概就只有“空白練習曲”：

但最末一根手指獨立于手

但葉子找不到樹

但干涸的不是田野中的樂器

總之它們不運載信息

這是一支空白練習曲……

——張棗《空白練習曲》

這其實是提出了1990年代詩歌緊要、布滿歧義，也有著選擇上困惑的問題。

注釋：

1 五六年前的2019年10月26日，山東大學文化傳播學院在威海校區舉辦“張棗博論譯稿暨詩學思想研討會”，會議由亞思明教授召集、主持，參加的有孫基林、敬文東、江弱水、程一身、西渡、姜濤、冷霜、顏煉軍、王東東、張光昕等詩人和詩歌評論家。這是我的發言，經過修訂和擴展。

2 張棗：《現代性的追尋——論1919年以來的中國新詩》，四川文藝出版社2020年版。

3 參加這次會議的代表將近七十人。有1980年代以來活躍在詩歌界的詩人、批評家，以及文學報刊的負責人：鄭敏、牛漢、謝冕、孫玉石、孫紹振、李歐梵、楊匡漢、芒克、李陀、徐敬亞、王小妮、曲有源、鐘鳴、柏樺、張棗、于堅、程光煒、吳思敬、劉福春、董秀玉、蔡翔、朱朱、西川、唐曉渡、陳超、南帆、耿占春、王鴻生、臧棣、任洪淵、沈奇、陳仲義、葉兆言、樹才、宋琳、王一川、宗仁發、何銳、張勝友、楊斌華、程永新、林建法、懿翎、周立民、孟暉、楊克、王強、小海、莫非、張新穎、張檸、趙野、謝有順、吳俊、還有我。記得還有日本的中國新詩研究者是永駿。因為有一種“世紀會議”的設計，參會者名單不嫌麻煩開列。

4 孫紹振：《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詩刊》1981年第4期。

5 這個情況，是當年參與編輯詩歌理論刊物《詩探索》的楊匡漢告知筆者的。

6 戴錦華主編《書寫文化英雄》，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頁。

7 引自賀照田主編《學術思想評論》（第2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 版。

8 陳東東：《片面的看法》，《標準》1996年春創刊號。

9 蕭夏林主編《顧城棄城》，團結出版社1994年版。

10 文昕編《顧城絕命之謎——解秘》，華藝出版社1994年版。

11 鐘鳴：《旁觀者》（第3卷），南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4頁。黑體字是原有的。

12 閔正道主編《中國詩選》（第1輯），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13 參考《舊約 · 詩篇》126章5、6節。

14 昌耀等：《命運之書——昌耀四十年詩作精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有邵燕祥序《有個詩人叫昌耀》和自序，附錄里有駱一禾、張玞的評論文章。卷一收1955—1957年的詩，卷二收1961—1967年的詩，卷三收1979—1994年的詩。

15 昌耀：《命運之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頁。

16 王光明：《現代漢詩的百年流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04－605頁。

17 鄭敏：《世紀末的回顧：漢語語言變革與中國新詩創作》，《文學評論》1993年第3期。

18 林庚：《問路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

19 北島：The August Sleepwalker，杜博妮英譯，new directions1990年版。

20 《評〈八月的夢游者〉》刊于《澳洲中國事務學刊》1990年1月號。這里轉引自奚密《現代漢詩的文化政治》，《學術思想評論》（第5輯），遼寧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1 讀北島《回答》等詩引發的“震撼”的描述，來自柏樺《左邊——毛澤東時代的抒情詩人》一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版。

22 收入王光明編《現代漢詩：反思與求索——1997年武夷山現代漢詩研討會論文匯編》，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23 姜濤：《敘述中的當代詩歌》，《詩探索》1998年第2期。

24 陳超：《求真意志：先鋒詩的困境和可能前景》，《最新先鋒詩論選》，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頁。

25 臧棣：《后朦朧詩：作為一種寫作的詩歌》，《中國詩選》（第1輯），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54頁。

26 會議自7月26日至30日。參加者除中國大陸學者外，還有來自中國香港、臺灣，以及美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韓國、荷蘭的研究中國新詩的學者、詩人六十多位。 他們有：王光明、梁秉鈞、唐曉渡、王家新、周亞琴（周瓚）、臧棣、李振聲、佐佐木久春、孫玉石、藍棣之、陳仲義、俞兆平、任洪淵、周曉風、翟永明、何銳、南帆、沈奇、王珂、白靈、蕭蕭、杜國清、謝冕、孫紹振、徐敬亞、王小妮、程光煒、洪子誠、朱壽桐、金龍云、林祁、荒林、柯雷、顧彬、張炯等。

27 整理稿收入《現代漢詩：反思與求索——1997年武夷山現代漢詩研討會論文匯編》，現代漢詩百年演變課題組編，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28 崔衛平：《編選者序》，《當代詩歌潮流回顧·蘋果上的豹》（女性詩卷），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29 她的這個發言的文稿開會之前已在刊物發表，但是我沒有讀到，會議后收入《現代漢詩：反思與求索——1997年武夷山現代漢詩研討會論文匯編》。

30 王光明指出，王小妮的“只為自己的心情”寫詩的說法，是“反對詩歌成為一種社會職業而作為一種內心需要”。王小妮可能不一定是在“反對”什么。至于寫詩是否應該、或是否可以成為一種“社會職業”，那是因人而異的事情，要看不同詩人的不同生活條件。不過，在大眾消費文化成為主流的時代，寫詩謀生的可能性大為減少，想拿它作為單一的“社會職業”也已不大可能。參見王光明《現代漢詩的百年演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13頁。

31 叢書收入西川的《大意如此》，歐陽江河的《誰去誰留》，陳東東的《明凈的部分》，王家新的《游動懸崖》四種，1997年8月版。

32 《歲月的遺照》是“九十年代文學書系”叢書中的詩歌卷，其他還有主流小說卷《融入野地》（蔡翔主編）、先鋒小說卷《夜晚的語言》（南帆主編）、女性小說卷《世紀之門》（戴錦華主編），作家散文卷《新時代的忍耐》（耿占春主編）、學者散文卷《冷漠的證詞》（洪子誠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我和李慶西被委任為總主編，實際策劃、編輯的工作均由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賀照田等擔任。

33 參見蘇珊娜·格絲《一棵樹是什么？》，《語言：形式的命名》，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頁 。

34 孫文波、臧棣、肖開愚編《語言：形式的命名》，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蘇珊娜·格絲文章副標題是“‘樹’、‘對話’和文化差異：細讀張棗的《今年的云雀》”，商戈令譯，該文隨后刊于《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2期。

35 布萊希特的《致后代人》（或《致后代》），格絲文章的譯文是：“這是什么時代，/連談話都幾乎變成犯罪，/因為它包含了/如此多的以往的話語？”綠原譯文是：“這是什么樣的時代啊，一場/關于樹木的談話幾乎就是一樁罪行，/因為它包含著對那么多為非作歹的沉默！”王家新的譯文是：“那是什么時代，/那兒一場對話/幾乎是一種犯罪，/因為它包含了/太多的流言？”黃燦然的譯文是：“這是什么時代，當/一次關于樹的談話也幾乎是一種犯罪/因為它暗示對許多恐怖保持沉默？”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